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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击台海风云-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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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廖承志公开信之后，到1986年10月，蒋经国的密使沈诚，这个正式身份是香港商人的黄埔第17期毕业生，已经三度北上。沈诚在国民党得势大陆的年代，曾在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担任蒋经国随从参谋，是一位退役少将，他奉蒋经国之命，以香港商人的名义，进出祖国大陆，暗中传递海峡两岸的信息，特别是最后一次，他得到了蒋经国明确指令，要加速与大陆最高领导层的沟通。因此，他得到了会晤邓小平、杨尚昆、叶剑英、邓颖超等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宝贵机会。1987年3月19日，他返回台北，将一封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的信函亲手交到蒋经国手上。6天之后，也就是1987年3月25日，蒋经国对杨尚昆的信一番反复研读之后，在慈湖书房召见沈诚时说，他觉得中共是有诚意的，国共两党中央层次对等谈判是可行的。
也就是在1987年下半年，蒋经国下令在国民党中央设立大陆工作指导小组，宣布开放对大陆探亲以及解除戒严。12月7日，蒋经国对沈诚说，一月初将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讨论赴北京谈判的人选。
从廖承志的公开信，到杨尚昆的密信，再到蒋经国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海峡两岸开始了国共两党的重新走向接近，然而，历史往往在出乎人们设想的轨道上拐弯，意料之外的事不幸发生了。1988年1月8日，蒋经国突然咯血逝世，蒋经国准备与大陆联系沟通的计划也就随蒋经国的去世而无法实施了。
在蒋经国去世之前，对于台湾的未来发展，他有四点计划，可谓有功有过，但可以看出他非常清楚的思路是，要稳定台湾，就不可回避地必须与大陆开始接触，建立走向统一的态势。第一点是民主化，解严、开放党禁和报禁，全面选举，包括直选所谓的“总统”；第二点是本土化，为了减少与台湾本土居民的矛盾，他考虑到外省人垄断“政权”的时代必将结束，他的想法是对的，但在选人上他看走了眼，扶植了一个后来搞分裂出卖了国民党的土生土长的农经专家李登辉来担任“副总统”，成为他的接班人；第三点是作为“完成前两点的关键”，必须继续提倡民生主义，大幅提升“国民”所得和生活水准，他清楚，不提高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国民党就无法继续掌握政权；第四点也是震撼性的，要与大陆“发展工作关系”。可见，前三点是为了稳定台湾，而稳定台湾的最后结果是第四点，也是目的。
蒋氏父子不管如何顽固，对于一个中国，他们没有丝毫动摇过，他们只承认国共兄弟之争，尽管血雨腥风，也决不允许国家分裂。蒋经国也许在生命最后的晕迷中已经回光返照地明白，台湾与大陆的隔断，必将断送国民党本身在台湾的应有生命力和法统合理性。所以，必须最终与大陆走在一起，走一条统一之路。
然而，政治走向与领导人的生老病死竟是如此关系重大，蒋经国回应大陆毕竟太迟缓了，最后的决策也太晚了。他的死来得非常突然，但并非出乎意料之外。他身患严重的糖尿病，数次眼底出血失明，晕厥倒地，但他非常好吃，对糖尿病来说是足以致命的食品，他无所顾忌地照吃不误，还喜欢开怀畅饮，他对劝阻的医生说，“吃不吃是我的事，把血糖降下来是你们医生的事。”就这样，他实际上已经岌岌可危了，但蒋经国本人毫无知觉，自以为身体完全可以撑得下去，在病逝之前，他一方面马不停蹄地准备国民党十三全会的人事案；另一方面与国民党秘书长李焕密商对大陆政策的改变。
蒋经国：“时代在变，潮流在变”（2）
廖承志公开信发表之后5年，一个突出的回应是蒋经国终于开放了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这是蒋经国晚年最大的历史功绩之一。在岛内，大陆籍人士大都是国民党1949年退缩台湾的军政人员，他们一代而亡的危险是存在的。因为他们的后代不得回大陆，就只有向四海走散，留在台湾的并不多，就是留在台湾的，也日渐本土化，失去了与大陆的气息相应，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传统势力日渐凋零，国民党政权的本土化已不可避免；晚年的蒋经国，在大陆发出的强有力统一声音和台湾岛内党外运动的呼声及在“台独”声浪的夹击之下，感到形势严峻，不能不考虑与大陆的联系了。因为对于一贯坚持“中国必须统一”的蒋经国和去台的老一代国民党统治集团来说，台湾今后将往何处去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严肃课题，蒋经国作出了有限度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的重大决策。分两步实行，第一步是自1987年7月28日起，解除赴港澳观光限制，允许台湾民众以港澳为出境第一站；自1987年11月2日起，允许民众除现役军人和公职人员外，凡血亲、姻亲、三等亲以内，均可申请到大陆探亲，从而迈出了台湾当局调整大陆政策的可喜步伐。此后，台湾当局又逐渐开放大陆非政治性出版物的进口和翻印，有限度开放大陆中药材和农产品的进口，放宽对两岸通邮和经贸往来的限制。
海峡毕竟有了春水涌动。作为对台湾当局的善意回应，1987年10月14日，国务院有关部门立即发表谈话表示欢迎，保证台胞来去自由，尽力提供方便和照顾，并进一步敦促台湾当局取消不合理的限制，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10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又公布了对台胞来大陆的接待办法。祖国大陆各地相继建立了台胞接待站。
这样，以廖承志公开信为切入点，在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政策的推动下，经过两岸人民的共同努力，海峡两岸持续了38年的隔绝状态终于被打破了。
震惊两岸的“华航事件”
震惊两岸的“华航事件”
1986年5月3日下午3时10分，一架大型波音747货机缓缓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机身上赫然标志着台湾“中华航空公司”几个大字。飞机在宽阔的跑道上停稳，机门打开，机长王锡爵从舷梯上走了下来。刚刚得到消息的当地有关负责人正好赶到，心情激动的王锡爵一见到他们，便迫不及待地说：“我要和家人团聚，我要求到祖国大陆定居。”
这便是当时震惊海峡两岸的“华航事件”。然而，这一举动的意义，还远远不限于驾机到大陆本身及一家骨肉的团聚；而是由此之后，在两岸沟通的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永载祖国和平统一史册的“华航模式”。
曾经震惊海峡两岸的“华航事件”至今仍常常让人想起，而这一重大事件是如何处理的呢？双方具体的谈判经过怎样？恐怕对许多人来说还是个“谜”。为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抖落其厚厚的尘埃，我挖掘了大量的珍贵史实，并多次采访了原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斯德，他向我介绍了这一事件发生的背景，并回忆自己亲自参与处理“华航事件”谈判的这段历史。
老兵想家驾机回大陆
王锡爵是四川遂宁人，1949年国民党撤退时，离开大陆。刚刚18岁的王锡爵也随国民党的空军幼校迁往台湾。王锡爵毕业后，先在国民党空军服役，当驾驶员；1967年，王锡爵转业到了中华航空公司，在那里担任飞行职务。从大陆到台湾一晃就是37年！
童年的美好记忆，家乡的故土亲人，无时不在他眼前萦绕。他太想家了，想生养自己的父母，想亲如手足的兄弟姐妹。
王锡爵是一名优秀的飞行员。从事飞行事业以来，他的飞行时间多达2万小时以上，技术高超，经验丰富。王锡爵在台湾成家，生活上比较优越；但是，舒适的生活却难以弥补他思乡的忧愁。每每夜深人静，他常常不能入眠，一种难以名状的痛苦深深刺着他的心。有时，他刚刚入睡，却又被噩梦惊醒。躺在床上，他盘算着，父母若还在世，也该有80来岁了。他是不是还安康？他们是不是也在呼唤着这个远离家乡的、不孝的儿子？人生是这样的短暂，看目前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两岸是那样的僵持，“三通”又是那样的遥遥无期。有生之年，他还能不能见到高堂？年迈的双亲还能不能等到那天？一想到这里，他的心情便久久不能平静。
一个大胆的想法闪现在他的心头。
1986年5月3日，56岁的王锡爵执行飞行任务。此次的飞行路线是从泰国曼谷经香港飞往台湾，王锡爵任机长，与他同行的还有副驾驶董光兴及机械师邱明志。他们3人以前常在一个机组执行飞行任务，互相之间配合得都不错。
中午12点53分，载有10万公斤货物的台湾中华航空公司B198货机从曼谷起飞了。飞机在湛蓝的高空沿着A901航线平稳地飞行。
王锡爵坐在驾驶座位上，把握操纵杆，改变航向，向广州飞去。在距离广州不远的上空，王锡爵主动与地面的白云机场联系；得到许可后，飞机安全降落。
当晚，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林若、省长叶选平，在广州珠岛宾馆会见并宴请王锡爵，欢迎他驾机飞到祖国大陆。王锡爵激动地说：“我很想念大陆的山河和亲人，现在见到你们很高兴。台湾同胞都盼望两岸能够通商、通邮、通航。”
王锡爵驾机到祖国大陆的消息传到海峡对岸，在台湾引起了轩然大波。台湾当局既恼怒，又无奈。
大陆方面对于这一事件相当重视，立即作出了反应。
5月3日当天，一封电报从北京发到台北：
台北
中华航空公司
你公司的波音747货机一架于5月3日15时10分飞抵广州白云机场。机长王锡爵要求在大陆定居。我局邀请你们尽早派人来北京同我局协商有关飞机、货物和机组其他成员的处理问题。
中国民用航空局
派人去北京，这怎么敢呢？这岂不违反了台湾当局坚持了几十年的“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中华航空公司作不了主，请示最高当局。最高当局的调子，仍旧是：不正面接触。
5月4日，台湾“交通部政务次长”朱登皋表示：这个事件应由“华航”通过第三者处理，与“政府”无关。5日，台湾“国防部长”宋长志在“立法院”表示：“台湾将通过香港国泰航空公司、英国保险公司和国际红十字会三个途径同大陆交涉华航货机问题。”
然而，大陆方面一再申明：“中国人的问题，中国人自己能够解决”，无须经过“第三者处理”。华航事件陷入僵持状态。
田纪云：“顺乎历史潮流之举”
5月6日，按照有关方面的安排，王锡爵驾驶着他从台湾驾来的这架波音747飞机，飞越多年来只能在梦中相见的长江、黄河，抵达北京的首都机场。当身着“华航”短袖制服的王锡爵走下飞机时，前来迎接他的中国民航局局长胡逸洲和他亲切握手，欢迎的人群向他献上生长在首都土地上的鲜花。
王锡爵对前来迎接他的人们及100多名记者说：“回到祖国大陆是我多年的心愿。今天我回来了，感到非常高兴！”神情激动的王锡爵，稍微停顿了一下，接着说：“祖国提倡大陆和台湾实现通商、通邮、通航，今天可以说是大陆与台湾的首航。我希望海峡两岸今后常往来，大家可以回来看望自己的亲人朋友。”
得到消息专程从四川老家赶来的82岁的王伯熙老人，也到机场迎接37年未曾见过面的儿子。鬓发花白的王锡爵，看到满面沧桑的老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父子相抱而泣，久久不能自己。在场的许多人都潸然流下了热泪。王锡爵的二弟王明安、四弟王平安和五弟王锡寿，也到机场迎接了大哥。
下午，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接见了王锡爵及王锡爵的父亲、弟弟等家人。田纪云副总理说：“王先生的行动，表达了炎黄子孙实现和平统一祖国的共同愿望，是顺乎历史潮流之举。王先生这次回来定居，还实现了多年分离的家人团聚的宿愿，对此，我表示热烈的祝贺！”
田纪云副总理指出：“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首先实现通航、通邮、通商，进一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是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我们愿意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积极促进海峡两岸多方面的交往与合作，为和平统一祖国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关于副驾驶董光兴、机械师邱明志二人的何去何从问题，田纪云副总理公开表明了态度。他说：“我们主张海峡两岸实行‘三通’，有来有往，来去自由。我们将充分尊重他们本人的意愿。我们说话是算数的，是言行一致的。我们对这件事的处理是光明磊落的，是合情合理的。”
大陆：冷静、平和、主动
一个星期过去了，台北这边仍旧保持缄默，未作任何反应。
5月11日，中国民航再次致电华航：
台北
中华航空公司
5月3日我局曾致电贵公司，邀请你们尽早派人来北京商谈波音747货机的处理问题，但至今未见答复，海峡两岸对此深表关切。
贵公司这架飞机的机长王锡爵先生希望在祖国大陆定居，董光兴、邱明志两位先生表示愿望回台湾。我们的态度十分明确：飞机、货物及愿回台湾的董光兴、邱明志两人都交回台湾，请贵公司派人来商谈并办理具体交接事宜。
我们早已申明，这纯属两个民航公司之间的业务性商谈，并不涉及政治问题。既然是交接，就应由当事双方直接地、负责地办妥交接事宜，以确保飞机和愿回台湾的人员安全返回台湾。
因此，请你们还是派人来商谈解决为好。不必经过第三者，如果你们觉得不方便，那么，你们认为什么地方合适，也可以提出来商量。
我们这一要求是合情合理的，是对贵公司的处境和困难作了充分考虑后提出的。如果贵公司仍不愿意来办理接收事宜，则人和货机之所以不能迅速返回台湾，责不在我，请贵公司三思。我们再次吁请贵公司速做出决断，并尽快答复我们。
中国民用航空局
大陆方面对这次事件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冷静、平和、主动；不利用这次事件刻意作政治宣传，但却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两岸人民盼望多年的“三通”的尝试；并希望借此打破“三不”僵局，从而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
其实对华航来说，此事是意想不到的“飞来横祸”。华航是民营的自负盈亏的公司，经济状况并不景气。华航仅有两架巨型货机，王锡爵驾走的这架是1980年以6000万美元从卢森堡航空公司购买的；再加上机上的货物，华航的经济损失也是相当大的。然而，这次大陆方面姿态高，愿意主动将机、货、人交回，华航公司当然很想要。无奈，台湾当局迟迟不发话，他们只能在心里暗暗焦急。
“不让第三者插手”（1）
“华航事件”发生后，我们可以说是做到了仁至义尽，把话说到家了。事件发生后，我们及时表明了立场和态度。飞机着陆的当天即以我民航名义，致电华航，阐明事件性质，邀请他们尽快派人来北京商谈有关人、机、货的处理。台湾方面极力避免与我正面接触，提出委托香港国泰航空公司或国际红十字会等与我交涉。中央毫不含糊地坚持“不让第三者插手”。
5月11日，我方再次以民航局名义致电华航，重申这是纯属两个民航公司之间的业务性商谈，并不涉及政治问题。还明确表示，如果对方觉得不方便，也可以提出他们认为方便的地方来商量。
台湾方面对此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被迫于5月13日，通过香港太古集团常务董事姚刚先生向我方传话，表示愿意派人与我方在香港商谈。
中央指示，由杨斯德、中国民航总局局长胡逸洲、总政联络部部长岳枫、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司长许光建4位同志组成领导小组，领导在香港的谈判工作，并委杨斯德以最后决定权。
杨斯德，1921年10月出生，山东滕州市人。历任华东野战军13纵队联络部部长，陆军、空军师政委，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总政联络部副部长、部长。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台港澳侨联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十三大、十四大代表。
杨斯德有着丰富的谈判经验，曾在莱芜战役和淮海战役中有力地配合了我军作战，并取得胜利。
1947年；蒋介石全面进攻解放区遭到严重挫折之后转为重点进攻。在华东战场上；蒋介石命欧震率5个军由南线沿陇海铁路向我华东首府临沂进攻；在北线命王耀武、李仙洲率3个军由胶济线向新泰莱芜方向进攻；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妄图与我决战；消灭我军。
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计划；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采取“声南击北”的方针；决定在南面阻击敌人；声言要与敌人决战；同时隐蔽地运动部队至北线莱芜地区；利用内线工作策应我军作战；消灭敌李仙洲集团。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 杨斯德以陈毅司令员代表的身份被秘密派至敌46军；任该军军长韩练成的秘书；在工作中利用这一内线关系；千方百计地策应我军作战；坚定灵活地完成了陈毅司令员交给的重要使命。
早在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初期，蒋介石就把李宗仁、白崇禧的46军由海南岛调至青岛待命。随后该军调至淄博，在李仙洲的统一指挥下向我鲁中解放区进攻。该军军长韩练成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与我党建立了联系，在国民党军队中是一位具有爱国思想的高级将领，当时为蒋介石所赏识，亦为李、白所接受，实际上是代表李宗仁、自崇禧利益的人物。该部队从进攻解放区开始就惧怕被我军消灭，极力保存实力，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一直不满，但对我了解不够，有一定戒心。杨斯德根据陈毅司令员的指示，及时向我方提供情报，作战中尽量迟滞、约束敌军的行动，干扰敌作战计划的实施，在我军包围了敌军后；促使韩练成放弃指挥，造成敌军大乱，策应我军彻底消灭敌人，取得莱芜战役大捷。
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我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举行著名的淮海战役并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在这一战役中，我军共歼敌55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使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暴露在我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为了夺取这一大决战的胜利；要求争取驻守在运河一线的国民党第3绥靖区原西北军冯治安部两个军起义。为此；华东军区领导派杨斯德以陈毅司令员代表的身份深入该部；以国民党少将高参的名义做掩护；协助爱国将领何基沣、张克侠两将军策动该部的起义工作。在我大军压境的情况下； 杨斯德在该部长期建立的工作关系和地下党员经过周密的部署；积极开展活动；克服各种困难；终于按照华野首长的意和规定的时间胜利地举行起义。
1948年11月8日，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中，国民党第3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两将军率该部1个军部3个半师共2。3万余人于徐州东北贾汪地区起义，让出了运河防守阵地，使我军得以迅速穿过该部防区，直下徐州以东包围黄伯韬兵团，切断正在西撤中的黄伯韬兵团与徐州之敌的联系，继而包围并歼灭了该兵团，顺利实现了我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企图。这次起义的成功，是我党对该部长期工作的结果，是华野领导正确运用政策和策略，在强大的军事形势配合下，依靠政治争取取得的胜利，它对赢得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胜利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曾在致该部的贺电中称这次起义“极有助于革命战争的发展”，说它是淮海战役的“第一个大胜利”。
杨斯德一行于5月14日离京，15日上午抵达香港，旋即同先期抵港的张瑞普同志（中国民航香港公司经理）一道，向港澳工委的领导同志传达中央的指示精神。同时迅速了解并掌握已得到的情况和反映，初步研究下一步的工作部署。当晚，参加会谈的中国民航另两名代表卢瑞龄、刘远落同志也赶到香港。
对于这次谈判的详细情况，杨斯德说：
鉴于台方迟迟不予答复，我们遂于15日下午，通过新华社发布消息，说明我方代表已抵港，随时准备与华航会晤，现正等待台方正式答复。
“不让第三者插手”（2）
15日下午，姚刚再次以私人身份向我方传话，台湾方面同意会谈，不再通过电报或文件正式答复，并称华航有给“国泰”的委托信。为慎重起见，我方要了委托信复印件，让姚刚转告华航可以着手商谈，并提出会谈前，双方进行一次非正式接触的建议，被台方婉拒。相反，他们提出，会谈时可否让“国泰”派1人参加旁听，作为公证人。另外，请1名香港律师到场。这两项建议均被我方以不要第三者参与之理由拒绝，只答应会谈前可由“国泰”1名先生引见一下。
在会谈时间问题上，台方一度有意放风，说我方准备不足，欲拖延至19日开始。我们按照中央部署，认为我方代表已先期抵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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