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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击台海风云-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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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周恩来考虑到张氏家族在大陆的成员，数十年来也无时不思念在台羁押的张学良，尤其是张学良胞弟张学铭和虽不同母但感情至深的海军副司令员张学思，也都对可望而不可即的大哥日思夜想。于是周恩来决定张学铭和张学思也可给大哥各写信一封，一并通过在香港的朱湄筠女士秘密送往台湾。
朱湄筠接到这三封信件以后，把它们小心密封在一只精致糖果盒的底层。然后正式向台湾方面申请赴台探亲。当时台湾当局对香港居民赴台探亲也同样采取了严格的审查制度，意在担心有少数“匪谍”潜入台岛。由于进岛的人数控制严格，申请探亲者至少要有两人以上作保，方可办理手续。尽管如此， 朱湄筠仍在台湾亲友们的鼎力相助下，于1962 年4月，得以从香港飞入台岛。
她到台北后，才发现蒋介石那时尽管在名义上给张学良以“自由”，可是，如果她想走进张学良在北投复兴岗70号的住宅，关卡重重，特务密布，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她发现张学良的自由十分有限，身边至少有一个连的便衣担任“保护”。如果一位从香港到台的女客去面见张学良，事先必须得到台湾情治部门的批准才可放行。至于张学良每周必去台北士林教堂做礼拜的传闻，经朱湄筠到台后的了解，确认乃是实情。但士林地区历来为蒋氏家族居住地，平日去凯歌教堂听《圣经》的，除蒋家人外便是国民党的上层人物，像朱湄筠这样从香港来台探亲的人是决然不得随便进入士林地区的，更休想利用听经的机会，把周恩来和两位弟弟的信函转交给张氏本人。朱湄筠知道如果万一发生意外，必然凶多吉少，弄不好甚至会危及张学良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朱湄筠女士没有气馁，她决心在台北住下来，慢慢等待时机。
一直到当年10月，深秋已至，朱湄筠等盼得心焦火急，因她知道如继续在台湾久留，必然会引起台湾情治机关的注意。幸好当年10月10日张学良有一次公开活动，朱湄筠即通过从前在天津结识的黄仁霖（张学良至友、宋美龄的大管家），把她从香港带至台北的一盒糖果，转交给当时住在董显光（张学良和赵一荻的基督老师，国民党前驻美国大使）家里的张学良夫妇。黄仁霖不知这盒高级糖果内的玄机，不费吹灰之力就安全送到董家。至此，周恩来总理和张学铭、张学思的三封信才辗转送到张学良手里。
周恩来自这三封信送至朱湄筠手中后，始终挂念转信的情况。当年年底，中央有关部门才把朱湄筠女士转信的具体情况上报，上报材料这样写道：
“张学铭、张学思给张学良的信，已托朱五送到台湾张学良手中，我（这里指我方之意，亦即周恩来的信件）写‘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在望，后会可期’几句话亦已带到。张现住董显光家中，仅获有限度的自由……”
自此，周恩来的心愿通过朱湄筠的努力得以实现了，为公为私，朱湄筠女士都功不可没。晚年的朱湄筠从香港随子女移居加拿大，张学良1991年飞往美国夏威夷定居以后，她才得以与张学良及夫人赵一荻见面。
赵炜说，邓颖超继续着周总理没有做完的工作。在张学良90华诞时，邓颖超曾给他发去贺电，电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去台之后，虽遭长期不公正之待遇，然淡于荣利，为国筹思，赢得人们敬佩”。
1991年3月10日，张学良和夫人从台北桃园机场踏上赴美探亲之旅，张学良在台北机场登机前对中外记者的谈话中，曾公开表示有回祖国大陆探亲的意向。中共中央决定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吕正操等人赴美为张学良祝寿。行前，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亲自召见了他。
赵炜说，邓颖超根据中共中央和邓小平的意见，已以私人名义亲笔为张学良写了一封欢迎信。信的全文如下：
汉卿先生如晤：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数十年海天遥隔，想望之情，历久弥浓。恩来生前每念及先生。辄慨叹怆然。今先生身体安泰，诸事顺遂，而有兴作万里之游，故人闻之，深以为慰。
邓颖超与张学良、宋美龄的友谊（3）
先生阔别家乡多年，亲朋故旧均翘首以盼，难尽其言。所幸近年来两岸藩篱渐撤，往来日增。又值冬去春来，天气和暖，正宜作故国之游。今颖超受邓小平先生委托，愿以至诚，邀请先生伉俪在方便之时回访大陆。看看家乡故土，或扫墓、或省亲、或观光、或叙旧、可定居。兹特介绍本党专使XXX同志趋前拜候，面陈一切事宜。望先生以尊重示之，以便妥为安排。问候您的夫人赵女士。
即颂
春祺！
邓颖超
1991年5月20日
这已是邓颖超写给张学良的第二封函件了，第一封函件是一年前张学良在台北举行90岁寿庆时她致的贺电。那时，她的贺电高高悬挂在台北圆山饭店昆仑厅祝寿辰的礼堂正中，引起了海内外人士的一致关注。这次亲笔写成的邀请函，语言更加诚挚热情，充分表达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这位离家多年的爱国将军的敬重之情。
5月29日，吕正操在纽约曼哈顿见到老上司张学良。吕正操赠送寿礼，双方礼节性地晤谈。第二天上午，吕正操和张学良进行了长达1个小时的单独谈话。他首先转交了邓颖超的亲笔信。张学良看到邓颖超的亲笔信感慨万端。
接着，吕正操又向张学良转达了邓小平、江泽民、杨尚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问候以及欢迎他借赴美之便返回祖国大陆探亲访友的良好愿望。张学良听后颇受感动。但是，由于事体重大，他说：“我这个人清清楚楚地很想回去，但现在时候不到，我一动就会牵动大陆、台湾两个方面。我不愿意为我个人的事，弄得政治上很复杂。”
在随即开始的各界人士为张学良举办的祝寿活动中，中共代表吕正操考虑到种种不便，没有出席这类公开的活动。6月4日，张学良在祝寿活动结束后，主动提出要再次会晤吕正操。地点就安排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李道豫大使的官邸里。
这次谈话整整持续了3个小时，谈话的范围也相当广泛。吕正操着重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大政方针。张学良对中国共产党的上述主张深表赞同，并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尽一份微薄之力。
尽管张学良坦率地向吕正操表露了不能马上返回祖国大陆探亲的意思，但他仍然亲自执笔给邓颖超写了一封回信。他在信中表达了“良寄居台湾，遐首云天，无日不有怀乡之感。一有机缘，定当踏上故土。”的返乡意愿。
赵炜说，1992年邓颖超病逝时， 张学良委托他在香港的侄女张闾蘅送花篮祭奠，挽带上书：“‘邓颖超千古’‘张汉卿、赵一荻敬挽’。”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邓颖超自然而然地保持了海峡两岸之间的私谊，恰是坚固了民族大义的根系，为80年代两岸打破老死不相往来的僵局营造了良好的基础。
赵炜说，在邓颖超80岁大寿的时候，宋美龄还曾经送了一份厚礼，送的是一只做工精美的玻璃兔，因为邓颖超是属兔的，现在这只友谊兔，仍被保存。
众所周知，邓颖超与宋美龄有书信往来，尽管在政治问题上对方有歧见，在历史问题上对方有恩怨蓄积难解之忧，但历史的渊源性、延续性昭示海峡两岸的不可分裂性。显然，邓颖超的一系列言行和特定身份赢得了海峡对岸的积极响应。
邓颖超在祖国统一事业上的决心和强大的感召力，无比亲切的诚挚态度和“润物细无声”的工作方法都融合在她的人格力量之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廖承志致蒋经国信的幕后故事
“寥廓海天，不归何待？”（1）
为了落实党的对台方针政策，进一步推动对台工作的展开，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给在台湾的蒋经国发出公开信，公开信刊发在7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出乎台湾当局的意料之外，引起海内外的瞩目。
作为参与“廖公信”起草人之一的耿文卿回忆道：
《致台湾同胞春节慰问信》的对象是台湾人民；“叶九条”的对象既是台湾人民同时又是台湾当局。所以中央提出以廖承志的名义给蒋经国写封信，主要针对台湾当局，明确了我们的谈判对手。
这封信怎么写？真是颇费心思。廖公为此绞尽脑汁，并亲自写了信的开头一段，为整个信的内容、文风、文白兼容的语言风格定了调。
现在再来看这封信，依然能够看出我们对台湾当局晓以大义，陈以利害，动以感情，批驳其谬论和不切实际幻想的苦口婆心，其用心不可谓不良苦。我具体分析一下这封信。
晓以大义：“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离之痛，在台诸前辈及大陆去台人员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世界和平。”从祖国统一和世界和平的高度，来说明统一对两岸人民的好处。“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国家，名留青史。”这是设身处地地替蒋经国着想，若能在蒋经国手中实现两岸统一，则蒋经国名垂千古。“孙先生手创之中国国民党，历尽艰辛，无数先烈前仆后继，终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光辉业迹，已成定论。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首次合作，孙先生领导，吾辈虽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辈身在其中，应知梗概。事虽经纬万端，但纵观全局，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先回顾国共两党两次合作的历史，再说明分合利害。寓理于情，情理交融。
陈以利害：“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图我台湾，此世人所共知者。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指出台湾问题纯属内政，“外人”无权干涉，奉劝蒋经国不要仰人鼻息，使台湾成为别人的附庸，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去。“试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识之士，虑已及此。事关国民党兴亡绝续，望弟三思。”“就国家民族而论，蒋氏两代对历史有所交代；就吾弟个人而言，可谓忠孝两全。否则，吾弟身后事何以自了。尚望三思。”廖公从蒋经国领导的国民党的兴亡到蒋氏父子对历史的交代，言词恳切，同胞情，兄弟情溢于言表。
动以感情：“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载。幼时同袍，苏京把握，往事历历在目。惟长年未通音问，此诚憾事。近闻政躬违和，深为悬念。人过七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摄。”廖公和蒋经国幼时感情很深，所以信中对蒋经国深为挂念，多有嘱咐。“近读大作，有‘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之语，不胜感慨系之。今老先生仍厝于慈湖，统一之后，即当迁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庐山，以了吾弟孝心。吾弟近曾有言‘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诚哉斯言，盍不实践于统一大业！”“吾弟一生坎坷，决非命运安排，一切操之在已。千秋功罪，系于一念之间。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纾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寥廓海天，不归何待。’”“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诸长辈教益。‘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诸希珍重，伫候复音。”廖公的这些话，以情动人，或引用蒋经国的话，或引用我们领导人的话，说民族大义，抒兄弟情深。至今读来，仍让人感动不已。
批驳其谬论和不切实际的幻想：“惟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所谓‘罪人’之说，实相悖谬。”“局促东隅，终非久计。明若吾弟，自当了然。如迁延不决，或委之异日，不仅徒生困扰，吾弟亦难辞其咎。再者，和平统一纯属内政。”“所谓‘投降’、‘屈事’、‘吃亏’、‘上当’之说，实难苟同。评价历史，展望未来，应天下为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何发党私之论！至于‘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云云，识者皆以为太不现实，未免自欺欺人。”“所谓台湾‘经济繁荣，社会民主，民生乐利’等等，在台诸公，心中有数，亦毋庸赘言”。廖公在信中引用台湾方面的谬论，逐一进行驳斥，指出其危害性。
耿文卿说，廖公的这封信，有些词句有典故、出处，我这里略作解释一二。
青少年时期，廖承志和蒋经国同在原苏联莫斯科求学。当时天气特别寒冷，晚上，他们俩就同盖廖承志的大衣。所以廖公在信中就这样写道：“幼时同袍，苏京把握，往事历历在目”。原来是“俄京把晤”，后来讨论时改为“苏京把晤”
“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是蒋经国的座右铭，廖公在信中引用这句话，是以蒋经国的身份来说的，动之以情。
“寥廓海天，不归何待？”（2）
“寥廓海天，不归何待？”是引用了周恩来的话。60年代，民主人士为祖国统一做了许多工作，他们纷纷给对岸的老朋友写信、搭桥。当时，张治中给蒋氏父子写了信，周恩来在审阅时加了4句话：“倨促东南，三位一体。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是80年代初，邓小平给来访的美籍科学家陈树柏（陈济棠的儿子）的亲笔题词，用在这里含意深刻。
“遥望南天，诸希珍重”引用了毛主席的话。当年，一些高层民主人士给台湾写的信报送毛主席审阅时，毛主席批了4句话：“台澎金马，唇齿相依。遥望南天，诸希珍重。”然后，民主人士将毛主席的这4句话写进信里，并指出是我们领导人写的，让台湾当局知道我们的政策。
“伫候复音”是邓大姐审阅时加上的。希望台湾当局拿出诚意，尽早与我们谈判，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此外，像“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等语，是中央台办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从大量的台湾报刊中找出来的。廖公在信中引用蒋经国的原话，更具说服力，也更能动之以情。
这封公开信的发表，引起海内外的极大震动，用个人的私谊，浸透渲染民族感情，这个角度极为自然生动，也切合廖蒋两人的实际，完全触动了中华民族之深情，海岛当归祖国大陆，中华民族和平统一是大势所趋，中国共产党民族大义昭然明示天下。
同窗私谊，民族大义
之所以由廖承志出面给蒋经国写信，这里面还有些由来。
1982年7月，身为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邓颖超看到了蒋经国在台湾发表的一篇悼念父亲蒋介石的文章，文中思乡之情浓浓，邓颖超立即召集对台小组开会研究，建议由副组长廖承志给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窗蒋经国先生写公开信。
蒋经国1925年10月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先后在孙逸仙大学（亦称中山大学）、红军军政学校读书，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青年时期的蒋经国因为身受红色赤都洗礼，还是比较倾向中国共产党的，对国民党右派势力排挤中共的那套做法深为不满，“中山舰事件”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时，蒋经国都曾挥泪写信给蒋介石，并发表公开声明，反对蒋介石的反共、反革命举动，要求国民党回到与中共团结合作的正确路线上来。
然而，毕竟是道不同，蒋经国最后成为龟缩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的继承者。台湾海峡是国民党凭借的天堑，加上美国第七舰队的驶入，他们可以与中共暂时不再往来，像驼鸟一样，自顾而无视世界潮流。然而，毕竟两岸是血脉同根，政治歧见，难道一直能够让台湾海峡成为阻隔两岸人民往来的天堑吗？中共中央决定将统一祖国提上议事日程，作为80年代要完成的三大任务之一。那么，怎么向对岸沟通呢？自1949年以来，国民党坚持不接触，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公开“交往”，只是炮击金门和福建前线军事阵地的“对敌”大广播。
世事沧桑，在中共党内，能自然而然地与蒋经国称兄道弟的人不多了，这份兄弟情，当然也包含了复杂的纠葛着的豆萁相煎成分在内，但不管怎么说，四海劫波兄弟在么。
廖承志之父廖仲恺是蒋经国之父蒋介石之“同志”，廖家与蒋家的渊源深厚。黄埔军校成立时，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则为国民党代表，母亲何香凝为国民党中央委员。蒋介石与廖仲恺同为孙中山手下的得力干将，孙中山去世之后，国民党出现思想路线的严重分裂，左右两派一时水火难容，国民党亲共的左派代表人物廖仲恺惨遭右翼分子杀害，何香凝相信杀廖乃蒋介石幕后指使，但苦于拿不到证据，蒋介石当然也不会明目张胆这么干，所以，两家关系依然没变，党内还是同志，但实存心结。廖、蒋两家后代虽有往来，恩怨情仇却是深深难解。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廖承志之母何香凝出任第一任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廖承志任副主任委员。“文革”结束后的１９７８年，华侨事务委员会恢复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廖承志受中央之命出任主任。
由这层家族关系，廖承志与蒋经国既是儿时的好友，又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与蒋经国同时在中山大学就读的同学中，还有一批人后来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包括邓小平、林祖涵、乌兰夫等。此时，廖承志站出来写信，从个人角度，显示了廖家的大度，杀父之仇是上辈人的事，可以暂时不论，民族大义却是不可隐藏的，此情此意多么宏阔啊！廖承志此信写得是文采焕然，古风扑面，温润感人，措辞遣句丝丝入扣，滴水不漏，确实令人印象极深。在新中国成立30多年，白话文一统天下之时，廖承志的这篇文言文公开信，对于还屡屡使用文言文的台湾，无异有着较强的亲和力，成为特殊年代沟通海峡两岸的特殊文字力量。不仅如此，廖承志的行文不仅展现共产党强大的政治力量，也以同窗兄长的口吻对蒋经国鼓励和劝慰，甚至训斥，有相当的不可替代的私谊力量。
当然，廖承志致蒋经国的公开信虽是以个人名义，实际上代表的是中共中央。国家统一，是中国历代政府的大要，是中国百姓的恒愿。现今，大陆进入规整时期，台湾问题便摆上桌面了。是时，廖承志负责台港澳事务，深感责任重大。听了邓颖超的意见，他感到现在出面，利用自己与蒋家的世交，采取各种形式先与台湾当局沟通，为日后两党坐下来商讨统一之事创造条件是切实可行的。
邓颖超与廖承志一起推敲文句，文中引用的“寥廓海天，不归何待”、“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极为感人，又道理铿锵，这都是邓颖超的妙笔。正是在邓颖超领导的有情有义的对台工作步骤之下，海峡对岸的国民党当局终于放弃了“三不”政策，开放了对祖国大陆的探亲旅游，迈出了打破两岸阻隔的第一步。
蒋经国：“时代在变，潮流在变”（1）
蒋经国主政的台湾当局，在与祖国大陆的沟通上立场极为顽固，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统战的诡秘伎俩”，一心一意地推行“三不政策”。
廖承志的公开封信转到了蒋经国手中，蒋经国戴着老花镜，读着廖承志这封言真意切，感人肺腑的信。蒋经国读了此信作何感想，不得而知。他是否也受到感动？或是内心深处受到了某种触动，也不得而知。不过，据说，蒋经国看毕默不作声，不置可否。
尽管如此，蒋经国还是思考着怎样回复这封信。“来而不往非礼也”，蒋经国不能默不作声，他要公开表明台湾当局坚硬的立场，以表明台湾当局对中共“统战阴谋”的一贯回绝态度。于是，经蒋经国授意，台湾当局搬出时为国民党中常委的宋美龄，请她以长辈的名义给廖承志回信。
１９８２年８月１７日，宋美龄亲自给廖承志写了一封回信，阐述自己对祖国统一的态度，她在信中说，“经国主政，负有对我中华民国赓续之职责，故其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乃是表达我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及中国国民党浩然正气使之然也。”这封信自然是纠葛在国民党失败情绪中难以自拔，并借机恶毒攻击祖国大陆。
宋美龄的回信可以说是恶气充盈，但尽管表面上如此，实际上蒋经国在考虑着台湾与大陆的和合问题了，他认识到“时代在变，潮流在变”，他的密使已经启程赶赴北京了。尽管联系松松淡淡，交流言不及义，迟迟不入正题。但到了１９８５年，蒋经国已是满身病痛，与隔绝大陆的联系就更急迫了。当时，由于发生了“江南命案”及“十信案”，台湾的国际形象跌至谷底。而大陆方面，由于邓小平复出后坚决推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热浪逼人，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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