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灰社会解密-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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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为便利的条件。所以，与五百年后的明朝天启皇帝醉心于木匠事业一样，这个时候他更多地将精力花在个人嗜好上。无疑，作为艺术家的宋徽宗，是极为成功的。他在绘画上有极深的造诣，为后世留下了一系列稀世珍品；书法上各体俱精，还独创了“瘦金体”。但作为皇帝的宋徽宗，却是失败的。他肆意纵欲，生活上越来越不检点，像唐宋文人一样徜徉于勾栏妓院。宋江曾亲眼见证了这一幕。宋江和柴进等人找到了天下第一“二奶”李师师那里，希望走走上层路线把梁山兄弟招了安，工作还没谈就见奶子来报：“官家从地道中来至后门。”天子身穿龙袍，连便装都不换，“教太子在宣德楼赐万民御酒，令御弟在千步廊买市，约下杨太尉，久等不至”，就独自来嫖娼，真是“轻佻”到了极点。他还迷信道教，曾经扮为道士玩乐，在给浪子燕青的豁免凭据上，就签下了道君皇帝的字样。　

宋徽宗追求自己的旨趣是他的自由，但不能因此而弊国凋民。任何一件事情绝不会因为其细小无关痛痒，就不会成为祸端。比如，一个官员往往被人从小小的爱好入手，就牵引着走上了不归路，可见慎微、慎初、慎独是多么重要。宋政和初年（公元1111年），徽宗不过和蔡京的儿子蔡攸开了个玩笑，说是喜欢奇山怪石，就被蔡京紧紧抓住，大开进奉之风。由此，直接引发了方腊起义，各地的反抗也此起彼伏，加上外交上的失利，金人寇边，北宋江山终于断送在徽宗手里。　

宋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农历十月初十，宋神宗到秘书省观看那里的李后主像，见其风流倜傥，不胜感叹。此后不久，神宗的第十一子赵佶出生。有野史记载说，赵佶出生的前夕，神宗梦见李后主前来拜见。一向相信天命的宋朝人，怎么就没找个算命先生占上一卜，算算吉凶呢？45年以后的1127年，中国人津津乐道的轮回报应居然应验，梁山英雄所要“忠心报答”的“赵官家”——已成为太上皇的宋徽宗赵佶，与曾被北宋俘虏的南唐诗人皇帝李煜以同样的方式，成了风流的亡国之君，被入侵之敌掳走，最终客死他乡。　

一个国家领导人，如果把过多的感性气息带到理性事务中，始终把个人放在世界的中心，一味致力于雕虫之道，终不免失败的结局。李后主、宋徽宗、天启帝的悲剧在于过分地放纵了自己的私欲，没有严格地将个人爱好和国家需要区分开来，从而无法正确看待和处理公共利益。　

其实，任何一个朝代的灭亡、一个组织的败落、一个人的失败，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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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蔡京分利集团1
作者：李光阁

蔡京分利集团　

在封建专制体制下，由于组织内部个体力量的弱小，往往容易产生以私人利益或政治企图为基础的集聚性势力。这种势力通过广泛的人脉关系纽带结成联盟，整合并攫取更多支配资源的公权，形成破坏性的牟利集团。在一个朝代或组织中，一旦产生这样的集团，离覆灭的期限也就不远了。　

童贯领军征剿梁山失败后，没有向宋徽宗汇报，而是卸了戎装衣甲，径投高太尉府中去密谋对策。高俅安慰他说，输了就输了，不要烦恼，只要皇上不知道，谁敢说三道四？！然后两个人直接去找他们的老大——太师蔡京商议办法去了。几个人算计好了后，第二天由蔡京汇报说，因为天气炎热，工作没法开展。徽宗当了真，也就没追究童贯的责任。　

在几次针对梁山的军事行动中，都是由以蔡京为首的小团伙统一了口径后，再向皇上报告。这样，围绕在蔡京周围，形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私家分利集团。在封建专制体制下，由于组织内部个体力量的弱小，往往容易产生以私人利益或政治企图为基础的集聚性势力。这种势力通过广泛的人脉关系纽带结成联盟，整合并攫取更多支配资源的公权，形成破坏性的牟利集团。在一个朝代或组织中，一旦产生这样的集团，覆灭的期限也就不远了。这样的集团往往与道德、正义无关，于是有人据此评论说，北宋与其说是亡于金人之手，不如说是败于党争之祸。　

中国历史上，自皇权诞生以来，几乎所有的朝代都是被这种集团性力量搞坏或者拖垮。秦朝被赵高宦官集团断送；西汉被王莽外戚集团易帜；东汉被十常侍集团祸国；曹魏被司马昭集团替代；杨坚集团以外戚和大臣的身份篡夺了北周宇文氏的政权，建立了隋朝；李渊集团以地主武装力量和臣子的身份颠覆了隋朝，建立了大唐；唐代的宦官集团猖狂到废杀皇帝，废黜太子，加上藩镇集团削弱了帝国的力量，酿成了推翻政权的黄巢起义；明代的刘谨、王振、魏忠贤等宦官集团，流毒天下，成为大明覆灭的内因之一；清代先有八旗集团腐朽于内，后有北洋集团节制于外，在四面楚歌中，末代皇帝溥仪极不情愿颁布了退位诏书。　

历朝历代破坏性的大小集团多如牛毛。蔡京集团既然出现，该倒霉的就是大宋了。　

金圣叹说梁山事件的出现属于“乱自上作”是很有见地的。在蔡京周围，形成了一股作乱的关系网。徽宗是他的权力的来源和坚定的支持者，童贯、高俅、杨戬是他的朋党，江州知府蔡德章是他的儿子，大名府留守司留守梁世杰是他的女婿，华州贺太守是他的门人，高唐州知府高廉是高俅的叔伯兄弟，殷天锡是高廉的小舅子，高衙内是高俅的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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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蔡京分利集团2
作者：李光阁

历史上，蔡京集团的力量比水浒世界描绘得更加可怕。李彦、梁师成、朱缅、王黼等重臣都是他的朋党，连张康国、刘逵、薛昂、林捻、余深等都因为奔走其门而得入执政行列。知枢密院事张康国曾经试图脱离蔡京集团，但不久暴亡，死的时候张口吐舌，很显然是中毒的迹象。在蔡京集团风气的影响下，衍生出一大批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奸胥坏卒，从上到下，狼狈为奸，残害忠良，欺压善类。有这样一个能够架空皇帝权力的集团的存在，国家不灭亡就是怪事了。　

蔡京集团的存在，首先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权力，然后是满足自己的私欲。高俅当了殿帅府太尉后，立即整治王进给自己出气。理由很简单，因为王进的父亲曾根据律法条文打过他。高衙内看上了林冲的娘子，高俅就利用手中的权力陷害自己的下属，还搬出了律法规定，整得林冲一点脾气都没有。殷天锡看上了柴皇城的园子，仗着自己与高俅、高廉的关系，根本不把享有豁免特权的没落贵族柴进放在眼里。梁中书连年搜刮民脂民膏，派公人运给自己的岳父蔡京。当生辰纲被晁盖等人抢了以后，蔡京派府干到济州知府那里去催办。府干先炫耀自己是太师府里的心腹人，然后要求十日内捉拿晁盖等人，并警告说：“若十日不获得这件公事，怕不先来请相公去沙门岛走一遭，小人也难回太师府里去，性命亦不知如何。”大肆贪污腐败本来就不对，赃银被抢了以后，不但动用国家力量为自己寻找，而且还威胁知府，官帽子给你撸了是轻的，重了就是流放或者杀头。　

在蔡京集团的眼里，国完全变成了家，权完全切换成了利。　

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蔡京集团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打击异己力量。历史上，蔡京曾四次拜相。一朝天子一朝臣，直到徽宗禅位，七十八岁的蔡京才退休。在任时，蔡京打击异己力量无数。他任尚书左仆射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打击元佑党人。蔡京凭借自己的权力，睚眦必报，把和自己意见相左或有个人恩怨者悉数定为奸人。被蔡京登记为奸党的文臣执政官有司马光等二十二人、曾任待制以上官员苏轼等三十五人、外官秦观与黄庭坚等四十八人、内臣及武官十二人，这些人全部被刻在石碑上昭示天下。　

用大帽子扣在异己分子头上进行打击，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政治斗争的一大特色。　

章惇、曾布、张商英等都不是元佑党人，只不过和蔡京有矛盾或者政见不和，就被定为奸人。连其弟蔡卞，都因与之意见相左，被排挤在外。有意思的是，坏水可以通过DNA遗传。蔡京七十八岁那年，其子蔡攸为了能早日接班，专门过去看看老爸病了没有，恨不得他早日死了。　

梁山好汉和蔡京集团势如水火。他们曾抢了蔡京的生辰纲，又破了其婿的大名府，打下了其门生贺太守治下的华州，可谓仇深似海。高俅和梁山素有旧仇，其叔伯兄弟高廉又被梁山所杀，他本人还被击败过三次后获擒，仇恨难以消弭。童贯曾领兵征讨梁山，结果出师未捷，损兵折将，颜面无存。有这样的仇恨和耻辱，宋江等人居然还妄想招安了事，同朝为官，简直是与虎谋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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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蔡京分利集团3
作者：李光阁

正人君子对小人害人的招数往往缺乏足够的估计。后来，蔡京等人把梁山好汉分而治之，然后各个击破，置于死地，就在情理之外、意料之中了。　

在封建专制体制下，有了好的政令并不代表有好的政治。因为事在人为，有什么样的人，便有什么样的事。忠臣在位，如果没有党争，政事还清明些；奸臣在位，政局便只有混乱透顶了。这是体制通病。　

蔡京集团干的最大的一件坏事，就是集团内部高度默契，策划、组织、实施了在中国历史上掀起滔天恶浪的事件——怂恿徽宗打破好不容易得来的和平格局，联金灭辽收复燕云十六州。此时宋、辽弱小，金国势大，如果联合尚能自保。辽国一旦被吞并，唇亡齿寒，大宋自然岌岌可危。联金灭辽本意是收复失地，使宋徽宗树立政绩形象，然而这一孟浪行为，最终致使大宋帝国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致使帝国臣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致使中国历史又多了一部令人不忍卒读的血泪篇章。当帝国大厦开始崩塌时，作为震源二十多年的蔡京集团才随同养育它的母体灰飞烟灭了。　

在总结苏共垮台的教训时，美国人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得出的结论是：执政的党—国精英的背叛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党—国精英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注重实际的，而不是执著于某种意识形态。他们之所以加入组织，不是为了献身某一意识形态，而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和权力地位，因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分利集团。这个分利集团，将国家的发展方向锁定在自己集团规定的方向上，一味地根据自己集团的利益来整合国家力量。他们对于国内社会变化缺乏敏感性，日常发生着的细小变化也被忽视了，最终导致了颠覆性突变。”　

宋徽宗对蔡京集团的存在不是没有觉察。当他从李师师那里知道了童贯、高俅对征剿梁山的败绩匿而不报时，大骂说：“汝这不才奸佞之臣！政不奏闻寡人，以至坏了国家大事——都是汝等嫉贤妒能之臣壅蔽，不使上情下达，何异城狐社鼠也！”可作为文人皇帝的徽宗为什么陷入蔡京集团编织的网中无法自拔呢？控制论专家艾什比曾经说过，一个人的调节能力，最大不能超过他所能控制的系统变异度。也就是说，不能超过他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选择能力。皇帝为了放大自身的调节能力，不得不依靠某种力量。　

能成为蔡京集团这类非正式组织内部成员的人，尽管出身可能比较卑贱，地位可能并不显赫，但他们往往是皇帝最亲近的人，都是皇帝左右的近侍和耳目，比如宦官、外戚、善于逢迎的小人等。因此，身处权力中心的皇帝，利用这类人来监督控制官僚机构，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选择。从短期看来，它可能是有效的，这种势力也还可以处于皇帝的控制之下。但长期使用的结果，就必然造成对社会正式规则制度的破坏，甚至皇帝本人也成为傀儡并身受其害。　

只要存在绝对皇权的调节作用，那么不管皇帝多么英明、多么警觉，集团专权总是要出现的。他们在得势时便要挟制皇帝，打击儒臣，破坏秩序。这时，就会出现政治不稳、危机四伏的局面。　

如果说苏联的解体，党—国精英集团还能获得变革利益的话，搞垮大宋帝国对蔡京集团可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从本质上讲，蔡京集团是不希望帝国垮台的。但是积弱多年的大宋帝国在蔡京集团撕咬了二十多年后，已经千疮百孔，脆如蛋壳。即使这个集团想扭转局面，避免自己的母体溃烂，惯性的力量也使他们无力回天，最终的结局是随同母体一同溃烂。　

任何一个国家和组织，都应防止出现这样一个分利集团，避免悲剧一次又一次重演。　

一个无赖的发迹史（略）　

梁山事件真相调查（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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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合法性伤害1
作者：李光阁

律法黑弈　

合法性伤害　

合法地伤害别人，对于掌握公共权力或相对稀缺性资源的小人来说是拿手好戏，这是一门让伤害对象“有苦说不出”的深奥艺术。　

有个在地方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经常陪上面来的人喝酒。他向我抱怨说，身体快垮了，还得挤着笑脸继续喝。我劝他可以不喝，或者有选择性地喝。他说不喝不行，这些人来自要害部门，那个都得罪不起。我说，如果自身条件硬你怕什么？他说，你这就幼稚了，我不指望他们能帮上多大忙，就怕他们到关键时候祸害我一下，只要舌头或笔头一歪歪，什么都有可能泡汤。　

我们姑且把这种现象称做“合法（理）性伤害”，名称是否准确暂且不论，但这种叫法却十分形象。整治别人并不需要违反律法规则，只要采取合理合法的形式，就能让你服服帖帖，有苦说不出，这真是高明的伤害。武松被刺配到安平寨的第一天，有经验的犯人就告诉他：“好汉，你新到这里，包裹里若有人情的书信并使用的银两，取在手头，少刻差拨到来，便可送与他，若吃杀威棒时，也打得轻，若没人情送他时，端的狼狈。”　

犯人的话说得很清楚，吃杀威棒是规矩，但有轻重之分。决定轻重的根本因素，是有没有银子。如果使了银子，所受的伤害就轻；如果不使银子，所受的伤害就重。打不打杀威棒，是制度规定的，而杀威棒的轻重，则是由执行的人来掌握的。规则的实施力度，取决于合法伤害权的收益情况，两者呈反比关系。所以当看到武松没有银子孝敬时，差拨立即表明了态度：“你那囚徒，省得太祖武德皇帝旧制，但凡初到配军，须打一百杀威棒。”潜台词是，你没有银子给我，我就按制度办事，行使合法性伤害的权力，即使打死了你，也没法追究我的责任。这就是合法性伤害的隐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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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合法性伤害2
作者：李光阁

合法地伤害别人，对于掌握公共权力或相对稀缺性资源的小人来说是拿手好戏，这是一门让伤害对象“有苦说不出”的深奥艺术。无论正式的制度规则如何，拥有这种能力的人都可以把它变为一种利器，从而使伤害合法化。种种财富、资源和利益，都会据此重新分肥和调整。林冲刺配到了沧州后，首先了解清楚了合法性伤害的行情，然后很痛快地将自己的财富转让出来。心理预期得到实现的狱卒，连制度规定的杀威棒都免了。事实上，如果不是施恩想利用武松重霸快活林，不识时务的武松很可能就“交代”在差拨手里了。　

对于暂时找不到合法性伤害借口的对象，小人们并不是没有办法。由无法伤害到合法伤害，中介是做局。林冲和武松都曾经领教过小人们的高招，这里只说武松。他打跑了快活林的“总经理”蒋门神，直接切断了幕后老板张都监和张团练的财源。明的不行就来暗的，张都监先是把武松提拔到自己身边，让其进入自己实施合法性伤害的射程之内，然后好酒好饭地招待，还许诺要给武松找个老婆。可怜武松还以为自己遇到了好领导，醉酒后糊里糊涂就进了圈套，被当做贼人捉个正着。张都监看了大怒，变了面皮，喝骂道：“我指望要抬举与你个官，你如何却做这等的勾当？”一副武松辜负了他的培养的样子。　

既然武松犯了偷窃罪，根据大宋律例送入官府，光明正大、名正言顺给他定个罪还不简单得很？得了钱之后的知府也是根据律法行事：“这厮是远流配军，如何不做贼，一定是一时见财起意。既是赃证明白，休听这厮胡说，只顾与我加力打这厮！”结果自然在意料之中：武松屈打成招。既然案子做实了，知府也就不客气了，说：“这厮正是见财起意，不必说了。且取枷来钉了枷下。”施恩哪是蒋门神的对手？快活林又重新成了张都监集团的财源了。历史上，因做局而被合法性伤害致死的人不计其数，杀死岳飞的合法理由是“莫须有”，处决袁崇焕的合理借口是“通敌卖国”。身怀利器，杀心自起，握在小人们手里的国家公法，在阴暗心理的作用下，完全切换成满足私欲的工具。　

解珍、解宝兄弟打伤了为害一方的老虎，老虎跑到了“乡长”毛太公家的花园。毛太公因为接到了官府的告示，正愁打不着猛虎没法请功，现在老虎跑到自己家里来了，他怎么肯让解珍、解宝取走？因此两下里便动起手来。解珍、解宝有点儿幼稚，指着毛太公骂道：“你赖我大虫，和你官司理会！”谁知道毛太公早已经准备和解珍、解宝“官司理会”了。毛太公的儿子设局捉了两兄弟，理由很充足：“我家昨夜自射得一只大虫，如何来白赖我的？乘势抢掠我家财，打碎家中什物，当得何罪！解上本州，也与本州除了一害！”办案的孔目王正是毛太公的女婿，不由分说，按倒就打，让两个人招供“混赖大虫，各执钢叉，因而抢掠财物”。解珍、解宝也屈打成招，不但案件做实了，而且一场民事纠纷也变成抢劫罪了。按大宋律，抢劫罪要凌迟处死，现在可以对解珍、解宝合法性地进行任意伤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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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合法性伤害3
作者：李光阁

合法伤害权的拥有者，往往是精明的经济人，他们能真正落实以物质利益为中心，采取各种方式将这种权利置换成现金。林冲刚到沧州牢城时，老犯人就介绍说：“若得了人情，入门便不打你一百杀威棒，只说有病，把来寄下；若不得人情时，这一百棒，打得七死八活。”林冲是拿着柴进的“介绍信”去的，在交纳人情时除了多得了点笑脸，并没有享受打折或减免的优惠政策。面子只是交易双方的“介绍信”，拿着一张名片或者一页纸就想把事办利索，属于典型的书生思想。可见，面子只有变成可以流通的货币，才能实现其潜在的人情价值。　

清朝著名文学家方苞曾经坐过监狱。与他一块上刑的还有三个人，第一个交纳了三十两银子，骨头受了点伤，养了一个多月；第二个交纳了六十两银子，皮肉受了点伤，养了十来天就好了；第三个交纳了九十两银子，当天晚上就活蹦乱跳了。狱卒对方苞传授心得体会说，就是穷得没东西，也要折磨，目的是严肃规矩，防止有人抱侥幸心理。合法伤害权的拥有者都已把这种交易做成一种产业。这也难怪，如果手头的合法伤害权可以用来获得一本万利的收益，那么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和规模效应，就在情理之中了。　

并非所有的合法性伤害，都是为了获得政治或者经济利益，对于心理阴暗的人来说，采用合法性伤害可以达到给自己出气的目的。清政府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很多，但其中的一个小插曲耐人寻味。李鸿章因为弹劾过翁同的哥哥翁同书，翁同就一直记恨在心。在李鸿章建设北洋水师时，作为当朝帝师、户部尚书的翁同百般掣肘，或以节约为名克扣、拒拨军饷，或鼓动大臣以贪污为名弹劾李鸿章。甲午战争前，李鸿章言不可轻开衅端，而作为帝师的翁同一力主战。王伯恭曾经劝翁收口。翁说，我正想让他在战场上试一试，看他是骡子还是马，将来就有整治他的余地了。为了能够合法性地伤害李鸿章以报私怨，作为帝王师的翁同竟然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真是卑劣至极。　

总的来说，能合法地伤害到别人，须具备这么几个条件，一是能够支配一定的公共权力或者相对稀缺性资源，二是以获得一定的利益为核心，三是心理层面比较阴暗。一旦一个心理比较阴暗的人拥有一定的资源，哪怕是个下水道修理工，都可以不顾你家里污水四流，面对请求名正言顺地说，研究研究再定吧。　

现在看来，生存真的需要大智慧，不仅要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难，还要时刻提防那根本就莫可名状的、披着规则外衣的黑暗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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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一个小吏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