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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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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饶有兴趣地看了巴金的这两篇文章，对其中的段落划出来，表示欣赏：
“有一个在北京的右派分子得意地招供：‘秀才虽然不能造反，可是他们会鼓动别人造反’。所以右派分子到处煽风点火，煽动学生上街，准备在中国制造匈牙利事件。他们自以为算盘打得很好，‘天下’唾手可得，却没有想到现在已经不是‘劳心者治人’的时代了。放火的只是一小撮人，灭火的却是广大人民。他们妄想自己可以抵挡三百万军队，谁知仅仅三篇社论就把他们缴了械。右派分子虽然狡猾阴毒，可是除了低头认罪外，再也没有别的生路……”
毛泽东看了哈哈大笑：“说得好！说得好！三篇文章胜过三百万大军呀！这个巴金的笔锋倒是有点份量！”
巴金的文章继续说：“右派分子从进攻到失败这一段时间内的活动可以说明一件事情：这些知识分子不但没有知识，而且也没有常识。他们只有一样本领：骗术。他们先骗了别人，然后欺骗自己。又有人把他们比作赌鬼，整天关着门聚赌抽头。外面已经在大喊‘抓赌’了，他们的赌兴正浓，还梦想一掷千金，赢来个王国。在这些人的身上哪里还有一点书生的气息？虽然他们披着‘教授’‘学者’‘作家’‘代表’‘高级知识分子’的外衣，干的却是赌鬼、骗子的事情。等到有人敲门抓赌，他们的骗术当场出丑，他们就吞吞吐吐、躲躲藏藏、哭哭啼啼，甚至装病装死，耍无赖、耍流氓腔。这就是他们的‘骨气’，这就是他们的‘清高’。他们大概因为没有受到‘国士’的待遇，就索性撕掉假面，露出流氓面目来了……”
毛泽东对周恩来、刘少奇说：“这篇文章虽然写得短小，但是很精悍，很有力量，也很有说服力！”
巴金的另一篇文章里写道：“今天的知识分子中真正和工农打成一片的新知识分子还是占极少数。大多数人仍然是旧知识分子。旧知识分子喜欢吹嘘自己的‘清高’和‘骨气’，字眼当然是很漂亮的。其实这种高不可攀的‘清高’和‘骨气’说穿了也并不稀奇，用他常常摇头摆脑地念来念去的一句‘豪迈的话’的话来解释倒很恰当，那就是‘以国士待我，即以国士报之’。我现在把它称作‘国士论’。右派分子在这次猖狂进攻和退却检讨的时候都使用过‘国士论’这个武器。例如徐中玉在他的所谓‘第五次检查’里就一再地承认：‘具有“以国士待我，即以国士报之”之类的思想。像“以国士待我，即以国士报之”在我身上是十分严重的’。要是得不到‘国士’的待遇呢，据他自己解释就会‘滋生出反党的情绪和思想，进一步就会作出反党的行动来。’
“大家可以替他们算一算，他们究竟身兼若干职位。这是有目共睹的。连徐中玉也不例外。可见党待他们实在不薄，他们为什么还要反党呢？原来‘国士’的解释可大可小，个人的野心无穷无尽，做了皇帝还想成仙。像章伯钧、罗隆基之流，即使做了总理、副总理，他们也不会认为受到了‘国士的待遇’，更不会停止他们的反党的活动。即使在检讨中，他们还会继续提出要求：‘拿国士的待遇来……’”
毛泽东对江青和田家英、陈伯达说：“我看巴金的看法提到了点子上和要害处，右派们的根本动机就在于此，即政权也。你不把政权交给他们，他们始终不会停止反党的活动，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所决定的。”
八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决定在农村开展大鸣大放，进行两条道路的群众性大辩论。指示说：“我们要通过这次大辩论，使广大贫下中农更加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坚决击退地富反坏右的猖狂进攻，巩固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并为农业大跃进开辟道路。”
在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所谓反右斗争胜利的基础上，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九日，中共中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召开了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指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我看依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现在党内主要的危险还是那个右倾思想，有人似乎连多快好省的口号也不敢坚持了，我认为应该继续坚持我们过去行之有效的路线。”
这次会议通过了《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等一系列重要文件。《纲要》指出：“农业合作化给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最广阔的道路。”《纲要》还提出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不断地提高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克服资本主义思想”，并要求今后每年“在全体农村人口中集中地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纲要》对农村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提了全面的规划，对农业生产提出了跃进的指示。
江青曾经欢欣鼓舞地说过：“如果没有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的胜利，也就没有农业《纲要》进一步激发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热潮，当全国广大农村迅速出现了一个大兴水利、大抓积肥的群众运动时，也就为一九五八年震动世界的大跃进运动揭开了序幕。”
这时，是毛泽东最为得意和兴奋的时刻。他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看到我们党解决了国内的这一系列的矛盾，赫鲁晓夫没有话说了吧！不是我们小看他，他没有这个本事！所以，国际共运的大事，我们理应发挥大党的作用，不能再让赫鲁晓夫牵着世界的鼻子走！十一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会议，我要亲自去，发挥一下我们的作用嘛！”
果然，当毛泽东亲自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莫斯科会议时，就连赫鲁晓夫也感到了意外。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几次讲话，驳斥一些共产党人害怕战争、害怕革命、害怕帝国主义的观点，指出当前的国际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
在讨论会议宣言时，中共代表团对苏联提出的许多观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苏联提出的宣言草案中的一些观点被否定，中共中央提出的一些观点被会议采纳。会议最后通过的宣言体现了毛泽东始终坚持的一些革命原则，特别明确指出的是：“在目前条件下，主要的危险是修正主义。”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时，说：“我们的坚持斗争，对克服苏共二十大的恶劣影响，使国际共运坚持马列主义的道路起了重大作用。为了顾全大局，我们代表团对宣言中关于苏共二十大和关于和平共处问题的提法作了让步，但在当时，我们还是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正确意见。”
随后，中苏两党产生了分裂的迹象。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全民整风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发展》的社论，根据毛泽东的思想写道：“近半年来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是我国过渡时期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也是一个全民性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这个运动从政治界、文化科学界的工作人员和知识分子中开始，逐步扩大到工人、农民、工商业者、中小学教职员工和军队中间，已经具有全民的性质和全民的规模了。这个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国过渡时期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所采取的方式，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出大字报、开座谈会、开辩论会和几乎一切报纸刊物上作报道、写文章等目前已经普及的方式。这是适合于目前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内容的一种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形式。”
毛泽东指示在这篇社论上特意写上了这样的话：
“有些人害怕大鸣大放大辩论，害怕大字报。怕什么呢？一怕‘乱’，二怕‘下不了台’。他们的这种害怕，表示了他们不敢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这是采用全民整风的方法、采用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的根本出发点，这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出发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必须、也只能、也一定能够自己救自己……”
毛泽东连续收到了几封密信。其中一封是揭发彭德怀的。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在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期间，彭德怀与苏联主要领导人，主要是赫鲁晓夫来往频繁，几次谈话竟然微妙地避开了翻译，由苏方翻译单独进行。彭德怀与赫鲁晓夫在会谈中，几次影射毛泽东主席，说什么‘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在中国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能否把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进行好，关系到共产主义的前程问题。斯大林的教训如果不及早吸取，中国共产党内还会有悲剧性的灾难。’同时，赫鲁晓夫多次在讲话中称彭德怀同志为‘国际英雄’、‘杰出的统帅’、‘天才的战略家’，鼓励他回国后发挥英雄的作用。”
毛泽东把这封密信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阅后收了回来，对江青说：“此事到此为止，静观局势发展。”
到这年的十二月十三日，刘少奇在《关于统一战线政策方针性的若干问题》的讲话中，继续宣传说：“我们国内的资产阶级已不是原来的资产阶级，是政治思想要改造的资产阶级了。再过五、六年，我们要给的定息也不给了，那就更不好再讲资产阶级了。我这次去埃及、印度等国访问中，看到人家的资产阶级代表更吃得开，更受欢迎，共产党的代表还不那么吃得开。所以我说，中国资产阶级将来还要留一个时期。”
他提出：“统一战线的效果成绩就在于使大部分资产阶级能够和平过渡，转化过我们这边来，减少发生反革命捣乱的可能。我们现在用统一战线办法可以消灭资产阶级。统一战线就是要这样统下去，一直要统到将来资产阶级也变成劳动者了，有些成为体力劳动者，有些成为机关干部，和我们没有区别了为止。”
在刘少奇的这个讲话中，他还说：“绝大多数右派分子批评我们的话并不都是错的，如批评我们‘宗派主义’，说我们没有友情、温暖，这是有的，我们要注意克服。反右斗争以后，我们党同民主人士更疏远了，这是我们的失败。将来还要努力做这方面的工作，过了这个风头后，有一些偏差还是要纠正的。这是我们历来的规律。”
毛泽东听到刘少奇的这些讲话和文件后，气愤地说：“都是屁话！这个人总是信口开河，没有本事竟然逞能，我看他将来究竟怎样收场！”他指示有关部门调查整理一份具体分析右派分子成分的材料。于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报送了山西省团省委的一篇报告，里面分析道：
“从团内揪出了右派分子，我们不抱任何痛惜，反之，这是我们的胜利。但是分析一下他们堕落为右派的原因却是有好处的。根据七十名团内右派的分析，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种类型：（一）本人出身于地主、富农、资本家、封建把头等剥削阶级家庭，参加工作后未得改造，坚持其反动阶级立场者二十一人，占百分之三十三；（二）本人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且直系亲属被关、管、杀，对党和政府极端不满有强烈的阶级仇恨者九人，占百分之十二点八；（三）反动党团会道门骨干分子，解放后交代不彻底混人团内者八人，占百分之十一点四十三；（四）出身于非剥削阶级家庭，但深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参加革命动机不纯，由闹个人主义而发展到反党反社会主义者十八人，占百分之二十五点七一；（五）参加革命动机尚好，但由于阶级觉悟低，经受不起资产售级思想腐蚀而中途蜕化变质者十四人，百分之二十。”
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讲话时，引用了这个材料里的数字，说：“很有说服力，这些右派绝大多数确实是对我们这个国家和政党不满的，不能说没有冤枉的，但是大多数的右派分子是和我们有敌意的。这次斗争的积极意义不能低估。低估了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山西团委的报告中继续说：“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团内右派分子的形成是有其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的，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占百分之四十五点七，连同反动党团会道门骨干分子，共占百分之五十四点二十九。他们从小就接受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五大运动三大改造中，他们的家庭或亲属被改造或被斗了，经济生活、社会地位下降了，社会主义革命打破了他们不劳而食、过剥削阶级腐朽生活的迷梦，于是他们从骨子里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情绪，并时刻盼望资本主义复辟。他们有时在平时假装积极，掩护自己，而在这次政治斗争中便暴露了原形。有些团内右派分子家庭出身并不坏，有的甚至是出身于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新社会给他们带来了幸福和光明，他们本应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保卫社会主义事业，但是相反，由于他们长期容忍了自己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发展，忽视了思想改造，对党对社会主义分不清好坏，恩将仇报。在工作中经常闹名誉、闹地位、图享受，从不考虑自己给党给国家有多大贡献，而是口口声声埋怨党和国家对不起自己。他们以‘知识分子’自居，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似乎社会主义建设没有他们就搞不成功。对领导他们要求绝对平均主义，看到领导干部待遇高一点，就说他们‘共产党内的特殊阶级’；而在工农群众面前则要求特殊待遇，如与工农一样就认为是损害了自己的身价，‘太不公平’。在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内，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任何时候都是非法的，它只能到处碰壁。这样，他们个人野心不能得逞时，便对一个人、一个机关、一个组织的不满，逐渐发展成为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不满。于是他们便图谋用自己的世界观改造现实，有的并到处寻找和投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势力，结果发展成为右派分子。”
毛泽东说：“可见对右派分子的教育和斗争是一场大的运动，我们要继续持久地开展下去，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就在一九五七年底，康生亲自向毛泽东转送了一份材料，反映刘少奇指使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搞一个党员干部被俘虏后所犯各种错误的《六条意见》，材料中说：“安子文在这个中组部报告中说，共产党员‘在应付敌人的时候有错误行为（如只履行了一般的自首手续），或者写了反共启事，等等。对这一类干部，在政治上应赋予完全的信任，不应该因为他们有各种历史问题而影响对他们的使用。’‘共产党员在应付敌人的时候，有过错误和在敌人面前曾经一度动摇的，如过去已经恢复了党籍或已重新入党，可以不变。’甚至那些有过自首行为，对党长期隐瞒的人，也可以让他们担任政府或其他非党组织中主要负责工作，还可以‘重新人党’。”材料建议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有所警惕。
毛泽东把材料重新交给了康生，对他说：“现在还是反右，这个大方向不要动摇。其他的事情，分期分批予以解决。”
正在兴头上的毛泽东于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十五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号召。刘少奇也说：“全国人民在这个号召的鼓舞下，中国工业生产迅速出现了一个轰轰烈烈的跃进势头。我看，我们明年的大跃进是有指望的。”
中国的老百姓，对最高层的反右决策过程是并不了解的。即使中央最高层的所有领导人，在那个时候也并没有任何人真正站出来与毛泽东的意见相左。而都是异口同声地采取了响应的态度……
第十一章 名震上海
＇毛泽东说：“我们就是要创造一个气候，逼着各种牛鬼蛇神亮相，他们为他们的反动阶级本性所决定，不跳不行，非跳不可！这也叫做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嘛！＇
江青把毛泽东的批示交到彭真的手里，说：“主席对学术批判的指示已经很长时间了，你们书记处为什么顶着不办，令人感到奇怪。在你们的眼里，主席的话还算数不算数？”
彭真对江青的顶撞不以为然，他知道无论自己怎样解释都未必能取得她的理解。江青．近几年来说话、批示都十分硬朗，几乎叫人没有辩解的余地，她也根本不去考虑他们的意见。毛泽东曾经当着他的面这样说过：“江青同志有她自己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我们之间也是经常展开辩论的。我不习惯强迫她接受我的意见，她也并不以我的意见为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她有她的独立人格，这一点我很欣赏她。她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她自己的生活习惯。我曾经收到过反革命分子写来的信件，把她和唐纳的关系说得乱七八糟，其实江青那时是我们党的地下工作者，她需要唐纳的掩护，但是唐纳是真心喜欢她的，要和她如何如何，江青同志是保持了她自己的气节和尊严的。这一点，我在常委会上给大家作过介绍。今天给你讲一下，是因为出现了有人攻击林彪同志和叶群同志的匿名信，也是在林彪老婆的问题上大做文章，这些都是很讨厌的东西，但是不做一些必要的解释又不行。至于江青同志讲的工作上的情况，你要根据实际来正确处理。特别是京剧改革上的问题，你可以给她于一定的支持。她的看法，你可以考虑，但是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对待。”
毛泽东丝毫没有表示出一定要对江青给予支持的意思，彭真就要对江青提出的任何情况作分析了。所以，他对江青的批评，只是报之沉默和冷笑处理。
彭真看了毛泽东关于对人民日报的有关批示后，心潮起伏。他想起了一九六四年一月七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经常委会讨论《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时，毛泽东对康生和自己说的一番话：“我们是在为人民日报树威信，其实人民日报的领导人对理论抓得最差。他们是从来不搞意识形态的研究的。今后，人民日报要发表学术方面的文章，包括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文章，抓活的哲学。现在报纸上政治新闻太多，尽是迎来送往，这个会议那个会议的，可以少登嘛。如果一定要登，也可以增加一两个版面，多登学术方面的文章。你们要负责和中组部联系一下，给他们配上几个能力强的干部。彭真还没有完全理解了毛泽东讲这番话的含义时，毛泽东又在这年的二月三日在人民日报起草的报告上作了批语：“少奇、小平同志：人民日报历来不重视思想理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文章很少，把这个阵地送给光明日报、文汇报和新建设月刊。这种情况必须改过来才好。现在他们有了改的主意了，请书记处讨论一下，并给他们解决干部问题。”
于是，人民日报后来开辟了《学术研究》专版。三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时，毛泽东再次说：“人民日报一定要抓理论工作，不能只是搞政治。我们现在的理论很差劲，尤其是在历史研究方面。某些什么权威把持着阵地，小人物的文章根本发表不出来。我就是喜欢争论，你们一些人就是有苏共赫鲁晓夫那套老子党的作风，听不进不同的意见。这样怎么得了！现在我们和赫鲁晓夫的争论就是要在国际上带个头，同时国内的争论先从学术方面开头，真正地搞起来。”
《人民日报》学术版创办不久，康生就向毛泽东报告了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始终鼓吹“合二而一”的问题，并给毛泽东送上一份杨献珍问题的材料：
“杨献珍在中央党校公开提出‘合二而一’的论点来反对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他长期以来极端仇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集中暴露。早在一九五九年十月，他参加庐山会议文件讨论后发表《关于群众路线的理论问题》的文章中，就恶毒地说：‘我们作领导工作的人，千万不要自作聪明，妄自尊大，目空一切，看不起人。世界上最愚蠢的人就是那种把自己看作全知全能像上帝一样，而把别人看作一无所知的愚人。’这话是直接地指向毛泽东同志的。据揭发，杨献珍于一九六二年三月在六一班三支的一次讨论会上插话说：‘经过了三个朝代，哪一代也没有毛泽东这一代这样坏。’孙定国于一九六四年十月三日交代问题时揭发：杨献珍最近对他说：‘现在有的同志写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文章，就像苏联过去一些文章对待斯大林同志那样，不是斯大林同志发展的，也说成是斯大林发展的。’早在一九五六年，杨献珍就说：‘毛主席的《辩证唯物论提纲》，就是米丁的《哲学大纲》里面的那些东西，没有什么特殊的贡献。’……”
毛泽东看了这个材料，对康生说：“杨献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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