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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帝国-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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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婆十二三岁时，为生活所迫，给人家当童养媳，而偏偏又遇上刻薄的婆婆、蛮横的丈夫。一天，由于劳累过度，她织布时速度慢了一些，公婆、丈夫以此为借口，将她毒打一顿，锁在柴房里不给她饭吃，不让她睡觉。黄道婆无处诉苦，便横下一条心，在房顶掏了一个洞，逃上了停靠在黄浦江上的一艘帆船，随船到了海南岛南端的崖州，从此开始了不平凡的生活道路。
黎族的纺织技术是很有名的。赵汝适《诸蕃志》说黎族“妇人不事蚕桑，惟织吉贝花被、缦布、黎幕”。方勺《泊宅编》记载：“闽广一带纺绩……摘取出壳，以铁杖捍尽黑子，徐以小弹弓，令纷起，然后纺绩为布，名曰吉贝。”
相对来说，当时内地的纺织产量不高，因此布匹的质量低劣，不能成为人们主要的衣着用品。而海南岛一带生产的棉织物，品种繁多，织工精细，质量、色彩均居全国之首，作为“贡品”进入都城临安（今杭州一带，南宋时定都于此）的各类棉布就有20余种。黎族人民还能织出坚厚的兜罗棉、番布、吉贝等纺织品，染成各种色彩的黎单、黎棉、鞍搭等，销往全国各地。
黄道婆到了海南后与黎族人民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共同的劳动生活与交往中，努力学习和掌握当地先进的棉纺织技术。黎族同胞的细心传授，黄道婆自己虚心刻苦的学习，使她了解并熟悉了各道棉和织布工序。在实践中黄道婆还融合吸收了家乡织布技术的长处，逐渐成为有着精湛技术的纺织能手。
在海南生活劳作的20多个春秋一晃就过去了，中年之后的黄道婆，思乡情最切。桑梓故园之思，桑榆晚景之感，叶落归根之情，使“有志复赤子”的黄道婆在元成宗元贞年间（1295…1297年），带着黎族人民的深情厚谊和祝福，身背踏车、椎弓等纺织工具，踏上了北归的路途。并决心改革家乡落后的棉纺织生产工具。
据陶宗仪《耕录》记载，“乌泥泾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籽，线弦竹孤，置案间振掉成剂”，操作辛苦，效率极低。经黄道婆改革“乃教以做造捍弹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絮花，各有其法”，大大提高了效率。
她将黎族人民先进的棉纺织生产经验与汉族纺织传统工艺结合起来，系统地改进了从轧籽、弹花到纺纱、织布的全部生产工序，创造出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把自己掌握的织造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家乡人民，迅速把松江地区的棉纺织技术提高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经过她改进推广的“擀（搅车，即轧棉机）、弹（弹棉弓）、纺（纺车）、织（织机）之具”，在当时具有极大的优越性。
此外，黄道婆还推广和传授了“错纱配色，综线挈花”之法，后来松江一带织工发展了这种技术且更加精益求精。她还把”崖州被”的织造方法传授给镇上的妇女，一时“乌泥泾被”闻名全国，远销各地。原来“民食不给”乌泥泾，从黄道婆传授了新工具、新技术后，棉织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到元末时，当地从事棉织业的居民有1000多家，到了明代，乌泥泾所在的松江，成了全国的棉织业中心，赢得“衣被天下”的声誉。
黄道婆对人类的贡献是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穿”在人们心里的位置可能是仅次于“吃”。“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黄道婆把美丽带给人间，同时人们也把崇敬赞美的词语留给她。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高度评价了黄道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称她为世界级的科学家。1957年中国又在上海为黄道婆建墓园并立纪念碑。吴信辰题联曰：改草衣卉服之观，人间温暖；极错彩缕金之妙，天下文明。
第四章 “西方玄奘”马可·波罗
我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在谈欧美对我纺织品设限看法时说：“意大利的马可·波罗在那么早的时候就眼光长远地跑到中国做生意，如果马可·波罗先生突然醒过来，得知意大利现在要对中国优质、物美价廉的纺织品设限，他一定会感到很惊奇或者感到很遗憾。”
马可·波罗在中国已经是家喻户晓似的人物。他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将地大物博的中国向欧洲人做出报道的人，他在他的游记中以100多章的篇幅，记载了我国40多处的城市地方，对当时中国的自然和社会情况作了详细描述。因此，马可·波罗被誉为“中世纪的伟大旅行家”，中西交通史和中意关系史上的友好使者。
马可·波罗的父亲名尼古剌，他的叔父名玛窦，都以经商为生。公元1260年，尼古剌和玛窦兄弟二人经商于君士坦丁堡，后由此过黑海至克里米亚半岛贸易，当他们到达当时的钦察汗国境内时，正好遇到波斯的旭烈兀与钦察别儿哥汗发生战争，他们不能回国，尼古剌兄弟于是决计东行。
尼古剌兄弟大约于公元1266年到达大汗住处，大汗即元世祖忽必烈。大汗见到他们很高兴。据说蒙古大汗后来命尼古剌兄弟带了他的致罗马教皇的书信回到欧洲去，要教皇派遣100个熟悉基督教律和通晓七艺的人到中国来。并要他们到耶路撒冷取回耶稣圣墓上的灯油，如果这些人能证明基督教胜于其他宗教，忽必烈就可以改信基督教等等。这是《马可·波罗游记》里的话，恐怕多少有点夸大，不过尼古剌兄弟毕竟奉大汗之命回到欧洲去了。
尼古剌兄弟在外的经商和旅行，特别是从东方带回的动人见闻，使得马可·波罗既羡慕又敬仰，他也很想做一个商人漫游东方。当他把这个愿望告诉他父亲的时候，得到了热情的支持和鼓励。后来，马可·波罗这个美好的愿望实现了。
公元1271年，他的父亲和叔父再次动身去中国，决定带马可·波罗同行，于是年轻的马可·波罗以意大利威尼斯商人的身份，怀着了解东方的心情，踏上了东行之途。马可·波罗到达大都时已经21岁，风华正茂，由父亲和叔父带着觐见忽必烈大汗。
忽必烈非常高兴，在宫内设宴欢迎，并留他们在朝中居住下来，马可·波罗善于学习，很快熟悉了朝廷礼仪，掌握了蒙古语等语言。忽必烈在和马可·波罗的接触中，发现他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因此对他很器重，除了在京城大都应差外，还几次安排他到国内各地和一些邻近国家，进行游览和访问。
公元1295年，马可·波罗返回故乡威尼斯，口述了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一书。马可·波罗生命的历程在人们看来实在是太精彩了，以至由他讲述，比萨作家鲁思蒂谦诺笔录的这本游记，轻易成了中古欧洲最畅销的著作。
游记的最原始版本《世界奇异录》作者，这样评论他的“故事人”：“从上帝创造亚当到现在，从没有人，无论是基督徒、异教徒、鞑靼、印度人或任何种族的人，像马可·波罗那样到过世界那么多地方观察和探险，知道那么多的奇风异俗。”在这部影响欧洲数个世纪的名作中，作者描绘了北京、杭州等富庶繁华的中国城市，引发了西方世界对遥远、神秘的东方世界的遐想。
带回许多东方珍宝的马可·波罗成了富豪，人称“百万君”。但同时也得了“百万谎言的人”的称号，因为很多威尼斯人认为他的“天方夜谭”不可尽信。但自称看过马可·波罗拿出珠宝的船主佐罗说：“如果不是鞑靼的国王，谁能给这么多财富？”
在马可·波罗之前，威尼斯人认为他们是地中海甚至是整个基督教世界中最富裕的城邦；都叫“地中”海了，不是世界的中心是什么？但这位伟大旅行家却指出，在东方，还有一个更大的文明和权力中心，加上了一些夸大的叙述，他的游记激发了欧洲人此后几个世纪的东方情结。许多人开始涌向东方，学习东方，以致欧洲经历变革，在科技、工业、军事上开始出头时，他们对世界的所知，远胜过所有竞争对手。
事实上，欧洲人拥有的第一张精确亚洲地图，便是参考《马可·波罗游记》制作的。有人因此认为：帝国主义和东方学是同一天诞生的。而马可·波罗是这一切“单向学习”的启动者。也许这是后人从特殊的角度来研究马可·波罗给东西方所带来的影响吧。
马可·波罗漫游东方归来的消息，轰动了威尼斯，从社会名流到一般市民，争相看望他的人络绎不绝。马可·波罗回家不久，威尼斯与热那亚两个城市，因为市场竞争，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战斗。马可·波罗为保卫自身和威尼斯的商业利益，奋勇加入了威尼斯的战斗行列。激战结果，威尼斯舰队大败，热那亚人获得胜利，马可·波罗受伤被俘，关进了热那亚的监狱。
虽然禁锢在监狱里，但马可·波罗因为从东方回来此时已经小有名望。于是，监内监外，仍不断有人找他谈东方的事情，而马可·波罗为消磨时光，也经常向同狱的人叙述东方各国的奇风异物。他的叙述，特别引起同狱人鲁思蒂谦诺的注意。这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位笔录马可·波罗经历的人。
鲁思蒂谦诺是比萨人，从小受到比萨文化传统的熏陶，精通法语，用法语写过骑士小说。他觉得马可·波罗的游历见闻很有意思，如不写成书，那是非常可惜的。于是征得马可·波罗的同意，将他的口述，用当时在欧洲流行的法兰西语记录了下来。这样，一部举世闻名的《马可·波罗游记》或称《东方见闻录》就诞生了。
公元1299年，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宣告结束，马可·波罗被释放回威尼斯，从此，他经营商业，并娶妻成家，生有两个女儿，再也没有出外远游了。公元1324年当他临近70岁的时候，逝世于威尼斯。
第五章 《马可·波罗游记》
大概没有一本游记能像《马可·波罗游记》那样引发如此多的世纪争论。时至今日，还有许多怀疑者。英国图书学者伍德就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她说：“故事太精彩了，但……就像很多伟大的历史传奇，记载的都是神话。”她还举例说：“如果马可·波罗真到过中国，为什么最重要的事物如长城、茶、筷子、方块汉字、女人绑小脚……全给漏掉了？”同时，也有学者翻查了中国文献。他们的最大疑点是：中国史官的记录，就像记流水账那样详尽，可是马可·波罗连名字都没出现过。
这些的确是说明了一些道理，那马可·波罗到底有没有像他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描述的那样到过中国呢？也许在下面的分析之后我们每个人心中都会有自己的答案的。
首先回到《马可·波罗游记》这本书上来，《马可·波罗游记》问世后，广为流传。600多年来，世界各地用各种文字辗转翻译，译本之多，可能超过了100种，另外，还有许多学者对照各种版本进行校勘注释，做了大量的整理研究工作。
《马可·波罗游记》共分四卷，第一卷记载了马可·波罗诸人东游沿途见闻，直至上都止。第二卷记载了蒙古大汗忽必烈及其宫殿，都城，朝廷，政府，节庆，游猎等事；自大都南行至杭州，福州，泉州及东地沿岸及诸海诸洲等事；第三卷记载日本、越南、东印度、南印度、印度洋沿岸及诸岛屿，非洲东部，第四卷记载了君临亚洲之成吉思汗后裔诸鞑靼宗王的战争和亚洲北部。
每卷分章，每章叙述一地的情况或一件史事，共有229章。书中记述的国家，城市的地名达100多个，而这些地方的情况，综合起来，有山川地形，物产，气候，商贾贸易，居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及至国家的琐闻佚事、朝章国故也时时夹见其中。
从书中一些对细节的描述，让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一个没有到过中国的人会凭借想象把当时的元大都描绘得那样生动、真实。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当年带着渴望而探知的心情来到了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他在这座不属于他的城市里生活了很多年，写下了他所看到的一切新鲜的事物，也带给后人一个遥远而清晰的老北京。
马可·波罗讲述了当时皇宫的情景：周围有一圈大理石的平台，外侧装着美丽的柱墩和栏杆。大殿和房间都装饰雕刻着镀金的龙，还有各种鸟兽以及战士的图形和战争的图画。屋顶也布置得金碧辉煌，琳琅满目。大殿非常宽敞，能容纳一大群人在这里举行宴会。皇宫内还有许多独立的房屋，构造精美，布局合理，并装饰着红、绿、蓝等各种颜色。
此外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还记录了许多我们今天有据可参的信息。这其中对景山（当时叫青山）的描写尤为贴切。书中记载：离皇宫不远的北面距大围墙约一箭远的地方，有一座人造的小山，高达一百步，山脚周围约有一英里，山上栽满了美丽的常青树。因为大汗一听说哪里有一株好看的树，就命令人把它连根挖出，不论有多重，也要用大象运来栽种。树木四季常青，给小山增色不少。
此外，《马可·波罗游记》还记录了许多当时元朝民间人们生活的一些状况。这些也都让当时的欧洲人惊讶的目瞪口呆。欧洲人视胡椒为奢侈品，杭州人每天却消耗4740公斤，这在欧洲根看来才是真正的“人间天堂”。另外，马可·波罗还讲述到城内有石桥1万2千座之多，桥下都可通大船。试想，身为水乡之都的威尼斯人，听到这个消息定会投来不服气的目光
游记中提到的亚洲城市超过100个，叫欧洲人吃惊的描述还很多，例如他说看到了喷油的泉（巴库的油田）、可燃烧的石头（煤）、用轻巧的纸张来作货币（钞票）……当时的铁匠奇劳洛在听完后说：“他打死也不信大家卖命工作，都为了铜币或银币，给一张纸，谁肯收呢？”
《马可·波罗游记》所承载的内容是丰富而详实的，它不仅给欧洲人带来了太多的惊讶，更给整个西方社会带来了中国富裕强大和文明昌盛的信息。这在欧洲引起无穷的联想和震动，它带给欧洲人一片全新的知识天地。游记打破了很多猜疑和宗教谬论，激起欧洲人对东方的向往，自此两大洲的距离，才开始拉近。
许多中世纪很有价值的地图，都是参考游记制作而成的。同时马可·波罗的游记对15世纪左右欧洲航海事业的发展，也起了促进的作用，当时一些著名的航海家和探险队的领导人曾经读过马可·波罗的书，并从中得到巨大的鼓舞和启示，激起他们对于东方的向往和冒险远航的热情。
欧洲后世不少伟大航海家受到马可·波罗的鼓舞和启发。事实上，美洲大陆的发现是一个意外，因为游记的忠实读者哥伦布原本的目的地是富庶的中国。当时欧洲人相信，中国东面是一片广阔的大洋，而大洋彼岸，便是欧洲老家了，可没想到的是欧洲人从此发现了一个他们可以利用的更大空间——美洲。
从另一个角度说，正是有了这本《马可·波罗游记》，在东西方文明的天平上，倾斜角度开始倒转。不管威尼斯以至整个欧洲有没有受骗，他们“哥伦布改变地理，马可·波罗改变历史”的说法是绝对真实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佳楠把马可·波罗及《马可·波罗游记》上升到了更高的层面来对待。刘佳楠认为：马可·波罗是不是把中国面条带回意大利并形成意大利通心粉也许是无关紧要的争论，就像菲亚特汽车或空中客车飞机同中国制造业的关系一样，到底有多少零部件产自中国越来越难以说清。随着中欧文化交流发展和中国工业合作不断深化，总有一天马可·波罗将会发现，他的故乡同他的第二故乡——中国之间正在多姿多彩的世界上更深地融合在一起。
第六章 “东方莎士比亚”关汉卿
戏剧是元朝文学艺术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早在唐代的时候，戏剧就已经出现了，只不过那时的戏剧还显得比较单薄，内容远远没有元代那时充实。戏剧在元朝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为什么戏剧会在元朝这样的朝代有它巨大的发展空间，而不是在文化空前繁荣的大唐盛世？
这与当时元朝所制定的等级政策是分不开的。能够写剧本的人必定是有文化的读书人，而读书人在元朝却被列在第九等，比第八等的妓女身份还要低下。在元朝之前，读书人可以通过科举考试来走上自己的仕途之路，所以那时的读书人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可到了元代，朝廷取消了科举考试，这样读书人没有途径来实现自己的抱负。
为了自己的生存，同时又可以有一个展现自己的方式，所以许多的读书人结交了当时同样地位低下的戏剧人，开始写剧本。至此，大批读书人的加入大大提高了戏剧文学性和艺术性的质量。这大批的读书人中就包含着日后戏剧界的泰斗关汉卿。
以关汉卿的才能若生活在重学的其他朝代考取一个功名是不成问题的。可生活在公元13世纪元朝的关汉卿则没有他自己的出路。可关汉卿并不是死读书的那种人。他却为人机智幽默，风流倜傥，博学多才，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擅长吟诗、吹箫、弹琴、舞蹈、下棋、打猎等各种技艺。
关汉卿长期居住在都城大都里，曾经在皇家医院任职，但是他对医术不太感兴趣，由于上述的那些独特的个性和才情与特定的时代环境相符合，便驱使他热心对剧本的创作，走上了终身以戏剧创作为职业的人生旅途，没想到这种历史的巧合却诞生了一位世界级的剧作大师。
当时，元朝政治黑暗腐败，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突出，冤案多得数也数不清，各族劳动人民都过着悲惨的日子。关汉卿非常同情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他辞去官职，进入社会底层了解人民生活，借助元杂剧这种艺术形式来揭露现实黑暗，寄托自己的社会理想。杂剧在内容上丰富了民间说唱故事，而且广泛反映了社会现实，达官贵人和普通百姓都很爱看杂剧。
关汉卿了解人民疾苦，多方面接触和了解到人世间的悲欢哀乐与世态人情，感受到底层人民的痛苦、挣扎、反抗，以及他们的愿望和理想，使他形成了强烈的平民意识。同时他又具有卓越的艺术修养，这都为他的创作注入了活力。当时，演戏的人社会地位很低，关汉卿却经常和他们交往，甚至亲自导演和上台演出。在他写的一支曲子里，他描述自己坚强、耿直的人格时说：“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所以，他创作的剧作，不仅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而且还弥漫着昂扬的战斗精神。
在数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共写下杂剧60多种（今存18种），不论数量还是质量，他的作品均为元杂剧家之冠。杂剧而外，他还创作了许多散曲，今存小令50多首，完整的套曲12篇。
流传下来的18本“关剧”，依题材划分，可大致分为公案剧、爱情婚姻剧和历史剧三类。作品的题材大多与元代社会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有的直接取自当时的生活，有的虽然借用了历史文献或民间传说中的故事框架，所反映的仍然是元代的生活，即使是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作品，也打上了作者那个时代的浓重烙印。
由于自编自导和自演，所以，关汉卿在当时已经是非常有名。他经常虚心的向当时的著名演员珠帘秀、顺时秀请教并与他们成为了好朋友。关汉卿在当时就组织了一个叫“玉京书会”的组织，性质和职责与今天的剧协组织差不多，经常聚集当时著名的戏剧界人士在一起讨论戏剧问题。
他的剧作中以《窦娥冤》为最重要的代表。《救风尘》、《望江亭》、《鲁斋郎》、《拜月亭》、《调风月》、《单刀会》等几部作品，也分别代表关汉卿杂剧在不同方面的成就。关汉卿戏剧语言十分有特色，他是中国古典戏曲本色派的语言大师。他继承古代诗词精心提炼语言、注重表现意境的优良传统，熔铸经、史、子、集的各种语汇，吸取平民百姓生动活泼的口语俗谚，锤炼成质朴自然、生动鲜明、丰富多彩的戏曲语言。
在他的作品中，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物其语言都带有鲜明独特的个性色彩，关剧在艺术上有着卓越的创造性。关汉卿的剧作在人物唱词的动作感、舞台性以及曲白方面，都处理得恰到好处。这显然得益于他通晓音律、长于歌舞、拥有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正如王国维所说：“关汉卿一空依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
由于他的伟大成就，关汉卿被后人列为元曲四大家之首。他的剧作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同时关汉卿的戏剧创作在中国戏剧史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被称为“元杂剧的鼻祖”；关汉卿在世界文学艺术史上也享有极高盛誉，被称为“东方的莎士比亚”。
2008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同样没有忘记这位戏剧老人。2008年是戏剧家关汉卿被定为“世界文化名人”50周年、从事戏剧创作750周年的特殊年份，同时这一年也是我们中国举办奥运会的奥运年。在政协会上来自农工民主党的李汉秋委员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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