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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黑暗的故事-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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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甚至可以说，我喜欢遭受孤独囚禁的惩罚。“不需与其他人交往者，”父亲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定为神，或为动物。”我喜欢在接连不断的五个小时里既做上帝，又做动物。我不在乎。
每当父亲嘲弄地叫我殿下或阁下时，我不生气，相反，我从内心深处同意他这么叫。我接受了这些头衔，一声不吭。我没有让他看出有任何欣喜的迹象。像一个流放中的国王跨越国界悄悄溜回来，伪装成普通人在他的城市四处行走。不时，在排队等候公共汽车或者中央广场的人流中，惊讶的臣民认出他，向他鞠躬致意，叫他陛下，但是我完全不理会鞠躬，不理会头衔。我没做任何表示。也许我决定这样做，是因为妈妈教导我，真正的国王和贵族实际上蔑视自己的称谓，深深懂得，真正的高贵包含着对最卑微民众态度谦卑，像个普通人一样。
不光是像任何普普通通的人，而且要像一个性情温和、敦厚仁慈的统治者，永远为自己的臣民着想。他们似乎喜欢给我穿衣服，给我穿鞋，就让他们做好了，我高高兴兴地伸出四肢。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突然改变了主意，情愿让我自己穿衣服，穿鞋子，我也高高兴兴地自己穿衣服，享受他们欣喜的笑脸，偶尔把扣子扣错了，或者样子可爱地让他们帮我系上鞋带。
他们几乎争先恐后，因为拥有了跪在小王子面前给他系鞋带的特权，因为他通常会拥抱他的臣民作为回报。别的孩子都不会像他那样，懂得如何庄严而彬彬有礼地酬谢他们的服务。一次他甚至向父母保证（他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眼睛里闪烁着骄傲而快乐的泪光，用手拍拍他，心中涌起欣喜之情），等他们老了，像隔壁伦伯格夫妇那样，他会给他们扣扣子，系鞋带，以报答他们为他所付出的辛劳。
他们喜欢给我梳头发吗？喜欢给我解释月亮如何运转吗？喜欢教我数到一百吗？喜欢在一件套头衫外面再套一件吗？甚至要我每天吞下一勺令人作呕的鳕鱼鱼肝油。我高高兴兴地任其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喜欢我这个小不点儿不断赐予他们快感。于是即使鳕鱼鱼肝油令我作呕，我也高高兴兴地克服厌恶心理，把满满一勺一口吞下，甚至感谢他们让我健壮地成长。与此同时，我也喜欢看到他们吃惊的样子——显然这不是个“普通”的孩子，这孩子如此特殊！
在我眼里，“普通孩子”变成吐露蔑视的词语。最好长大变成一条野狗，最好成为瘸子，要么就是成为一个智力迟钝的孩子，甚至最好成为姑娘，只要别像他们那样成为“普通孩子”，只要我可以继续“如此特殊”，或“确实不同一般！”
于是从三四岁时起，倘若不是比这更早的话，我已经进入了独角戏。永不停息的表演，一个孤独的舞台明星，不断被强迫着去做即兴表演，去吸引、刺激、震撼并取悦他的观众。我不得不把早上的演出搬到晚上。比如说，一个安息日早晨，我们去钱塞勒大街和先知街的交界处拜访玛拉和斯塔施克·鲁德尼基。路上，他们提醒我绝对不能忘记斯塔施克叔叔和玛拉阿姨没有孩子，他们为此非常伤心，因此我不许问他们何时生小宝宝。总之我必须好好表现。叔叔和阿姨已经对我评价很高了，因此我不许做任何、任何有损我在他们心目中形象的事。
玛拉阿姨和斯塔施克叔叔的确没有小孩，但是他们确确实实有两只浑圆、慵懒、长着蓝蓝眼睛的波斯猫，叫肖邦和叔本华（我们在去钱塞勒大街的路上，他们给我描绘出两幅微型素描，妈妈描绘肖邦，爸爸描绘叔本华）。多数时间，两只猫一起卧在沙发上或坐垫上睡觉，像一对冬眠中的北极熊。在黑色钢琴上边的一角，挂着一只鸟笼，里面是只老鸟，毛都脱了，病恹恹的，还瞎了一只眼。鸟喙总是半张着，好像是渴了。玛拉和斯塔施克有时管它叫阿尔玛，有时叫米拉贝拉。也在这只笼子里，玛拉阿姨还放进另一只鸟以缓解它的孤独，它用一只上了颜色的松果做成，木棍儿做腿，一条深红色的薄木片做喙。这只新鸟的翅膀是真羽毛，那是从阿尔玛——米拉贝拉的翅膀上掉下来或者拔下来的。羽毛呈现出青绿与深紫相间的颜色。
斯塔施克叔叔坐在那里抽烟。他的一条眉毛，左边那条，总是上挑，好像在表达一丝疑惑：真是这样吗？是不是有些过分？他的一颗门牙掉了，使他看上去像街上的野孩子。妈妈几乎一言不发。玛拉阿姨是个金发女郎，她把头发梳成两条辫子，时而优雅地垂落到肩膀，时而像花冠一样盘在头顶。她给我父母泡茶，并端来一些苹果蛋糕。削苹果时，她能让果皮成螺旋状环绕果身，像根电话软线。斯塔施克和玛拉一度梦想当农民。他们在一个基布兹里住了两三年，接着又在另一个合作农场住了两年，直至证明玛拉阿姨对多数野生植物过敏，而斯塔施克叔叔对阳光过敏（或者，如他所说，太阳本身对他过敏）。因此现在斯塔施克在邮政总局当职员，而玛拉阿姨在周日、周二和周四给一个著名的牙医当助手。当她给我们端来苹果蛋糕时，父亲忍不住用平日调侃的方式赞美她：“玛拉玛拉爱烘烤/最最香甜的蛋糕，/我一向喜欢/你把香茶泡。”
妈妈说：
“阿里耶，够了。”
至于我，我只要像个大孩子似的吃完一大块蛋糕，玛拉阿姨就会对我加以特别款待：家制樱桃水。她自制的樱桃水缺乏气泡（显然苏打水敞着盖放的时间太长了），作为弥补，里面放了太多果子露，几乎甜得让人无法忍受。
于是我彬彬有礼地把蛋糕吃得精光（味道不赖），吃的时候很小心，没有张嘴，举止得体，用叉子吃，没有用我的脏手抓，已经注意到有沾上污渍、撒下碎屑以及把嘴塞得鼓鼓囊囊等诸多危险，用叉子叉起每块蛋糕，极其小心地穿过空中，好像考虑到敌机可能在我把货物从盘子送到嘴里时前来拦截。我优雅地咀嚼，闭紧嘴巴，慎重地把蛋糕咽进肚中，没舔嘴唇。在这过程中，我赢得了鲁德尼基夫妇羡慕的目光和父母的骄傲，他们紧盯着我的空军制服。最后我也赢得了那承诺过的奖品：家制樱桃水，缺少气泡，却加了太多的果子露。
确实放了太多的果子露，让人的确没法喝。我一口也喝不下去。连抿一口也不行。味道甚至比妈妈的胡椒咖啡还要糟糕。它黏糊糊的，像止咳药水，令人作呕。
我把悲苦之杯放到嘴边，佯装在喝，当玛拉阿姨，还有其他的观众看着我，渴望听我说些什么，我忙不迭地发誓（用爸爸的话和爸爸的腔调）说，她的两件作品，苹果蛋糕和果子露饮料，“真是太棒了”。
玛拉阿姨脸上一亮：
“还有呢！多的是！我再给你倒一杯！我弄了一罐呢！”
而我的父母，他们以一种无言的骄傲看着我。在心灵的耳朵里，我能听见他们在喝彩，我自己心灵的腰身，向欣赏我的观众鞠躬。
可接下来怎么办呢？首先要赢得一些时间，我必须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我必须要发表一些言论，一些不是我这个年龄的人能说的东西，一些他们所喜欢的东西：“在生活中这样美味的东西需要一点一点地品尝。”
使用“在生活中”这一短语对我特别有帮助：皮提亚＇3＇ 又开始说话了。大自然本身那纯净清晰的声音似乎出自我口。一点一点地品尝生活。缓慢，深思熟虑。
就这样，我设法用一个热情洋溢的句子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因此他们没留意我还没有喝那“木工胶”。与此同时，他们依然在发呆时，恐惧之杯放在我身边的地板上，因为生活定要一点一点品尝。
而我呢，则陷入了沉思，双手托腮，胳膊肘放在膝盖上，分明代表思想者塑像的一副姿势，他们给我看过收入百科全书中的原作照片。过了一会儿，他们不再关注我，这或是因为当我的灵魂向着更高的层面飘移时，总盯着我看分明不太合适，或是因为又来了一些客人，就难民船、自我克制的政策以及最高行政长官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我抓住机会，悄悄溜进门厅，手上拿着我的毒杯，把它举到一只波斯猫的鼻子下，是作曲家还是哲学家，我不确定。这只丰满的小北极熊闻了闻，身子向后一退，愤怒地喵了一声，抽动一下胡须，不，谢谢，无论如何也不要，随即摆出讨厌的架势退回了厨房。至于它的伙伴，那个肥胖的家伙在我举杯时甚至没劳大驾睁开眼睛，只是耸耸鼻子，好像在说真的不要，向我抖抖粉红色的耳朵，好像在驱赶一只苍蝇。
我可以，比如说，把这有毒的饮料一股脑倒进那只瞎眼秃顶的阿尔玛——米拉贝拉和长翅膀松果所共享的那只鸟笼的水碗里？我掂量来掂量去：松果一定会告发我，而喜林芋即使遭受严刑逼供，也不会出卖我。因此我毋宁选择植物，而不选择那对鸟。（它们，像玛拉阿姨和斯塔施克叔叔一样没儿没女，因此千万不要问它们打算什么时候下蛋。）
过了一会儿，玛拉阿姨注意到了我的空杯子。首先显而易见的是，我喜欢她的饮料确实使她真的真的非常高兴。我冲她微微一笑，像大人一样说：“玛拉阿姨，谢谢您，它确实挺好的。”她既没有问，也没有得到确认，就又把我的杯子灌满，提醒我记住不止这些，她做了满满一罐，她的樱桃水可能没有像真正的樱桃水那样嘶嘶冒泡，但却像巧克力一样甜，对吧？
我表示同意，再次对她表示感谢，决定再次等待时机，而后我又在别人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偷偷摸摸溜走，像个地下战士去往英国人的防御雷达装置，去毒害他们的另一棵植物，一棵仙人掌。
但是在那一瞬间，我感到一种强有力的冲动，像忍不住打喷嚏一样，像你在班上爆发出无法抑制的大笑，想站出来当众宣布他们的饮料非常恶心，连他们家的猫和他们家的鸟儿都觉得讨厌，我把它全倒进了花盆里，现在他们的植物快死了。
遭受惩罚，像个男子汉那样接受惩罚。无怨无悔。
当然我不会这么做，迷倒他们的愿望远远胜过使他们大吃一惊的冲动。我是个神圣的拉比，而不是成吉思汗。
在回家的路上，妈妈直视我的双眼，脸上挂着阴谋家似的微笑说：“别以为我没有看见。我都看见了。”
我呢，一副无辜、纯洁的样子，然而罪恶的心在胸膛里像只受惊的小兔子咚咚作响，我说：“都看见了？看见什么了？”
“我看见你烦的不行。可是你设法不表现出来，让我感到很高兴。”
爸爸说：
“孩子今天确实表现不错，可他毕竟得到了奖赏，他得到一块蛋糕，两杯樱桃水，他一直管我们要樱桃水，可我们从来没给他买过，因为谁知道小亭子里的杯子是不是干净呢？”
妈妈：
“我确实不知道你是不是真喜欢那饮料，但是我注意到你把它都给喝光了，所以不会惹玛拉阿姨生气，我们为你骄傲。”
“你妈妈，”父亲说，“可以洞察你的心。换句话说，她不仅一下子就可以了解你的言行，而且也了解你不为人所知的所思所想。然而，夜以继日和一个洞察你心灵的人生活在一起不那么容易。”
“玛拉阿姨给你倒第二杯时，”妈妈接着说，“我注意到你谢了她，并把饮料喝光，为的是让她高兴。我想让你知道，像你这个年龄能够这样善解人意的孩子并不多见，实际上在成年人当中也不多见。”
那一刻我几乎要承认，受表扬的应该是鲁德尼基家的植物，而不是我，因为是它们喝的糖浆调制品。
但是我怎能撕去她刚刚别在我胸前的奖章呢？我怎能使父母受到不应有的伤害？我刚刚从母亲那里学到，倘若你必须在说谎与伤害他人情感之间做出选择的话，你与其选择事实不如选择感觉。究竟是让人高兴还是揭露真相，究竟是不引起痛苦还是不要说谎，面对这种抉择，你应该总是与其诚实，毋宁慷慨。这样做，你自己就会高于芸芸众生，赢得大家赞声一片：一个与众不同的孩子。
爸爸随之耐心地向我们讲述在希伯来语中，“无子嗣”一词与“黑暗”一词有关，因为二者都含有缺失之意，缺失孩子，或者缺失光明。还有一个与之相关的词语是免除或救助。“《箴言》中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4＇ 我非常赞同这种说法。”他又把话头转到阿拉伯语，继续说黑暗一词与遗忘一词有关，“至于松果球，它的希伯来语名字是itstrubal，源于希腊文strobilos，表示任何与旋转有关的东西，源于strobos，指旋转动作。那个词与‘歌咏队从右向左的回舞’和‘灾难’有关。两天前，我看见有辆货车翻在了开往守望山的路上，车里面的人受了伤，车轮依旧旋转不停——因此有strobos，也有灾难。我们一回到家，就请殿下你把丢在地上的所有玩具捡起来，把它们放回原处。”
【注释】
＇1＇ 根据作家本人在为希伯来文版英译者做的注释，“认可的社会公共机构”指犹太国准政府，如犹太代办处、民族委员会、自由党等。
＇2＇ 语出《圣经·出埃及记》第34章第6节。
＇3＇ 皮提亚，德尔斐阿波罗神庙中的女先知。
＇4＇ 语出《圣经·箴言》第13章24节。
35
我父母把自己未能实现的一切全放到了我肩上。当汉娜和米海尔在1950年冬日的一个晚上在塔拉桑塔学院的楼梯上初次相遇（见长篇小说《我的米海尔》），后来在耶路撒冷本——古里安大街的阿塔拉咖啡馆里再次见面，汉娜鼓励性格腼腆的米海尔讲讲他自己，可是他却向她谈起了他那位鳏居的父亲：父亲对他寄予厚望。他不肯承认自己的儿子是个平庸的年轻人。比如，他常常诚惶诚恐地读米海尔的地质学课作业，总使用“科学杰作”、“十分精确”等词语加以评价。他父亲最大的愿望就是让米海尔成为耶路撒冷的教授，因为他的祖父曾在格罗德诺的希伯来教育学院讲授自然科学，人们对他祖父评价很高。米海尔的父亲想，要是这一链条能够一代代延续下去就好了。
“家庭不是把职业当作火炬的接力赛。”我说。
“但我不能对父亲说这话。”米海尔说，“他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使用希伯来词语时就像人们对待易碎的名贵瓷器那样小心翼翼。”＇1＇
多少年来，父亲没有放弃希望：约瑟夫伯伯的衣钵终将落在他身上，倘若我能继承家庭传统成为一名学者，他会适时把衣钵传给我。他所从事的枯燥无味的工作，使他只能夜间做研究，因此倘若衣钵传给了他，也许他唯一的儿子能够继承。
在我看来，妈妈想让我长大后，表达她无法表达的东西。
随后几年，他们不断地提醒我，在咯咯轻笑与骄傲中提醒我，当着所有客人的面提醒我，在扎黑一家、鲁德尼基一家、哈纳尼一家、巴·伊兹哈尔一家以及阿布拉姆斯基一家面前，他们总是提醒我怎么做，那时我只有五岁，两个星期前才学会字母，我在父亲的一张卡片背后用大写字母写上“作家阿摩司·克劳斯纳”，别在我小房间的门上。
甚至在不知道怎样读书之前，我就知道怎样做书。父亲伏案工作，疲倦的头在昏黄一片的台灯光里来回晃动，缓慢而辛勤地朝桌上蜿蜒在两堆书之间的山谷行进，从面前打开的一卷卷书中挑出各种细节，采摘出来，将其举到灯下，检查，分类，抄在小卡片上，然后把它们一一摆放到智力玩具里的恰当位置，就像穿一串项链，这时我悄悄进去，踮起脚尖站在父亲身后。
实际上，我自己也像他一样工作，像个钟表制造商或老派银匠：一只眼睛觑起，另一只眼睛放在钟表制造商的放大镜上，两只手指拿着一把精致的镊子，书桌上放着一些纸片，而不是卡片，我在上面写下各种各样的词语，动词、形容词和副词、一些拆分了的句子、惯用法和表达描写的碎片，以及各种暂时性的组合。我时不时挑出其中一个颗粒，文本中的这些分子，用我的镊子小心翼翼地夹到灯下，仔仔细细地检查，翻过来掉过去，弯腰擦拭或磨光，再举到灯下，再轻轻擦拭，接着弯下身子将其放到我正在编织的作品中。接着我从不同角度审视它，尚未完全满意，我再次将其取出来，换上另外一个字，或是把它放到同一个句子里的另一个位置，接着再拿走，使它再精练一点，试图再去安装，也许角度有点不同，要么就是对它进行重新调遣，也许放到句子后边，要么就是放在下个句子句首。要么就是将它拦腰砍断，使之自成一个独词句？
我站起身，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回到书桌边，凝视片刻或更久，然后把整个句子都删掉，或把整页都撕去。我绝望地放弃，我大声诅咒自己，诅咒整个写作，整个语言，尽管如此，我还是坐下来，重新开始把一切组合起来。
创作一部小说，我曾经说，好似试图搭起以东＇2＇ 山峦。或像用火柴棍来建造整个巴黎的楼群、广场和林荫大道，乃至街上的最后一条长椅。
倘若你写八万字的小说，你至少得做二十五万次决定，不光是决定情节的提纲，谁生谁死，谁会陷于情网谁会背信弃义，谁会发迹谁会干蠢事而出丑，人物的名字和面貌，习惯和职业，章节划分，书的名称（这些是最为简单最为一般的决定），不光决定叙述什么粉饰什么，谁先谁后，什么要详细说明什么间接提起（这也是相当一般的决定），而且你还要做数以千计较为细微的决定，比如，那一段倒数第三句话是写“蓝”还是“微蓝”，或者该是“淡蓝”？或者“天蓝”？或者“品蓝”？或者确实是“灰蓝”？灰蓝这个词可不可以放到句首，还是只能放在句尾才可以出彩？或者放在句子中间？或者它只能用在由许多从句组成的复杂句中？或者最好只写五个字“那晚的亮光”，不加任何色彩，不管是“灰蓝”还是“略带灰蓝”还是其他什么。
早自童年时代起，我就是旷日持久的彻底洗脑运动的牺牲品：约瑟夫伯伯在塔拉皮尤特大街的图书神殿，父亲在凯里姆亚伯拉罕大街我们住房里的书籍紧身衣，妈妈的书籍避难所，亚历山大爷爷的诗歌，邻居扎黑先生的长篇小说，我父亲的索引卡片和文字游戏，甚至沙乌尔·车尔尼霍夫斯基带有刺鼻气息的拥抱，以及阿格农先生，他用无核葡萄干投下了几个阴影。
但是，实际情况是我暗地里根本就不理会别在房间门上的卡片。有好几年，我一直梦想长大成人，逃脱这些水泄不通的书，做个消防队员：火与水，消防制服，英雄主义，闪闪发亮的银色钢盔，消防警笛呼啸，姑娘们的目光，一闪一闪的消防警灯，街上的恐慌，红色机车雷鸣般的猛攻，身后拖了一条恐怖的尾巴。
接着是云梯，水管不住地延伸，火光映衬在红色机车上，像喷涌而出的鲜血，最后，高潮来临，一个姑娘或女人昏迷不醒被抬在勇武营救她的人的肩膀，牺牲自我忠于职守，烧焦的皮肤、睫毛和头发，地狱般令人窒息的浓烟，随即便是赞扬，被救女子那一道道泪水的爱河满怀倾慕与感激涌向你，那是最漂亮的人儿，是你用自己轻柔的手臂勇敢地把她从火焰中解救出来。
但是在大部分童年时期，我在臆想世界里一遍遍地从熊熊燃烧的火炉里营救的人是谁，是谁在用爱回报我？也许这样问话的方式并不对，不如问：在那个好幻想的愚蠢孩子狂妄自大的心里究竟出现了何种不可思议的可怕预兆，暗示他，但不把结果显示给他，向他发出信号，但在时间允许之时没给他任何机会去解释妈妈会在那个冬天的夜晚出事的模糊暗示。
我已经五岁了，一遍遍地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沉着勇敢的消防队员，全副武装，头戴钢盔，勇敢地冲进熊熊燃烧的火焰，冒着生命危险把昏迷不醒的她从烈火中营救出来。（而他那软弱无力巧于辞令的父亲只会站在那里发愣，无助地盯着火舌。）
这样，他一边在脑海里把新希伯来人在烈火中强悍起来的英雄主义（与父亲规定给他的一模一样）具体化，一边急忙冲进去挽救她的生命，借此，他把妈妈从父亲的魔爪中永远抢夺出来，用自己的羽翼庇护她。
但我从如此阴暗的思绪中，能否编织出连续几年一直萦绕我心的这一俄狄浦斯式幻想？有可能是那个女人伊里娜、伊拉以某种方式，像远方的烟味一样，在我的想象世界里渗透进消防队员和被营救的女人的幻想？伊拉·斯提里茨卡娅，罗夫诺一个工程师的妻子，丈夫每天夜里在打牌时把她输掉。可怜的伊拉·斯提里茨卡娅，爱上了车夫的儿子安东，失去了自己的孩子，直至有一天她倒空一罐汽油把自己在沥青纸围成的简易住所活活烧死。但是这一切发生在我出生前十五年，发生在我从未见过的国家里。我妈妈肯定不会蠢到那种地步，向一个四五岁的孩子讲这些吧？
父亲不在家时，我坐在厨房里撕滨豆，妈妈背对着我站在那里理蔬菜，要么就是榨橙汁，或就着厨房的操作台做肉丸，她会给我讲述各种各样怪异而吓人的故事。小培尔，约翰留下的孤儿，拉斯马斯·金特的孙子，一定像我一样和他那穷困潦倒的寡母奥丝在风雪交加的漫长冬夜孤零零地坐在山上小屋里，心中吸收并储存着她那几近荒唐的神秘故事，峡湾对岸的索里亚——莫里亚城堡，抢亲，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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