东方名流的情人们-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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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也就从母姓，长大后成为台湾的柔道高手。　　　　
　　　　对郑小龙来说，记忆中父亲总是在写稿：“记得幼稚园时，他写稿，我在旁边玩，还会被他修理”，直到郑小龙读小学一年级时，邵氏电影公司改编古龙小说《天涯明月刀》，古龙就此发迹，也离开郑氏母子。　　　　
　　　　古龙迷恋上另一位舞女，名叫叶雪，她的名字似乎暗示着她的清雅与洁净。又一次相同的心路历程，同居。如胶似漆、爱的结晶——一个男孩。然后又是分手。　　　　
　　　　这时，一个女高中生闯进了他的视野。中学生自然与舞女大不相同，纯朴典雅，是古龙梦中的小天使。他一见倾情，难以自拔，而且第一次想到了归宿，想到了责任。于是，他以婚姻——最古老而又最神圣的爱情承诺——向她表明了自己的心意。这个女孩子就是古龙的第一任妻子梅宝珠。　　　　
　　　　她应当算得上理想中的妻子。她是古龙的崇拜者，绝对依顺自己的丈夫，生活上又是持家的能手。她性格沉稳、忍让。然而，在她生下3个儿子以后，他们的婚姻开始产生裂痕。再贤慧的妻子也无法长久地忍受丈夫在外拈花惹草，或者总是与狐朋狗友鬼混而不回家。　　　　
　　　　古龙的弟子丁情说得对：“古大侠生性就是个浪子，所以根本不适合婚姻生活。”　　　　
　　　　他们最终还是分手。古龙想要一个家，但有了一个家，他又时时逃出这个家。离婚后，他没有立即考虑婚姻，而是真正过起了浪子的生活。就像他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所说：只要有美女与美酒，无论如何，人生总是值得活下去的。　　　　
　　　　当又有一位女高中生无意中出现时，他久已沉伏的温情与家恋又蠢蠢欲动，难以自禁。他第二次结婚，妻子就是于秀玲。据说不但漂亮，而且文静，是典型的江南少女。她爱好文学，通过阅读小说而知道古龙，因为喜欢他的作品而爱上他本人。爱情与崇拜混合，偶像与实际形象混淆。这样的爱情华丽浪漫。她为古龙带来许多欢乐和勇气。　　　　
　　　　她一直伴随到古龙生命的结束。古龙爱美人，他的朋友于志宏说，古龙每一部著作后面都有一个女人。古龙自己也承认，没有女人，便无法生活。然而，他更重朋友。每每把笔一扔，人已跑到屋外，一连许多天找他的朋友去了。他对朋友可以推心置腹，无所不谈，上至文人学士，下到贩夫走卒，相交满天下。当然，他也有许多女朋友，但他把男朋友看得更重。朋友虽多，却没人真正了解他、这又是古龙浪子生涯的独特心境。惟一真正知心的，是长期住在他家中、受他影响至深的弟子兼义子丁情。丁情说：“因为古大侠寂寞，所以他便追求新奇，所以，他的婚姻不能长久。古大侠生性是浪子。”这种性格和心境，也给他的武侠小说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古龙是一个永远都在追求突破的人，对小说如是，对女性也如是。他恨不得爱尽天下美女。　　　　
　　　　所以他根本就是一个不适宜结婚的人。　　　　
　　　　然而他还是结了，虽然都以分手结束，但是，不可否认的，婚姻生活甜蜜宁静的一面，也温暖过古龙好漂泊的浪子情怀。　　　　
　　　　古龙仅有的两次婚姻，都如昙花一现。至于其他的女人，到底有多少个真正曾经印入他的心底，或者，有多少个成为他灵魂深处的最爱，就像李寻欢对于林诗音那样？没有人知道。一种永久的隐秘。　　　　
　　　　他的小说，跟他的婚姻生活有密切关系。写《多情剑客无情剑》的时候，他正在失恋，所以笔下的小李飞刀李寻欢，是那么的抑郁，那么的无奈。　　　　
　　　　写《欢乐英雄》的时候，他正在享受家居的温馨。所以郭大路等人的行径，充满了愉悦。　　　　
　　　　所有和古龙交往过的红颜知己，都只是古龙生命中的过客，一个一个的在他面前欢笑、暗淡，而消失。这些女子，很多都被他写在小说之中。　　　　
　　　　古龙不是英俊的男人。不要说英俊，连端正都谈不上。他与金庸、梁羽生站在一起，金庸气度不凡，笑而含威，颇有大师神采；梁羽生则从容不迫，温文儒雅，颇有名士气韵；而古龙，却是土头土脑，傻样兮兮，十足一个“猪肉佬”（广州话“屠夫”的意思）。


第二部分武侠大师　古龙（2）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貌不惊人的男子，却吸引了许多妙龄少女，风流万千。有人认为是古龙有才华，有人则认定古龙有钱。　　　　
　　　　钱当然是一个好东西，当然也是令许多女人芳心大动的东西。古龙确实肯为女人花钱，花起来如流水，可以在一个晚上花掉他半本书的版税。　　　　
　　　　多情也让古龙困扰不已，1977年间，他与当时刚出道的19岁女星赵倍誉出游3天，被女方家长在饭店查获，并要求百万台币遮羞费，引起社会震惊，演艺团体还因此发起自清运动。　　　　
　　　　但深知古龙为人的丁情却说：古大侠对美女的魅力就在于他的“寂寞”。和古龙深交过的女孩子，都知道古龙是一个多么寂寞的男人。因为他内心寂寞，追求新奇，他爱过的女人委实不少，但能长久相处的几乎一个也没有。　　　　
　　　　最后一次失败的婚姻，古龙说对他打击和影响最大。他为了这次婚姻，曾经消沉过，忧郁过。　　　　
　　　　尤其是最后这一年，他得了肝病，半夜吐血时，如果没有于秀玲的照顾，那真是苦不堪言的事。　　　　
　　　　最后这一年，他曾经昏迷过，在医院里失禁，前前后后进出医院不知有多少次。于秀玲一直都陪伴着他，料理着他的起居，从不言苦，也未曾要求过古龙的回报。　　　　
　　　　这真是古龙幸福的地方，每每让他的朋友称羡不已。　　　　
　　　　古龙临终前对她说：“真对不起你，也对不起那些爱过我的女人。”　　　　
　　　　古龙一生未曾做过坏事，假如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恐怕也只有他的红颜知己能诉说他的不是。因为他个性上最大的毛病，就是不甘于被一个女子束缚住。这个性格，直到他离开人世前，从来都没有改过。　　　　
　　　　尽管这样，古龙却有一个很好的地方，那就是每当聊起以前的女友，在古龙的口中回忆的，都是美好的。他从来也不曾说过他女友的坏话。　　　　
　　　　那时，何等风光。而在他晚年，病久而九死一生之后，他说：“一个人死了五次再活过来，还有什么事情看不开呢？”也许正因为他看开了，所以他可以悠悠的去，而留给读者的呢，莫过于乔奇那幅悲壮又悲怆的挽联：　　　　
　　　　小李飞刀成绝响，　　　　
　　　　人世不见楚留香。


第二部分当代作家　郭沫若（1）

　　　　郭沫若：1892年出生于中国四川，著名当代作家。　　　　
　　　　郭沫若是四川乐山沙湾镇人，本名开贞，号尚武，在兄弟中排行第八。　　　　
　　　　1912年旧历正月十五日，二十岁的郭开贞奉父母之命，和苏溪张家的姑娘琼华结婚。郭开贞本以为新娘子会像三嫂一般美丽清新；哪料大失所望；且不说三寸金莲；掀开新娘子的头巾；朝天猩猩鼻孔。第二天随新娘子回家；发现她还抽水烟；更增了他心里的不快。这两天的婚礼，对他来说是名副其实的“结婚受难记”。　　　　
　　　　婚后第五天，郁郁寡欢的郭开贞便坐船去成都了。这一年的暑假曾回家居住，但他每天晚上都睡在厢房的长凳上，绝不和张琼华同房。她便作为有名无实的郭沫若的原配妻子恪守妇道，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活寡妇，一个地地道道的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　　　　
　　　　1914年，郭沫若赴日本留学。初到日本的那几年，在异国流浪生活中遭受的民族歧视，国内黑暗的社会现实和军阀混战，父母包办婚姻留下的创伤，加上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读书时因过于用功而患上的“极度神经衰弱症”，使他陷入消沉、苦闷之中，他忽儿想自杀，忽儿想出家，精神濒于崩溃。　　　　
　　　　正在这时，他与安娜相遇，正如他自己所说：“把我从这疯狂的一步救转回来的，或者要算是我和安娜的恋爱吧……我和她开始恋爱，我的作诗欲望才认真地发挥了出来。”　　　　
　　　　1916年6月，郭沫若在东京一高的留日同学陈龙骥患了肺病，住进圣路加医院。郭沫若此时已升入冈山六高读书。这年暑假，他到东京去探望友人。在圣路加医院，他第一次见到日本女护士佐藤富子。他发现，这位少女的眉宇之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圣洁之光，熠熠生辉。这洁光，令他感到神圣，令他肃然起敬。　　　　
　　　　不久，陈龙骥在养生院病故。郭沫若给亡友料理完丧事后，再度来到圣路加医院，索要亡友的X光底片，藉此机会见一见他钟情的那位日本姑娘。　　　　
　　　　佐藤富子听郭沫若说起友人之死，流了不少同情的眼泪，还说了许多安慰的话。这泪水，这话语，滋润着郭沫若的心田，他感受着一种苦涩的甜蜜。他怀着对爱的神秘憧憬，匆匆回冈山去了。　　　　
　　　　隔了一个星期；佐藤富子把陈龙骥生前的X光照片寄到冈山六高来了。她还用英文写了一封长信安慰郭沫若，信中说了许多宗教上的教训。　　　　
　　　　原来佐藤富子是一位虔诚的基督信徒。她生于1895年（明治二十八年）4月5日，仙台人，父亲是位牧师。在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学堂毕业后，这位年轻的日本姑娘立志献身于慈善事业，便不顾父母的反对，只身一人从仙台来到东京，在京桥区圣路加病院当了看护妇。　　　　
　　　　郭沫若一遍又一遍的读着佐藤富子的来信，真正感受到了一种带着苦味的甜蜜。既在国内饱受包办婚姻之苦，又在异邦备受欺侮之痛，这时的郭沫若得到了这样一位日本女子的尊重、同情与爱怜，恰如在苦难中遇着了圣母玛丽亚一样，怎能不叫他万分感动呢？　　　　
　　　　“啊啊，上帝可怜我！见我死了一位契己的良朋，便送一位娴淑的腻友来，补我的缺陷么！”　　　　
　　　　他这么激动地想着。再看那信时，字里行间分明又闪现出佐藤富子特有的那种圣洁的光辉来。郭沫若的心灯被拨亮了，智光被点燃了，他当即给佐藤富子回信表白了自己的心迹：　　　　
　　　　“……我在医院大门口看见您的时候，我立刻产生了就好像是看到圣母玛丽亚那样的心情，您的脸上放出佛光，您的眼睛会说话，您的口像樱桃一样。您到现在一定救助过无数的病人，我爱上了您。我忘不了同您的那次谈话，我离开家乡已经两年，在异乡非常寂寞。”　　　　
　　　　几天以后，佐藤富子便收到了郭沫若的来信。读罢之后，她禁不住笑起来了，心想：“这是情书啊！爱上了我真是奇怪，不过，他是一个可爱的学生，好男子……”　　　　
　　　　东京——冈山。虽相隔千里之遥，但隔不断一位中国留学生和一位日本姑娘的绵绵情思。　　　　
　　　　从那以后，郭沫若和佐藤富子书信往返十分频繁，一个星期之中每每要通上三四封信。夏去秋来，通过纸上谈心，他们相知了，相爱了，两人认作异国的兄妹。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已经难割难舍了。郭沫若开始为富子考虑一件大事：进东京市谷女子医学校读书，并想尽早与她同居。富子没有拒绝。为了与郭沫若结合，她同父亲及家族闹到决裂的地步，但她并不懊悔，她想走自己的路。　　　　
　　　　为了掩人耳目，富子去冈山之前，请郭沫若为她起了个中国名字。郭沫若为她取名“郭安娜”。她接受了这个名字，激动地说：“我的心，我的灵魂已经入了中国籍！”自此，她一直沿用这个名字，终生不改。　　　　
　　　　1916年12月上旬的一天清晨，郭沫若把安娜接到了冈山的“家”。翌年3月，安娜考取了东京市谷女子医学校，暂时离开刚筑造的爱巢。但是入校一个月后，安娜发现自己怀孕了。5月，她辍学返回冈山。12月，一个小生命诞生了（男儿，取名和夫），家庭更加充满生机。　　　　
　　　　他们的情感生活是丰富而充实的，爱情还给郭沫若带来了诗的创作激情与灵感。除了献给安娜的情诗之外，在五四新文化大潮中，受着惠特曼诗歌的煽动和歌德诗歌的哲理启发，郭沫若创作新诗的欲望，如火山爆发。《女神之再生》、《地球，我的母亲》、《天狗》、《炉中煤》等佳作，在时代催促下应运而生了。他的第一部新诗集《女神》，开一代诗风，奠定了他在新文坛上的地位。


第二部分当代作家　郭沫若（2）

　　　　郭沫若和安娜两人的结合，没有得到双方家庭的认可。佐藤家是严格的基督教徒，没有征得父母同意便同一个并不信仰上帝的中国留学生自由结婚，是无论如何不能允许的，安娜因此受到了“破门”的处分……　　　　
　　　　郭沫若自己也面临着两难的处境。和安娜的自由结合，同样遭到他父母亲的反对。尤其是他提出来要和张琼华离婚，更受到了他们的斥责，很长一段时间竟断绝了书信来往。郭沫若想到父母都老了，张琼华又是旧式的脑筋，他假如一定要同她离婚，她可能会因而气坏。考虑再三，最后他决定了永远和家庭疏远的办法。　　　　
　　　　直到安娜生了长子和夫以后，郭沫若的父母才宽恕了郭沫若，并承认了安娜的存在。但在写信的时候，仍称这位日本儿媳为“妾”，称安娜生的儿子为“庶子”。这不能不使郭沫若感到伤心。　　　　
　　　　1923年4月郭沫若毕业于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获学士学位以后，带着安娜和三个儿子回国，居住在上海。虽然郭沫若在文坛上已经很有名气，但靠卖文为生，一家五口“过着奴隶加讨饭的生活”。　　　　
　　　　长兄郭橙坞曾来信对郭沫若的婚姻问题提出了两种解决的方案：一是与张氏离婚，二是和两位妻室同居。前一种勉强可以称之为“咸与维新”；后一种则是沿用的旧习了（旧时妻妾同居者甚多）。但郭沫若考虑了半天，终觉不妥，于是便给大哥回了一封信，表明心意道：　　　　
　　　　“离掉张氏，我思想没有那么新；二女同居，我思想没有那么旧。不新不旧，只好这么过下去。”　　　　
　　　　只好这么过下去。与安娜母子相依为命。　　　　
　　　　1926年3月，经瞿秋白推荐，郭沫若离沪去广州，任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文科学长。不久，妻儿亦去了广州。同年7月下旬，郭沫若毅然投笔从戎，随军北伐。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前敌委员会于8月1日发动南昌起义，郭沫若闻讯，于8月4日离开九江赶赴南昌追随起义部队。行军途中，郭沫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期间；他遇到了革命女战士安琳。郭沫若在广东大学任文学院长时，安琳在预科读书。一个是师长，一个是学生；一个是著名的诗人，一个是风华正茂的女青年。在校园里，在各种集会上，他们两个人时常见面，但并没有直接的交往。头年10月，安琳由广州来到武汉，在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工作。其时，郭沫若已经升任政治部的副主任，军衔是中将。　　　　
　　　　当时武汉盛行着一种“要恋爱”的风气，“单身女子若不和人恋爱，几乎罪同反革命——至少也是封建思想的余孽。”安琳初来不久，对一些男同志的纠缠也和茅盾笔下的静女士一样感到“十分地不高兴”。郭沫若是十分关心下属的，尤其对投身革命的年轻女学生倍加爱护。他告诉安琳说：“只要能够革命，恋爱是不要紧的。能够借恋爱的力量来增进革命的热情，这是可以讴歌的现象。卡尔·马克思不是有绝好的爱人？意大利革命运动的领袖人物加里波的不是有共生死的情侣吗？代表未来社会的中国女性是应该产生的时候了。这种人决不会因恋爱成功而堕落，也决不会因恋爱失败而沮丧。恋爱就和吃饭一样，吃了饭是要干革命工作的。不过我看见有些女同志，吃了饭便做起太太来，这可要令人悲观了。”　　　　
　　　　此时郭沫若正单身独处。安琳便问起安娜夫人的近况：“你的家眷还在广州吗？”　　　　
　　　　郭沫若叹了一口气，说：“好久没有得到消息了，说不定已经到了上海。”“该没有什么危险吧？”“危险或者不会有，因为我的老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啦。”　　　　
　　　　“啊哈！日本帝国主义者！”安琳忍不住笑出声来了。的确，这是一次愉快的谈话，彼此都敞开了心扉。　　　　
　　　　后来；由南昌到汕头，她与郭沫若始终同行。由于战斗失利，一群非武装人员撤离汕头，经流沙向西南横亘着的崇山行进。她走在郭沫若身边，低声唱着《国际歌》。这时郭沫若患痢疾，她悉心照料，每到一个城镇，她便去求医找药，直到治好为止。　　　　
　　　　一天晚上；部队遇到袭击；集合撤退；把郭沫若给拉下了。郭沫若照着既定的路线急匆匆追赶上去。一个人摸黑走路，在这种时候，又在这种地方，他未免感到孤单和恐惧。走不一会儿，前面有一个黑黝黝的人影朝他走来。郭沫若的眼镜在徐家埠被打掉了，又加上在黑夜中，自然无法看清来者的面目。“如果遇到了敌人或土匪可就糟了！”他想。心里方自吃惊，忽又骤喜起来，因为他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女性的声音在亲切地唤他：“是郭主任吗？”　　　　
　　　　“安琳，是我，是我。”　　　　
　　　　原来安琳是折回头来专为寻找他的。随部队撤退过山以后，安琳发现少了郭沫若，二话没说，返身就往回走。她断定郭沫若仍在刚才交火的地方。在万分危急的时候，一个女同志，不顾个人安危，摸黑回来寻找他，这不禁使得郭沫若万分的感动了。他紧紧握着安琳的柔软的纤手，感谢地说道：“安琳哟，我是永远不能忘记你的！”　　　　
　　　　“我也不会忘记你的。”安琳十分动情地说：“我不会忘记这一切。”　　　　
　　　　两个人相携而行。再走不远，又遇着了两位掉队的战友，傅君和易君。四人睡在一窑厂内的草堆里，其他战士睡在厂外。不料天亮醒来，部队已经出发，把他们扔下了。这时四人决意走出海口，然后去香港。在当地农会主席陈开仪的安排下，他们在山上的草仓里躲藏了几天，后来去神泉又住了十几天才去香港。安琳在香港与郭沫若仍住在一起，以后又由香港秘密同回上海。


第二部分当代作家　郭沫若（3）

　　　　年末，郭沫若回上海不久便患斑疹伤寒。自12月12日至次年1月4日，安娜虽然也患了慢性肾炎，仍带着浮肿的脸每天去侍候丈夫，直到深夜才回家。住院期间，蔡畅来探望，郭沫若问：“安琳呢？为什么安琳不和你一同来？”蔡畅支吾着说：“她怕使你为难。”　　　　
　　　　这年的2月16日，李一氓、成仿吾等人在上海都益饭店为郭沫若准备流亡日本饯行，安娜同去。安琳也来送行。郭沫若悄悄望去，安琳比以前消瘦了，脸色苍白，坐在一旁显得拘束、感伤。凭着诗人的敏感，郭沫若突然想到：“她假如和我全无情愫，那我们今天的欢聚必定会更自然而愉快。恋爱，并不是专爱对方，是要对方专爱自己。这专爱光靠精神上是不充分的。”　　　　
　　　　席间，郭沫若与安琳的不自然、尴尬的情状，安娜全部看在眼里。夜半回到家里，安娜便盘问起丈夫与安琳的关系，郭沫若把他和安琳相识并一同由南昌南下汕头又转赴香港的大概情形，向安娜讲述了一遍。讲到长途行军中安琳如何关心他，他们两人又经历了多少风险，郭沫若的眼睛湿润了。看得出来，他是很动感情的。　　　　
　　　　安娜进一步问道：“你爱她吗？”　　　　
　　　　“自然是爱的。”郭沫若毫不隐讳地回答说。“我们是同志，又同过患难。”　　　　
　　　　“既是爱，为什么不结婚呢？”　　　　
　　　　“惟其爱才不结婚。”　　　　
　　　　“是我阻碍着你们罢了。”安娜自言自语地说。她并不抱怨丈夫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相反，她完全能够理解这种感情，她甚至准备着由自己作出牺牲。　　　　
　　　　夜已深了，草席上睡着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这是她和郭沫若生育的儿女。她是孩子们的母亲。她可以作出牺牲，但儿女们却不能没有父亲，没有父爱。想到这些，安娜又指着四个儿女自言自语地说：“假如没有这许多儿女，我是随时可以让你自由的……”　　　　
　　　　郭沫若没有再说话。安娜在身旁，安琳在心上；安娜在心上，安琳去何方？这样想着，他的心境随着夜境深沉下去，竟这样地不宁！　　　　
　　　　郭沫若被国内通缉；在中国已经呆不下去了；1928年2月24日，郭沫若再次去日本，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亡命生涯。　　　　
　　　　邮船离开了码头，离开了上海，郭沫若望着渐行渐远的沉默着的祖国，潸潸地流出了眼泪。他是很不情愿离开自己的祖国的，祖国也不是不需要他。然而他却被逼逃亡国外了。惟一使他宽慰的是：流亡，流亡，安娜始终和他相依为命。他们是贫贱夫妻，也是患难与共的夫妻。　　　　
　　　　在日本他们的生活清贫；到处奔波。辛苦劳累；而且时不时有日本宪兵的造访，盘问搜查。他们就在困境中相濡以沫；共渡难关。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郭沫若决计回国参加神圣的抗日战争。祖国召唤着亡命海外的游子共赴国难。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