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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黑暗的故事-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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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的索里亚——莫里亚城堡，抢亲，山妖大王宫殿里的巨怪，绿衣食尸鬼，铸纽扣的人，众小妖，女水妖，还有无所不在的可怕勃格。＇3＇
厨房里的墙壁熏得黑糊糊的，地板已经下陷，低矮窄仄如同单独的囚室。炉旁放着两个火柴盒，一个装新火柴，一个装旧火柴，为了经济，我们通常点燃一个汽化煤油炉火头后，再用旧火柴借火点燃另一个火头。
妈妈讲的故事也许怪异吓人，但是非常令人着迷，里面有洞穴、高塔、荒无人烟的村庄、悬在空中的断桥。她的故事不是从开头讲起，也不是以大团圆的结局结束，而是在灰暗朦胧中闪烁不定，千回百转，刹那间从薄暮中现出，令你惊奇，令人脊梁颤抖，继之，在你尚未来得及看出眼前是什么时又消失在黑暗之中。她就是这样讲述阿里路耶夫老人的故事，讲述塔尼赫卡和她三个丈夫、互相杀戮的铁匠三兄弟的故事，讲述一只熊收养了一个死孩子的故事，讲述山洞里的幽灵爱上了砍柴人的妻子，或讲述马车夫尼基塔从死人堆里复活，迷惑并引诱杀人凶手的女儿。
她的短篇小说中尽是黑莓、蓝莓、野莓、块菌和蘑菇。在我尚未具备思想的幼年时代，妈妈就带我前往其他孩子鲜少涉足的地方，在这过程中，她向我展现了令人心旌摇荡的语词羽扇，仿佛她正在把我抱在怀中，一点点将我举向越来越高令人晕眩的语词高处，她的领域阳光斑驳，或者说浸湿着雨露，她的森林密密层层，或者说不能穿过，树木参天，草地碧绿，高山，一座远古的山，赫然耸现，城堡高耸，塔楼林立，平原懒散地伸开四肢在那里休眠，在山谷里，她所说的溪谷、山泉、小川和细流不住地汩汩涌流，潺潺作响。
我妈妈过着孤独的生活，多数时间把自己囚禁在家里。除了她的朋友、也曾经在塔勒布特高级中学读过书的莉兰卡、伊斯塔卡和范妮娅·魏茨曼，妈妈在耶路撒冷没有找到任何意义和情趣。她不喜欢神圣的地方和诸多名胜古迹。犹太会堂、拉比学院、基督教堂、修道院和清真寺，这一切对她来说几乎千篇一律，枯燥乏味，泛着不经常洗澡的宗教人士的气味。她敏感的鼻子一旦闻到未清洗肉体散发出来的气息，即使洒了浓重的香水，也会向后缩。
父亲也没有把很多时间花在宗教上。他认为任何传播宗教信仰的人都是颇为可疑、愚昧的人，他们助长了自古以来的仇恨，加剧了恐惧，发明了虚假的教条，流几滴鳄鱼泪，以伪造的圣物、虚假的遗迹以及各种各样无价值的信仰和偏见作为交易。他怀疑所有靠宗教为生的人均系某种讨人喜欢的江湖骗子。他喜欢援引海涅的话：牧师与拉比都散发着臭气。（或者用父亲那已经缓和了的版本：“这二者都没有散发玫瑰花香！也没有喜欢纳粹的穆斯林穆夫提哈吉·阿明！”＇4＇ ）另一方面，他确实不时地相信模模糊糊的神意，“人的主体精神”或是“以色列的磐石”＇5＇ ，要么就是相信“具有创造力的犹太天才”奇观，他也把自己的希望依附于可以救赎或可以重振活力的艺术力量。“美的祭司与艺术家的画笔，”他经常戏剧化地背诵车尔尼霍夫斯基的十四行诗组诗，“那些掌握诗之神秘魅力之人/用韵律与歌来救赎世界。”他相信艺术家比其他人优秀，更富有洞察力，更为诚实，未被丑陋所玷污。问题是，尽管如此，一些艺术家甚至可以追随希特勒，令他苦恼，令他难过。他经常自己与自己展开辩论：艺术家迷恋于暴君的魅力，为镇压与邪恶事件效劳，配不上“美的祭司”这一称号。有时，他试着向自己解释说艺术家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就像歌德笔下的浮士德。
建立新居住区、购买并耕耘处女地、铺设道路，犹太复国主义的激情尤其使父亲沉醉，然而母亲对此却置若罔闻。她通常扫了一眼报纸的标题就把它搁置一边。她把政治视为灾难，聊天与闲谈使她感到无聊。当我们有客人时，或者当我们出去探望塔拉皮尤特的约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或者是扎黑夫妇、阿布拉姆斯基夫妇、鲁德尼基夫妇、阿格农先生、汉纳尼夫妇，或者是汉娜和哈伊姆·托伦时，我母亲很少插话。然而，有时只是因为她在场，男人们才竭尽全力不住地说啊说，而她只是坐在那里默不作声，脸上挂着微笑，仿佛试图从争论中破解，为何扎黑先生会坚持那种特殊的见解，汉纳尼先生却意见相左，要是他们突然互换立场，争论是不是会截然不同，每个人都会为对方的观点辩护，而反击先前所持有的见解吗？
母亲对服装、物品、发式和家具感兴趣，是把它们当成窥孔，借此能够窥见人们的内心世界。不管我们何时到别人家里，或甚至是在等候室，我妈妈都会笔直地站在一个角落里，双手交叠在胸前，像寄宿学校里的模范学生等候年轻的女士，她一丝不苟不慌不忙地凝视窗帘、沙发套、墙上画像、书籍、瓷器、架子上陈列的物品，像个侦探在搜集尽量多的详情，其中一些终究可能会结合起来成为一条线索。
他人的秘密令她着迷，但不是谈论闲言碎语的层面——谁喜欢谁，谁和谁约会去了，谁买了什么——而是像某人正在研究马赛克上石子的分布，或者是大拼图玩具上的每一块组成部分。她聚精会神倾听谈话，嘴边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她仔仔细细观察每一个说话人，观看他们的嘴唇，脸上的皱纹，双手在做些什么，孩子在说些什么，试图在隐藏什么，目光指向哪里，姿势的变化，双脚是局促不安，还是规规矩矩地放在鞋里。她很少参与谈话，但一旦走出沉默，说上一两句话，谈话一般难以再像从前那样继续下去。
也许在那年月，分配给女人的角色就是在谈话中做听众。要是女人突然开口说上一两句话，就会引起某些震惊。
我妈妈时不时教些家教课。偶尔，她去做讲座或者去参加文学读书会。然而，多数时间待在家里。她不是坐在那里，而是拼命劳作。她默默地干活，效率很高。我从来没有听到她在做家务时小声歌唱或是喃喃自语。她做饭，烘烤，洗衣，买东西，熨衣服，做清洁整理，清洗盘碗，切菜，揉面团。但是当家里一尘不染，清洗的活计已经完成，衣服也叠得整整齐齐后，我妈妈便蜷缩在自己的角落里读起书来。她的身体无拘无束，呼吸缓慢轻柔，坐在沙发上读书。她把一双赤脚蜷在腿下，读书。她朝搁在腿上的书微微欠身，读书。她躬起后背，脖子前倾，双肩低垂，整个身体的形状像个月牙，读书。脸半埋在乌黑的秀发下，欠身朝着书页，读书。
她每天晚上读书，我在院子里玩耍，我父亲坐在书桌旁边把他的研究写在小卡片上。她在碗筷收拾停当后也读书，在我和父亲坐在他的书桌旁边，我歪着头，轻轻靠着他的肩膀，整理邮票，按照目录一一检查，将其贴在集邮册里时，她在读书；我睡觉后父亲回去整理他的小卡片，她在读书；百叶窗已经关闭，沙发已经放下，露出藏在它身下的双人床，她在读书；甚至当屋顶的电灯熄灭，父亲摘下眼镜、背朝着她进入相信一切将会好起来的善意之人的梦乡，她继续读书。她不住地读啊读，她忍受着失眠的痛苦，随着时间的流逝，失眠越来越严重，直至她人生的最后阶段，各式各样的大夫都给她开大剂量的药片、各种安眠药水，推荐她到萨法德的一家家庭旅馆或者是阿扎的健康基金疗养院真正休息两个星期。
结果，父亲从他父母那里借来一些钱，主动要照看孩子和家，我妈妈确实一人去了阿扎疗养院。但即使在那里，她也没有停止读书。相反，她几乎是没日没夜地读。她坐在山边丛林的一把帆布躺椅上从早读到晚，晚上她坐在灯火通明的游廊里读书，而其他客人则在跳舞，玩牌，参加各种各样的其他活动。夜里她会到接待柜台旁边的会客室读上几乎一个通宵，以便不打搅同屋的室友。她阅读莫泊桑、契诃夫、托尔斯泰、格涅辛、巴尔扎克、福楼拜、狄更斯、沙米索、托马斯·曼、伊瓦什凯维奇、克努特·汉姆孙、克来斯特、莫拉维亚、赫尔曼·黑塞、莫里亚克、阿格农、屠格涅夫，还有萨默塞特·毛姆、斯蒂芬·茨威格以及安德列·莫洛亚——整个休息期间她的目光几乎就没有离开过书。她回到耶路撒冷时，显得疲倦而苍白，眼下布满了黑色晕圈，仿佛她每天夜里都在狂欢。当父亲和我问她是怎样享受自己的假期时，她朝我们微微一笑，说：“我真的没有想过。”
我七八岁时，有一次我们坐在公共汽车最后一排去往诊所或者鞋店，妈妈对我说，书与人一样可以随时间而变化，但有一点不同，当人不再能够从你那里得到好处、快乐、利益或者至少不能从你那里得到好的感觉时，总是会对你置之不理，而书永远也不会抛弃你。自然，你有时会将书弃而不顾，或许几年，或许永远。而它们呢，即使你背信弃义，也从来不会背弃你——它们会在书架上默默地谦卑地将你等候。它们会等上十年。它们不会抱怨，直至一天深夜，当你突然需要一本书，即便已是凌晨三点，即便那是你已经抛弃并从心上抹去了多年的一本书，它也不会令你失望，它会从架子上下来，在你需要它的那一刻陪伴你。它不会伺机报复，不会寻找借口，不会问自己这样做是否值得，你是否配得上，你们是否依旧互相适应，而是召之即来。书永远也不会背叛你。
我自己读的第一本书的名字是什么？也就是说，父亲经常在床边给我读的书，直到最后我似乎烂熟于心，逐字逐句，一旦父亲不能为我读了，我自己便把书拿到床上，自己全部背诵下来，从头至尾，佯装阅读，佯装父亲，翻页时手放在两个字之间的空白处，与父亲每个夜晚所做的一模一样。
第二天，我让父亲在读书时用手指着词语，我注视着他的手指，这样做了五六次，我可以认出每个词语的形状以及它在句子中的位置。
接着令他们二人大为震惊的时刻来临了。一个星期六早晨，我出现在厨房里，依然穿着睡衣，我没有说话，在他们二人之间的桌子上把书打开，我的手指依次指着每个语词，大声说了出来，就像父亲的手指在触摸它。我的父母，既不知所措又无比骄傲，落入了圈套，想象不到这个巨大的骗局，二人都确信这个特殊的孩子可以自学。
但是最后我确实自学起来。我发现每个语词的形状不同。仿佛你可以说，比如说，“狗”的脸呈圆形，一边的样子像鼻子侧影，另一边像挂着副眼镜；而“眼睛”的确看上去像双眼，中间有鼻子做桥梁。＇6＇ 通过这种方式，我设法读了一行行文字，甚至整篇文字。
两星期过后，我开始与字母交朋友。旗子的第一个字母“F”长得就像面旗子，在迎风飘扬。蛇中的字母“S”样子就像一条蛇。爸爸和妈妈的结尾一模一样，但也有区别：爸爸的双腿中间插着一双靴子，而妈妈长着一排看上去在微笑的牙齿。
我记得第一本书是本图画书，讲的是一头又大又肥的狗熊，它自得其乐，懒惰，总是睡不醒，样子有点像我们的阿布拉姆斯基先生，这头狗熊非常喜欢舔舐蜂蜜，即使不让它舔舐。它不仅舔舐蜂蜜，而且吃得饱饱的。这本书中不幸的结局一个接一个，只有这些不幸过后，才出现了大团圆结局。这头懒熊遭到一群蜜蜂的可怕叮咬，这还不够，他因为贪婪过度而遭到惩罚，承受着牙疼的痛苦，有一幅图片画的是他的脸全都肿了，头上缠着一块白布，上面打了个大结，正好在两只耳朵的正中，而赫然用红色大写字母写下的寓义是：勿过多贪吃蜂蜜。
在我父亲的世界里，任何痛苦都会导致救赎。大流散中的犹太人可怜吧？可是，很快就会建立一个希伯来国家，而后一切均会好转。铅笔刀丢了吧？可是明天我们就会买一个新的，更好的。今天我们有点肚子疼吧？可是在你举行婚礼之前会好的。至于可怜被蜇的狗熊，目光那么凄楚，我在看它时眼中含泪吧？可是到了下一页它显得既健壮又高兴，因为它接受了教训，不再懒惰了，它和蜜蜂签订了使双方受益的和平条约，其中甚至有一项条款保证按时给它供应蜂蜜，诚然蜂蜜的数量合理适度，但是却永远永远。
于是在最后一页，狗熊显得非常快乐，露出微笑，它给自己建了一个家，仿佛在所有激动人心的冒险之后，他决定加入中产阶级的行列。它的样子有些像父亲脾气好的时候：他看上去仿佛要作诗或者是玩弄辞藻，或者是要叫我尊敬的殿下（只是开玩笑！）。
这些多多少少都写在那里，用一行字写在最后一页，这也许真的是我有生以来不是凭借字形阅读，而是以适度的方式一个字母接一个字母地阅读，从现在开始任何字母已经不是一张图画，而是一个不同的声音：泰迪熊欣欣然！
泰迪熊充满了快感！
除了快乐，我的饥饿感在一两个星期内化作疯狂的进食。父母无法把我和书分离。从早晨到晚上，乃至更多的时间。
他们是推动我读书的人，现在他们成了巫师之徒，我是流水他们无法阻挡。过来看看，你的孩子半光着身子坐在走廊的地板上，读书呢。孩子藏在桌子底下，读书呢。那个疯疯癫癫的孩子又把自己关在了卫生间，坐在马桶上读书呢，要是他没真读书，就掉进马桶淹死了。孩子只是装睡着，他实际上是等着我离开，过那么一会儿，未经允许便打开灯，现在可能后背顶着门坐在那里，于是你我二人都不能进去，猜一猜他在做些什么。没有元音符号孩子也能流利地阅读。你真想知道他在做什么吗？是这样，孩子说他只是等着我读完报纸。从现在开始，我们家里又多了一个报篓子。整个周末那个孩子除了上厕所一直待在床上。就连上厕所也拿着一本书。他整天都在读书，不加任何选择，阿舍·巴拉什或者是肖夫曼＇7＇ 的短篇小说，赛珍珠的描写中国的一部小说，《犹太传统书》、《马可·波罗游记》、《麦哲伦与瓦斯科·达·伽马的冒险》、《老年人感冒指南》、《贝特哈凯里姆地区委员会通讯》、《以色列和犹太王》、《1929年著名事件》、关于农业定居点的小册子、《劳动妇女周刊》的过期期刊，照这样下去，他很快就会吃书的封面或者喝排字工人的油墨。我们将不能袖手旁观。我们对此必须予以制止：已经开始过分了，实际上已经令人担忧了。
【注释】
＇1＇ 《我的米海尔》，钟志清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6月第3版，第7页。
＇2＇ 以东，古代以色列地名。
＇3＇ 培尔·金特是挪威民间故事《浪子回头》中的人物，易卜生以《浪子回头》为基础创作了诗剧《培尔·金特》。勃格是北欧神话中的隐身小妖。
＇4＇ 哈吉·阿明，即阿明·阿里——侯赛尼，巴勒斯坦在英国托管时期为大穆夫提，曾经在1941年11月到柏林与希特勒会晤，试图与希特勒携手在中东地区成立“阿拉伯军团”以对付犹太人。
＇5＇ “以色列的磐石”，此典故最早见于《圣经·创世记》第49章24节，并在《圣经·撒母耳记》下卷中再度出现。
＇6＇ 作者在希伯来文中最初使用的是“熊”和“马”等字来进行举例，但他建议英译者和其他文字的译者根据自己的文字特点进行举例。此处考虑英文使用的是两个非常简单的单词，容易让人接受，故加以采用，而没有选用中文中的象形字。下段文字依然按照两个英文单词举例，希伯来文中也是用的“旗子”、“爸爸、妈妈”等词，但没有使用“蛇”。
＇7＇ 格尔绍恩·肖夫曼（1880——1972），著名希伯来语小说家，出生于俄国，后辗转欧洲，1938年移居巴勒斯坦。
36
泽卡赖亚大街下方的那座楼里有四套房子。纳哈里埃里家的房子坐落在一层阴面。窗子冲着一个废弃了的后院，后院有一部分铺了地砖，另一部分冬天杂草丛生，夏天遍是蓟草。院子里也拉上了晒衣绳，有垃圾箱，火后遗痕，一个旧包装箱，瓦楞铁披棚，住棚节棚子毁坏后留下的木头材料。墙上开着淡蓝色的西番莲。
套房里有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进门的走廊，两个房间，还有八九只猫。午饭后，伊莎贝拉老师和她的丈夫、出纳员纳哈里埃里把第一个房间当成他们的起居室，夜里，他们，还有他们的猫兵团睡在第二个小房间里。他们每天早晨都早早起来，把所有的家具推到走廊里，在每个房间里放上三四张课桌，三四条长凳，每条长凳上可以坐两个孩子。
这样，从早上八点到中午，他们家就成了儿童王国私立小学。在整个小套房所能容纳的儿童王国私立小学里，有两个班级，两个老师，第一级有八个孩子，第二级有六个孩子。伊莎贝拉·纳哈里埃里是这所学校的拥有者，身兼校长、仓库保管员、会计、教学大纲制订者、主管纪律的军事长、校医、管理员、清洁工、一年级老师，负责一切日常事务的活动。我们始终叫她伊莎贝拉老师。
她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块头很大，声音洪亮，人很快乐。嘴唇上方有一颗毛茸茸的黑痣，像只迷路的蟑螂。她生性易怒，好激动，严格，然而却有着一副大大咧咧的好心肠。她身穿那件朴素宽大、有许多口袋的印花棉布女士礼服，就像一个体格粗壮、目光敏锐、来自犹太小村庄的媒婆，只要用她那富有经验的眼睛看上你一眼，问上一两个有针对性的问题，就可以里里外外对你做出估量。只要一会儿的工夫，她就可以把你了解个底儿掉，洞察你所有的秘密。当她盘问你时，那双仿佛剥了皮的红手会在她数不清的口袋里焦躁不安地来回摆弄，好像就要给你拉出来一个完美的新娘，或者是一把发刷，或者一些滴鼻剂，或者至少一块干净的手帕，擦去你鼻子上那让人尴尬的绿色鼻屎。
伊莎贝拉老师也养猫。不管她去哪里，总有一群令人羡慕的猫围在她脚跟团团转，偎依在她裙子的皱褶里，阻止她走路，险些把她绊倒，它们对她如此忠诚。猫的颜色多种多样，爬到她的衣服上，躺在她宽阔的肩膀上，蜷缩在书筐里，像只要抱窝的母鸡卧在她的鞋上，歇斯底里地嚎叫打斗，以争夺卧到她胸前的特权。在她上课时，猫比孩子还多，它们保持绝对的安静，不扰乱课堂，像狗一样温驯，像有教养的家庭培养出来的年轻女子，它们卧在她的书桌上、大腿上，卧在我们的小腿上，卧在我们的小书包上，卧在窗台上，以及装有体育锻炼器材、艺术和手工制作装备的箱子上。
有时，伊莎贝拉老师一只接一只地训斥它们。她会朝一只猫或另一只猫挥动手指，威胁说如果它不立刻改变自己的行为，就会拧下它的耳朵或揪下它的尾巴。而这些猫呢，总是立刻就对她无条件地服从，没有任何怨言。“杰鲁巴拜尔，你应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她会突然大叫。某个小可怜儿会立刻离开她书桌旁的地毯上挤作一团的猫群，悻悻地走开，肚子简直碰到了地板，夹在两腿间的尾巴和两只耳朵使劲儿地下垂，径直走到屋子的角落。所有的目光——孩子的，还有猫的——都集中在它的身上，见证它蒙受羞辱。于是遭呵斥者将会爬回角落里，可怜，屈辱，羞愧难当，为自己的过失悔恨不已，也许谦恭地寄希望于那某种表示暂时缓解的最后时刻。
可怜的家伙从角落里用满怀负疚与恳求的目光看着我们，那目光令人心碎。
“你这个该死的孩子！”伊莎贝拉老师轻蔑地冲它咆哮，接着会挥挥手原谅了它：“好。够了。你回来吧。但是记住，要是再发生这样的事——”
她用不着把话说完，因为受到宽恕的罪犯已经像个追求者，决定摇晃脑袋来施展魅力，简直无法控制自己的欣喜之情，翘起尾巴，竖起耳朵，那双精巧爪子的肉掌富有弹性，意识到它魅力的秘密力量，用爪子制造令人心碎的效果，它的胡须闪闪发光，皮毛光亮，有点直立，明亮的眼睛里闪烁着佯装圣洁的狡诈，好像在朝我们使眼色，与此同时信誓旦旦：从现在开始再也没有比它更圣洁更正直的猫了。
伊莎贝拉老师的猫受训过有效的生活，它们确实有用。她训练它们给她拿来铅笔，一些粉笔或者从衣柜里拿出一双袜子，或者是衔回藏在某件家具下面的一把掉了的茶勺；站在窗边，要是熟人走近了，就发出认识此人的叫声，一旦看见生人，就发出警觉的嚎叫。（多数神迹奇事并非我们亲眼所见，但是我们相信她。要是她告诉我们她的猫能够做纵横填字游戏，我们也深信不疑。）
至于纳哈里埃里先生，伊莎贝拉老师的小丈夫，我们几乎从未见过他。他通常在我们到来之前便去上班，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如果他在家里，他就得待在厨房，我们上课时他在厨房安安静静地做自己的事。倘若不是他和我们偶然未经允许便去上厕所，我们就永远也不会发现纳哈里埃里先生实际上只是杰茨尔，合作社商店里那个面色苍白的收银员。他差不多比夫人年轻二十岁，要是他们愿意，可以被视作一对母子。
偶尔，当他不得不（或竟敢）在上课的时候叫她时，或许因为他把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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