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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雍正朝重重疑案:原来雍正-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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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科多一家均属雍正敌党，他开始“与大阿哥相善”，明珠被罢黜后是皇长子党的主要人物。大阿哥胤禔夺位无望，隆科多又随大阿哥一起倒向八阿哥，成为胤禩之党，为此屡受康熙斥责。隆科多本人是诸皇子之舅，时为理藩院尚书兼步军统领，权贵已极。按照《大义觉迷录》、《实录》说法，是唯一承受康熙末命的大臣。以他的权位，无论哪位皇子登基，都必为重臣，似没有必要像民间流传的那样，不顾身家性命，以种种阴谋手段帮助雍正非法夺位。
年羹尧原来倒是可以说与雍正有一些特殊关系——他的妹妹是雍正的侧福晋。年羹尧的妹妹嫁给雍正后，年家从属于下五旗的镶白旗升入属于上三旗的镶黄旗，从此年羹尧对于雍正，既为妻舅亦为属下。但年羹尧出任四川巡抚，与雍正相隔既远，联系渐疏。在诸皇子激烈的争储角逐中，年羹尧又好象采取一种不偏不倚、模糊游离的态度，甚至有逃人孟光祖诈称是皇三子胤祉派来的，他也给银给马。雍正对年羹尧大为不满，曾公开斥责他，说他“六、七个月无一请安启字，视本门之主已为陌路人矣”。
然而，康熙逝世雍正即位的关键时刻，在内，却正是隆科多，成了承受末命八人中除去七个皇子之外的唯一大臣。从诸皇子后来的表现看，未必有八人承受末命之事。这样，隆科多就成了唯一的有关传位遗诏内幕的知情人，成了雍正正式即位之前关闭九门、拱卫京师紫禁城的关键人物。在外，却正是年羹尧，钳制了胤禵，接管了西部重军大权，使反对力量不可能从外部率军颠覆新皇帝的宝座。
事后反思，隆科多、年羹尧成为雍正的帮手，绝非横驰黑马，全在情理之中。
隆科多一家的确原党附大阿哥、八阿哥，但二人已遭康熙唾弃，储位无望。隆科多只能在胤禵和雍正之间选择。胤禵年轻不稳重，容易意气用事。康熙年迈病发之时，胤禵远在数千里之外，赶回需二十余日。国不可一日无君，隆科多必辅雍正。
年羹尧更有可能是雍正埋伏卧底的一招杀手之棋。与雍正疏远，遭雍正斥责，均为作戏给人看。雍正运筹帷幄，统观全局，深知西线军权的重要。康熙五十七年十月初一，四川巡抚年羹尧有恃无恐，竟敢自请西线军权，奏曰：“若想尽除弊端，将镇协各营整顿一新，非假臣以虚衔不能也。伏祈圣主暂加臣以总督虚衔，并求赐以孔雀翎子，令臣节制各镇，一年之后营伍必当改观。事竣，臣即奏缴总督印信，不敢久忝其位。”十月十二日，胤禵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率军驻西宁；二十日年羹尧被任命为川陕总督兼四川巡抚，节制各镇，协助胤禵。在此前后，年羹尧给雍正上了个折子，说：“今日之不负皇上，即异日之不负王爷。”这过于暴露了一些。小心韬晦的雍正十分警觉，生怕坏了大事，立责道：“是何言欤！以无法无天之谈，而诱余于不安分之举也，岂封疆大臣之所当言者！‘异日’两字足以诛羹尧全家！”虽然如此，但是，难道看不出年羹尧的本心吗？
假如一个人已经夺位做了皇帝，对于他的功臣和知情人，至少在一个阶段之内会采取安抚政策，为了酬谢，为了封口，也为了掩天下人耳目，而后必出杀手。但是，“狡兔死，走狗烹”，绝不是根本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是任何一个夺位之君，都不能长期忍受走狗的居功自傲、僭越擅权，都不能长期忍受担忧、猜疑、恐惧与被要挟、被讹诈之感的煎熬。任何一个夺位之君都清楚，世界上只有一种人可以保守秘密，这种人便是死人。
隆科多和年羹尧恰巧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康熙六十一年十四日，康熙逝世的第二日，雍正命隆科多与怡亲王胤祥等总理事务。二十三日，雍正登基大典后的第二天，雍正将册封生母为皇太后的事置于一旁，迫不及待地谕令内阁：隆科多袭一等功爵。二十五日雍正又谕：隆科多应称舅舅，嗣后启奏处书写“舅舅隆科多”。雍正后又赏封隆科多阿达哈哈番世职，授其为吏部尚书加太保，仍兼步军统领，兼管理藩院事，并赐双眼孔雀花翎、四团龙补服、黄带、鞍马紫辔……雍正甚至对他恭维感激得无以复加，道：“舅舅隆科多，此人朕先前不但不深知他，而且没有看出他来，真正大错了。此人真圣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世大臣也。”
康熙六十一年十四日，康熙逝世的第二日，雍正召胤禵回京奔丧，同时命年羹尧与辅国公延信同管西北军务。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年羹尧奉雍正之旨赴京叩谒大行皇帝梓宫，授三等公爵。后雍正授年羹尧抚远大将军，在青海西线统军平定准噶尔之叛。叛平，雍正命加授年羹尧一等公爵。雍正甚至不着君臣形迹、对年羹尧肉麻笼络道：“从来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耳！尔之庆幸固不必言矣，朕之欣喜亦莫可比伦。总之我二人作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朕实实心畅神怡，感天地神明赐佑之至。”
然而，天威难测。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五日，雍正发出了第一个警告。他指东道西，话里有话地指斥朝中弊政，道：“举荐人才之人，要是存一丝市恩望报之心，即属植党营私！受荐之人怀私恩，党同附和，致昧君臣大义，即属乱臣贼子！皆罪不容诛。”“凡有保举，不过凭各人日常所知，谁也不能尽保将来。比如广西布政使刘廷琛，原是年羹尧保荐的，现在罢斥。在年羹尧，不过一时误举，无大关系；在朕，则所任非人，费无数焦劳！”“用人理财，难在人有私心。私心一萌，狡诈百出。比如近日赏兵，便出了这样的谣言，说这是大将军年羹尧的主意。朕不是三岁小孩，难道必待年羹尧指点！又难道是因年羹尧强为陈奏，朕才赏兵的么？”“前朕所颁谕旨，揭露了阿灵阿、揆叙之奸，此乃朕数十年来真知灼见，却听说有人怀疑这是年羹尧的意思。年羹尧之才为大将军、总督有余，安能具备天子的聪明才智！”雍正指斥的是“市恩”，“植党”，“夺皇上恩威赏罚之权”，年羹尧理当心惊。
同时，雍正开始在密折的朱批中造舆论。直隶总督李维钧上密折，得到雍正朱批，其中有：“为宋师曾乞恩是你的意思，还是年羹尧的意思？若是你的意思，朕即施恩。若出于年羹尧之意，朕则不施此恩。近日年羹尧陈奏数事，朕甚疑他居心不纯，大有舞智弄巧、潜蓄揽权之意。朕既疑他，则明白告你，宜渐渐远之，不必令他知觉。”四川巡抚王景灏上密折，得到雍正朱批，其中有：“年羹尧今来陛见，甚觉乖张，朕有许多不取处。你川省属员，须你自行甄别优劣，不可全听年羹尧之指挥以定去留也。”
雍正二年十二月下旬，雍正发出了第二个警告。年羹尧回西安后，上了奏报到任日期一折，雍正于其折上朱批道：“据此不足以报君恩父德，必能保全始终，不令一身至于危险，方可谓忠臣孝子也。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倚功造过，必至反恩为仇！”
雍正三年三月，清算开始。当时“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内外臣工上表称颂。年羹尧不慎将“朝乾夕惕”，误写为“夕惕朝乾”，天授其柄，雍正抓住不放，大做文章，道：“年羹尧平日非粗心办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四字归于朕耳。观此，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不臣之迹，其乖谬之处，断非无心！”接着，雍正将年羹尧川陕甘亲信党羽一一撤换。四月，命年羹尧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年羹尧具折谢恩，雍正朱批冷嘲道：“朕早就听说有谣言‘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朕今天就用你此任！况你也奏过浙省观象之论。朕想你若自称帝号，乃天定数也，朕亦难免。若你自不肯为，有你统朕此数千兵，你断不容三江口令人称帝也……上苍在上，朕若负你，天诛地灭，你若负朕，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也！”五月，雍正将年羹尧、隆科多罪行晓示群臣。六月，雍正下令革年羹尧杭州将军，将其降为闲散章京，同时削隆科多太保衔。九月，雍正下令锁拿年羹尧。十一月，年羹尧械系至京。十二月十一日，年羹尧狱成。雍正定年羹尧九十二款大罪，其中应服极刑及立斩者三十余款，下令年羹尧自裁。
雍正四年，刑部议隆科多挟势婪赃，罪拟斩决。得旨：令隆科多往阿尔泰料理边防事务。雍正五年，隆科多家中私藏“玉牒”底本事发，六月，被押解回京。十月，隆科多狱成，定四十一款大罪，论死。雍正免其死，下令于畅春园外筑屋三间永行监禁。一年后，雍正六年六月，隆科多死于囚所。
不管是谁，只要不是傻子，都会从一开始便看到这事的结局，看到这其中的重重圈套，步步险情。隆科多不是傻子，他早已清楚“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死期已至之时”。但当时，康熙辞世的当时，他别无选择。
年羹尧却有弱点，弱点在于他太相信自己的力量和权力（军权！），太相信自己与雍正的旧情，弱点在于他不明白自己的力量和权力包括生命，都是皇帝给的，除了毫无用处的旧情，皇帝什么都可以收回。年羹尧最后似乎明白了一点，向雍正奏道：“臣今日一万分知道自己的罪了，若是主子天恩，怜臣悔罪，求主子饶了臣。臣年纪不老，留下这一个犬马，慢慢地给主子效力。若是主子必欲执法，臣的罪过不论哪一条、哪一件皆可问死罪而有余。除了皈命竭诚恳求主子，臣再无一线生路。伏地哀鸣，望主子施恩，臣实不胜呜咽。”但是，没用。
雍正只是在命年羹尧自尽时，作了一番长长的解释，说看到年羹尧罪行时“不禁坠泪”，末尾道：“即你苟活人世，自己想想看，负恩悖逆至此，还有脸与世人相见吗？今宽你殊死之罪，令你自裁，又赦你父兄子孙伯叔等多人死罪，此皆朕委曲矜全，莫大之恩，你非草木，虽死亦当感涕也。”
雍正并非在安慰年羹尧，而是在安慰自己。
他必须灭口。
其二，“集权”说，这是基于雍正正当即位的说法。这种看法认为不存在雍正夺嫡的事实，隆科多和年羹尧也与雍正即位无关，隆科多、年羹尧获罪完全是由于他们结党营私、擅作威福、权倾朝野、尾大不掉，威胁了雍正的皇权统治。
雍正在疑雾重重之中即位。造谣、诬蔑、暗箭、明枪，反对势力十分猖獗。雍正在坐上皇位的那一刻起，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孤家寡人。他渴望辅佐良才，股肱之臣。
恰巧，有这样两个合适人选。隆科多，先朝皇考重臣，国舅，统领步军，执掌吏部、理藩院，皇考临终时唯一的承领末命大臣，他在非常时刻从大局出发，毅然拥戴雍正承继了大统；年羹尧，雍亲王藩邸旧人，妻舅，进士出身的儒将，文武双全，战功卓著，先朝曾任四川巡抚、川陕总督、定西将军，他在非常时刻统帅重兵，坐镇西北，拱卫了京师。
一内一外，雍正把自己的希望押在这两个人身上，把自己能使出的所有手段用在了这两个人身上。不料，这两个人借雍正的殊宠，极力发展自己的势力，朝野内外遍植党羽。由他们引荐任命的官吏称作“年选”、“佟选”，与先朝吴三桂之“西选”合称“三选”。并招权纳贿，违法乱纪，僭越、专擅、贪污、欺罔，无所不用其极。
雍正一一优容待之。然而事情总有极限，越过极限，则忍无可忍。
他不能容忍的是：朝野内外竟汹汹传言，说大政皆出于隆科多、年羹尧，雍正在二人面前只是个言听计从的傀儡。笑话！自古皇帝专权，大政皆出于己，不容任何人觊觎、侵犯。雍正乃真命天子，何需他人指点！
他不能容忍的是：隆科多和年羹尧竟然在他眼前结党营私，招降纳叛，另立中心。年羹尧返京后，荐升他的心腹陕西西安布政使胡期恒为甘肃巡抚。胡期恒的布政使，也是年羹尧所荐。后年羹尧事败，雍正特召胡期恒面考，大发雷霆道：“观其人甚属卑鄙！所奏之言甚属荒唐悖谬！”严斥年羹尧：“你实在昏聩了！胡期恒这样东西，也是你年羹尧混奏保举作巡抚的人么？岂有此理！”
他不能容忍的是：他苦心经营的耳目网、情报网，竟然在隆科多、年羹尧处失灵，派出监视年羹尧的御前缇骑侍卫，竟成了为其摆队坠蹬、前引后随的随从！
越对统治的稳定性担心，便越要强化统治。雍正不能不采取决断措施。他将年、隆罪状公布于朝，撤了年羹尧抚远大将军，调任杭州。
破鼓万人捶。揭发年羹尧罪状的奏章雪片似的飞来，不少触目惊心，也有的诡秘离奇。如有说年羹尧与静一道人、邹鲁等图谋不轨。那邹鲁供：“小的对年羹尧说：‘位及三公掌天下兵权，大贵极矣，或者还要封王。’年羹尧说：‘封王还不止，只看五六年后，我又是一个光景。到分九鼎时，我已有川陕两省，据天下上流，更兼兵马强壮，谁人敢当？’静一道人对我说，丙午年三月初一日正宜起手，你看此日如何？’小的对他说：‘从奇门上论起来是好的。’”雍正当然看得出有真有假，但冷笑耳。
六月二十一日，年羹尧启程赴杭州，沿途官员密报，说他是“一车两马，仆从数人”。雍正大怒道：“此其故作困苦怨望之状，其资财产业多在各处藏匿，各省督抚等严查。出首者免罪，隐漏者照逆党例正法，未能查出之督抚一并从重治罪。”直隶总督李维钧随奏：“年羹尧未动身前骡驮车载出关者已不计其数，起身后尚有一千驮未行，现仍在西安、三原、泾阳等处捉取骡车。”署川陕总督岳钟琪奏：“自本年正月至五月，年羹尧共用骑、驮、轿之骡子共二千二百二十二头，骡车共二百三十三辆。运送物资前往京师、直隶、湖广、江南、宁夏、山西、兰州、山东等地，骡车每辆载重一千三百斤，进京者五十九辆，往保定者一百四十辆，另有四十辆声言进京，后去襄阳。”七月七日，镇海将军何天培报：“年羹尧六月二十日渡江过江口，前往丹阳，前后船只甚多，陆续而往，不知其数，船窗皆闭，船中人等故为藏匿，并无一人出面。甚属诡秘。”七月九日，署浙江巡抚甘国奎报：“年羹尧于七月初二到任，仍似大将军气象，其所坐之船，前到者已三十余艘，闻未到者尚有四十余艘。其家人到杭者已不下千人，后来者尚未知其数，所住衙门人已住满。”后署浙江巡抚福敏又报：“年羹尧到浙之日，随从尚有千余人，马匹亦多，署中难容，另造房屋百余间居住。传说，年羹尧以闲散章京闲坐杭州涌金门，卖薪贩菜的行人百姓均不敢出其门，谓：‘年大将军在也。’”随着奏报传说纷沓而至，雍正的脸色愈见阴沉，天杀之意遂决。
至于隆科多，满朝文武并无人敢碰。
传说，一日，河南巡抚田文镜府中来了一位绍兴师爷邬先生。邬先生对田文镜道：“公想作寻常督抚，还是名督抚？”田文镜道：“必作名督抚。”邬先生道：“名督抚须佐以名幕宾。”田文镜道：“谁？”邬先生道：“邬某。”田文镜道：“如何相佐？”邬先生道：“邬某将为公草拟一疏上奏。”田文镜道：“何疏？”邬先生道：“疏中一字不可令公见，疏上，公事成矣。”田文镜心知其异，首肯。疏稿早已拟好，署田文镜名即上，原来正是参劾隆科多之疏。隆科多果获罪，田文镜自此宠眷日隆。有人说邬先生乃雍正之人。又有传说雍正左右有文觉禅师参与了诛杀年、隆的决策。内幕究竟如何？不得而知。不管雍正采取了何种手段，年、隆必死。
雍正必须集权。
“灭口”说与“集权”说，着眼点都集中在雍正诛杀年羹尧、隆科多的缘由。而无论哪一种缘由的说法，都忽略了一点：雍正不顾前后偌大反差、眼都不眨地诛杀两名重臣，是因为他自信自己天子、释主的地位，自信自己有权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自信自己行使的是“天杀”之权。
杀年羹尧之前京城出了一件怪事。一只不知从何而来的野虎，十二月初三从东便门上城，跑到前门，下马道，直入年羹尧家，上了房。四日天明，九门提督率兵放枪，老虎从房上跳下，窜入年家后花园。官兵追上用枪扎死。相传年羹尧出生时有白虎之兆，为此，雍正兴奋激动之极，在臣工奏折上批道：“年羹尧究竟杀不杀，朕意实未决。然竟出了这样的奇事！对年羹尧，朕正法之意实决矣。上天如此明彰显示，实令朕愈加凛畏也。朕实惊喜之至！奇！从古罕闻之事也！”
雍正再次参悟了正果，证实了自身，验明了结果。佛在心中，佛就是他，他就是佛。他“果然”是天命所归、代天行事的真龙天子。
信仰的终结（1）
雍正的信仰的第三个阶段，可冠以一个标题：天崩地裂。
人都是如此，自信了一生，到最后，又觉得不自信了。奔波了一生，到最后，又觉得什么都是虚的，需要用来世彼岸来安慰自己了。
雍正很累。允禩、允禟已死，隆科多、年羹尧伏法，《大义觉迷录》颁发全国，一次次的文字狱，一次次的打击朋党，整饬吏制，已高度集权，他已没有政敌。从任何角度来说，他都已获得了全胜。他应该轻松，但他很累。他本来是一个容光焕发、野心勃勃的中年人，现在却颓然老矣，颌下、颊上、眼皮的肉松垂，两眼浑浊不清、暗淡无光。他勉强在回忆中，在往日血腥的迷雾中，忍受一阵阵心悸、心绞痛的侵袭。
为了摆脱这种痛苦，他开始寻觅。
雍正七年，雍正在岳钟琪所上密折的朱批中，曾令其秘密往终南山查询一个名叫鹿皮仙，又名狗皮仙的修行之士。同年，雍正还曾召见白云观道士贾士芳。后因贾士芳只通心性之学，不懂其他，而略加赏赐使退。
两次轻描淡写的试探后，雍正八年，很多地方官，包括四川巡抚宪德、河东总督田文镜、浙江总督李卫、云南总督鄂尔泰、署川陕总督查郎阿、山西巡抚石麟、福建巡抚赵国麟等都收到了雍正下令秘密查访名医、道士的谕旨。曰：“可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倘遇缘访得时，必委曲开导，令其乐从方好，不可迫之以势。厚赠以安其家，一面奏闻，一面着人优待送至京城，朕有用处。竭力代朕访求之，不必预存疑难之怀。便荐送非人，朕亦不怪也，朕自有试用之道。如有闻他省之人，可速将姓名来历密奏以闻，朕再传谕该督抚访查。不可视为具文从事！可留神博问广访，以副朕意，慎密为之！”
当时有人奏言，四川成都有一个名叫龚纶的人，年九十，善养生，强健如少壮，八十六岁犹有妾生子。他精通歧黄术，步履如飞，善骑马用剑，在当地有龚仙人之称。雍正立命四川巡抚宪德优礼荣待，速安车送至北京。宪德回奏：“此人已无疾而终。有子四人，幼子方四岁。”雍正还不甘心，又问：“其子中有没有得其父秘传的？必须优礼婉转开示，方能得其实。若有，也如前旨，安其家，送至京来。”宪德答以“没有，医道也平常”，雍正方罢。急迫如此。
看来雍正病了，有病，不但求医，而且求道士。这只可能是两种病：一是心病，疑神见鬼；一是阳衰，荒淫过度。
朝鲜《承政院日记》记载朝鲜臣工向其主报告清朝情况说：“雍正沉淫女色，病入膏肓。自腰以下不能运用者久矣。”是雍正六年政局大定以后，雍正开始生活放纵了吗？可能性不大。雍正自云：“朕自幼性情不好色欲，即位以后宫人甚少。朕常自谓天下人不好色未有如朕者。”
较有可能的是“心病”与“阳衰”的结合。雍正患心病，疑神见鬼，而阴盛阳衰。雍正精于佛、道理论，又以章嘉呼图克图喇嘛作为自己的证道恩师，想必明了道教的“玉女喜神术”、密宗喇嘛教的“大喜乐禅”，想必会欲以房中术采阴补阳，守生养气，祛病延年。然而采阴补阳谈何容易，旧病未除又添新病，形成了恶性循环，这也许就是雍正急于访求道士的原因。
白云观道士贾士芳在浙江巡抚李卫的举荐下，二度进宫。贾士芳属北派全真派道士，主张炼养，“清静无为”，“除情去欲”，不讲究服用丹药。他初次应召进宫不称旨，被遣回。此次，雍正病急投医，贾士芳未进丹药，仅予以按摩，并授秘咒之法。雍正试行，顿觉心神愉畅，肢体安和。但好景不长，雍正不能保持“清静无为”，“除情去欲”，病情时好时坏，却怀疑贾士芳手握其柄，操纵他的健康，加之贾士芳咒语中有“天地听我主持，鬼神供我驱使”词句，于是将贾士芳以左道妖逆之罪处斩了。贾士芳既死，南派正一派道士娄近垣得宠。正一派炼养服食兼重，娄近垣更不喜言炼气修真之法，主要是用药。有效，即称旨。贾士芳处斩后，雍正命大学士马尔赛寄语各督抚，传旨：“从前所言修炼养生之人，不必送来。若有医学精通之人，仍送来。”雍正并非仰仗娄近垣为他炼丹。娄近垣也是个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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