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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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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部连续邀集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在会上就一系列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提出了他们意见。罗隆基说：“现在政府里的党外人士有职无权，有名无实，根本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这种现象如果继续存在下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双百方针就会变成一句空话。我们建议共产党不应该再在国家机构里建立党的组织，这样下去究竟是谁领导谁？法律起什么作用？党组织在国家机关中的领导，岂不是第二政府了吗？应该建立一个政治设计院，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国家的领导也应该轮流坐庄，不能让一党专政的现象继续存在下去。
毛泽东看到座谈会的简报后，微微笑道：“他们借帮助整风为名，对党肆意诬蔑、攻击，对他们那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则大肆吹捧，是要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制造舆论。这些秀才并不是安心作文章的，他们对参政很感兴趣。”
当时，李维汉等人对罗隆基等提的意见进行了鼓励。当座谈会上有人反对他们的观点时，李维汉立即制止道：“现在我们共产党内的整风刚开始，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要集中地批判共产党的缺点。如果我们连这点雅量都没有，那就更谈不上领导全国人民了。我看，人家提到的我们的缺点，还不到百分之一。如果刚刚开始就沉不住气了，那么长期地贯彻双百方针就更是一句空话了。”
这次会议前、后，中央一些机构主办的《参考材料》和《情况汇报》，不断地刊登消息：“打着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招牌的一大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以章罗联盟为核心，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内对党的领导已经开展猖狂的全面进攻。他们的进攻得到了党内一小撮代理人的支持，猖狂一时。学校、机关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也纷起响应，大肆进行反党活动。他们已经提出了要让共产党下台的口号，说：‘建国后，共产党基本上没有办一件好事，他们除了整人以外没有什么别的本事。共产党在国家一些机构的负责人连半点文化都没有，还要指挥文化战线上的事情，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有人说：‘出版界的领导人连简单的常识都没有，却要对一些重要的学术著作起什么审查领导作用，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五月，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在会上提出了“党天下”的论断，他说：“刘少奇同志早在一九四七年就这样说过：‘毛主席也可以反对，如果他错了，如有人比他强的话’。现在，我就是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提意见，也可以说就是要反对他们的一些主张。
他把他的发言稿交上去的时候，特别注明：“《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发言稿这个标题不要用，希望用我的原标题：在六月一日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
五月十五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工商界座谈会。工商界的知名人士章乃器、毕鸣歧、李康年等在会上发言，提出：“收买我们资本家的工厂和企业后所付出的定息必须保证二十年，给资本家的定息不是剥削。”同时，他们又说：“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已没有区别，我们要求党和政府对资本家给予充分的信任、大胆的放手。不要动不动就提对资产阶级继续进行改造。这样搞怎么谈得上团结全国人民呢？”他们对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公方领导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希望继续保持对这些企业控制，发挥领导作用。他们说：“现在应该给我们摘掉资产阶级的帽子，要让民族资产阶级理直气壮地抬起头来！”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至五月二十五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五月二十五日的闭幕式后，毛泽东在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伯渠、董必武、彭真、贺龙、陆定一、薄一波、王稼祥、胡乔木等人的陪同下，在中南海怀仁堂前的草坪接见了全体代表。胡耀邦激动地说：“主席要给我们讲话了！”在一片“万岁”声中，毛泽东说：“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这时候，胡耀邦再次激动地率领全体代表高呼口号：“我们一定听党和毛主席的教导，为社会主义而奋斗！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胡耀邦承认：“这次会议的宣传，为在广大青年中开展反右的斗争奠定了一个厚实的基础。”
五月下旬，周扬等人也通过座谈会等方式，在文教界动员知识分子给中共组织提意见，他在座谈会上说：
“我们一些共产党员平时总像特务一样，到处搜集知识分子的材料，打小报告。七、八年我们党提出来的思想改造是比严冬还厉害，直到今天才感到有些初春的味道了。要保持这样的气候。既然我们的领导同志都说我国国内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今后要靠知识吃饭。那么各级文化机构中的党的领导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到了考虑的时候了。这些年党有没有领导好？我看没有领导好，真正领导好一定要是内行，一定要科学家领导科学，美术家领导美术，音乐家领导音乐。”他还表示支持一些知识分子提出的办“同人刊物”的主张。
刘少奇在五月底的一份简报上批示：“在右派分子的鼓动下和支持下，文教界的反党活动更加猖狂。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很有可能要发生匈牙利那样的反革命事件。我们党不应该允许他们再这样闹下去。”
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刘少奇向毛泽东汇报了各民主党派整风中发生的一些情况，他说：“现在，一些人对党关于整风中要采取和风细雨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针大为不满了，他们说这‘不足于平民愤，必须采取迅雷烈风，要用大民主来纠正共产党的错误，必须要搞大鸣大放’，这些人的用心是恶劣的……”
话没有说完，就被毛泽东打断了：“好啊！大鸣大放有什么不好？我看我们党中央就应该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让他们充分讲话。首先在一些机关、院校搞大字报，给我们提意见，提什么样的意见都可以。我主张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开创一个大民主的模范，比西方国家享有更大的民主，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做法。这样一来，中国要搞匈牙利那样的反革命事件就不那么容易了。人们有了发言的机会，我们有了听取民主意见的场合，就可以减少那些歪门邪道的侵害。”
于是，在一些机关和学校，形形色色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汹涌而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常委会议上继续通报情况，对毛泽东说：“现在一些人已经向党猖狂进攻了。他们污蔑党‘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官僚、宗派，在中国无恶不作，为非作歹，屠杀人民，镇压进步，人民怨声载道几乎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有些民主党派已经提出了打倒共产党的口号，要杀共产党员了。有人提出：‘要把共产党人杀光。’民主党派有的负责人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章伯钓提出要成立政治设计院，取代国务院；罗隆基提出要组织和成立‘平反委员会’，给肃反当中的冤案昭雪；储安平诬蔑党的领导是‘党天下’等等，要取消共产党的一党制。这些，显然已经过火了。再不纠正，我们就要走向一条比匈牙利事件还要危险的道路。”
邓小平提出：“毛主席关于大民主的思路是好的，但是要逐步地在中国实行，现在不行，现在再大民主我们就要完蛋。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会登台。”
毛泽东接受了这种意见。于五月十五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他着重指出：“党内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个月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修正主义。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一些工作上的缺点。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被一些人误认作‘教条主义’而加以攻击。这样的情况如果不引起足够的警惕，就会出大问题。”
毛泽东还尖锐地指出当时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狼狈为奸，猖狂向党进攻，”“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他们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得。”“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兄弟。”
毛泽东还指出：“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
五月二十四日，彭真在关于怎样开展整风的报告中这样说：“必须肯定，人家的批评百分之九十是正确的，这是一副良药。我们一些人不正确地对待民主人士，以制造成深沟重垒，党员有特权，非党员有职无权。这样下去，出了乱子就不能说是人家造成的，而是我们应该担负起责任来。”
毛泽东听到有人汇报了彭真的观点，马上说：“他懂得个屁！我一句话就得叫他改变观点！”所以，在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接见一些会议代表时，再次特意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放了这么一段，我看放够了再放下去，就连我们在座的一些人的屁股我看也要坐到右派分子那边去了。我们的一些人实际上经不起什么风浪。当人家纷纷跳出来发表反党言论的时候，他也就要跟着哼哼了。”
就在这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尖锐地指出：“在‘帮助丑化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所以，全国人民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千万不要被资产阶级的奇谈怪论迷惑了双眼。”这下，许多人才感到风向变了！罗隆基连连拍自己的脑袋：“我又上了共产党的当了，这是他们诱敌深人的老把戏，我们怎么这么糊涂呢！这些刚刚掌了权的大老粗，他们怎么能心甘情愿地把权力交给知识分子呢？糊涂！糊涂！我真是太糊涂了！”
一篇报告政治局的内参写道：“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全国人民立即展开了紧张的战斗，轰轰烈烈地反右斗争迅速展开，反右派烈火燃遍全国。六月八日、九日两天，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鞍山等地的许多工人纷纷举行座谈会，愤怒地谴责和反击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工人群众起而应战，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农民、青年学生、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也纷纷响应，对社会上的和本单位的右派分子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大家纷纷反映：如果不把这些右派分子统统挖出来，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们就会跳出来，扶持纳吉那样的人物登台。我们要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除恶务尽，不留隐患。”
六月十四日，继《人民日报》六月八日社论后，全国性的反右斗争进人高潮时，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的名义亲自写了《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的文章，指出：“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上海《文汇报》和北京《光明日报》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期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导，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如果不彻底批判，就有可能让他们滑掉！”
六月十九日，毛泽东又把他亲自整理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江青对编辑部的负责人说：“毛主席这个伟大历史文件的发表，将使广大人民在现在国内外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面前，掌握最新的强大思想武器，对反右斗争和以后的一系列革命运动必将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六月二十六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指出：“右派分子实质上是要把我们的国家从社会主义的道路拖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这是广大人民所决不容许的。”
在人大代表讨论时，被打成右派分子的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龙云、黄绍洪、钱端升、费孝通、钱伟长、宋云彬等人，一开始就受到各界代表特别是工农兵代表的严厉批判。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后，对周恩来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说：“我们中国的右派分子好可怜呀，他们在中国没有半点市场，竟然是如此地不堪击！我们刚刚发令，就来了个全线溃败。”这时，上海有人给毛泽东写来一封信，信中揭发：今年六月至七月间，在党中央发出反击右派的号召后，周扬等人慌乱在文艺界组织了有计划的退却。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对《文艺报》负责人张光年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自己把小辫子揪下来，要突出《文艺报》这个战场，对右派实行反击。’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光年等才立即抛出了假检讨，而周扬等也摇身一变，把自己打扮成了反右的英雄。我们希望党中央能够掌握他们一方面把一些无辜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另一方面掩盖自己的右派分子脸谱的情况。”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后，对江青等人说：“此事暂且如此，不但文化界，其他部门的党内代理人也在纷纷组织退却。如果穷究下去，势必扩大打击面，对我们不利。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一个长期的战斗任务，要经历许多的战役。我们不可能通过一次、两次反击右派的斗争，就要取得最后的胜利。你们谁也不要有这样的幻想，准备长期战斗！”
七月一日，毛泽东再次为《人民日报》写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他对江青说：“好久没有写这类批评文章了，是由于找不到斗争的机会。好，现在来了，我的写作的兴趣也有了。我年轻的时候，最高的理想就是当一家报馆的总编，能够自由自在地写文章，发表自己的看法。我现在的职务其实对我来说，是最没有自由的。我在同右派论战中能够找到我自己，可惜右派分子的论战水平不高。”所以，毛泽东指出：“章罗联盟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绝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现出来了。对这些人，是客观存在，同样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毛泽东发动反右斗争后，《人民日报》迅速报道：“全国人民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指示，从党、政、民主党派、文化、教育、出版、卫生各界揪出了一批罪大恶极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他们进行了批判斗争，对他们坚决地专了政。这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一次重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策的又一次重大胜利。现在，反右斗争正在以雷霆万钧之势，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着，形势大好。”这时，彭真也公开转变讲话了，他在北京市人代会上阐述反右派的意义时，强调说：“反右斗争是一场全民性的大论战，是一场伟大的政治战争和思想战争，是资本主义道路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是一场关系六万万人的命运和我国社会发展方向的斗争，是一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斗争，这一仗如果我们不打好，社会主义就搞不成功。大家一定要全民上阵，个个口诛笔伐，声讨右派。”
就在这年的七月八日，邓小平在中央召开全国省委书记电话会议上，提出了“要尽可能地争取右派”的口号，他说：“费孝通前不久写的两篇文章，轰动全国，台湾、香港都很注意，现在回头来，他还可以写很好的文章。我们不要以为把人打成右派分子了，就是一切都不那么好了，右派还是可以为党工作的。右派分子除了极少数人外，大部分可以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七月十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主席团会议上，当讨论到撤销右派分子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龙云、黄绍洪、钱端升、费孝通、钱伟长、宋云彬等人的代表资格和工作职务的问题时，刘少奇也站出来讲话：“在没有结论之前，大家要相信他们，他们是知识分子，是教授，否则他们就不好办事了。这些人的处理，最终还要听取我们毛主席的意见。”
康生把这些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周扬这些同志在反右斗争中表现不好，他们的问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为已经暴露了的资产阶级右派鸣冤叫屈，多方辩护，而且包庇了一大批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右派人物，如邓拓、吴晗等等，使他们能蒙混过关；另一方面是假装反右，把一些本来不是右派分子的人打成了右派。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使一些人得以继续窃据各级党政文教机关的领导职位，继续干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毛泽东不以为然地对他说：“这些问题以后再说，现在你就别提了，提了也没有办法解决。”
这年七月间，毛泽东巡视了许多地区，他在青岛作了题为《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的讲话，提到反右斗争时，反覆地说：“这场斗争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和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现在我们党对中间派的领导权还不巩固，有些文教单位还根本没有建立起党的领导。我们要深入开展一场全民性的大辩论，辩论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成绩是不是主要的，是否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重大问题。我们如果不能在这次辩论中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只要我们在辩论中胜利了，就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个伟大带有世界意义的事件。所以这场反右斗争要继续深人地持久地进行下去。”
在七月二十五日到九月十七日的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出现了相持不下的激烈斗争。江青多次向毛泽东报告：“在全国开展反右派斗争后，文艺界右派依然嚣张，周扬竟将作协党组扩大会停会四十多天，目的就是要抵制反右斗争开展。总理和康生同志再三指示还迟迟不动。在党组会上，周扬等人一方面假装反右，一方面利用冯雪峰的批判煽起一股颠倒历史、围攻鲁迅，为三十年代王明路线翻案的歪风。林默涵说什么‘这次斗争不但改变过去的文学史，而且直接影响到当前。要坚决，不惜牺牲一切，宁可没有文艺！’他们究竟要干什么？我们应该警惕。”
毛泽东对她和周恩来说：“这次不打算解决周扬这些人的问题，让他继续暴露，到一定的时候再说。江青你也要正确对待文艺界的情况，不要把一切都看得那么黑暗，没有多大了不起嘛！”周恩来送给毛泽东几篇文艺界批判右派的文章，其中有巴金发表在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七日《解放日报》上题为《惨痛的教训——“过关谈”之一》和于同年九月二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题为《国士论——“过关谈”之二》的两篇文章。
毛泽东饶有兴趣地看了巴金的这两篇文章，对其中的段落划出来，表示欣赏：
“有一个在北京的右派分子得意地招供：‘秀才虽然不能造反，可是他们会鼓动别人造反’。所以右派分子到处煽风点火，煽动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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