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灰社会解密-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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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导言：灰社会现象
作者：李光阁

导言：灰社会现象　

人们之所以对国家兴衰的话题不感到厌倦，是因为它与我们的现实生存休戚相关。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俾斯麦说，国家是在时间的河流上航行；黄炎培在延安论道时说，历代王朝避免不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这些至今令我们沉思的格言，不论语出何时、何地、何人，都道出了一个极为浅显而又易于忽视的道理，历史更迭有规，国家盛亡无常，百姓命运跌宕，正如在《水浒传》开篇词中所感叹的“兴亡如脆柳，身世类浮舟”，执政者不得不谨慎，为民者不得不警觉。　

一　

公元1119年的一个上午，大宋都城——东京开封的大街上人来人往，叫卖声不绝于耳，一派繁荣祥和的样子，正像花和尚鲁智深第一次进东京所看到的：“景物奢华无比并，只疑阆苑与蓬莱”。　

大宋建国以来，尽管迫于外患，版图龟缩，但却不失大国风貌。大宋帝国时期，拥有二十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就多达六个，开封、临安都是三十余万户百余万人的大城市。而欧洲，直到十四世纪，最大的城市威尼斯、佛罗伦萨仅有九万人，一般城市如纽伦堡、奥格斯堡不过一万人左右。大宋帝国每年征收的商业税高达两千多万贯，约占总岁收的1/7，经济结构合理得连现代人都眼红。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当时繁荣景象的真实写照。　

但是，发生在这天的一件事，让我看到了这个王朝灰暗的一面。一个正直忠义的朝廷军官，带着妻子到寺庙里上香，上司的干儿子看中了其妻的姿色，便开始当众调戏，意欲占为己有，由于丈夫的阻拦，小流氓恨恨而去。但事情并没有完结，小流氓回家后竟然得了相思病。于是有个小人开出了一个药方：让丈夫带着刀到这个上司家里做客，以谋害上司的罪名搞掉他，然后把他的妻子弄到手，就可以金屋藏娇了。由此，上演了一幕幕做局迫害的悲剧。结果是丈夫被迫落草，妻子自缢而死，已退休的岳父因气亡命。这就是著名的“林冲逼上梁山”事件。如果仅仅把这一事件当做小说来读，就看不清历史的本来面目。“林冲逼上梁山”事件虽然是虚构，但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作为史料佐证的是在公元1120年，由于宋徽宗征用花石纲，国民不堪其扰，引发了撼动赵宋国基的方腊起义。没有官逼，怎么会有民反呢？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一个貌似强大的国家，实际上脆如蛋壳。它经不起一位领导人的病亡、一小撮蛮夷匪类的进攻、一场自然灾害的袭击，甚至是几个政客或分利人不经意间的负气争斗。以汉、唐、宋、明、清为例，它们是中国封建社会治期最长的五大王朝。这些国祚久长、创造过盛世的朝代，却囊括了中国历朝更迭的两种形式：来自外部的入侵和来自内部的分裂。汉、唐亡于内，宋、明毁于外，清则在内外夹击中覆灭。但是，无论是哪种形式，它们的灭亡都是积弊多年，内忧加上外患，才导致一个最终的解决方式——崩溃。我们在仔细观察和分析后可以发现，这些王朝灭亡前，都出现了最高统治者穷奢极欲、官吏阶层腐败蜕化、制度律法软化失序、被统治者苦不堪言的局面。这种现象表明，国家进入了灰社会状态。　

借助“灰社会”这样一个语汇，我们可以更好地描绘社会秩序的紊乱和个人生存的硬度。在一个健康的法治社会里，“林冲逼上梁山”事件是不可想像的，它是人治社会下吏治腐败、律法缺位的产物。事实上，“林冲逼上梁山”事件可以成为观察社会病态的显微镜。借助这样一个案例，我们看到了当权者利用公权力谋取私利的吏治腐败，看到了为攀附权贵朋友间设置圈套的道德沦丧，看到了为了几两银子就杀人放火或者设置黑狱的律法失序。发生在北宋末年的这一文学化了的事件，以个人卑微的命运对这个封建帝国敲响了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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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在水浒世界里
作者：李光阁

从本质上说，国家的职责是提供公共商品。在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国家应当能够借助暴力机器和意识形态，维持律法秩序，保护国民利益，抗御外来威胁，为老百姓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如果一个国家控制不了领土，保障不了国民安全，无法实现有效的治理，不能提供公共商品如经济增长、教育、就业等，个人生存受到外来势力的干扰，律法和权力成为攫取私利的工具时，国家便处于灰社会状态。这样的国家虽然表面上稳定，但蕴含着巨大风险。灰社会的最后阶段，便是国家的崩溃。　

在水浒世界里，林冲的悲剧只露了冰山一角。当个人内在的悲愤化为外在的反抗，并逐渐汇聚为一股破坏性合力，形成梁山式的集体对抗时，统治者的地位就开始风雨飘摇了。灰社会“病毒”是一个普遍的现实存在，只是程度存在差异而已。从一定意义上说，灰社会“病毒”侵入国家健康肌体的程度，与经济、政治、文化等一系列指标相关。当今世界上某些动乱频仍的国家，就是处在灰社会的最终阶段——崩溃的临界点上。　

二　

千万不要小看高俅迫害林冲，以及此前发生的迫害王进事件，它以无可挽救的方式拉开了梁山事件的序幕，标志着大宋帝国社会秩序开始崩盘。　

梁山集团发展、壮大的过程，对应着正式社会的解体、腐溃，也对应着灰社会的生成、演进。发生在水浒世界里的梁山事件，是一个经过文学加工的故事化文本，但它在文学家的笔下，生动地还原了曾经存在的真实，成为我们解读灰社会现象的标本性记录。　

在水浒世界里，宋江正式提出“替天行道”政治口号，同朝廷分庭抗礼之前，大宋帝国主要经历了灰社会形成的四个阶段。借助这样的阶段划分，我们可以看清一个国家的衰落，甚至可以剖析一个企业、一个组织的败亡：　

“乱自上作”阶段。标志性事件是：小混混高俅发迹，王进被迫走西口，林冲逼上梁山，梁中书私运生辰纲。一个吃喝嫖赌无所不能的小流氓高俅，只因会踢几脚球，能哄得最高领导人高兴，就走上了掌握禁军大权的高位。而另一位科举出身的书生梁世杰，靠着与当朝太师的裙带关系，居然掌管了三大陪都之一的大名府。为维持好这种裙带关系，他不惜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每年贡献巨额生辰纲。权力到了这种小人的手里，成了以私害公、排挤人才、欺榨良民的利器，王进、林冲等才俊英杰，不能容身于朝堂之内，一个个走到了社会的边缘。这一阶段所揭示的是国家政权的解体：纲纪败坏，道德沦丧，人才流失。　

“败从下生”阶段。标志性事件是：晁盖组织抢劫团伙，鲁智深、杨志落草二龙山，宋江、朱仝、雷横执法犯法，武松申冤不成以身试法。村官晁盖、私塾教师吴用、宗教人士公孙胜、流民刘唐、渔民阮氏兄弟、小混混白胜，听说有十万贯不义之财，立即开始组织抢劫，社会出现了不稳定因素；军官鲁智深、杨志无法在正式社会里立足，开始了博命生存的落草之路，社会伦理出现了变质；胥吏宋江、朱仝、雷横为了私情，竟然执法犯法，放走了朝廷重犯，国家法度已经荡然无存；武松在权钱结成的关系网中，有冤不能申，不得不借助自己的力量复仇，个人行为开始超越社会秩序。这一阶段所揭示的是基层社会的解体：律法破败，秩序颠倒，祸乱丛生，代表各种群体的个人，已经开始拿血命换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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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社会灰化”阶段
作者：李光阁

“社会灰化”阶段。标志性事件是：小管营施恩经营黑社会公司，知寨花荣收留逃犯宋江，监狱长戴宗、狱卒李逵认罪犯宋江做老大，兵马提辖孙立反水使祝家庄覆灭。由于上层社会和基层社会的双向溃烂，开始了中间地带的“灰化”过程。在宋代，州是联系上下的重要官僚系统，州级官吏的所作所为，直接体现了整个国家的形象。孟州的施恩，青州的花荣，江州的戴宗、李逵，登州的孙立，作为执掌一方权力的帝国公人，在私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出现冲突时，毫不犹豫地选择公然叛变。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脚踩黑白两道，端着公家的饭碗，做着不法的勾当，都是一拍即合的官匪勾结。施恩由老爸罩着，经营着收取保护费的黑社会公司；花荣做着知寨，任意收留官府的逃犯；戴宗直接把监狱办成了招待所，任由宋江在里面呼风唤雨；孙立管理地方治安，居然一家两制，纵容弟弟与草寇任意往来。官吏身份的灰化，体现了社会价值观的黑白不分，使帝国的运行系统全部失灵。　

“统治崩溃”阶段。标志性事件是：贵族柴进脱离正道社会，徐宁、呼然灼、关胜等政府精英力量离开朝廷，地主兼富商卢俊义走上梁山，大名府、曾头市、东平府等官民势力相继失败。灰社会的系统生成，开始了对正式社会的试图取代。贵族柴进脱离正道社会走上梁山，说明梁山已经成为良性生存的乐园；徐宁、呼然灼、关胜等大批政府力量叛离朝廷，表示朝廷的精英力量被攫取一空；地主兼富商卢俊义上梁山的经济性选择，代表正式社会没有了有利可图的余地；大名府、曾头市、东平府等官民力量的失败，显示了整个基层社会已完全被吸收同化。柴进、关胜、卢俊义等是正式社会价值和伦理的维护者，他们被梁山吸纳收容，是梁山自我漂白整合，使自身存在合理合法的必要手段；大名府、曾头市、东平府等是正式社会利益和力量的承载者，它们的被颠覆消灭，是梁山自我发展扩张，使自身存在获得更广阔空间的需要。　

梁山最后被招安，只是说明了传统文化力量以及朝廷顽固势力的强大。在异族力量的入侵下，已腐朽不堪的大宋帝国也随之迅速垮台。　

宋徽宗不可能理解灰社会现象，但他用了生命中最后的八年，在异国的冰天雪地里咀嚼着亡国带来的苦果。　

三　

梁山英雄身上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硬度生存。这种硬度生存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生存环境的艰难，二是生存意识的顽强。当生存只剩下血与命的资源时，他们只能进入体制外的博命通道。　

金圣叹在评点《水浒传》时说：“一部书一百单八个人，而为头先叙史进，作者盖自许其书，进于史也。”可见金氏是把《水浒传》当做史书来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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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一个沉重的问题
作者：李光阁

我记得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曾经有一句话说，一个作家的责任不仅在于描述生活中发生了什么，更在于告诉读者在生活的背后隐藏着什么。英雄好汉们的梁山之路，让我感到了穿透历史般的惊颤。水浒灰社会现象的出现，是社会系统不尽完善的反映。当个人的良性生存无法获得必需的资源时，对生命的欲望将化为章鱼般的触角，扭曲延伸到体制外的通道。　

林冲被陷白虎节堂，如果有合理的救助渠道，这位温良谦让而又公忠体国的军官，不会将枪头对准自己曾为之效力的朝廷；武松查到了西门庆杀死哥哥的证据一再上告时，如果正常的司法渠道可以给他一次申诉的机会，这位曾经为老百姓打虎除害的英雄，就不会变成一只扑向朝廷的猛虎；卢俊义被梁山设置圈套时，如果官府能够分辨是非，这位守着万贯家产的大财主，怎么可能甘心成为梁山形同虚设的“二把手”？又比如世代忠良之后、一心报效国家的杨志，如果可以通过合理的人才选拔渠道进入体制内，怎么会将自己试图卖掉的大刀插向朝廷的软肋？假设一下，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无法忍受生存的硬度，他们会怎么样呢？这真是一个沉重的问题！　

两千多年前，孔子和他的弟子子游对理想社会进行了讨论，共同描绘了一个“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景，同时也提出了建立理想社会的具体要求。在我看来，理想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指标，更是一种心理维向，也就是说是生活的舒适度，以及人们对这种生活的满意度。当生存变得不再艰难，梁山暴力法则不再通行时，理想社会才可能出现在触手可及的地方。　

四　

水浒世界所披露的，是一个帝王昏聩、奸臣横行、恶人当道、百姓涂炭、英雄气短的北宋封建专制王朝末期的社会局面。　

当时的人们并没有认识到是宗法专制制度造成了社会的灰暗腐朽，而是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贪官污吏，以为是他们在危害国家、陷害忠良、扰乱社会，由此演绎了一出出“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斗争故事。没有人天生就是或者愿意做奴才和土匪，李逵的板斧所代表的“梁山法则”，只不过是灰社会状态下的一种压力生存的反弹、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一种分配方式，以及个人良性生存的一种普遍诉求。如果律法在应然的轨道上运行，权力在所属的领域内实施，历史上一幕幕的“梁山事件”就不会发生了。　

水浒社会是好汉们采用暴力规则进行硬度生存博弈的社会。生存是一门学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出身没法改变，发展规律可寻；生存需要方法，更需要大智慧。这就是《水浒传》传递给我们的基本信息。　

当文字的泉水流过我们的思维的时候，也许就会发生某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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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一个帝王的亡事1
作者：李光阁

帝国败律　

一个帝王的亡事　

一个国家领导人，如果把过多的感性气息带到理性事务中，始终把个人放在世界的中心，一味致力于雕虫之道，终不免失败的结局。　

当宋徽宗挥动着宽大的衣袖，醉心于丹青墨海而成为中国最有才情的皇帝时，一定没有意识到若干年后，自己将沦为历史上最屈辱、最悲惨的亡国之君；当宋徽宗从地道里，爬往李师师的闺房里香拥佳人的时候，也一定没有认识到正是自己的这双手，葬送了祖上夺来的大好河山。　

梁山班子成员排完了座次，宋江劝众兄弟接受招安时，有一句值得玩味的话，他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宋江评论“奸臣闭塞”是有道理的，但皇上是否“至圣至明”，自其即位时就存在疑问。　

公元1100年，宋哲宗英年早殒。皇帝驾崩的当天，皇宫里发生的一次小小争吵，使历史在这一天拐了个弯。正直贤淑的向太后召集群臣主持召开“扩大会议”，商议选择接班人的问题。向太后认准了端王赵佶端正仁孝，是皇帝的最佳人选，把他作为唯一候选人推出。也难怪太后一个劲儿提拔赵佶，他从小就与众不同，做上王爷的位子后，举止和那些喜欢声色犬马的弟兄们迥然相异。兄弟们大多沉迷于享受，而赵佶则醉心于笔砚、丹青、射御，高俅的主人——书法家王都尉还给他送过镇纸狮子和玉龙笔架。十六七岁时，赵佶就盛名当时。　

但向太后的提议遭到了奸臣章惇的坚决反对。时任宰相的章惇，搬出了长幼齿序的理由，力挺简王。他的主张不但没有获得大臣们的认同，而且受到了向太后的驳斥。章惇急了眼，大声说：“端王轻佻，不可君天下。”但是，赵佶已经通过各种手段，树立了皇帝代言人的形象，对笔砚、丹青、射御等艺术的喜好，掩盖了他追求娱乐、享受的天性。向太后怎么可能相信这位端王轻佻？对于赵佶的轻佻，有个重要的受益人——高俅。端王赵佶还没有当皇帝时，高俅替驸马王都尉去送礼，碰巧赵佶在踢球，高俅因为胡乱踢了几脚，“气球一似漂胶粘在身上”，赵佶就把他当成了“国脚”，“那里肯放高俅回府去，就留在宫中过了一夜。”第二天就郑重其事地请王都尉吃饭，非常隆重地替高俅办了“转会”手续。“高俅自此遭际端王，每日跟着，寸步不离”。如果说靠踢球来锻炼身体无可厚非，但赵佶整天和高俅一起厮混，就显然有点玩物丧志了。赵佶当了皇帝以后，既不考核，也不论功，“忽一日就抬举”踢球的高俅做了殿帅府太尉。在轻佻的赵佶眼里，国事简直如同儿戏。　

一向和章惇不睦的最高军事长官——知枢密院事、奸臣曾布落井下石，趁机指责说：“今日突然发此议论，实在令人惊骇，未知他居心何在？”利用“上纲上线”的办法使反对派闭上嘴巴，是封建专制体制下政治斗争的智慧和传统。章惇一下子蔫了。19岁的赵佶就这样走上了历史的舞台。无论是封建专制化的国家还是一个组织、企业，最高负责人是主宰、支配、调动和改变、塑造一切的最大的、也是最后的“力”。选择了什么样的领导人，就意味着选择了什么样的未来。令人悲哀的是，几年后，不幸被章惇言中，赵佶的确不能“君天下”。在当时享有广泛尊敬的向太后，后来被列为奸臣的曾布，在党争中为图一时之利的大臣，甚至包括对赵佶寄以厚望而予以拥戴的善良的臣民，承担了这次选择错误的后果。说赵佶“轻佻”，显然是看轻了他祸国殃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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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一个帝王的亡事2
作者：李光阁

新皇上任的徽宗，的确像宋江所说的“至圣至明”，表现得像个英明之君。他对内惩奸扬善，驱除邪恶，罢去奸臣宰相章惇、尚书左丞蔡卞（蔡京之弟）等人，召还元佑诸臣，如任命范仲淹之子为尚书右丞等。他还广开言路，有一个例子很说明问题。大臣陈禾引经据典地弹劾宦官童贯等人，一直汇报到了晚上。徽宗说，肚子饿了，先去吃饭，以后有时间再接着说吧。陈禾扯着徽宗的龙袍不让走。徽宗说，衣服扯破了。陈禾大声说，陛下不惜衣服撕碎，我又何惜粉身碎骨报答陛下呢？徽宗很感动，让太监把破碎的龙袍收拾起来，用来奖励正直又有操守的大臣。宰相张商英劝徽宗克勤克俭，近贤臣，远小人，徽宗表示虚心接受。　

然而，短暂的清明不久，对艺术的偏好使他做出了错误的选择——重用蔡京。善于抓住机遇的人即使被踩在脚下，也能抓住鞋带爬上来，蔡京无疑就是这样的人。蔡京曾经作为奸臣被徽宗赶出朝堂，但两年后又被召回，成为帝国的第二宰相。徽宗用人轻佻得如同变戏法，否则就难以解释童贯在他的统治期内，会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封王的太监。蔡京戏剧般的际遇，一方面是由于朝廷权力斗争的结果，因为在任何朝代，党争的结果只能是小人突起；另一方面是他的艺术天分起了很大作用。通过巴结领导身边的人获利，是中国人脉关系中一条屡试不爽的潜规则。蔡京不断笼络徽宗的宠臣——宦官童贯，他的艺术修养信息不断被徽宗获知和赏识，最后用满腹才华清洗掉了自己的奸臣污点，竟被徽宗引为同类。此后，梁山好汉眼中的四大奸臣——蔡京、高俅、杨戬、童贯以及奸臣李彦、梁师成、朱缅、王黼相继出现，宋江所说的徽宗“被奸臣闭塞”的局面形成。从此，徽宗、蔡京联手开始将大宋推向了悬崖。　

蔡京的复出和被宠信，首先是他的艺术才能让徽宗钦佩。还是端王的时候，作为书法大家的赵佶就曾花费两万贯，买过蔡京的书法作品。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作为文人和小人的蔡京，深深了解并迎合徽宗的个性和喜好，而这正是正直之士所不齿的。有一次，徽宗拿出一些玉器来，准备在国宴上用，又怕有人说闲话。蔡京看出了他的心思，说天子本来就应该享受，几件玉器算个？何况在国宴上用，就是有人说也不用理睬。蔡京还引经据典，引导徽宗消费。蔡京说，《礼记》上的“唯王不会”的“会”指的是会计的会，君王过分节俭是可耻的。作为感性四射的文人的徽宗，在听了如此冠冕堂皇的借口后，对其殷实的五千万贯国库的挥霍程度，就可以想像了。　

唐代有个名叫仇士良的大宦官，告老还乡时对其他宦官传授了盗用皇权的手段。他说，侍候皇帝的要点就是不能让皇帝有闲暇。皇帝一有空必读书，接近儒臣，这样“否属恩且薄而权轻矣”。应该用声色犬马、宝物财货“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皇帝一旦沉溺于享受，那么使“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蔡京显然对这种盗用皇权的手段烂熟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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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一个帝王的亡事3
作者：李光阁

徽宗即位不久，开始向周边发动战争，希望有所作为，然而效果却不理想。尽管对吐蕃和西夏的战争取得了一定胜利，但后来的联金攻辽，却打错了算盘。政治上的难以建树，消磨了徽宗开始执政时仅有的那点兴国热情。帝王至高无上的身份，又为他随心所欲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