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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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缚榉恚冶豢哿�17天口粮，陈已怀孕8个月的妻子带着5岁的儿子外出讨饭，下落不明。
这个大队从1949年到1958年，群众的生活水平是逐年提高的。公社化以后，特别是1959年和1960年两年，由于粮食减产、收入减少、征购任务增加，农民生活发生严重困难。普遍出现吃草、吃糠、饿、病、逃，不少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社员说有十多：吃草吃糠多、生病多、死人多、出卖家具多、送儿送女多、妇女改嫁多、全家破亡多、人口外流多、讨饭的多、偷窃多。从社员蔡庙寿的变化可见一般。蔡家公社化以前12口人，三个劳动力，家里生活比较殷实，大小家具齐全。1959年春，口粮不足，为了买番薯丝吃，出卖家具五件共得13元：席床二件，4元；织布机一部，4元；铜火炉一个，3元；铜盆一个，2元。1959年9月11日，大儿子蔡小玉因浮肿病死亡，留下老婆和两个小孩（一个8岁，一个4岁）。二儿子蔡小头患了严重的浮肿病。到了1960年春，全家11口人，没有吃的，为了到路桥买一角二分钱一斤的菜叶，一角五分钱一斤的番薯藤，再卖家具：共卖出26件，得117。6元。到此家具基本全部卖光。1960年3月，大媳妇带两个小孩改嫁，全家12口人只剩下8人。
从1959年到1961年，为了买吃的，利丰大队有190户（占总户数的87％）变卖了家具、农具、衣服，有51户（占总户数的23％）拆房子卖砖、木料。
第十章 大饥荒中的云南
2002年12月，为了调查云南省在大饥荒中的情况，我乘波音737从北京飞到云南省会昆明，整整飞行了3个半小时。在1958年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从昆明到边疆一些县还得有10天到半月的行程。可见云南离中央政治中心多么遥远！但是，在毛泽东时代，中央政府的权力和意志，也施加到云南这样一个多民族边疆省份的每一个角落。边疆少数民族也不能幸免“三面红旗”的灾难，也不能逃脱饥饿和死亡。表10－1记录了大饥荒年代及前两年云南省的人口变动。表中的总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取自《中国人口．云南分册》一书。这些数据是云南省官方提供的。
表10－1大饥荒期间云南人口变动（单位：总人口万人，出生率和死亡率千分之一）
1956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总计
年末总人口 1841．63 1914．48 1911．93 1894．55 1889．86 1963．72 2021．68
出生率 34．75 23．61 20．94 24．19 19．40 39．71 43．15
死亡率 15．22 21．62 17．96 26．26 11．85 10．85 14．14
非正常死亡 15．12 8．28 24．04 47．44
少出生人口 28．53 33．96 27．60 36．50 126．59
根据官方公布的人口数字，可以计算出（计算方法见本书“大饥荒对中国人口的影响”一章）大饥荒期间，云南省人口变动情况，即非正常死亡近50万人，少出生人口近130万人。表101中最下面两行就是本书作者计算的结果。当然，这是用官方数据计算的，实际情况要比这个数据要严重得多。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研究的结果是，在1959年到1961年三年，云南非正常死亡80万，死亡率为4．2％。他没有考虑云南1958年的非正常死亡。
一、从刀耕火种到共产主义
由于考虑到云南的特殊情况，新政权接管云南以后，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没有采用内地那种对地主进行残酷斗争的方式进行土地改革，而是实行“和平协商土改”。和平协商土改的政策原则是：“在保证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基本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前提下，对少数民族地主从政治上、经济上作了适当让步。”“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废除高利贷剥削，不分其它财产，并保留与农民同样一份土地。改革中不打，不杀，除现行犯以外不捕，并一般不剥夺政治权利等”。边疆地区土地改革到1955年底才基本完成。
说是和平协商，实际上也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进行的。和平协商土改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交待政策、发动群众，组成农民队伍；第二阶段是划分阶级，这一阶段要向地主阶级进行“有控制的、有领导的面对面的说理说法斗争，全面揭发地主阶级的罪恶”；第三阶段是没收征收土地；第四阶段是分配土地。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改革以后，地主富农不敢请工，也不敢拿粮食到市场上去卖。农村借贷关系也停止。坝区（云南称山间盆地里的小平原为“坝子”）和内地历年有大量粮食流入边疆和山区，1956年，因坝区和内地土地改革，流入边疆的粮食大量减少。再加上沿边一线边防工作加强，1956年3月以来部队向边沿一带推进以后，边民出国帮工和购粮也大为减少，农民虽然分得了土地，但缺乏农具和牲口。所以，1956年以来，边疆地区粮食问题十分紧张。思茅地区1956年5月粮荒开始露头，六、七月份更为严重。各地均发生农民到区政府和驻军部队要粮食的情况。由于粮荒，澜沧东回区磨界寨“坏分子企图煽动群众抢劫区政府”，后因及时发觉而制止。酒井区大卡竜乡群众私自开仓分了粮食10多担。募乃粮库从4月下旬到7月8日，发生偷粮抢粮事件22次。澜沧东河区还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为此，思茅地委在半个月间连续两次发出解决粮食问题的紧急指示。
在1958年大跃进以前，由于农村政策挫伤了农了的积极性，加上征了过头粮，云南农村就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
云南省纪委1955年3月的一份报告中说，1952年思茅县龙潭、坝溜两区因春荒上吊、中毒致死206人（其中龙潭105人，坝溜101人）。这个事件一直拖到1955年才作处理。临沧地委在1957年7月22日的报告说，临沧县在1956年3月到9月的6个月时间内，发生了因缺粮而饿死人的严重事件。事件发生在三个区26个乡的范围内，因饥饿而致死的有110人。原来属余粮户和自足户，因国家多征购了粮，又没有及时供应而饿死的占死者总数的占49。9％；原属于缺粮户，虽有粮票而无钱购粮而饿死的占死亡总数的2。72％；因生理缺陷或劳动力极差而无人关心而饿死的占死亡总数的8。18％；原是自足户因吃粮计划不周而饿死的占死亡总数的29％；因基层干部贪污了粮票和救济金而饿死的占死亡总数的6。36％；吃野菜中毒和因缺粮被家庭虐待而死的占死亡总数的4。54％。因此，群众普遍产生不满情绪。有的说：“共产党领导好，把人饿死了。”“过渡时期是饿肚时期。”四区斗角乡饿死人丢在河里。家属说：：“共产党真伟大，饿死人拿去堵河坝。”
临沧地委上述报告说，在这一时期内，因缺粮使偷盗事件普遍发生。据14个乡调查，被发现有偷盗行为的有188人。因偷盗被吊打、斗争、游街的，据不完全统计就有163起。另一方面，外逃、求乞、出卖农具、家具，甚至卖儿卖女的也不少。斗角乡贫农谢廷楷以两元钱出卖了独生子（后又赎回）。有的地方出勤率降到8％，四、五两个区插秧被推迟两个节令。
报告说，出现饿死人的事件主要原因是分配粮食征购任务上存在“偏差”。死人问题最为严重的是四、五两个区。第四区1955年的征购任务为4975000斤，相当于1954年实绩3672408斤的1。35倍。第五区1955年的征购任务为4075000斤，相当于1955年征购实绩2930081斤的1。39倍。征购任务太重，不得不对采取强制手段，层层施加压力。因而出现了逼、挤、搜、斗、打等违法乱纪的现象。五区平村乡工队干部半夜三更背着枪，点着火把，带着运粮队伍到群众家中搜查，贫农交不出粮的打欠条，富农交不出粮就现场斗争。富农王中富被打断三根肋骨，他的儿子被打成残废。
临沧县1956年饿死人的事件一直拖到1957年才处理。这个情况一直被压在地委以下，没有向中央汇报。
云南省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不仅土地改革比内地晚了几年，农业生产技术十分落后，不少地方还是刀耕火种。有的地方还沿用刻木记事、结绳丢豆记数，不会算账，完全不具备办社条件，但是，土地改革刚刚结束不久，政府就不顾生产力水平的状况，加速实现农业集体化。到1957年底，云南省有初级社3015个，高级社18557个，共计21572个，加入初级社和高级社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88。9％。到了1958年初，又开始并社、扩社。到公社化前，农业合作社并为18943个。经过9、10两个月的公社化运动，到10月底，就在原有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了833个人民公社，入社农户为301万户，占农户总数的82。4％。有的地方上午刚挂上农业合作社的牌子，下午就换上了人民公社的牌子。边疆民族地区变换得更快，一些民族自治州1958年初才完成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土改结束后才创办起来的互助组，很快就被初级社、高级社所取代，紧接着又变成了人民公社。当时称这种现象为“一年内实现两次革命”，即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又说这是“民主改革、和合作化高潮，双管齐下，一箭三雕，三步并做一步走。”。就连原来处于原始公社末期的一些少数民族，也“一步登天”地建立了人民公社。全省公社的规模一般在3000－5000户，最大的公社有3万多户。在公社化过程中，原来合作社的财产一律转为公社所有。农民私有的牛、猪以及其它大小家畜、房前屋后的竹林、果园一律折价入社。说是折价，实际只算原价的50％，而且大部分没有付款，完全是无偿剥夺。云南边疆的少数民族历来把牛当作财富的象征，公社化强行将其牛入社，引起了少数民族的强烈不满。
随着人民公社化，公共食堂也办了起来。到10月14日的不完全统计，全省建立了98572个公共食堂，参加人数达1220多万人。大办公共食堂并不是完全自愿的，有的地方强制取消一家一户的伙食，有些地方还没收农户的小农具，甚至将农户的铁锅砸碎，集体、私人的粮食都集中到公共食堂。很多地方以管理区（大队）为单位合办公共食堂，有粮食的生产队和没有粮的生产队在一起吃大锅饭，宣布“吃饭不要钱”。在居住分散的地区，社员每吃一顿饭要翻山越岭，少则走四五里路，多则走十多里路。
在人民公社化过程中，“五风”猖獗，对农民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据云南省委统计，从1958年到1961年，全省无偿调动的劳动力不下5亿个工作日。无偿占用和调用的土地约有245万亩，约占全省耕地面积的6％。平调的牛、马、骡、驴大牲畜约60万头，拆除农民住房100万间以上，另外还无偿占用农民住房100万间。与此同时，强迫命令和瞎指挥风盛行。在高寒山区，不让种适合这里气候的荞麦，改为不适合生长的玉米，称为“革荞子的命”。对西南边疆地区，不准在旱田旱地里种适合这里气候的旱谷，改为不适宜当地的杂粮，称为“革旱谷的命”。为了推广三轮三铧犁，强行火烧老式木犁。为了争先进、抢进度，动辄命令群众割掉没有成熟的作物，或者拔掉不合“规格”的幼苗，进行改种或重种。对不执行或没有按基层干部意志办事的扣工分、扣口粮、打骂，甚至动用各种刑罚。
二、持续不断的阶级斗争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阶级斗争的弦一直绷得很紧。农业集体化和粮统购统销是在紧张的阶级斗争气氛中进行的。说“阶级斗争是农业集体化和统购统销的强大动力”，实际是说，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推进农业集体化和统购统销。
1957年，在全省农村进行了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这场斗争于1957年8月在云南内地108个县（市）展开。8月底的不完全统计，斗争了9153人，捕了1342人。这场斗争“生动有效地批判了农村中的右倾思想。”斗争的结果，“一是合作社的劳动出勤率和劳动质量普遍提高；二是叫粮食的不叫了或不敢大叫了；三是市场物价开始稳定；四是基层干部大大出了气”。省委准备在这次斗争中，斗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10％，逮捕1％（2000人），个别判处死刑。刑事犯罪分子不在此数之内。
也是在1957年，在城市开展了反右派和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1957年6月22日开始，云南开展了反击右派分子的运动。1958年4月起，全省又开展了“反右补课”运动。这两次共划出右派分子10731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4。8％，其中，党内右派分子1795人，占参加运动的党员数的3。6％，共青团内右派1616人，占参加运动的团员数的3。72％。在右派分子中，县处级以上干部158人。在1795名党员右派中知识分子干部1418人，占78．55％，地下党干部1221人，占67．97％。国民党起义将领导龙云、副省长龚自知、省人民委会委员安思溥、杨克诚、谢崇文、宋一痕、秦淑贞等都被打成了右派。对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人给了严厉的组织处分和行政处分，大部分人被送往国营农场劳动改造，一部分人被判处徒刑。此外，还对上万名被认为有“右派观点”或“站在右派立场”的干部进行了批判，他们虽然没有戴帽子，也长期受到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歧视。
在反右派斗争的同时，又在全省开展了肃清“地方主义”的运动，严厉批判了“地方民族主义”，划出了一批所谓“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在云南省，批判地方主义这不是第一次。1954年就批判过郑伯克的地方主义。地方主义当时的主要表现是，在人事上，主张干部“地方化”；在政策上，强调地方情况特殊化。批判地方主义的斗争，不仅在云南省，在山东省、广东省以及其它很多省都开展过。五十年代各省批判地方主义的斗争，加强了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是建立极权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步骤。
1958年4月16－22日，中共云南省委召开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揭批所谓“郑敦、王镜如为首的反党集团”。21日，会议通过了“开除郑敦、王镜如党籍的决议”。郑敦是省委组织部长，王镜如是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他们的罪状是：“实行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修改党的全部组织原则，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取消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认为形势‘漆黑一团’，说当前存在‘十大紧张’、‘十大矛盾’；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地、富、反、坏、右大联合，虽他们的阶级基础”。现在看来，他们和省委第一书记谢富治等领导人不仅在干部任用上有矛盾，更主要的是他们对1957年以来的形势持不同看法。在各专区和县，也相继揪出一批“郑王反党集团”在当地的代表人物，挖掘他们的“钉子”和“爪子”，株连了一大批干部。1979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为“郑敦、王镜如反党集团”平反。但不少人早已家破人亡，损失不可挽回。
1958年大跃进高潮以前的一系列阶级斗争，多数是人为制造的。残酷的斗争，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再也不敢讲真话，再也不敢批评共产党，再也不敢批评党员干部的缺点和错误。从而为弄虚作假、报喜不报忧的浮夸风扫清了障碍。也形成了对上盲目服从、对下独断专行的恶劣作风。大跃进中的“五风”就是这样形成的。
三、农业、工业齐跃进
1957年冬，在中央政府的号召下，云南省掀起了以兴修水利和积肥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到1958年1月上旬，全省兴修水利的出工人数达200万人左右（1957年末全省总人口为1896。78万人，其中男女劳动力总共约750万人）。原来没有积肥习惯的一些少数民族，也移风易俗，修厕所，盖猪厩，大搞积肥。1958年群众性的修筑公路也形成了高潮。当年全省兴建公路7000多公里，虽然等级很低，但也算改变了许多地方交通闭塞的情况。这些通过政治动员而发动的群众运动，虽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将农村劳动力的精锐部分调离农业生产第一线，影响了农业生产，也使农民处于劳动强度极大的苦役之中。
1957年，云南省在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已经受到批判“马鞍形”的影响，在干部中存在急躁冒进的情绪。虽然当时云南省委对形势的分析还是比较冷静，如粮食产量，原计划“二五”时期末要达到200亿斤，省委确定的原则是，算账可以算200亿斤，争取完成可能是190亿斤，按180亿斤往上报。实际上180亿斤也偏高（1956年粮食产量最高，为120。27亿斤）。接着是全国反右倾保守，使“大干快上”的温度急速上升。
1958年1月1日，云南日报发表题为《革命干劲大些，大些，再大些！》的元旦社论，提出“跃进，再跃进”。省报的社论是代表省委的声音，更是代表省委第一书记的声音。
1月13日，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向云南各地、市委传达省委第一书记谢富治提出的农业大跃进指标：一，原来提的10年实现的水利化计划3年完成；二、这3年要为80亿到100亿方水奋斗；三、3年内基本消灭平坝区和半山区旱田、旱地、荒地；四、改山区坡地为梯地1000万亩。1958年1月16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上半月各省农田水利及水土保持计划的实现情况，云南省仅实现计划数的217万亩的12％，在全国倒数第一。中共云南省委受到很大的震动，于1月17日召开全省电话会议，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各地鼓起干劲，反对保守思想，提高水利计划指标。到1月下旬，各地报省的水利计划从原来的540万亩提高到1025万亩。全省投入水利的劳动力由每天的200万人提高到263万人，占全省劳动力的35％。在工地上的农民，每天都劳动10小时以上，通常都干14－15小时。省委还提出“春节不下工地”的口号，民工只好不回家过年，在工地上连续苦战。
1958年2月4日，《云南日》发表《在生产大跃进进中，要做彻底革命派》的社论，说：“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在新的革命浪潮里，是做彻底革命派呢、还是做改良派、妥协派、现状维持派呢？是做促进派呢，还是做促退派呢？这是检验一切革命者的重要尺度。”这里把对“大跃进的态度提到政治高度。
2月15日《云南日报》发表了《坚决地干，大胆地干，彻底地干》的社论。社论说：“大跃进的形势，就像奔腾在铁轨上的火车一样，显示出历史的必然性；农业、地方工业的高速度增产的可能性也像‘赤壁鏖兵’的前夜一样，万事俱备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敢不敢取得胜利呢……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把彻底革命派、促进派与保守派、促退派的分野表现得最显然不过了……要清楚地看到，我们是处在高潮当中，必须经常克服右倾保守思想，这已经具有规律性了。”社论尖锐地批评了一些人对形势的观望、怀疑态度。这个社论，对当时本来已经过热的形势，起了推波澜的作用。
像全国各地一样，云南的大跃进不仅表现在水利建设中，也表现在其它方方面面。在6月的大春栽插期间，发动了以盲目追求过度密植为中心的“大面积高产运动”。不管各地区是否适宜，都要求达到每亩比往年多栽5000－10000丛秧。凡被认为保守的就“插白旗”，被认为是跃进的就“插红旗”。
1958年春，全省开展了积肥运动。在春耕积肥中，许多歙和社大量拆民房，用拆下来的老墙土做肥料。晋宁县拆除了农民住房的20％。每个合作社都取消了一两个小村，合并为大村。上蒜社就拆除了三个村子。不少社员住房拆除后没有地方住。
1958年6月18日至10月21日，中共云南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根据省委指示，先后四次向地、县两级发出创高产的通知，鼓励人们“敢想敢干，创造大面积的丰产记录和单产的最高记录。”（6月18日通知）“省委强调必须放出一些卫星来稻谷能否放出亩产2万斤的卫星”（7月22日通知）。“据了解，各地的卫星都是用移苗并栽的办法，如果时间来不及，你们搞几亩或十几亩3万斤以上的水稻卫星（8月16日通知）．．．．
省委有要求，下面就行动。1958年9、10月间，云南也掀起了“大放粮食高产卫星”的高潮。9月6日，《云南日报》报道亩产稻谷33492斤，此后，各地“卫星”频频“上天”。亩产6万斤水稻，3万斤包谷，30万斤薯类，1000斤棉花，5000斤烤烟等，相继在报纸上出现。这些“卫星”，大大超过了人们常识所能接受的程度，事后证明都是假话。
7月21日到8月4日，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谢富治在总结报告中提出：三年改变全省面貌；三年工业总产值要超过农业总产值，建成比较独立的工业体系；农产品要大大有余，牲畜要大量出口。他提出1958年的任务：粮食产量翻一番，基本达到每人1000斤到1300斤；生产铁70万吨，钢10万吨。
在农业大跃进中，云南省的边远地区，和中原省份一样，也开展了以滚珠轴承为中心的农具改革的群众运动。丽江地委接到省委的指示以后，成立了以县委书记为首的技术革新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由一名副县长专管，区乡也由第一书记挂帅。边看，边学，边做，边改进，工效由原来的4－5个工生产一套滚珠轴承，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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