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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雍正朝重重疑案:原来雍正-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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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湖南巡抚王国栋、浙江总督李卫、江南总督范时绎,将是案一干人犯全部拿获。拿获的人犯有:曾静,曾静的好友、原永兴县教谕刘之衍,刘之衍的学生陈立安,陈立安的儿子陈达,曾静的学生张勘、曹珏,张熙的哥哥张照,同曾静一样崇拜吕留良的七十二岁的谯中义,谯中义的儿子谯大谷,张熙旅途相识的毛仪、车鼎丰、车鼎贲,张熙称其学问好(其实并未见过面)的孙用克,以及吕留良的儿子(时吕留良已死)吕毅中、吕黄中,长孙吕懿历,严鸿逵(吕留良的学生,时已死)的学生沈在宽等。前后数十人锒铛入狱,一百余人受到牵连。
张熙目瞪口呆。另一件事使他更加目瞪口呆。这便是他老师曾静的“师表”。张熙投书上路,曾静曾为他壮行。当时,曾静激昂慷慨,高吟:“但有虹贯日,竟无轲入秦!”与张熙共勉,要同做入秦刺秦王的荆轲,并在身着长衫上大书:“曾静死于此!”然对簿公堂,曾静却软成了一摊稀泥,不但招认如流,而且匍匐在地,摇尾乞怜,主动殷勤地写文章检查思想、深挖根源、自我批判!第三件事使张熙尤其目瞪口呆。当九卿大臣会议一致拟定将曾静、张熙等凌迟处死、株连九族时,雍正却独出心裁,认为曾静、张熙使“造书诽谤之奸人一一呈露”,因而有功,竟将他们免罪释放,并嘱咐将来子孙及地方官都不得追究和加害他们!
曾静跟着钦差大臣杭奕禄,遍走江南江宁、苏州、杭州等地,到处现身说法,宣讲雍正亲自编撰的《大义觉迷录》,逐条驳斥自己“妄加”给雍正的十大罪状……张熙则跟着尚书史贻直遍走陕西等地,麻木不仁地做同样的事情。
一场闹剧,又是一场惨剧。由此引发的吕留良文字狱案,以大逆谋反罪结案。已死的吕留良、吕留良的儿子进士吕葆中、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戮尸枭示;吕留良另一个儿子吕毅中、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斩立决;“刊刻逆书”、“往来契厚”、“阴相援结”的车鼎丰、车鼎贲、孙用克、周敬舆斩监候,秋后处决;吕、严两家众多孙辈从宽发配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其他从犯或流二千里三千里,或杖责,或给功臣家为奴。
闹剧,惨剧,由一个人导演出来,这个人便是雍正。
在处理整个案件的过程中,雍正的情绪与作为均有耐人寻味的反常之处。
当获悉曾静致岳钟琪的策反书时,雍正竟至反常地“惊讶坠泪”。他说:“梦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也。”平心而论,雍正对社会上关于他的种种非议,应该有思想准备,也确实有思想准备。他清楚,“从来仇敌之人,造为诽谤,以泄其忿者往往有之”,这种人“必有怨望之词”。
但是,其时已是雍正六年九月。
这个时候,非但允禟、允禩、允禵、允礻我等异己势力已被先后铲除,即使是年羹尧、隆科多等知情、又有可能影响皇权的前功臣也已先后伏法。而像曾静、张熙这样居于僻处穷乡、无书可读、消息闭塞的人,却了解或自以为了解宫廷斗争错综复杂的细节,而仍在指斥雍正谋父、逼母、弒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怀疑诛忠。雍正“不料其诬蔑诋毁、怪诞奇特至于此极,亦不料有曾静张熙辈遂信以为实,而便生背叛之心也”。
对于岳钟琪与张熙假意盟誓的举动,雍正过份激动和感激,表现出近乎矫揉造作的反常。他在岳钟琪密折上批道:“览虚实,不禁泪流满面。卿此一心,天祖鉴之。此等盟誓,再无不消灾灭罪、赐福延生之理。朕嘉阅处实难笔谕。朕与卿君臣之情,乃无量劫之善缘,同会自乘愿力而来,协朕为国家养生者,岂泛泛之可比拟。朕实嘉阅之至。”“朕之诚实,卿必尽知,而卿之忠赤,朕实洞晓。朕惟朝夕焚香对天祖叩头,祝愿祈我良佐,多福多寿多男子耳。”
对于张熙、曾静投书案的处理,雍正小题大做得反常、故作大度得反常。雍正亲自主持编纂了四卷本的《大义觉迷录》,其中包括十道上谕、审讯词、曾静四十七篇口供、张熙二篇口供、曾静一篇《归仁说》等文件在内,逐条驳斥了加给他的十条失德之罪。他将此书刊刻颁发至府、州、县学,大张旗鼓地组织宣传学习。同时,雍正竟然力排众议,释放了曾静、张熙。他对宠臣说:“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他对天下说:“朕治天下不以私喜而赏一人,不以私怒而罚一人。”
事实果真如此吗?将张熙、曾静投书案与由之引发的吕留良文字狱案连起来看,可以发现,雍正辩解的重点在前者,惩处的重点在后者。雍正实际是制造了一个吕留良政治谋反案,将人们的视线,从雍正个人有没有谋父、逼母、弒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怀疑诛忠等具体问题,转移到“华夷之辨”、清朝统治中国的合理合法性之上,从而从大的角度证明自己继统的无可非议。雍正用心可谓良苦。
事情按照雍正的设想进展,事情的结局却不一定像雍正设想的那样。
的确,雍正本没有必要在大清国已巩固统治数十年、他本人已经当了七年皇帝的情况下,因为一个普通属下正常履行职责、支持了自己而感激涕零;因为几个无足轻重、空喊造反、手无缚鸡之力的穷酸秀才而喋喋不休地表白自己,为自己辩护,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一段本来多数人闻所未闻的“秘史”,变成了家喻户晓的谈资,朝野上下、全国城乡全都知道了,原来还有雍正篡位及种种毫无根据的说法。而雍正喋喋不休、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的辩解,却使更多的人产生“此地无银三百两”、“黑狗黑狗越描越丑”的感觉。
曾静张熙投书案、吕留良文字狱案在高压下顺利解决。雍正却由此陷入一种“身败名裂”的郁闷之中,并从未有过地计较看似无关紧要的舆论与声誉。
曾静张熙投书案结案两个月后,雍正下了决心,远离京东遵化马兰峪父祖的东陵,在京西河北易县营造自己陵寝的“万年吉地”。
与之同时,雍正“稍觉”不适。
该死的人已死,该清的账已清,该说的话已说。紫禁城的金顶依旧灿烂夺目,皇帝的宝座依旧是万民伏服、高入云端的集权象征。改变的只有宝座上的那个人——雍正,从年富力强,到老迈衰弱;从气吞山河,到心虚胆怯。这其间的转变,竟来得如此突兀。
翌年二月,雍正病重。
压力,使雍正心力交瘁。他顶着各方面巨大的压力,劳心劳神。他加上谋父、害母、弒兄、杀弟的罪名,无从分辨真假,时间长了,精神与心脏都承受不住了,雍正七年末八年初的那场病,实际是一个信号。因而,十三年(1735年),雍正死于心脏病突发或脑溢血——人们通常说的“中风”,应该是十分有可能的。


第二章 雍正信仰

神秘的破三关(1)

雍正暴亡的原因是中风,这仅仅是一种可能,一种观点。对于雍正因病而故,官书记载十分简单,而且并没有言及雍正的病情。于是又有一种观点:雍正是炼服金丹而亡。
这一种观点的依据,是雍正去世前后一些使人费解的迹象。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凌晨子时,雍正去世。皇四子弘历(即乾隆)拜接雍正传位遗诏受命,当天,率诸王大臣奉雍正遗体自圆明园返回大内。
事起仓促,丧礼繁缛,嗣位、哭临……百事忙乱,应该是折腾了一日一夜。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事隔仅仅一天,嗣君乾隆帝忽然迫不及待又不合时宜地下了一道谕旨,曰:“皇考万几余暇,闻外省有炉火修炼之说,圣心虽知其非,聊欲试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因将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置于西苑空闲之地。圣心视之如俳优人等耳,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皇考向朕与和亲王面谕者屡矣!今朕将伊等逐出,各回本籍……若伊等因内廷行走数年,捏称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摇煽惑,断无不败露之理。一经访闻,定行严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贷。”“彼等承蒙皇考及朕赏赐之御书、朱批、字迹等,一律交回,不许私藏。”
就是说,雍正于日理万机的闲暇之时,闻听外省有祛病延寿的炼丹之术,虽明知其非,却抱着游戏消闲、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想法,聊且让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于西苑空闲之地竖炉炼丹。雍正不过将张太虚、王定乾等当作排遣取乐的优伶小丑,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多次当面向乾隆及各亲王说过,这些人是市井无赖,最好造谣生事。所以,乾隆下此谕旨,命将这些人逐回本籍。并严令他们上缴雍正赏赐给他们的御书、朱批、字迹等,警告他们不得捏造大行皇帝之言,在外招摇煽惑,否则,“一经访闻,定行严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贷”。
接着又下了一道谕旨,谕内监宫女,禁其妄行传说国事,“恐皇太后闻之心烦”,“凡外间闲话无故向内廷传说者,即为背法之人”,“定行正法”。
乾隆新立,百端待举,为何驱逐炼丹道士成了头等大事?除非炼丹道士与雍正之死有某种关联。不仅如此,谕旨的每一句话都有疑点。说雍正在日理万机之际,听说外省有炼丹修炼之术,心里明知其非,却把这些道士召来,想试试以为游戏消闲,不过将他们视为优伶一样。既如此无足轻重,又为何引起乾隆这般重视?说雍正并未听信他们的一句话,服用他们的一粒丸药。这似乎是无端地解释,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说雍正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并多次向乾隆与和亲王说过。以雍正的性情,如何能够容得他们在宫中一日!而以“正法”之刑严禁道士、宫女、内监“捏称”“妄传”的又是什么?是否与雍正猝死有关?
雍正死得突然,他一死,炼丹道士就被驱逐出宫。被驱逐的不是和尚,乾隆此时还下令让超盛、元日两僧来京瞻仰梓宫,被驱逐的是道士。雍正的儿子乾隆并且不问自答地强调雍正没有服过丹药。也许这就是一些人推测雍正死于丹药中毒的来由。
那么,分析雍正死于丹药中毒说,对认识原来雍正又有什么关系呢?炼丹,牵涉到雍正的信仰。从身心到信仰,从所做到所思,这应该是我们解读“原来雍正”的思路。
雍正对佛道鬼神的态度经历了三个阶段:当皇子时,精研此道,以康熙国师章嘉呼图克图活佛为“证明恩师”,在章嘉的点拨下,勤修苦练,直透“三关”;当皇帝后,“十年不言佛事”;最后三年,重新大张旗鼓,推崇佛道,以致亲自“开堂授徒”。
第一个阶段,可冠以一个标题:天命何归。
人们往往在把握不住命运的时候相信命运;在万般无奈的时候求助神仙。康熙末年,诸皇子逐鹿储位之时,大约都是这种心态。
皇八子允禩“每访得九流术士有些异样的”,便令心腹招其至家中,藏之于密室,“到打发去的时节”,便叫人送他一二百两银子,“这种人也多得紧”。皇九子允禟对自己的身世是否上膺天命,也抱着侥幸希冀之情,而与之来往密切的西洋传教士穆经远,竟然也会看相。皇十四子允禵,康熙五十八年三十二岁时,在军中请临洮人张恺张瞎子为他算命。
冥冥之中,天命何归?诸皇子均虔诚而利欲熏心地默祷于天、希冀于天,雍正与他们相同。
雍正与他们不同的是,他似乎胸有成竹——“炉中若无真种子,纵遇神仙也枉然。”
康熙五十一年、五十二年,正值太子二度废立。紧锣密鼓,明枪暗箭,结党阴谋,诬陷、诅咒、暗害,储位争斗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雍正同其他皇子一样紧张、焦躁、愤恨、激动、不安。但他终于意识到:他无望,也无奈。他需要的仍是隐忍。于是,他抛开了一切,礼佛参禅。
雍正参的是禅宗,禅宗是佛教一派,“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所谓“传佛心印”,即是说没有可以言传的圣谛。那么,雍正是怎样“向心修炼”的呢?晚年时雍正描述了自己鲜为人知的神秘的思想觉悟过程——参透三关。
康熙五十一年春正月二十、二十一日,雍正延请禅僧迦陵音(即性音和尚)陪同他打坐参禅。
雍正盘膝趺坐,全身松弛,双目微合,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敛神入定。香烟袅袅,一切都化作了似醒非醒、雾一样的朦胧。
雍正觉得自己仿佛真正离开了骨肉相残、凶惨冷酷的夺储战场,在无垠的林莽中行走,已走了许多年,走了一生。
静如平湖的林莽,动如大海的林莽,与时间、宇宙一起,凝滞在雍正眼中、心中。
他反观自己的心,心中仿佛慢慢腾起一小朵火花,外罩一块柔软飘逸的红绸。那火花在他的胸腹缓缓飘移,将他的五脏六腑照得通明,映出温暖柔和的红黄色光芒,使他感到一种由衷的愉悦。火花沿着他的十二经络缓缓飘荡,将这种愉悦的感觉传遍他的全身,使他的全身均映出温暖柔和的红黄色光芒。火花飘回丹田,从丹田顺着他背后的腧穴慢慢向上走,通过大椎穴升上百会穴,从百会穴倏地升到了空中。
无边林莽,山河大地,十方虚空,全都消殒了,只剩下一片红黄色的光芒。光芒中他仿佛趺坐在一朵巨大的莲花上,漂浮空中,观望自己的七尺之躯。他看到自己的身躯,仿佛看到一个赤裸的婴儿,那婴儿周身放着红黄色的光芒,与宇宙间的光芒融为一体。他恍然感动而顿悟,自觉已经没有了一切自卑,优柔,怯懦,烦恼。
他极其满足地缓缓飘回自己的身中、心中,敛气定神,睁开眼睛。
正是五炷香的功夫。
雍正还停留在刚才兴奋愉悦的心绪中,口中自语道:“七尺之躯,不过地水火风,自然彻底清净,不挂一丝……你并不比谁低,谁也并不比你高。封王、称帝、登仙、成佛,全在自心。”
迦陵音双手合十,叹道:“啊,恭喜王爷,贺喜王爷,王爷已彻悟了。”雍正沉吟良久,自觉没有完全参透,故以此叩问康熙敕封的国师章嘉呼图克图喇嘛。章嘉道:“此乃初步破参。如王所见,好比针破纸窗,从针孔窥天,虽云见天,然天体广大,针孔中所见,可谓偏见乎?佛法无边,王当勉之!”雍正似有所悟,缓缓颔首,道:“谢恩师指点。”
二月十四日,月已圆。雍正似往常一样,脱开白日拼杀的羁绊,趺坐合十,参禅入定。
明月平静地悬在空中,银光如水,从雍正头顶百会穴灌入,泄至雍正周身,使雍正的五脏六腑洞若映雪。如雪的月光,在充满了阴谋的夜中显出澄静、妩媚和温柔,点明了那夜的漆黑。
雍正又来到了无垠的林莽。他用心中的火花,点燃思想的火炬,沿着血脉的河向上走,细细观看林莽的夜,那流了一河的漆黑的夜。火炬忽然放大光芒,他顿悟:“山者山,河者河,大地者大地,十方虚空者十方虚空,地水火风者地水火风,乃至无明者无明,烦恼者烦恼,色香味触法者色香味触法,尽是本份,皆是菩提。”不觉中,出了一身透汗,竟自回到了趺坐所在。
雍正不卜凶吉,再次问证章嘉。章嘉微笑,道:“此是王爷于大死大活之中参破二关了,可喜可贺。知万物之所异,而后知万物之所同。既无一物是我己,亦无一物非我身。境智融通,色空无碍,获大自在,常住不动,是则名为透重关。王今见处,虽进一步,比如出在庭院中观天矣。然天体无际,毕竟还没有完全参透,佛法无量,王当更加勇猛精进。”雍正心中会意,叩谢章嘉。回来后雍正将此语试问迦陵音,迦陵音茫然不解,雍正也不解释,微笑而已。
翌年,康熙五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雍正于堂中静坐。“无意之中,忽踏最后一关。”所谓:“家舍即在途中,途中不离家舍,明头也合,暗头也合,寂即是照,照即是寂,行斯往斯,体斯用斯,空斯有行,古斯今斯,无生故长生,无灭故不灭,如斯惺惺行履,无明执著,自然消落,方能踏末后一关。”
无意尽在有意中,他胸中全盘计划已经成熟,他已经知道该如何做。雍正真正感受到“三身四智合一之理,物我一如本空之道”,畅快平生!他兴奋异常,直赴国师章嘉处礼谢。
章嘉望见雍正即道:“王得大自在矣!”雍正进而问道:“还会有事吗?”章嘉笑容满面,伸展两手道:“还会有什么事呢?”接着,他将手从外向身内挥道:“就是有些小麻烦,也不在话下了。”天命何归?尽在心中。
雍正以章嘉为证明恩师,自信自己已直透三关,得成正果。自此他方立了大志向,下了大决心,有了大计划。自此方真正宠辱皆忘,怀着对上天,也是对自己的神圣的使命感,成竹在胸地去做应做的每一件事。

“释主”与“天杀”(1)

雍正为雍亲王时,雍王府邻近柏林寺,他常与僧人和尚往来,所谓“偶值朝来遐,留师品茗泉”。雍正还建造大觉寺,招揽佛徒。他自号圆明居士、破尘居士,钻研讲论性宗之学,造诣高深。当然,参禅论道、机锋对答之中,或者有弦外之音;僧房密室、帷幄佛堂之内,或者有机要密谋,这些均非外人所知。
然后人们知道,雍正一即位,迦陵音和尚即退往庐山隐居寺修行,“谨守清规,谢绝尘境”,不涉官场一步。四年后圆寂,雍正赐谥,追赠国师。后来,《大义觉迷录》出台前后,雍正对迦陵音和尚一反初衷,由褒而贬,削其封号,删其语录,命地方官严查、严禁迦陵音门徒私记、存留雍正当年为雍亲王时的旧迹,违者重治其罪。
雍正的信仰的第二个阶段,也可冠以一个标题:天人之际。
雍正即位后十年不言佛事,这是他自己的追忆。雍正十一年,雍正曾说:“朕即位后十年来,办理政事,于释典一函一轴实未曾批阅。”这与他即位之前有如此大的反差,未免显得他过于实用。
实用有实用的道理。雍正已参悟了正果,已证实了自身,已验明了结果。佛在心中,佛就是他,他就是佛。他是天命所归、代天行事的真龙天子。他自信这一点,还用谈什么佛事呢?
当时京中有一姓刘的道士,名气很大。都说他有几百岁,寿不可考,能知人之前世。有一次怡亲王允祥去见他,他说怡亲王前生也是个道士。怡亲王将此告诉雍正,雍正大笑,道:“不错不错!的确的确!这是你们前生的缘法,是这么回事儿!但只是为什么你这道士商量着来替我这和尚出力?”怡亲王老实,不明白禅宗的机锋,答不上来。雍正道:“你我不是这样真佛、真仙、真圣人,只不过是为利益众生而栽培福田的。若力量不够,还得回去做和尚、当道士,各立门庭,方使得。”君臣大笑。雍正是说,他们是比佛、道、儒有更高境界的人,如不行,方回去做和尚、当道士。雍正即兴吟了一首诗:“谁道空门最上乘,漫言白日可飞升。垂裳宇内一闲客,不衲人间个野僧。”雍正以为自己是不着僧服、奔走四方、为众生谋福利的野僧,是比空门更上乘的佛爷皇帝。
雍正五年,黄河水清了一段,人们以为是“祥瑞”,群臣朝贺,蒙古王公要求诵经赐福,雍正兴致勃勃道:“你蒙古地区因做福事而人畜兴旺,乃受朕之赐,朕亦即释主。准奏。”雍正以为自己即是释主,即是佛爷。
既是佛爷,雍正认为自己能够洞悉他人的休咎,也不时想试试自己是否能够洞悉他人的休咎,是否具有常人不具有的特异功能,因而他喜好为人推算八字。
鄂尔泰于云南任上患病,雍正下旨,让他呈览八字。看过鄂尔泰的八字,雍正御批道:“朕因你少病,留心看看,竟大寿八字。朕之心病已痊愈矣。”李卫咯血,亦有御批:“将你八字随便写来朕看。”
不单单是对宠信的重臣、封疆大吏,即使是对一般官吏、将领,雍正也有看其八字的瘾。如有御批令李卫“将李灿、秦介二人八字写来朕看,随便问来,不可令知朕意”。如岳钟琪进呈属下八字,有御批:“王刚八字已看过,命甚好,运正旺,将来可至提督之命,但恐寿不能高。”
以上这些只是区区小事,真正执掌天杀、代天行事的要数年羹尧、隆科多之案。
年、隆之案震惊朝野,是雍正朝第一大案。在雍正来说,或许他记住了早年破三关时章嘉国师最后对他翻手覆手的警示,他是以天的身份自行其事。而于他人来看,则觉得如晴天霹雳,使人疑窦丛生,反倒更加疑惑雍正“天”的身份。
对于雍正突然以铁血手段,除掉他即位之初的功臣或者说是宠臣年羹尧和隆科多,通常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灭口”;第二种看法是“集权”。
以下试按两种看法的不同思路,再现年、隆之案的始末:
其一,“灭口”说。这是基于雍正夺嫡的说法,也是反证雍正夺嫡的说法。
假如一个人要想夺位做皇帝,他至少要有两个帮手。一个在内,一个在外。隆科多和年羹尧恰巧是雍正的这样两个帮手。
隆科多、年羹尧蒙蔽了当时和后世的许多人。康熙逝世之前,隆科多与年羹尧似乎同雍正——当时的雍亲王都没有过深的关系。
隆科多一家均属雍正敌党,他开始“与大阿哥相善”,明珠被罢黜后是皇长子党的主要人物。大阿哥胤禔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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