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帝国-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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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周年的特殊年份，同时这一年也是我们中国举办奥运会的奥运年。在政协会上来自农工民主党的李汉秋委员建议：让关汉卿助“人文奥运”一臂之力。应该展示以他为突出代表的元大都文化和中国戏曲文化，这将是“人文奥运”一道不可多得的亮丽风景。　　　
李汉秋委员说，关汉卿的创作在13世纪已经“红极一时”，比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巨人”莎士比亚还早300多年。2008年举办一个“关汉卿戏剧节”，可以进一步促进中国戏剧的发展和繁荣，《窦娥冤》、《望江亭》、《单刀会》、《蝴蝶梦》等久演不衰的关汉卿剧目可以为“人文奥运”助威。　　　　　　
第七章　“红娘高手”王实甫　　　
与关汉卿同样为伶人编写剧本的王实甫，他擅长所写的“儿女风情”一类的戏与关汉卿是截然不同的风格。但他的出众才华还是为当时文人所称服。但不幸的是，王实甫的身世比关汉卿更渺茫，只知道是大都人（今北京），甚至真名也不甚详知。只有天一阁本的《录鬼簿》（明抄本）上写：“王实甫，德名信”。有的专家认为这是倒置了，应作“名德信”；有的专家则认为“德名”，等于“尊讳”，也就是说王实甫大名是“信”，王信。这就是封建时代轻视剧作家的结果，没有任何“正史”一类的记载所造成的遗憾。　　　
根据一些专家考证的结果，大致有这么个轮廓：王实甫，名德信，元易州定兴人。约生于公元1255…1260年，曾作过某地县宫，声誉很好。后来升任陕西行台监察御史，由于与官员不和，40多岁就弃官不做了。他在弃官后不久就完成了不朽的剧作《西厢记》。在60岁时，他用散曲套数描写他退隐后的生活。生活颇为优裕，以诗酒琴棋为伴，但在恬静淡泊的情怀深处，蕴藏着久难平复的政治创伤。他卒年约在公元1336…1337年间。　　　
以上的这些介绍性的文字是体现在冯沉君《王实甫生平的探索》中的，其准确性还是有待考证的。不过，看来他的生活似乎要比关汉卿好些，虽同处异族统治下的元代前期，但没有留下像关汉卿那么多的激愤。这可能与王实甫的性格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王实甫最具代表性的名剧就要数《西厢记》，《西厢记》的故事直接来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此外，流传的西洛书生张浩与东邻女李莺莺逾墙相会，终成眷属的故事在题材和人物、情节上对《西厢记》也都有某种影响。　　　
《莺莺传》写的是唐代贞元年间书生张生与少女崔莺莺从恋爱、结合到离异的悲剧故事。作者元稹可能受到《游仙窟》的影响，所谓“游仙”，本意写嫖妓宿娼；所谓“会真”，实质是写偷情艳遇。所以作者抱着欣赏文人风流韵事的态度，对张生始乱终弃的行为加以肯定。但崔莺莺的悲剧形象和悲剧命运赢得了人们的同情，一些文人诗作中不时提到“莺莺”和“待月西厢”的事。　　　
到了宋代，崔张故事十分流行。秦观、毛滂的《调笑令》以一诗一词咏唱这个爱情故事，使它成为歌舞曲词。后来又有小说《张公子遇崔莺莺》，见于南宋皇都风月主人的《绿窗新话》。此外，罗烨的《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记有小说《莺莺传》。赵令的鼓子词和《绿窗新话》中的《张公子遇崔莺莺》，与元稹的原作不同，它们都删去了传奇小说文中张生视莺莺为“尤物”“妖孽”的部分，赞赏莺莺的真情，同情她的命运，并对张生的行为颇有微词。　　　
在王实甫笔下，张生、莺莺固然是才子佳人，但才与貌并非是他们结合的惟一纽带。王实甫强调，这一对青年一见钟情，“情”一发难收，受到封建家长的阻梗，他们便做出冲破礼教樊篱的举动。对真挚的爱情，王实甫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它纯洁无邪，不必涂上“合礼”“报恩”之类保护色。这些也都可以看出王实甫本人那种崇尚纯真情感，痛恨封建婚姻束缚的文人情怀。　　　
戏剧是语言的艺术。王实甫在《西厢记》中驾驭语言的技巧，历来为人们称道。明代著名戏曲理论家王骥德说《西厢记》“今无来者，后掩来哲，虽擅千古绝调”；另一位戏曲理论家徐复祚也赞叹它“字字当行，言言本色，可谓南北之冠。”他们都把《西厢记》视为戏曲语言艺术的最高峰。　　　
王实甫对“情”的关注，比关汉卿、白朴更进一步。因为关、白的良好祝愿，还是针对已婚的夫妇而言，而王实甫所祝的“有情人”，则包括那些未经家长认可自行恋爱私订婚姻的青年。他希望所有恋人能够如愿以偿，等于不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放在眼内，这是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大胆挑战。　　　
在王实甫以前，谁也没有像他那样响亮、明确地提出“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他写的崔、张故事，贯彻着这一题旨，从而使由《会真记》以来流传了几百年的题材，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可以说，《西厢记》杂剧在元代出现，像莺莺蓦然出现在佛殿一样，它的光彩，使人目眩神摇，也照亮了封建时代昏沉的夜空。　　　　　　
第八章　“丹溪先生”朱震亨　　　
朱震亨，天资聪慧，性情豪爽，好学不倦。6岁时即可日诵千言，阅读一遍就能知晓书中的大意，说得头头是道，因而家中长辈都很喜欢和器重他。世人有“神童”之称。当朱震亨到了15岁的时候，他父亲病逝了，这样朱震亨一家在家族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家境的衰落，使朱震亨一家的生活变得艰辛起来。　　　
26岁时，他终于几经周折来到临近东阳县的八华山，结识了当时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的四代弟子许谦，拜在其门下学习程朱理学，日后师生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虽然朱震亨在学术思想上有很高的造诣，但他后来却在医学领域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朱震亨研习朱熹的学术思想，对于其后在医学的建树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朱熹关于精神与物质相互依存的观点、强调清心寡欲以养身的观点都被朱震亨运用到医学之中，形成了新的医学理论。　　　
那么朱震亨为什么要从儒转医，有哪些因素促使他转变的呢？首先是他素怀惠民之心，“吾既穷而在下，泽不能致运。其可远者，非医将安务乎？”另一方面，在他30多岁时，母亲得了重病，请了许多大夫都束手无策。于是开始有了自己从医的想法。他找来古代经典医籍仔细读了起来，这样坚持了三年，收获甚多。又过了两年，竟然自己处方抓药，治愈了老母的旧疾。　　　
又因其师许谦本不以名利为务，教授学生“随其材分”而定，“咸有所得”。又说：“吾卧病久，非精于医者不能以起之。子聪明异常人，其肯游艺于医乎？”此言正中朱震亨下怀，于是他烧掉了以往所学的儒学之书，一心致力于医。　　　
虽然朱震亨自学已有些成就，但始终未遇到理想的老师。直到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罗知悌，罗知悌人称太无先生。他是金朝河间学派创始人刘完素弟子荆山浮屠的门徒，并旁通李东垣、张子和之学说，在医学上有很深的造诣。朱震亨得之后说，不胜欣喜，立即到罗知悌的家，拜他为师，两人一见如故。　　　
罗知悌先生时已年过古稀，卧于床上，并不亲自诊视，只是让弟子察脉观色，但听回禀便处方下药。随其学习一年之余后，朱震亨医技大进，尽得诸家学说之妙旨。回到家乡，乡间诸医“始皆大惊”，不知他在外边学了多大本事，但看其处方用药，又嘲笑不已，以为不伦不类。但朱震亨正是用这种被众医斥之为离经叛道的方法治愈了许谦的痼疾。四方求治者、求学者盈门不绝。朱震亨总是有求必应，不避风雨，深得人们的爱戴。　　　
朱震亨能跻身于元代四大名医之列，除了他能继承前人的理论和经验，具有高超的医术外，更重要的是他能在医学理论上推陈出新，提出了许多新的学术见解，从而丰富和发展了传统的医学理论，对后世的医学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其《格致余论》一书，充分反映了他关于人身“相火”和“气常有余，血气不足”的学术思想。　　　
朱震亨在强调阴血的重要作用和保养阴血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因而被后世称为“养阴学派”的开山鼻祖。这一学术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传统的理论和治法，而且他所强调的养阴和泻火二法，对于热性病的治疗尤其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在这一方面，他对明清时代温病学派的崛起与养阴法的进一步完善，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他在总结自己丰富临床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以气、血、湿、热、痰、食郁滞致病称为“六郁”，成为中医学辨证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对于后世内科学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他不仅精通医道，也爱好文学。剧作家汤显祖与其交情甚笃。一日，汤显祖登门造访，恰逢朱午间小憩。他发现朱震亨书案上有篇文章：“牡丹亭边，常山红娘子，貌若天仙。巧遇推车郎，于芍药亭畔，牡丹花下，一见钟情。托金银花牵线，白头翁为媒，路路通顺。择八月兰开成婚，设芙蓉帐结并蒂莲，合欢久之，成大腹皮矣。生大力子，有远志，操大戟平木贼，诛草寇，破刘寄奴，有十大功劳。当归期，封大将军之职。”　　　
这是朱震亨巧集药名成文的戏作。而汤显祖读后，大受启发，回家巧妙构思，写就了不朽之作《牡丹亭》，动人的情节，生动的人物形象，逼真的心理刻画，优美的词曲，不仅轰动当朝，还流传后世，受到人们喜爱。　　　
朱震亨晚年整理自己的行医经验与心得，写成许多著作。临终前没有其他嘱咐，只将随他学医的侄儿叫到面前诲之曰：“医学亦难矣，汝谨识之。”说完便端坐而逝了。　　　　　　
第九章　想象不到的帝国自然科学　　　
说到元朝，我们会马上意识到它军力的强盛，地域的宽广，这些方面在当时可以说都是处于世界超级地位的。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当时元朝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从科技水平发达程度的角度说，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朝代达到像元朝那样的居于世界领先集团之列的水平或程度，可是许多的历史学教授们却似乎没有认真地加以讲授，原因何在？　　　
元朝的科学技术达到或取得很高的成就，其中天文学、数学等都居于当时世界先进地位。此时，领先于世界的阿拉伯与波斯科学技术传入中国，原因恐怕在于元朝的帝国有实力征调大批阿拉伯、波斯等地的科学、技术精英前来中国。这些精英掌握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他们大多是伊斯兰教徒。　　　
这些伊斯兰教徒和其他先前来华穆斯林一道，与中国其他一些民族经过长时间的融合，遂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回回。回回把阿拉伯与波斯甚至希腊与罗马的天文、数学、化学、地理、医学、文学、哲学、历史等各方面知识在中国加以传播和介绍，其中尤以天文、数学等科技图书最多。　　　
应该说这些人类文明成果，尤其是一些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出现在元朝时期的中国，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几千年来，中国在传统上一贯推崇“学而优则仕”及“重文章轻科技”的思想，例如缔造天府之国的李冰父子，远远无法与孔孟、朱熹等思想家或理学家，以及苏轼之类的文学家相提并论。但是这种状况在元朝却有所不同。　　　
元朝重视自然科学的发展，其发展状况也是历朝历代所不具备的，由于元代高度的鼓励贸易的自由及其特殊的超大疆域，所以形成了一类特殊的科学家队伍，这支队伍与中国本土的科学家一起把元代的科技水平推向了世界的顶峰。所以，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这些鲜为人知的外来支援者身上。　　　
元朝的天文学具有浓厚的“吸收”色彩，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在元朝，天文学方面的科学技术造诣是世界水平的。元世祖忽必烈在尚未登基之前，就征招“回回”为星学者。他们翻译及带来诸如托勒密的《天文大集》，伊本·优努斯（也译做尤尼）的《哈基姆星表》（也译作《哈基姆历数书》）等天文学著作。这些在当时都是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天文图书，他们的引进让中国研究天文学的科学家们开阔了眼界，给中国天文学带来了活力。　　　
公元1260年，元朝仿造金人的旧制，设立司天台；1271正式设立回回司天台，1312设立回回司天监。后来还任用了一大批以札马剌丁为代表的天文学家管理此类工作。札马剌丁等一批天文学家先后在这里工作，为中国天文历算的完善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天文学家们不仅带来或使用一批先进的天文仪器（主要来自阿拉伯及波斯），而且还设计并制造了许多先进的天文仪器。　　　
札马剌丁自己制作的天文仪器有多环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观象仪等7种。这些仪器，当时在世界上是罕见的。研究科学史的英国李约瑟博士在谈及地球仪时说：“除公元前2世纪马洛斯的克拉特斯古地球仪（已失传）外，没有比马廷·贝海姆1492年的纪录更早的人。”可是札马剌丁的地球仪却诞生于1267年，比马廷·贝海姆的记录整整早了225年。　　　
札马剌丁的地球仪是球状的，体现了寰球这一科学概念与设想。这无疑对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观念进行了勇敢的否定，这可以与当时布鲁诺提出的观点相提并论，只不过布鲁诺没有札马剌丁幸运，他最终被当时统治欧洲的教廷烧死。这与当时元朝宽松的科技政策是没法比的。　　　
这时，我们本土的科学家，在天文学方面，也是成绩斐然的。天文学家郭守敬设计、制造了简仪、仰仪和圭表等天文仪器，比丹麦人第谷的同样的仪器要早300年。同时，他主张以实际观测为依据，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天文监测网。另外，郭守敬还设计、制造了大型计时仪器——七灯漏（大明殿灯漏），该仪器是反映中国古代计时机械制造技术水平的代表作。　　　
在历法方面，札马剌丁依照阿拉伯历法编制有《万年历》；而王恂与郭守敬等合作，在反复学习、稽考《哈基姆星表》及其他资料的基础上，于公元1280年编制完成一部著名的历法——《授时历》。在编撰《授时历》的工作中，王恂负责推演计算，郭守敬负责实际观测和制作仪器。《授时历》以365。2425天为一年，与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只有26秒的差距，其准确程度相同于现行公历，自元以来一直延续使用了约360年。　　　
在数学方面，元朝也是其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人使用阿拉伯数字是从元朝开始的。这些美妙的数字是元朝时期来华穆斯林数学家赠与我们的礼物。1957年，在西安元代安西王府遗址中，考古队员发现5块铸有阿拉伯数字铁块，其中4块出土时夹在凿刻整齐的两块方石中。经研究，这是用阿拉伯数字排列的六六幻方，其纵、横、对角线的数字之和为“111”。上述遗迹是1273年修建安西王府时，作为奠基埋藏的。　　　
元朝是继两宋中国数学后跻身于世界水平的黄金时期。中国数学家不但继承、超越了以往的数学成就，而且众多来华穆斯林数学家将先进的数学知识传入中国，使中国的数学研究在元朝有了质的飞跃。　　　
公元1280年，元代数学家及天文学家王恂与郭守敬等制订《授时历》时，不但列出了三次内插公式（“招差法”），还使用“垛垒、招差、勾股、弧矢之法”进行缜密计算，其中将穆斯林数学家发明的弧三角法应用于割圆术获得“弧矢割圆术”（即球面直角三角形解法）最为称奇。　　　
公元1303年，《四元玉鉴》问世。其作者数学家朱世杰将“天元术”推广为“四元术”（四元高次联立方程），并提出“消元”的解法；欧洲则在1775年才由法国人别朱提出同样解法。另外，一般认为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是明朝的徐光启在意大利人利玛窦的帮助下翻译并引进中国的，但是有学者认为，在此前的元代，此书已经被来华的穆斯林人带到中国。　　　
也许，在知道这些之前，一个游牧民族统治下的中国，自然科学发达到如此程度是不敢想象的。但历史就是这样让一些不可思议一次次的发生，这才吸引着无数爱好者来探寻它的伟大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