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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黑暗的故事-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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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情时代既已结束，我们突然生活在灰暗、阴郁、潮湿、卑鄙与琐碎的“后早晨”。（我后来试图在长篇小说《我的米海尔》中捕捉到这种气息。）在这个年代里，有的是发钝的奥卡瓦剃须刀片，没有味道的象牙牙膏，臭烘烘的议会烟卷，“以色列之音”狂吼滥叫的两个体育评论员尼哈米亚·本——阿夫拉汉姆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尼，鳕鱼肝油，配给票证本，施姆里克·罗森及其测试节目，政治评论员摩西·麦德兹尼，使用崇尚希伯来精神的姓氏，食品配给，政府工作方案，杂货店前一排排长队，嵌进厨房墙壁里的食品储藏室，廉价沙丁鱼、应可达罐头，以色列——约旦联合停战委员会，来自停火线另一方的阿拉伯渗透者，戏剧公司——奥海尔、哈比玛、多——来——咪、克里斯巴特伦、喜剧演员达吉干和舒马赫、曼德尔鲍姆门交叉路口、报复性的袭击、用煤油给孩子洗头去除虱子、“向临时难民营伸出救援之手”、“遗弃的阿拉伯资产”、防御基金、无人地带，还有“我们的血不会白流”。
我再次每天早晨前往塔赫凯莫尼大街的塔赫凯莫尼宗教学校上学。在那里上学的都是穷人家的孩子，会打架，父母都是艺术家、体力劳动者和小商贩。他们家里都有八九个孩子，其中一些人总在觊觎我的三明治。一些人剃着光头，我们都戴黑颜色的单角贝雷帽。他们很快便发现，我是他们当中唯一的独生子女，在他们当中最为弱小，我很容易上火或者不开心，因此他们合伙聚在操场的水管旁边对付我，向我泼水。当他们想出些新鲜出格的点子羞辱我时，我有时会站在讥讽折磨我的人当中喘着粗气，挨打，浑身是土，分明是狼群中的羊，冷不丁令我的敌人大吃一惊，我开始歇斯底里殴打抓挠自己，狠狠地咬自己的胳膊，形成一道血牙。有那么两三次，妈妈情绪失控，当我的面也是这么做的。
可是有时候，我给他们编未完待续的悬念小说，按照我们在爱迪生影院看到的动作片的套路编让人屏住呼吸的情节。在那些故事里，我毫不犹豫把人猿泰山引见给飞侠哥顿，要么就把尼克卡特介绍给福尔摩斯，要么把卡尔·迈笔下的牛仔和印第安人的世界和梅恩·里德与宾虚或神秘的外部太空或纽约郊区的恶棍帮派糅合起来。每次休息，我通常只给他们讲一段，就像《天方夜谭》里的山鲁佐德用故事来延续自己的生命，始终在最为紧张的当口止住，正当主人公似乎就要遭受厄运、面临绝路时，无情地且听来日分解（我尚未编出）。
于是，我习惯于在休息时分到操场走走，仿佛纳赫曼拉比与渴望听他训诫的一群弟子在一起，随便我走到哪里，四周都围着水泄不通生怕漏掉一个字的听众。他们当中有时会出现带头迫害我的人，我会宽宏大量把他们请到最里面，用导致情节急剧转折的某个宝贵线索或某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仍有下回分解的东西来取悦他们，这样把接受者提升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他有能力按照个人意愿决定是出示宝贵的信息，还是将信息秘而不宣。
我最初讲的故事充满了洞穴、迷宫、地下墓地、森林、深海、土牢、战场、居住着妖魔鬼怪的银河、勇敢的警察、无畏的武士、密谋策划、可怕的背叛以及继之而来的侠肝义胆慷慨救助的壮举、巴洛克式的奇崛转折、难以置信的自我牺牲、表达自我否定与宽容的极度情绪化姿态。我还记得，我早期作品中的人物既有正面英雄人物，也有反面恶棍，大批反面人物幡然悔悟，通过自我牺牲或英勇死去来弥补自己的过失，还有嗜血成性的施虐狂，各式各样的无赖和卑鄙无耻的骗子，还有含笑献身的谦谦君子；另一方面，所有的女性人物无一例外，都无比高贵，尽管吃尽苦头但仍怀爱恋，遭受痛苦却满怀同情，身受折磨甚至屈辱，但始终傲然纯洁，为男人的心志迷乱而付出代价，但依旧慷慨与宽容。
但是如果我把弦线拉得过紧，或拉得不够，那么讲过几段之后，或者在故事末尾，当恶行被摧毁，高尚的行为最终得到了应有报偿之际，也就是这个可怜的山鲁佐德被投入狮穴之时，讲故事者就会为他的祖先挨打受辱。谁叫他不闭上嘴巴呢？
塔赫凯莫尼是个男校，就连老师也是清一色的男性。除学校护士外，从没有女人在这里出现过。胆大妄为的男孩子有时爬上来麦尔女校的高墙，扫一眼铁屏障那边的生活。女孩子们身穿蓝色长裙，泡泡短袖上衣，于是就传说，她们在休息时走到操场，两个两个地玩跳房子，给对方梳小辫，偶尔也像我们一样往对方身上喷水。
除我以外，塔赫凯莫尼的所有孩子几乎都有姐姐、嫂子和堂姐、表姐，于是我在最后一拨人里最后一个听到悄声议论女孩子有而我们却没有的东西，反之亦然，最后听到大哥哥们在黑暗中对他们的女孩子做些什么。
家里对这个话题只字不提。一次也不讲。也许有些客人会忘乎所以，取笑波希米亚人的生活，或者取笑巴·伊兹哈尔——伊萨勒维茨夫妇，说他们一丝不苟遵守“生养众多”＇1＇ 的戒律，那时他会在旁人的申斥声中沉默下来：你没看见孩子就在这里吗？
孩子虽然人在那里，但是他什么也不懂。当班上同学气势汹汹用阿拉伯语冲他嚷女孩子长着什么，当他们挤在一块传看一个衣服穿得很少的女人的照片，当有人拿来一支圆珠笔，里面有个身穿网球服的女孩，你把笔调过来时，衣服突然不见了，他们粗声粗气地咯咯直笑，互相用胳膊肘捅对方的肋骨，死乞白赖地仿效哥哥们的样子，只有我惊恐万状，仿佛远方地平线上正在隐约形成某种灾难。它尚未到此，尚未触摸我，但是它已经令人毛骨悚然惊恐万状了，就像四面八方的远山顶上烧起森林之火，任何人也逃脱不了。一切再也无法回到从前。
每当他们上气不接下气断断续续小声讲述某个缺心眼儿的傻大姐在特里阿扎丛林一带晃荡，谁给点小钱就把自己送上，或者谈论炊事用品商店里的一个胖寡妇把八年级的几个男孩带到店后边的仓库里，向他们展示自己的私处，为的是看他们手淫时，我便感到一阵心痛，仿佛某种巨大的恐惧正在等着每个人，每个男人和女人，那恐惧既残酷又有耐性，悄悄地、一点一点地编织出一张看不见的讨厌的网，也许我在不知不觉中就被黏上了。
我们上到六七年级时，学校护士，一个声音粗哑有军人气质的女子突然出现在教室里，独自在三十八个茫然不知所措的男生面前，站了整整两节课，向我们展示生命的本质。她无所畏惧地向我们描述了各种器官及其功能，用彩色粉笔在黑板上画出体内脏器管道，她什么也没有向我们省略：精子，卵子，腺状组织，阴茎包皮，管状器官等。接着她给我们做了可怕的演示，可怕地向我们描述了潜伏在门口的两个魔怪，弗兰肯斯坦的科学魔怪以及两性世界里的狼人，怀孕与感染的双重危险。
我们意乱情迷，羞答答地走出教室，走进世界，而今那世界在我眼里酷似巨大的矿藏或痛苦万状的星球。我那时作为一个孩子，多多少少领会到，我应该得了解什么，接受什么，但是我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一个心智健全的男人或女人为何会心甘情愿被困在那些迷宫似的龙穴里。这个勇敢的护士毫无顾忌，赤裸裸地向我们展示一切，从荷尔蒙到健康防御规则，但只字未提，即便拐弯抹角地，在那些复杂而危险的过程中会有某种快感，这也许是因为她想保护我们的纯洁，也许因为她自己根本就不知道。
我们在塔赫凯莫尼的老师，多数都穿着略微磨损了的深灰色或棕色套装或老式外套，永无休止地要求我们心存敬畏。莫宗先生、阿维沙先生、老奈曼先生和小奈曼先生、阿尔卡来先生、杜夫沙尼先生、欧非尔先生、米海埃里先生、傲慢的校长伊兰先生总是身穿三件套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他弟弟，也是伊兰先生却只穿两件套。
这些人走进教室时，我们都需要起立，只有当他们亲切地示意我们就座时，我们方能坐下。我们称老师为“我的老师”，总是用第三人称。“我的老师要家长写条，可是家长去海法了。也许请他同意我周日再把条子带来好吗？”要么就是：“我的老师，对不起，他不觉得他这里有点过分吗？”（该句中第二个“他”当然指的不是老师——我们谁也没有那个胆量指控他行为有点过分——而只是指先知耶利米，或者诗人比阿里克，我们那时学他们大发脾气。）
至于我们学生，从一跨进学校门槛的那一刻，我们就彻底丢掉了自己第一个名字，只剩姓氏了。老师们只叫我们包佐、萨拉高斯提、瓦勒若、里伯茨基、奥法西、克劳斯纳、哈加吉、施来费尔、代拉马尔、达诺、本——奈姆、考多瓦罗或者阿克西罗德。
我们在塔赫凯莫尼的老师，有太多太多的惩罚。打耳光，用板尺打手心，抓住我们的后脖颈摇晃，把我们轰到院子里，叫家长，在班上花名册里画黑叉，把《圣经》中的某一章抄写二十遍，要么就是写五百行。“上课不许说话”，或“按时完成作业”。任何书写不工整的学生都要在家用美术字或“山间溪流般纯正”的字体抄书。手指甲剪得不整齐者，耳朵上有污迹者，或衣领不干净者均会蒙受羞辱被赶回家去，而且还要站在全班同学面前，清清楚楚地大声背诵：“我是脏娃娃，/脏是一种罪愆；/我要是不洗澡，/就会在垃圾箱里完蛋！”
塔赫凯莫尼每天第一堂课，都是唱颂《我感谢》：我感谢你，/啊，永远不朽的王，/你使我的灵魂苏醒，怜悯我：/你忠诚无比之后，我们都用尖厉的颤音，津津有味地唱着：宇宙之王/创造了天地万物……
天地万物造齐，/令人敬畏者将统治……
只有唱完所有的歌，做完晨祷（缩略了的）后，老师才命令我们打开教科书和练习本，准备好铅笔，一般情况下，马上就会开始冗长而令人生厌的听写，直至象征自由的铃声响起，有时甚至会拖到响铃以后。我们在家里必须背诵一段一段的《圣经》、整首诗和拉比训诫。直至今天你可以在半夜把我叫醒，让我背诵先知对亚述王使者拉伯沙基的回应：“锡安的处女藐视你、嗤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你辱骂谁，亵渎谁？扬起声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我就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把嚼环放在你口里，使你从你来的路转回去。”＇2＇ 或者《阿伯特》：“世界立于三块基石……少言多行……我从未见过比沉默更益于身心之物……明白在你之上……不要让你与民众脱节，不要自以为是，直至你死去那天；不要臆断你的朋友，直至你身处其境……在无人之处则要努力去做人。”＇3＇
在塔赫凯莫尼学校，我学习希伯来语。它仿佛钻头插入了丰富的矿脉，我初次接受那矿脉是在杰尔达老师的课堂和院子里。庄严的习语，几乎忘却了的语言，奇异的句法以及几个世纪几乎无人问津的语言冷门，还有希伯来语言那强烈的美，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到了早晨，一看是利亚。”＇4＇ “宇宙之王，创造了天地万物。”＇5＇ “以色列人心中也没受割礼。”＇6＇ “一细亚痛苦。”＇7＇ 或者是“要向贤哲们的火光取暖，但要小心，勿被其燃烧的煤块灼伤，因为他们的嘶咬是狐狸的嘶咬，他们的蛰噬则是毒蝎的蛰噬…他们的一切言谈，均像火中煤块。”＇8＇
我在塔赫凯莫尼这里学习《摩西五经》与拉希那睿智而轻盈的诠释，我在这里沉湎于圣贤智慧、传说与律法、祈祷文、赞美诗、圣著评注、注疏之注疏、安息日与节日祈祷书以及“布就筵席”之道。我在这里也结识一些家族的朋友，如马加比战争、巴尔·科巴赫起义、大流散时期犹太社区历史、大拉比们的生平、带有道德训诫色彩的哈西德传说。有时也学习一些拉比法学家的东西、西班牙希伯来语诗歌和比阿里克的诗歌，偶尔在欧非尔先生的音乐课上，学几首拓荒者在加利利和山谷里唱的歌，在塔赫凯莫尼唱这些歌显得有些另类，就像西伯利亚出现了一头骆驼。
地理老师阿维沙先生将会借助地图偶尔外加一盏破的幻灯机，率领我们和他一起做充满冒险色彩的旅行，到加利利、外约旦、美索不达米亚、金字塔和巴比伦空中花园。小奈曼先生先是向我们大吼先知的愤怒，那阵势就像熔岩奔腾，随即又用涓涓细流般的柔情来安抚、慰藉我们。英文老师莫宗先生向我们反复强调“我做”、“我做过”、“我做完了”、“我一直在做”、“我本来会做”、“本应该做”、“本应该一直在做”等说法之间永远存在着差异。“就连英国国王陛下本人！”他会像上帝在西奈山上那样吼叫，“就连丘吉尔！莎士比亚！加里·库伯！——都没有理由不遵守这些语言规则，只有你，尊敬的先生，阿布拉非亚先生，显然高踞于律法之上！怎么，你高踞于丘吉尔之上？高踞于莎士比亚之上？高踞于英国国王之上？恬不知耻！丢人啊！现在大家请看，全班都要注意，把它写下来，别出错。真遗憾，只有你，这个非常尊贵的大师阿布拉非亚，你真丢人！”
但是我最喜欢的老师是米海埃里先生，莫代海·米海埃里，他柔软的双手一向优雅，像双舞蹈家的手，神情倦怠，仿佛他总是在为什么事情感到羞愧。他习惯于坐着，摘下帽子，把它放在面前的书桌上，正正他的无檐小帽，没有用知识来轰炸我们，而是连续几个小时给我们讲故事。他会从《塔木德》讲到乌克兰民间传说，接着忽地一下冲到希腊神话、贝督因故事和意第绪语打闹剧，他会不住地讲，直至讲到格林童话和安徒生童话，还有他自己的故事，他跟我一模一样，编这些故事就是为了讲给人听。
班上多数男孩子因为和蔼可亲的米海埃里先生脾气好又心不在焉，在上课时把胳膊放在桌子上，枕着胳膊睡觉。有时他们传纸条，甚至在桌子下面抛纸球。米海埃里先生没有觉察，也许他并不在意。
我也不在意。他疲倦善良的眼睛盯着我，给我一个人讲故事，或者只给我们两三个人讲，大家的眼睛一刻也不离开他的两片嘴唇，它们似乎在我们眼前创造着整个世界。
【注释】
＇1＇ 语出《圣经·创世记》第1章第28节。
＇2＇ 语出《圣经·列王纪下》第19章第21——28节。
＇3＇ 本书中涉及《阿伯特》的译文，参见《阿伯特》中译本，张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不另注。
＇4＇ 语出《圣经·创世记》第29章第25节。
＇5＇ 希伯来语晨祷词开篇，表达信仰。
＇6＇ 语出《圣经·耶利米书》第9章第26节。
＇7＇ 《圣经·列王纪下》中有“一细亚面粉”的说法。
＇8＇ 语出《阿伯特》第2章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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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和邻居又开始在夏日夜晚出现在我们的小院，一杯香茶，一块蛋糕，谈论政治或文化事务。玛拉和斯塔施克·鲁德尼基，哈伊姆和汉娜·托伦，克洛赫玛尔夫妇，克洛赫玛尔夫妇在盖乌拉大街的小店重操旧业，修理娃娃，让秃头“泰迪熊”重新长出头发。雅考夫——大卫与杰尔塔·阿布拉姆斯基也是常客。（他们在儿子约尼被打死后，一连几个月面色苍白。阿布拉姆斯基先生甚至更加絮絮叨叨，而杰尔塔变得非常沉默寡言。）我父亲的父母，亚历山大爷爷和施罗密特奶奶有时也会来，温文尔雅，显示出敖德萨人的高傲。对于儿子所说的一切，亚历山大爷爷一概予以猛烈的驳回“咳，有什么呀”，轻蔑地摇摇脑袋，但是他从未有勇气向施罗密特奶奶表示异议。奶奶会在我腮帮子上湿乎乎地亲两下，立即用一块纸巾擦她的嘴唇，用另一块纸巾擦我的脸颊，朝妈妈准备的茶点，或是朝没有叠好的纸巾耸耸鼻子，或者是朝她儿子的西服外套耸耸鼻子，在她看来，儿子的外套俗不可耐，简直像东方人穿衣服那样没有品位：“但是真的，罗尼亚，真便宜！你在什么地方找到的那衣服？在雅法的一家阿拉伯商店？”她看也没看我妈妈一眼，伤心地加了一句，“只有在最小的犹太小村子，没什么正经文化，你可以看见有人那么穿戴！”
他们会围坐在搬到院子里用作花园桌的一张黑色茶桌旁，异口同声赞赏凉爽的晚风，边品茶和蛋糕，边分析斯大林近来的行动或者杜鲁门总统的坚决果敢，讨论不列颠帝国的衰落或者印度分治问题，谈话由此转到年轻国家的政治形势上，变得更加活跃了。斯塔施克抬高声音，而阿布拉姆斯基使劲地摆手，用高亢的《圣经》希伯来语取笑他。斯塔施克对基布兹和新型的集体农场坚信不移，主张政府应该把所有的新移民都送到那里，不管他们愿意与否，一下船就直接送过去，彻底治愈他们的大流散心态及其受迫害情结。正是在那里，田间的艰苦劳作，铸造了新型的希伯来人。
对以色列劳工组织领导层布尔什维克实行专断，不拥有他们的红卡不得工作，父亲深表不平。古斯塔夫·克洛赫玛尔胆怯地提出这样的观点，尽管本——古里安有种种错误，但他也是时代英雄：当心胸狭隘的党政仆人有可能受阻，错过建国的适时时机时，苍天有眼把本——古里安派给我们。“是我们的年轻人！”亚历山大爷爷大叫，“是我们的年轻人，给我们赢得了胜利和奇迹！根本不是本——古里安！是年轻人！”爷爷说着朝我弯过身子，心不在焉地拍了我两三下，仿佛在犒劳年轻一代赢得了战争。
女人几乎从不加入谈话。那时赞美女子是“如此非凡的听众”，赞美她做得一手好蛋糕和饼干，赞美惬意的气氛，而不是赞美她们介入谈话，已经成为习惯。玛拉·鲁德尼基，比如说，不管斯塔施克何时说话，都会高高兴兴地点头，要是有人打断他，她都会摇头。杰尔塔·阿布拉姆斯基双手抱肩，仿佛感到冷似的。自从约尼死后，即使在温暖的夜晚，她也会侧头坐在那里，好像在看邻居花园里的柏树树梢，双手还是抱肩。施罗密特奶奶是个有主意又固执己见的女子，有时会用她深沉的女低音插嘴：“非常非常正确！”要么就是：“比你说的还要更加糟糕，斯塔施克先生，更加更加糟糕！”或者还有：“不——！阿布拉姆斯基，你在说什么呢！根本不可能！”
只有我母亲有时颠覆这一规则。当出现片刻宁静时，她会说些先是看来不相关的话，但接着便能看出整个谈话引力中心实现了彻底的平和转移，没有改变话题，也没有与先前的那些话题相矛盾，而是好似她自己正在谈话后墙上开了一扇门，而那时墙上显然没有门。
她发表过自己的见解后，就沉默下来，赞许地微笑着，以胜利者的姿态看着我，却没有看客人或者我父亲。妈妈说过话后，整个谈话的立足点似乎已经转移。不久以后，她依然露出令人愉快的微笑，那微笑似乎对什么东西表示不确定，又对另外什么东西进行破解，她站起身，给她的客人们再请一杯茶：要吗？味道怎么样？再来一块蛋糕吗？
身为一个孩子，我那时对妈妈瞬间打断男人们的谈话感到有些苦恼，也许因为我意识到说话人当中有一丝看不见的难堪，一种不易觉察到的要摆脱困境的企图，仿佛在那一刻害怕他们也许漫不经心地说了什么话，或做了什么事，引得我妈妈窃笑，而他们自己却不知何故。也许是她内敛的光华照人的美始终令这些克己的男人们局促不安，使他们唯恐她会不喜欢他们，或者发现他们有点可憎。
而对于女人而言，我母亲介入谈话，在她们中搅起一种焦虑与希望互相交织的奇怪感受，有朝一日她终会失去立足点，或者也许失去对男人的挫败而产生的一点快感。
哈伊姆·托伦，作家兼作家协会官员，可能会这么说：“确实大家都必须意识到，治理国家不像开杂货店或者管理某个偏僻小城镇。”
我父亲说：
“现在臆断可能为时过早，我亲爱的哈伊姆，但大凡头上长眼睛的人偶尔都会发现我们年轻国家之所以令人极度失望的明显原因。”
克洛赫玛尔、玩具娃娃医生，羞答答地补了一句：“还有，他们连便道都不修。我给市长写了两封信了，石沉大海。我不是说不同意克劳斯纳先生的说法，实质上是一样的。”
我父亲开始大胆使用他的希伯来双关语：
“在我们国家，唯一做的事情就是修路。”
阿布拉姆斯基先生引用《圣经》中的话：
“‘杀人流血，接连不断，’先知何西阿说，‘因此这地悲哀。’＇1＇ 犹太民族的残余势力来到这里重建大卫和所罗门的王国，奠定第三圣殿的基础，我们全都落入了各种各样骄傲自大缺乏信念的基布兹会计或者其他心中没有受割礼＇2＇ 的红脸官员们那汗津津的手里，其世界如蚁穴般狭小。官长居心悖逆，与盗贼为伴＇3＇ 相互一点一点分配民族留在我们手中的那微不足道的故乡的土地。先知以西结说道：‘你掌舵的呼号之声一发，郊野都必震动。’＇4＇ 委实说的就是他们，不是别人。”
妈妈嘴角挂着一丝微笑，似乎说些没有干系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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