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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权力-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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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离开白宫后，我与鲍勃成为熟人，几年中，他的工作和正直赢得了我的尊敬。他极富魅力，充满自信，能从老练的官员那里获得消息，人们几乎是想把心里话告诉他。我不完全接受把他写的那些作为行为准则，他可能把细节搞错了，但是一般说来，他书中和《华盛顿邮报》上的报道都很可靠，值得密切关注。我确信，他只写那些他认为是正确的或得到可靠保证是正确的东西。他当然是一股使政府保持诚实的力量。
尼克松倒台后，华盛顿流行一个猜谜游戏：谁是深喉，也就是谁是伍德沃德所说的他在华盛顿的一个车库与他秘密会面并为他的报道提供关键细节的那个著名信息源。从那时起，被认为是“深喉”的人加起来足以装满扬基体育场，这些人从艾尔·黑格到霍尔德曼本人无所不包。
起初，我的名字也出现在里面，这使我感到很好笑。掩盖活动主要策划人前白宫顾问约翰·迪安也说是我时，我不再觉得不可思议。他没有任何证据，只是凭借我与伍德沃德在同所学校读过书就做出猜测。借用一个外交术语，我对约翰·迪安怀有“最低程度的崇高敬意＂，正如一些人所说的：“首先他出卖了他的国家，进而又出卖了朋友。”当时卡尔·伯恩斯坦的夫人诺拉·艾弗兰很巧妙地回击了他，她写道，谁都知道，我６英尺５英寸的身高对于在车库见面来说太高了。
她可能还加上了别的朋友都了解的情况：我根本就接触不到总统争取连任委员会内部有关竞选资金的内幕，也得不到联邦调查局报告的细节，“深喉”却明显知晓这些细节。我住在弗吉尼亚北部，这也使朋友们更加确信我不是那个人。不能想象我这么一个爱睡懒觉的人？熏会在凌晨５点左右从床上爬起来，奔向首都，给伍德沃德留下第一版《纽约时报》作信号。
尽管如此，仍不时有谣言说我就是“深喉”，直到１９９８年，汤姆·布罗考还在全国广播公司说我是“嫌疑人”之一。对不起，汤姆你弄错了，我不是那个人。在我与伍德沃德的秘密联系渠道中？熏从没出现过高度机密的信息。而且大家都清楚，白宫关键人物都知晓并且支持我做这一切。在磁带文本的一段内容上，我很高兴见到尼克松指示罗恩·齐格勒：“让格根对伍德沃德说，……”甚至总统也明确知道并同意我们见面。
与许多人一样，我一直想知道那个神秘的一方是谁。我不倾向于只有一个“深喉”，也许是伍德沃德对消息来源的总称，却想出这么个名字愚弄人。但正如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一直声称的那样，他更可能是一个人，果真如此的话，他最有可能是调查部门或情报部门的人，比如司法部、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或五角大楼。能提供那么多的内部消息，他得符合两个标准：一、他能接触到调查水门事件的文件（比如联邦调查局）；二、他有动机（有充分证据表明，军界和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与尼克松在越战、古巴问题甚至是肯尼迪遇刺的问题上有冲突）。伍德沃德说过在深喉去世后，他和伯恩斯坦将公布他的身份，还表明该人是个年龄较大的人（我是这样认为的），或者说，如果准许他们不再保密，他们也会公布他的身份。
更有趣的是如何评价深喉，他该是个英雄还是闲汉？是该得到赞扬还是该踢屁股？可以肯定他是最大的揭秘者并帮助国家免受更严重的蹂躏。但是，或许我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如果他忠诚，他该把犯罪情况直接报告法律部门，而不是媒体；再者，如果牵扯到他的职位，那他就该辞职。在我看来，这是政府工作人员的本份。他还应该避免成为同僚内部的奸细，那样做就是把次要人物交给了行刑队，也一直使我对深喉感到讨厌并嗤之以鼻。他这样做只有一种解释：他认为总统和总统的人在触犯法律。如果他以法律程序报告的话，他的报告会被销毁，如果这样，那他还会报告吗？这很有可能，是令人心寒的可能。但在那次黑暗的风潮中，这也不是不可想象的，即便如此，我还是对深喉深恶痛绝。
理查德·尼克松3 下野探源（3）
阴暗心理
尼克松工作努力，热爱祖国，在教友派的影响下成长，所以他真心想作为一个模范总统。他在白宫的私人笔记上写道：“我确定我的主要角色是做一个有道德的领导人。如果不更多、更雄辩地表现自己，我就不能令人满意地做到这一点。”他的朋友比利·格兰汉姆这样描写尼克松：“他保持着这个国家的很高的伦理和道理标准。他曾对我说：‘劳动人民是美国的希望。＇并且他极其看重人民对总统的信任。”
那样的感情有时就会汩汩而出，最强烈的一次是１９７０年５月份的一个周六，时间是半夜刚过。大群学生聚集华盛顿，准备那天晚些时候举行大规模的反越战示威。凌晨四时，尼克松醒来，在马那鲁·桑切斯的陪同下前往林肯纪念堂？熏他知道一些抗议者会待在那儿。他想了解一下学生对战争的看法，却显得言辞笨拙，最终他们竟谈起大学橄榄球来。他的工作人员从未明白他为什么要去那里，新闻界把这说成是出风头。
但是正如传记作家赫伯特·帕默特在《理查德·尼克松与美国》一书中所写的，纪念堂之行显示了尼克松真诚、体贴的一面，帕默特是从那个事件后不久为尼克松所撰写的８页带有悲伤色彩的回忆录中得出此结论。在回忆录里，他向霍尔德曼表达自己受挫的感受：“自己人都不能理解他要向抗议者传达什么，也不知道其深层意义是什么。“恐怕我们工作人员中的大多数人，为了自身，对物质的东西和有纪录的成绩极感兴趣，却很少有人能对那些更重要的东西－－精神的实质、深刻的感受以及生活的真谛感兴趣，因此也不会去进行交流。而这些正是我林肯纪念堂之行的目的所在。”
他说他与学生们谈论了战争，他也曾是反战者，并认为邱吉尔是个疯子，但后来认识到邱吉尔是和平的捍卫者；他还谈到了印第安人、黑人和美籍墨西哥人所受的压迫以及海外民族的性格特点；他接着把话题转移到环境及铲除地球脸上的脏疤的重要性上；他向那些陌生人展示了自己的灵魂。他极少这样做，他回忆着对他们说：“你们必须记住，水清无鱼，即使有鱼，也不会精神。我们必须考虑一下，我们到这里来干什么。”他又向霍尔德曼补充说：“我只是想让他们都认识到，结束战争、清洁街道以及保护水源和空气不会满足人类的精神需求，我们人人都有这种需求，这种需求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难解之谜。”直到生命结束，他都有这种精神需求，当然他避免使公众注意到他的这种需求。
人天性如此，尼克松总统也远未达到自己的标准。在他的天性中，与天使相伴而生的是地狱中的魔鬼，这两个方面，即光明和阴暗，并没有争个你死我活。尼克松好像能驾驭二者，使他走上权力之路。但是当魔鬼占了上风，使他在面对对手时，犯下了罪行，魔鬼摧毁了他。最终阴暗的一面扼杀了他。尼克松的垮台是基本准则的一个活生生的例证：领袖的魅力源于内心。
尼克松会在玫瑰园大谈美国的理想，并且说话算数。可是回到私人办公室，就对他的敌人怀恨在心，并不惜用一切手段把刀子刺入敌人的胸膛。作为律师，他最引以为荣的时刻就是在最高法院做辩护，他为自己所受的法律教育而骄傲。但是正如那些有关水门事件的磁带（１９７２年６月２３日“冒烟之枪”）所显示，当他毫不犹豫地命令霍尔德曼指使中情局阻止联邦调查局调查水门事件时，他知道他在妨碍公正；当他在全国面前一遍又一遍地否认白宫卷入了水门事件时，他知道他在说谎；当他指使科尔森偷偷潜入布鲁金斯研究院时，他知道国家安全是一种虚假的正义；当他命令对记者、对自己的助手，甚至对最受欢迎的讲稿撰写人比尔·萨费尔进行窃听时，他知道自己太过分了。他有一种用严酷的权力来战胜问题的倾向，而不愿用民主统治所常用的工具来解决问题。
他还知道那些代表他的人在肆意地侵害别人的权力。尽管他对国家安全秘密的关心是合法的，他还是使这些关心超过了政府职权的范畴。尽管他以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候选人形象参加总统竞选，他还是违反了他该维护的法律和传统，还唆使他周围的人也这么做。他知道这一切都是错误的，他走过了头，使他本能中最糟的一面倾泻出来。
鲍勃·霍尔德曼、约翰·埃利希曼和雷·普赖斯都在他们的文集中把查克·科尔森拉出来当作真正的罪魁祸首，这个人激起尼克松的愤怒、唆使总统猛击他的敌人，然后不通知别的工作人员就实施尼克松那些最暴怒的指示。一听到水门入室盗窃案，他们都下意识地怀疑科尔森是否卷入其中。
科尔森恶毒的一面深藏不露，使年轻一些的工作人员无从知晓，总统的习性也是如此，这正是尼克松的白宫分崩离析的标志。我在科尔森办公室几小时几小时地开会，从没发现什么异常情况。随着１９７２年大选的临近，他在上午９？押１５分主持了一个每日“进攻”小组会，安排在政府内以及在美国国会山上痛击民主党的竞选，雷·普赖斯让我参加演讲稿起草工作，帕特·布坎南和肯·哈希根也在。我所能够记得的是那已接近违法，同时也是很没有品味的一个主意，即一些万事通们提议让当地消防部门参与同性恋者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萨金特·施赖弗农场举行的游行。这个哗众取宠的花招没能得逞，其他事情都光明正大，没有害人之处。竞选结束后，科尔森给我们每人的一个袖口链扣上都刻上“９？押１５”，我一直保留着它，这是我首次进入国家政治运动中心的一个标志。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们大多数人所没认识到的是科尔森与尼克松单独会晤，策划形形色色的卑劣勾当。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努力去平息一些科尔森的提议，但不是总能成功。毫无疑问，他们非正式地同意了其他一些提议。录音不能完全清楚地表明，都有谁参与了这些不当行为。
尽管如此，责任在于谁却很清楚了，是的，责任在于科尔森，但最终责任还是在总统。那么科尔森的诱导又该如何解释呢？尼克松本应该有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拒绝他，但他们不得不承认尼克松想让科尔森留在自己身边，想让他服务于自己阴暗的一面。正如那些为尼克松工作的人认为他作为领袖取得了伟大的业绩一样，我们不能把他的错误归咎到别人身上。哈里·杜鲁门说得对：“愚弄行为当止于椭圆形办公室。”
尼克松显然觉得要在政治上取得成功，也就是行使权力并牢牢地抓住它，就必须经常自私自利，并善于操纵他人。富兰克林·罗斯福有时言行粗鲁，他的大多数后继者也是如此，但尼克松的不安和愤怒能使他失去理智。为他工作的人们感觉到：他处于下风时反击，状态最佳；而当他处于上风时，他的状态却是最糟的。例如，他以压倒的多数获胜，刚刚再度当选，他就准备摧毁挡路的任何人、任何事物，甚至损伤了自己的统治地位。我与其他人一样质疑，他是否觉得自己有资格站在权力的顶峰？也许他有某种自我厌恶心理，这种心理触发了自我毁灭的强迫性冲动。我没有资格做出心理分析，但是，我所看到的是一个不能很好地与人相处的人，他看起来好像拒绝温柔的情感，选择以坚硬如钢的态度面对世界，而这使他深深地陷入到政治麻烦之中。
没有人能找到尼克松阴暗性格的根源所在。心理学家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他的童年，他在贫穷的家庭中长大，目睹了两个兄弟年纪轻轻就死去，他不时地被人抛弃。他的家庭命运不济：在他父亲卖掉自家商店后不久，人们在那块土地下发现了石油。正如布赖斯·哈洛所评论的，小时候，有人可能对他干了一些不可告人的事。即使赢得帕特的爱也不是件容易事。作为一个年轻人，他有一份开着车四处奔波的工作，而她只能坐在尼克松汽车后座上，就算是约会了。
我同他谈话时感觉到，他步入成年后，在早期和后来成为政治家时，都留下了痛苦和难以愈合的创伤。他历尽艰辛从杜克法学院毕业，求职时却遭到纽约的著名律师事务所和联邦调查局的拒绝，这在他心里刻下了耻辱的烙印。他步入政界的早期，历经磨难。记者们只是回忆他如何猛烈地抨击对手，却忘了尼克松自己是如何遭到恶毒的攻击，特别是１９５０年当他和海伦·盖哈根·道格拉斯竞争参议员席位时所受到的攻击。尼克松说她是“彻头彻尾的左倾分子”，实际上他说她是个共产党员。她以牙还牙，给尼克松贴了一个伴其一生的标签：“骗子迪克。”
尼克松认为，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后期，当他单枪匹马地揭露阿尔杰·希思一案，帮助揭发了自由体制中身居要职的共产党员时，真正的转折点到来了。尼克松公正地对待希思，因为这，新闻界和其他领域的敌人永远都不能原谅他。他们寻找每一个机会置他于死地，在水门事件中，他们找到了杀手锏。
尼克松有理由把政治看成是弱肉强食，并憎恨他的敌人。他们曾用拙劣的方式对待他，他大举还击，有时他的反击方式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有效领导的标志是他以不屈不挠的精神默默地接受惩罚。林肯受到的诽谤绝不亚于尼克松，却保持内心的平静；杰斐逊因受到恶毒攻击而备受感情上的折磨，却很少因此而失去常态；安迪·杰克逊认为敌人的攻击把他深爱的妻子送入了坟墓，虽然心中充满痛苦，但他依然不屈不挠地奋斗下去。尼克松让他的阴暗面占了上风，毁了他的总统职位。
理查德·尼克松3 下野探源（4）
把权力和领导权混为一谈
如果用尼克松来替换１９世纪早期奥地利的梅特尼奇，他早就成了一流的政治家；如果他处在１９世纪后期德国俾斯麦的位置上，他早已塑造了欧洲历史；如果他被任命到２０世纪新加坡李光耀的职位上，他也会成为新亚洲蓝图的建筑师之一。但他处在一个有着不同传统背景复杂的环境中，而他好像并未注意到这一点。
在历史长河的多数时间里，各种社会形态主要处于独裁者的统治和严密控制之下，起过重大作用的是那些知道如何利用智慧、勇气和意志来行使权力的人，他们努力奋斗爬上权力的顶峰，一旦到达，就不得不精明地行使权力，还得以铁的手腕保住权力。尼克松认真地研究过他们，羡慕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以他们为榜样来塑造自己，但却做过了头儿。
离开白宫后尼克松写了一些书，其中《领袖们》中有一篇披露性文章，是他用一生时间领悟到的关于领导权的经验教训，他用戴高乐的话开篇：“没有伟人就不会做出伟大的事业，而这些事业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伟人想让它们伟大。”他继续写道：“如Ｆ·斯各特·菲茨杰拉德所指出的，真正的富人与众不同，我发现那些拥有巨大权力的人也是与众不同的，只有那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才能在权力争夺中获胜，获胜之后，权力能产生新的业绩。权力不属于那些大街上闲逛的好人或隔壁的先生。”
纵观全文我们可以从中捕捉到有关尼克松其人的一些段落，他写道：“领袖必须把冷酷而又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深谋远虑带入工作中。”“某人一旦获得了统治权，就要美美地运用。”“历史上有一些专制君主，他们只为权力本身而渴求权力。但是大多数登上权力顶峰的领袖们，我们的确可以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称为伟大领袖，行使手中的权力，他们相信自己能比别人更好地使用它。”“评价一位领袖，关键问题不在于他们性格上是否吸引人，而在于他们是否有用。狡诈、虚荣、装聋作哑－－在其他环境下这些可能是不良习性，但对领袖来说它们都必不可少。”他心怀赞许地引用马克斯·勒那为新版《马基雅弗利》（马基雅弗利：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思想政治家、历史学家。——译者注）所写的引言：“让我们弄清一个问题：在政治中，理想和道德规范作为标准很重要，但作为伎俩它们却很少有效。”
这些关于领导权力的话没有一句完全错误，尼克松一贯具有洞察力，把这些话集中到一起，就反映出一种可以摧毁他的总统职位的思想倾向。尼克松的思想核心是认为领导权力是由个人行使的权力，这个人是个伟大的人，他站在权力的顶峰，能看到其他人凭智力无法看到的东西，他与历史的力量相抗衡，代表着他的追随者们进行单独行动。他与其追随者的关系被置于次要地位：领袖告诉他们应该知道的，这样做是为了让他们追随他，但如果需要，他也可以选择掩盖事实甚至向他们撒谎，对此，他也不必向其他机构认真解释。在他的那个关于领导权力的２５页文章中，只附带谈了一下国会。他谈到了新闻界时，使用了贬低性的言词。领袖人物应该是一位乐善好施的人，是的，他还孤傲、坚韧不拔而又意志坚强，领袖是在行使权力中施加了个人意志的人。
然而，美国的传统却大不相同，美国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领袖不是从他们自己，甚至不是从他们的办公室中，而是从人民那里获得权力。宪法就是以“我们人民”开头。林肯说：“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托马斯·杰斐逊把领导人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不信任人民的领导人，他们认为自己比人民知道的更多；另一个则认为人民是公共利益的最明智的向导。行使领导权力与利用职权是相互关联的理念，但是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他们不是一回事。不幸的是，尼克松把它们混为一谈。
尼克松十分尊重中美洲，但他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他觉得其他领袖也是这样。他告诉霍尔德曼：“普通的美国人过着一种单调乏味的生活。”１９７２年他再次当选后不久，卡耐特·霍纳采访了他，文章刊载在《华盛顿星报》上，采访中尼克松说：“普通美国人就像是家里的孩子。”他的话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如果我们结合上下文来读那篇文章的话，他的评论读起来合情合理，他试图说明如果用政府的福利来迁就人民，他们就会依赖政府而被宠坏了。但很多读者却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觉得总统认为自己高于人民，而且事实上，他确实是这么认为的。这本书的另外一段简洁明了地阐述了他的观点：“因为领袖繁忙、因为他有大大的自我、因为他忿恨被侵扰和分心、因为他认为自己高人一等，可以对那些他认为不如他的人少一点儿耐心。这种不能‘容忍傻瓜’所引起的麻烦有三方面：首先，领袖需要追随者。这些追随者们都有一些想法，而领袖认为这些想法很愚蠢；第二，被他当成是傻瓜而解雇的人也许并不是傻瓜；第三，即使他是傻瓜，领袖也有可能从他身上学到一些东西。领导权力需要一种领袖和人民之间的神秘连结，如果领袖表现出对人民的蔑视，这种连结就有可能断裂。然而，人们必须时刻铭记领袖不是凡夫俗子，他们不能显得普通，如果他们与人民打成一片，往往会给人留下不自然的深刻印象，不但显得不真实，而且让人觉得屈尊相从。”
结果，尼克松从不相信这个国家的人民。他告诉人民他认为人民应该知道的，目的是让他们支持关键问题，正如他要求对越南问题要有耐心时，他对沉默的大多数人所发出的呼吁一样。但他对人民隐瞒了对柬埔寨的侵略，而且他也从未告诉人民战争已经失败。尽管他是优秀的战略家，他认为外交应主要由伟人在私下里进行，而且只有达成交易之后才能拉开窗帘让民众去看。如果尼克松愿意相信人民的判断，他早就已经在１９７２年６月站出来解释引发水门入室案的可怕错误了。如果那时他彻底清除积弊，他在１９７２年大选中会遭重创，即便如此，他也肯定会获胜，然后干完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相反，他却选择在两年多时间里对水门丑闻误导、撒谎。最后，当证据确凿后，一位历史学家重新看了尼克松关于水门事件的电视讲话，发现其中至少有七个重大谎言。
总统要承担的一个最重要的公共责任就是召开记者招待会。除此之外，选民没有机会听到总统回答由监督人提出的问题。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开始，总统召开记者招待会的频率一直都在下降。但在尼克松任期内，这个频率降到了一个新低。在他第一个任期内，平均每年召开八次记者招待会，而在第二个任期内每年只有五次。正如历史学家梅尔文·斯莫所说，尼克松召开了“从胡佛到卡特之间所有总统中最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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