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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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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谁讲真话镇压谁
县委人民来信办公室，1959年、1960年共收人民来信1173件，绝大部分都未认真处理。有的还作为反动信件侦破。
一次，石润公社党委书记谭布真，匿名向邓小平写信反映情况，姚奎甲在省里开会得知消息后，立即打电话告知谢永康，要他配合省公安厅蒙处长进行专案侦破。谢数次以测验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文件为名，要全县大队以上干部每人亲笔写一份学习心得送到县委，核对笔迹。对笔迹没有查出，姚奎甲就到处怀疑，逼迫县委办公室主任潭荣植、原副县长刘希文及汪卓、朱吉祥、胡志杰等同志承认，最后谭布真怕连累别人，主动承认是他和一名大队干部写的。结果谭被斗争，定为右倾分子，受到留党察看两年、行政降两级处分，并送农场劳动。
县委组织部原副部长钱汉轩，病退后化名向毛泽东写信，反映无为农村情况。姚截获这封信后，即交县委办公室转赫店公社书记丁学甫进行侦破（因看出是从赫店邮局发的），并叫公安局拍成照片在赫店公社到处查对。钱怕定错他人，即向丁学甫承认是他写的。当时钱正发烧，天在下雨，姚得知消息后命令丁学甫立即派人将钱送到县里。姚一见钱就破口大骂“你这个混蛋，是张凯帆的爪牙、走狗，吃饭不干事，还向中央告状”。随后把钱关了一个多月，组织两次斗争，令其反省。
一次，田桥公社书记季永山、庙后大队书记杨克才、港河大队大队长汤圣传3人写信给毛泽东，并上北京反映姚奎甲及无为问题。姚得知后，即派人去北京将季等人领回，经过斗争后下放劳动。后将杨克才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劳教；季永山、汤圣传受到留党察看两年、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23级降为25级的处分。在他们劳动期间，杨克才因去芜湖一趟探望爱人，季永山请假去马鞍山看病，姚说他们不老实，还想告状，即将他们逮捕起来，
关押一年零8个月。
严桥南岳小学副校长陈英，于1959年7月至10月3次向姚奎甲写信，反映当时无为基层干部作风和群众生活的实际问题。姚不但不支持，反把陈英写信问题转告文教系统整风领导小组，要其对陈斗争，并说：“有个小学教师给我写信，内容非常反动，骂到县委头上来了。我已叫县委办公室通知区里派专人将陈英送到县里来，你们要转告文教局组织专门会议进行斗争。斗争后要专人看管。我就不相信一个小学教师还整不倒。”斗争结果，将陈英划为右派分子、撤职降级、监督劳动。
姚奎甲对县委办公室主任谭荣植说；“今后如有人向中央和国务院投寄的信，要邮局堵住，每天晚上要检查”。一次，姚到襄安镇，见有个摆摊子代写书信的，姚怕他代写人民来信，亲自把他带到公社审讯，并把他的摊子毁掉，还威胁他说：“今后再要写，我把你捉起来法办。”这个人吓得逃走了。
一些干部因讲真话处分后，即送劳改。王福大队办了一个收纳90多人的小劳改农场。强迫劳改人员于重活，做不动就打，有时甚至不给饭吃。这90多人中，除派出所送去的五类分子21人外，其余大部分是干部和社员群众。
1960年初，周恩来收到反映安徽省和县、无为县饿死人情况的来信，致函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要求查明情况后回复。函件全文如下：
希圣同志：
转上一信，请阅后派人前往两县一查，也许确有此事，也许夸大其辞，但这类个别现象各省都有，尤其去年遭灾省份，更值得注意。主席在批转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文件上，也曾着重指出这一点。请查明后复我一信。
敬礼！
周恩来
一九六Ｏ、三、二十九
以后揭露的事实证明，这些来信反映的情况，不仅不是像周恩来说的“夸大其词”的“个别现象”，而且情况要严重得多。
张凯帆“大闹无为”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大批张凯帆，说他“大闹无为”，把张凯帆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无为的老百姓，一直把张凯帆当英雄，当清官海瑞。
张凯帆1927参加革命，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并领导了无为“六洲暴动”，1933年9月，他在上海任中共沪西区委书记时被叛徒出卖后逮捕，关进了龙华监狱。他在龙华狱中作诗言志：
龙华千古仰高风，
壮士身亡志未穷。
墙外桃花墙里血，
一般鲜艳一般红。
他在狱中睡双人床上铺，他用铅笔将诗写在墙上，位置比较高，监狱管理人员没有发现。解放后，解放军在清理监狱时，发现了这首诗，误以为烈士写的。萧三在他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中收集了这首诗，署为“佚名”。后来，出版社得知是张恺帆写的，便来信说明并道歉，张复信说：“我是幸存者，获烈士称号，当不胜荣幸，何歉之有？”
1959年春以来，身为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的张凯帆，不断得悉无为“田园荒芜”、“灾情严重”和“民不聊生”的消息，心情极为不安，便来到无为作实地察看。1959年7月4日，他一到无为，就有农民拦住他的车子，有的人向他叩头，要求他解决吃饭的问题。他目睹农村的悲惨情况，十分伤心。7月7日，张出席了县委召开的五级干部会。他在会上的讲话说：
在去年大跃进中，浪漫主义太浪漫了，本来长得很漂亮，可是粉堆厚了一些。比如，明明亩产400斤，硬说是800斤，1000斤，你多我比你还多，横竖越多越好。
我们有些同志为了面子又不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请问，你们到底是要面子还是要农民吃饱肚子呀！？这次，我从石涧那边过来，见到病人很多，特是浮肿病人多，粗腿的多，妇女子宫下垂的多，闭经的多。。
如果要走贫穷的道路，哪个去干革命？我张恺帆也不干！
农民吃什么东西，一家大小平均不过二两。我们有些同志胆大妄为，乱改粮食标准，置群众生死于不顾，还有一点人性吗？
食堂一般不要搞了，这并不影响人民公社的性质。。。。。现在食堂办得并不好，很多人愿意回去吃，只要你们把粮食、柴草、菜园地给他，给他们解决锅，他们会举双手欢迎的，愿意单吃的。
他建议把库存几百万斤粮食供应给病人和儿童；农村公共食堂办不下去了，他便写信给省委，建议省委考虑农村食堂是否暂时停办。
他在无为的20天里，跋山涉水、走村串户，并细心察看当时的干群关系、农民生活和庄稼生长的状况。他看到人们脸如黄蜡，骨瘦如柴，有的拄着拐棍，有的卧床不起，饿死人的现象已有所闻所见。到处禾苗生长得犹如枯香直立，满目凄凉。张凯帆心急如焚，他一面与县委书记姚奎甲交流情况、沟通思想；一面多次电告省委、地委反映情况，请求给予支援，一面沿途呼喊，要求干部和群众同舟共济，启发农民多种蔬菜，振作精神。他得知红旗公社王福大队书记张定根，横行霸道，打人骂人无计其数， 且一次即逼死3条性命，但此人为姚奎甲所宠。张凯帆通过政法部门将其逮捕。新民大队一生产队长黄大本、陡沟港河大队一生产队长倪进长因多次打骂群众并打碎社员的锅，张凯帆对此十分愤慨，随即通过地方组织，将其宣布撤职。
最能表现张凯帆胆识的是他在无为提出的“三还原”、“两开放”。他经过调查研究，根据群众的意愿，和另一位书记桂林栖商量以后，果断地提出：占用社员的房屋还原，伙食还原（即解散食堂，回家做饭），公社化中没收的社员自留地还原；市场开放，鱼塘开放（可以让农民搞点鱼虾充饥）。但是，他这些救农民于水火的做法却招来了弥天大祸。
1959年8月1日，中共无为县委给地委写报告，并将此报告上报省委。报告说：“张恺帆于7月4日到无为县检查工作，9日下午在大队检查时，向队干部和群众宣布吃饭还原、住房还原、小块土地还原的三还原，并要县委向下贯彻。到7月15日，全县六千多个食堂被一风吹散，只有120个食堂坚决不散。”
8月2日，芜湖地委立即向省委报告：“我们认为张凯帆提出的三还原，特别是命令解散食堂，是违背中央和省委关于办食堂的方针和政策的。”报告还揭露“张凯帆指示县委办公室调查公社化前后的三个变化（劳动力、农具、房屋）和干部作风、各种发病情况等五项内容，而且均以公社化前后为界限，不知用意何在，请省委研究。”
8月4日，中共安徽省委就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食堂一事给中央写了报告。报告说：“我省书记处书记张恺帆同志于七月初到无为县检查工作时，下令解散食堂，并以怀疑的心情责令县委办公室调查公社化前后几个情况的变化，结果引起无为县工作的混乱。无为县委和芜湖地委对张的这种作法很有意见，认为是违反中央的方针政策的。现将无为县委和芜湖地委的报告转上一阅。”
8月10日，毛泽东在省委的报告上作了极为严厉的批语：
印发各同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明显证据之一。这些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他们是乐意参加的，有革命性。至于如何革法，也是常常错的。他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不舒服了，早就参加高岗反党集团，而这个集团是用阴谋手段求达其反动的目的。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迅速被揭露，对党对他们本人都有益。只要他们愿意洗脑筋，还是有可能争取过来的，因为他们具有反动与革命的两面性。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例如说，总路线基本正确，人民公社不过迟办几年就好了。要挽救他们，要在广大干部中进行彻底的揭发，使他们的市场缩得小而又小。
显然，毛泽东这里不仅仅是批评张凯帆，主要是借机批评彭德怀。但张凯帆也难逃过一劫。
1959年8月27日至9月21日，曾希圣主持召开了县处级以上的干部会议，对张恺帆进行了批判。接着，又批判了省委候补书记兼省委宣传部长陆学斌。因为陆对浮夸风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还同意张恺帆在无为县的作法。
随着斗争的深入，省委把张恺帆和陆学斌定为“反党联盟”，作出了《关于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批判运动，一大批说真话干部和群众受到打击。张凯帆被开除党籍，撤销副省长职务，批斗51天，关押200多天， 经批判斗争后送淮北某矿劳动。其妻史迈也受到了株连，全家被赶出省府住宅大院。
张的二弟昌选、堂兄视三、堂弟昌树，还有在抗日时期曾任皖江参议员、老民主人士王试之都受到株连，被迫害致死。凡与张有过接触的人都进行了残酷的斗争，有的被罚跪，有的被扒衣服。对这些人进行抄家搜查、强迫劳动，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严重右倾’，送到大蜀山畜牧场劳动。据不完全统计，遭受株连被批斗、处分的无为籍各级干部就有28741人。于是，张恺帆试图纠正的“共产风”在无为县又刮了起来，导致形势迅速恶化。张恺帆被批判之后，地方干部的专权和高压越来越严重。由于被判的人太多，以致于无为县监狱爆满，连仓库里都关满了人。后来政府不得不将那些无处关押的人押往临近的白湖农场（庐江县境内）和普济圩农场关押。在押送路上，老百姓说劳改犯多得象行军队伍一样。
“七千人大会”以后，张恺帆平反，官复原职。文革中又受摧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张先后担任省委书记、省纪委第二书记、省政协主席、省政协党组书记、省委顾问等。
三、亳县的惨剧
亳县（现为亳州市谯城区――属阜阳市）位于安徽省西北边陲，东、北、西三面与河南接壤，南面与东南与本省的太和、涡阳县毗邻。全县面积2200多平方公里。1957年耕地面积273万亩，农业人口73。7万人。1958年到1961年，由于同全国各地一样的原因，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农村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在大饥荒期间担任这个县人委（即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的梁志远，兼任县委农村工作生产福利科科长和县委生活福利办公室副主任，那时县委和县人委合署办公，很多事情都由他经手。他既亲身经历了整个过程，又经常下乡调查情况，是一个十分了解情况的历史见证人。2002年和2005年，梁志远先生根据三年农村工作笔记和有关历史资料，写了多篇记述亳县大饥荒的文章。其中，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了《亳县农业卫星经验官修记》（2003年第一期）、《亳县统购统销反右的后果严重》（2003年第7期）、《大跃进中的亳县人大、人委、政协》（2006年第3期）。另有三篇稿件《炎黄春秋》编辑部觉得很好，但不敢发表，即《沉痛的历史教训――亳县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实录》、《关于“特种案件”的汇报――安徽亳县人吃人见闻录》、《安徽亳县大办共产主义食堂》。后两篇发内部版《春秋文存》，印数只有几十份。在已发表的稿件中，由于政治条件所限，《炎黄春秋》编辑部删除了部分敏感的内容。征得梁志远先生的同意，本书这一节全部取材于梁先生上述作品的原稿。
1，放“卫星”，高征购
1958年秋，安徽省委、阜阳地委（当时亳县属阜阳地区）迫不及待地要求所属各县大放“卫星”。亳县闻风而动，并抢先在各县前头。9月27日召开的县党代会上宣布，五马公社将要放出亩产万斤以上的特大水稻“卫星”，并作出了“今年粮食实现亩产千斤县，明年亩产万斤县”的决议。之后，由县委书记亲自挂帅，在五马公社泥店大队，选上好水田，打上木桩，先竖后横网好铁丝，从一百零几亩稻田里将成熟的水稻中选优拔棵，移栽到1。389亩水田里，并在田埂栽上青草，以表真实。经过几昼夜苦战，园满完成了水稻特大“卫星田”的创造任务，连夜上报省委、地委，并通知各社队组织干部参观。许多参观者站在稻穗上合影留念。收获之后，这块“卫星田”放出了亩产40803斤的特大“卫星”。省、地、县报纸、广播及时发表了消息，省地委迅速发来了贺电。
全县社队干部通过参观学习，“并田移栽”水稻和合并收获形成高潮。在秋收季节，高产“卫星”此起彼伏，连续不断。全县数不清放出了多少“卫星”。有的来不及像水稻那样并田，干脆就把多亩地的收获作物放在一起，上报成很小面积的收成。特别是红薯起收时，把十几亩甚至几十亩地里大块红薯挑出来堆放到一块几亩地里，要求上级来验收，以放特大“卫星”。
经过一段狂热的浮夸，亳县知名度大大提高，一跃跨入了农业先进县的行列。县委负责人和亩产4万多斤“卫星”的泥店大队负责人，出席了1959年的全国群英大会，亳县和泥店大队都受到了国务院的奖励。
产量报得太高，征购指标也随之提高。1957年实际征购1。3亿斤，1958年提高到3亿斤。到1958年底，粮食征购任务还没有完成。因此，大会追，小会逼，干部群众人人过关，拔白旗，批右倾，把征购粮食多少当作衡量干部左、中、右的标准之一。虽然食堂多数停伙，浮肿病大量发生，但县委还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硬说无粮是“假象”，是“西北风”，到处翻箱倒柜，大搜粮食。后来地委派副专员张剑华带工作队来检查，搞清了真相，县委才勉强承认没有粮食，安排了农村粮食返销。但是，返销粮食很少，十天口粮三天吃光。在打击说真话的人的同时，大力表扬说假话的人。1958年，县委让一位新提拔的县委副书记宋某去分包五马公社，他很快伙同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李某放出亩产4万斤的水稻高产卫星，全社粮食产量跃居全县第一。秋季征收“过头粮”从而夺得全县的“帅旗”。1960年3月4日，正当农民大量饿死的时候，他们竟把二月份县委分配给该公社的人均每天4两（相当于十进位的2．5两）的返销粮4500斤退回给县里。从而在县委扩大会上受到大力表扬。结果，五马公社是饿死人最多的公社之一。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8月29日，县委传达庐山会议精神，在全县城乡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县委的头脑又膨胀起来。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凡是反映过农村粮荒、饥饿的党员、干部，均被视为否定1958年成绩、恶毒攻击三面红旗，给予无情打击。1959年粮食进一步高征购，征购量和总产量的比率由1958年的33。2％，提高到39。5％。1960年春，大批饿死人的时候，返销粮每人只有二两左右，相当于十进位1两多。
“五风”大行其道，畅通无阻，是因为没有人敢说真话，党委书记一个人说了算。1958年10月， 县委书记为了更方便推行其意志，将县委和人委（即县政府）合署办公，县长、副县长下农村蹲点，以党代政达三年之久。1959年春，农村出现饿死人的情况以后，如实反映情况的人都遭到残酷打击。
2，亳县的公共食堂
1958年9月7日到17日，在10天之内，全县就实现了公社化。在公社化的同时，全县办起了4700多个公共食堂。食堂一般由生产队长负责，司务长由会计兼任。食堂所需的房子、器物都是用“共产风”刮来的。刚开办的一个多月，一日三餐有干有稀，门前红旗飘扬，男女老少一起进餐，像民间办喜宴似的，社员家中来客和路上行人都可以到食堂吃饭，一律不收钱和粮票。当领导参观、记者采访的时候，一片欢腾，高喊“食堂万岁！”
但喊“食堂万岁”的毕竟是少数典型。大多数食堂是开饭时社员排长队领饭，食堂门口蹲着大片吃饭的人群。排在队伍前边吃完了饭，排在后面的人还没有领到饭。雨天要踏着泥水去领饭，冷天领到饭以后吃冷饭。对老弱病人无法照顾，乳食不足的婴儿难以补贴。更重要的是，吃粮无计划，粮食浪费十分严重，秋收后不久就没有粮食了。多则两三个月，少则一个多月，大部分食堂就被迫停伙。此时，1958年的粮食征购任务还没有完成，为了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一方面以反瞒产私分的名义搜粮，一方面在县内主要干道和周边县市设立“劝阻站”，查缉逃荒农民。1959年2－3月间，全县因缺粮，食堂停伙，浮肿普遍发生。大批农民逃荒到邻近的河南省。到1959年3月上旬，全县只有几十个食堂起伙，春耕生产基本处于停顿状态。直到麦收季节，食堂还处于时开时停的状态。麦收后不久又出现夏荒，食堂还是难以正常开办。当时农民私下传顺口溜：
食堂没有粮，
饿得人脸黄，
浮肿像黄牛，
干瘦像螳螂。
1959年8月29日，县委传达了庐山会议精神和省委反右倾会议，全县反右倾运动迅速展开。“保卫食堂”是反右倾的一项重要任务。县委负责人在大会报告中对食堂特别强调：“人民公社的食堂为什么会被一风吹掉？主要是对敌人打击得不狠。有人认为食堂一片黑暗，有人在动摇军心。”县委认为，办不办食堂，农民参加不参加食堂，是拥护不拥护共产党、拥护不拥护社会主义的一场阶级斗争。因此，农民绝对没有“入堂自愿，出堂自由”，即使是无粮下锅，喝清水，吃菜汤，也得集中在食堂喝。在反右倾运动中，对停伙的食堂人人过关，个个检讨。对那些所谓“污蔑食堂、攻击食堂”的给予严厉打击。十九里公社薛菜园大队小陈庄生产队长程中德曾编过顺口溜：“食堂食堂，经常没粮，小孩没吃，饿得叫娘。”因此将他定为右倾，撤销了队长职务，给予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进行了多次批斗。
在这种形势下，县委还对时开时停的食堂，要求一村一堂地全面起伙。为了巩固食堂，采取了分户不支粮和收尽社员饭锅的“两头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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