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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权力-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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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站在民主传统之外，因此，我们并不奇怪尼克松很少关心美国总统的另一个主要责任：道德上的领袖。让我们先回头看一看历史，２０００多年以前，亚里士多德断言国家的核心目标是使它的公民能过上良性生活，即节制、美德或沉思。他认为，每个城邦都应当确定自己的政府形式，是寡头政治，民主政体，还是两者的结合。采用哪种形式我们暂且不谈，政府的目标应该是同一的。为了实现那个目标，就像他在《政治》中所讲的，政治领袖的作用是教给人们“宪法的精神”。政治家最渴望的是在他的公民中建立某种道德特性，即建造美德特征，把美德付诸行动，通过他的领导，他必须重整人民的道德精神。
研究总统问题的学者欧文·Ｃ·哈格罗夫认为，现在去理解亚里士多德的话，其含义就是总统必须是精神领袖，并鼓励人民去牢记他们的最高价值观，不是试图把某种道德符号强加给他们。“政治家并不是强加给公民以最高的道德准则，相反，他必须唤起公民们与生俱来的这些价值观和信念，并把它们应用到解决特定的问题上去。”
在美国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我们最优秀的总统们都理解那个相同的规则：他们一直在竭尽全力去建立一套体现国家最高理想的法律和风俗习惯。乔治·华盛顿在他任期内完全把自己献给了那个目标。为塑造个人崇高品质奋斗数年之后，在取得美国革命战争胜利之际，他说：“现在是塑造这个国家品质的时候了。”１８００年，杰斐逊迫切要成为总统，因为他认为北方联盟对最初革命的目标已经视而不见，他的目标是发动一场恢复《独立宣言》所倡导的价值观的二次革命。林肯坚定地站在相同的思想潮流中，他的目标并不是仅仅挽救联盟，而是留住联盟的精神，这是亚里士多德都会衷心赞成的精神。
尼克松能用道德术语演说，他在林肯纪念堂对反对他的示威者们就是这么做的，但他却没有把一个道德框架引入政治，他没有把自己的任务视作是向人们传授“宪法的精神”，他也没有看出他应该鼓励人们塑造美德个性，并把美德付诸行动。他为赤裸裸的权力所吸引，把保存民主传统这一职责留给了别人。
理查德·尼克松3 下野探源（5）
与层内的人较量
要理解尼克松为什么垮台，就必须了解他对各种事件的看法。尼克松已经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比尼克松本人能更好地做出解释的人就是雷·普赖斯，总统任期内的忠实助手和３０多年的朋友。众所周知，雷·普赖斯是尼克松演讲撰稿人的头儿，后来又成了白宫的思想家。
１９８７年雷·普赖斯写道：尼克松处于困境，“就国内问题而言，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是美国历史上仅次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的最具灾难性的１０年，国家被一场事实上的内战所破坏。命运使尼克松继承了这些激情：言辞的讨伐和暴力、仇恨的升级、暴乱和谋杀、燃烧的城市和被炸的校园。面对国会的反对，他在这场痛苦又不受欢迎的战争中，继承了这些激情。这时敌对的新闻界受欢迎的程度达到了顶点。实际上，是那个折磨人的时代的争斗打倒了尼克松。”
雷·普赖斯说，尼克松的确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他所处时代的仇恨和激情搞垮了他。如果换成历史上的另一个时代，他会幸免于难。人们也会理解，他的行径并不比其他总统更恶劣。他是道德这一双重标准的牺牲品。我想尼克松也是这样认识自己的，人们几乎能从他忠实的朋友的那段话里听到他的心声。
但是他和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人都没意识到，在门外的人看来，权力机构是多么的不同。甚至在情况最好的时候，白宫也可能向事实关闭大门；在情况最糟糕的时候，它成了一座堡垒。当然，当炮弹日益逼近时，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我们这些为尼克松工作的人觉得受到了围攻。只有这场战争结束后，我们走出来时，才更清楚地看明白这场战争为什么变得如此残酷。错在外因，如雷·普赖斯所写的，但过错也在于内因，恐怕这正是未来的领袖们必须明白的。
从步入政界那天起，尼克松就不喜欢人民，反过来人民也不喜欢他。他当选总统时，有了一大批不共戴天的仇敌。１９９２年克林顿当选总统之前，从没有人遭受如此之多的恶毒攻击。要想理解敌人对尼克松和克林顿的仇恨，人们不禁想起托马斯·布朗的歌谣：“我不爱你，费尔医生，我不能说出理由。但我很清楚，我不爱你，费尔医生。”
尼克松，克林顿也一样，因为他们假想敌人的数量超过了他实际敌人的数量，使得本来很容易处理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糟。如果他有一个真正仇人的话，那么其他的两三个人仅仅是他的对手而已。他们并不特别喜欢他或他的政治，但如果尼克松愿意对他们善良的天性进行因势利导，他们还是尊重他的职位并愿意跟随他工作的，特别是愿意跟随他做那些有益于国家的事。他们愿意接受别人的意见。可权力却没有那么做，而是向这些人开战了。
在普通民众中，尼克松让很多对他持怀疑态度的人和对手改变了立场。１９６８年，大约有３１７０万人选他当总统。四年后，４７１０万人把票投给了他，增加的人数超过１５００万。尼克松留住了他大部分早期的选民，还把乔治·华莱士的选民吸引到了自己的选民队伍中。在民主党阵营中，他的影响曾经延伸到持保守态度的人和少数民族中，是他的表现赢得了他们。
但尼克松在与政治中坚分子（我们可以称他们为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交往却恰恰相反，在他生命的大多数时间里，他认为自己被华尔街、新闻界、大学、公共服务机构及其他部门所拒绝。即便就任副总统时，他也从未觉得自己是理查德·罗沃瑞所描绘的那个“权力机构”的一分子。乔治敦沙龙的大门向他紧闭，而他则对他们嗤之以鼻。
越战是尼克松的爆发点。他认为自由的左派使这个国家陷入战争，把工人阶级的孩子派去打仗，然后自己却扭头逃跑了，留下士兵们俯卧在烂泥里。我们这些中层工作人员常能听到他不时地抱怨权力机构正在堕落，他不喜欢老板们，但热爱老百姓，因为他明白在毒品、犯罪、国防和建设一个强大的美国等方面，他们是坚持原则、立场坚定的惟一群体。他觉得，你要是向我显示你出身豪门、怀揣常春藤名校文凭，我就会说你实际是一个没有脊梁的窝囊废。在他看来，统治阶层辜负了这个国家的期望。
尼克松也偶尔尝试同另一方对话，之后往往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这事出有因。他请来民权领袖（在民权问题上他的主张是进步的），他们离开时，在白宫草坪面对摄相机公开抨击尼克松；他向大学校长们征询意见，觉得他们踢了他的脑袋；他也受够了新闻界、抗议者及和平静坐示威的人们。他把所有这些无形的邪恶的产物看作是这个“权力机构”。
作为本世纪第一位国会掌握在在野党手中的新当选总统，他任命了三位国会元老作为他与国会之间的联络人：布赖斯·哈洛、肯·贝留和比尔·蒂蒙斯。这是个得力的团队，但总统不能完全依赖手下人承担如此重任，他还必须通过培植私人关系来自己做更多的工作。尼克松对此不感兴趣，民主党也是如此。１９７０年参议院民主党人否决了他对最高法院人选的提名，已经很紧张的关系出现裂痕，尼克松不得不提出第二个普遍不被看好的人选。难怪传记作家史蒂芬·安布罗斯写道：“尼克松真是怪人！他与中国人打交道的手段既精巧又熟练，但对参议院的策略却既顽固又心怀敌意。”参议院对他亮出了底牌，再次否决了他的第二个提名。矛盾接二连三地出现：家庭援助计划、柬埔寨问题、没收财产问题。在六年半多的时间里，尼克松确实设法使一些重要法案获得国会的通过，但民主党人利用水门事件要迫不及待地绞死他。
尽管尼克松把一些很有才干的男女吸引到他的内阁中，但他却不公正地对待其中的很多人。国务卿比尔·罗杰斯从艾森豪威尔时期开始，就是他的朋友，但地位却不断被削弱；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不但被架空，还发现白宫窃听他与一位五角大楼心腹朋友的电话谈话；司法部长理查森和他的副手比尔·拉科萨斯因不愿执行尼克松解雇阿奇博尔德·考克斯的命令而不得不被迫辞职。
尼克松不能很好地使用他的内阁成员，这是因为他不信任那些成百上千为他工作的人。１９７１年他告诉他的内阁，经核查发现９６％的文职人员反对他的领导。“他们是来这里骗我们的狗杂种。”据说，他是这么讲的。文职雇员对白宫从来都没有忠诚过，他接着说，因为他们是搞新政的民主党人，在我们的事情上他们的表现更坏，“现在我们不得不解雇他们每个人。从现在起，海尔德曼是最高法院的执行人……”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对行使权力如此感兴趣的总统却不明白，如果他恰当地使用像莱尔德和理查森这样的人的话，他的权力不知比现在要大多少！
约翰·迪安在水门事件听证会上向欧文委员会作证时，当场揭露白宫还保存着一份“敌人名单”，这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在这份名单上列有大约３００位美国名人，查克·科尔森办公室编写了这份名单。他坚持说这只是排除在白宫社会活动之外的人员名单。但迪安本人曾经写过一份关于该名单的备忘录，备忘录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使用现有的联邦机器来压榨我们的政敌？”此外，根据迪安的证词，霍尔德曼圈上了名单上的２０个人，让国内收入署去骚扰他们。
这一切表明，存在着一些根本上不健康的东西。精神病学家把偏执狂看成是一种严重的病态人格，我没有资格说尼克松有这种病，但毫无疑问，他采取了一种“我们反对他们”的心理，这种心理也传染给了他的下属。这是一种白宫对外部世界采取的最危险的姿态，它引起了麻烦。
或许尼克松把世界看得比我对他的估计更清楚，就像阿伦·阿尔金在《第二十二条军规》中所写的：“因为你是偏执狂，但那可不意味着他们不追赶你。”毫无疑问，从他抛弃阿尔杰·希思那天起，就有几十个敌人想把他拉下。但是在猛击每一个真正的或假想敌过程中，他的白宫把敌人的数量从几十人变成了一支敌人军队，一场政治危机注定要到来。
理查德·尼克松3 下野探源（6）
与新闻界的残酷厮杀
每位总统都会与新闻界产生矛盾，但是会跟他们争吵起来的总统曲指可数。记者们曾就越南问题对林登·约翰逊穷追不舍，政府撒谎，弄得声名狼藉，以至于记者们说政府的言与行之间存在的不是裂缝，而是峡谷。吉米·卡特的新闻署长朱迪·鲍威尔认为新闻界的行为如此低劣，以至于每当华盛顿有个风吹草动，他们都会怪罪总统一通。从１９９２年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开始，比尔·克林顿就一直与新闻界处于敌对状态。但在招惹新闻界愤怒上，没有哪位现代总统超过尼克松。
在水门事件危机的高峰时期，我有时溜进白宫简报室观看新闻署长罗恩·齐格勒和记者们唇枪舌剑，这是一种充满兽性的暴虐场面。因为双方都想摧毁对方，记者们有时发出尖叫，渴望撕烂齐格勒的喉咙，他们认为白宫工作人员与为新元首工作的纳粹党徒是一丘之貉。这些场面在所有的目击者心中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使人想到在政府和新闻界之间爆发激烈论战时会出现什么场面。
当然，这场犹如战争的论战可以追溯到尼克松的过去，从他在加利福尼亚艰难的竞选到阿尔杰·希恩诉讼案，再到１９５２年一对一辩论演说。他从政以来最糟糕的时刻之一是１９６２年，据说在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失败后，他忿忿不平，经常失眠，最后派他的新闻秘书克伯·克雷恩前往新闻发布室。可是尼克松没有通告，闯入了克雷恩在场的新闻发布室中冲口而出：“你们再也不能耍弄尼克松了，先生们，这是我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事实几乎如此。
有研究表明，在尼克松１９６８年竞选时，新闻界对他还是比较公正的。实际上，６３４家报纸赞成他，与此相比，１４６家报纸支持休伯特·汉弗莱，１２家支持乔治·华莱士。在他总统任期开始时，双方看来都想建立一种牢固的工作关系。尼克松当选后，《华盛顿邮报》的赫伯·布洛克发表了一幅令人难忘的卡通画，展现的是尼克松坐在理发椅上，脸上毫无忧郁之情，漫画下写道：“本店向每位美国新任总统提供一次免费理发。店主：Ｈ·布洛克。”
良好的关系没有维系下去。此时，对于政府来说，记者们已变成了愤世嫉俗的人。毫无疑问，他们不会给尼克松任何好果子吃，尼克松觉得他们中很多人都在想法子抨击他，他也决心不仅要找到一块盾牌，而且寻求反击手段。正如比尔·萨菲尔所写，尼克松想让新闻界“被人仇视、受到打击”，因为它是“虽然未经选举也不具有代表性的另一个权力中心……”尼克松再一次对行使自己的权力感兴趣，而忽视了在多权力中心的民主制度下工作。萨菲尔接着说：“在他放任自己最好战和最粗暴无礼的本能去和新闻界争斗时，……潜藏着尼克松最大的个人弱点、政治弱点及其垮台的原因。”
尼克松最初和白宫新闻机构达成了一个浮士德式的协议。尼克松任期前，他们被允许在白宫西翼的主要接待区滞留。这里可以很容易截住白宫来访者，他们向通讯社发稿的空间仅限于这座建筑物东北角的一个房间里（现在是国家安全顾问的办公室）。除非有突发新闻，大多数人不得不回到他们平时工作的办公室去写稿，确实不大方便。尼克松想让记者们离开西翼，这样他就可以拥有更多的“隐私”，来访者不容易发现什么，而且他认为这个地方看上去也不会显得那么邋遢。
怎么做呢？向他们提供一笔交易：他将关闭西翼和住处之间的室内游泳池（约翰·Ｆ·肯尼迪喜欢在此嬉戏；林登·Ｂ·约翰逊则喜欢和大使们及下属在此裸泳）。在游泳池的上部将建造一个记者室和一个大的用于记者往通讯社发稿的地方。作为交换，记者们将离开西翼接待区，并被限制在他们新的区域里。只有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他们才能进入西翼。新闻界同意了，从一个角度来说，记者们因为得到了更好的区域，因此他们赢了。但他们也付出了代价：他们被关进了围栏里，而且从此以后，他们接近白宫官员和来访者的机会就更少了。那次迁移表明尼克松和他的继任者们是多么费尽心机地去管理和控制新闻界，这对他们的领导权和民主都产生了明显的正面和负面影响。
如果尼克松想和新闻界建立良好的关系，那么赫伯·克雷恩就是新闻署长的自然人选。他从前是记者，在尼克松总统任期的早期担任新闻署长，受到记者们的尊重。他本来可以成为另外一个吉姆·哈格蒂的，他给艾克带来了辉煌。但在尼克松看来，克雷恩太友善了。因此尼克松任命他为首任联络部主任，然后任命来自广告业的霍尔德曼的门徒罗恩·齐格勒为新闻署长。罗恩为人正派，是近来在对外政策方面最见多识广的新闻署长。但是，尼克松、霍尔德曼极其下属们把他当成他们的工具，安排他道出他们想说的话，而不顾事实真相。
那条路上潜藏着危机。我和其他在编工作人员后来在这场游戏中发现，高层领导认为：新闻发布会讲台是宣传武器，而不是寻求事实的云云众生自由交换信息的地方。白宫领导人问到，怎么能让这些以自我为中心、左倾、聪明又傲慢自大的记者们来这里把总统弄得鲜血淋漓呢？向新闻界介绍情况时，尼克松对顾问们说：告诉他们你想让他们听的东西，而不是他们想知道的东西，控制你的讲话内容。无论你心里是怎么想，都要以笑脸面对每件事。“新闻界是敌人”，尼克松在秘密会议上曾反复告诫他的高级顾问们。
最糟的是尼克松对于向新闻界撒谎却不感到内疚。他认为，林登·约翰逊在这方面干得完美无缺，而且几乎没付出任何代价。水门事件被揭露时，齐格勒每天都接到新的指令，让他发表不真实的声明。据我观察，齐格勒本人对此并不完全知晓，直到有一天有人揭开谜底，但对他来说为时已晚。他对此深表怀疑，但与其他工作人员一样，要深入了解事实真相困难重重。尼克松和霍尔德曼不停地利用他。１９７３年４月１７日，也就是约翰·迪安辞职几天后，是新闻史上最低潮的一天。随着形势日益明朗，尼克松读到了一篇声明：允许所有政府职员同检举人谈话，并对此承担责任。齐格勒受命去宣布尼克松的声明是“有效声明”，在《时代周刊》的Ｒ·Ｗ·爱坡的督促下，齐格勒后来被迫承认他所有先前的关于水门事件的声明都是“无效的”。意思是：从一开始起我就一直在撒谎。从那以后齐格勒的简报便被打入了地狱。
除记者室的讲台之外，尼克松还有两条控制新闻报道的策略，一是切断信息流动——泄密。记者们像对付约翰逊一样把他逼得疯狂，而且尼克松也跟约翰逊一样认为要进行电话窃听。１９６９年５月，在他就职典礼不到４个月，威廉·比彻在《纽约时报》上报道了美国正在秘密轰炸柬埔寨，说这篇报道实际上基于一位在柬埔寨的英国记者的现场报道，（真是咄咄怪事！）但它看来好像来自政府内部。尼克松和基辛格马上行动，他们一起发出命令，让联邦调查局进行多达１７次的窃听。４次窃听针对记者，大多数窃听针对政府官员，（包括安冬尼·莱克，后来成为克林顿首任国家安全顾问。）有一次窃听是针对尼克松自己的兄弟唐。尼克松认为根据１９６８年犯罪控制法案，这些窃听是合法的。１９７２年最高法院裁定它们非法。史蒂芬·安布罗斯指出，尼克松知道他后来下令对专栏记者约瑟夫·克拉夫特进行的窃听是违法的，联邦调查局拒绝执行这一命令，最后霍尔德曼让一位退休的纽约市警官安装了窃听器。电话窃听根本未找到泄密者，它却使当时的政府走上一条通往更大丑闻的道路。
白宫的另一招是用政府的高压手段来对付新闻界。１９７０年夏天，杰布·斯图亚特·马格路德写了一份备忘录给霍尔德曼，并抄送给了联络部主任赫伯·克雷恩，该备忘录中有用心险恶的建议。其他反对新闻界的策略还有，马格路德建议白宫安排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抨击媒体报道的客观性，并怂恿一名参议员或国会议员给联邦通信委员会写信建议由联邦通信委员会给单干的记者颁发许可证。
虽然司法部官员们总是声称自己独立于白宫行事，但非常奇怪的是１９７２年４月，三大新闻网，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提起反托拉斯诉讼。哥伦比亚公司抱怨政府用非法的规定来禁止、吓阻和约束对总统及其任命人的批评。１９７２年９月１５日的谈活录音表明，尼克松告诉约翰·迪安和霍尔德曼，如果《华盛顿邮报》所属的一家电视台来联邦通信委员会办许可证，就“让他们见鬼去吧！”１９７３年初，尼克松的同盟者否认他们受到白宫的怂恿，在佛罗里达州的《华盛顿邮报》所属的两家电视台申请许可证时进行了刁难。司法部否认因为受到白宫的压力，在１９７３年要求联邦通信委员拒绝给四家地方报纸所属的电视台和电台颁发许可证，这四家地方报纸中的三家经常攻击尼克松。政府机构突然采取行动，反对新闻机构，这发出了一个明显又令人不寒而栗的信号。
幸运的是，这种挑战法律的行为从未走得很远，电话窃听和其他滥用职权行为也未走得很远。我们这些白宫工作人员中的大多数并没有意识到这种事儿的存在。尽管它们显然与前面所叙述的我们的行为相关联，却是截然不同的。这是一场尼克松对新闻界所发动的个人战争，他觉得新闻界也在同他斗，最终爆发成公开的争斗，这不仅削弱了他的政府，而且在此后多年中也有损于总统这一职位。至于比尔·萨菲尔事件，并不是尼克松垮台的惟一原因，但肯定是主要原因之一。
这有损于总统这一职位。由于人们一次次回想起越南战争问题和水门事件，政府的信誉受到严重损害。这两个影响巨大的事件代表了２０世纪新闻界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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