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击台海风云-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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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谈时间问题上，台方一度有意放风，说我方准备不足，欲拖延至19日开始。我们按照中央部署，认为我方代表已先期抵港，并且已做好了充分准备，拖延时间反而不利，遂断然决定17日为谈判日，迫台方接受。　
至于会谈地点，台方建议在太古大厦举行。我们认为该地点第三者背景太浓，后协商改为深水湾乡村俱乐部。谈判双方各派3名代表、1名记录。双方同意对会谈地点保密。　
5月16日，我们做了一天的准备工作：向中央发请示电；汇报会谈时间、地点的安排；台方的动态及可预见性情况；我拟采取的对策等等。并草拟了会谈交接书，请示批复。然后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定下我方的发言基调，由张瑞普同志进行试谈。　
5月17日上午9时52分，双方举行第一次会谈。“国泰”公司董事蔡仁志先生介绍了双方，双方握手致意，谦让着进入会场。会谈开始前，围绕蔡先生该不该留在会谈现场引起争议。台方认为，蔡先生是中国人，可以私人身份参加，对外可保密。我们则坚持不让第三者介入的立场，表示引到为止，会谈不要参加。蔡先生本人也表示充分理解，遂退出会场。　
会谈正式开始。台方首席代表钟赞荣（华航驻香港分公司经理）抢先发言，称已接到我方11日的电报，并读了全文。同时，再次问我方，是否如电文所说的纯业务商谈。在得到我方肯定答复后，钟表示，大的原则他们都同意。　
我方张瑞普重申了我们的态度。随后双方就人、机、货的交接地点、时间和方式进行讨论。我们提出交接在北京或广州，安全和技术保障都没有问题。台方表示广州可以，但要委托第三者。如直接交接，就在香港。我们未表示同意。台方代表陈恩锦（台华航公司总经理特别助理兼企划处处长）又提出是否先交接人员（包括王锡爵），飞机和货物再商量。我们坚持人、机、货同时交接的原则，同时明确指出王锡爵先生愿意留在大陆，我们尊重王锡爵先生本人的意愿，交接的人中不包括王锡爵先生。台方对此没有表态。这次会谈双方表明了各自的观点、立场和诚意，气氛很融洽。台方只要求与董、邱二人通一次电话，没有其他任何刁难性说词。我们建议，双方互相考虑对方的意见，下次再谈。　
此次会谈持续了1小时零15分钟，双方约定次日上午继续会谈。　
会谈结束后，我们立即向中央汇报首次会谈的情况，并请示首先力争在广州进行交接，若台方拒不接受，拟同意在香港交接。另外，我们还请示了在香港交接的步骤，并提出我们的建议。中央很快同意了我们的建议。于是，我们拟定了第二次会谈仍坚持在广州交接的方案。　
5月18日上午10时，第二次会谈开始，我方代表张瑞普首先发言，重申了我方坚持在广州直接交接的立场。台方表示在广州交接有困难。台方认为，“双方观念不同，制度不同，这里面有个立场问题，不合适；而在香港双方都有公司，每天有十几架次的飞机起落，为什么不能在香港呢？”我方回答说：“香港安全恐怕有问题，目前又是英国管辖。在广州主要是为了交接安全、顺利、迅速，并无他意。”台方代表陈勋伟（华航香港分公司副经理、台湾情治人员）态度强硬地说：“在广州交接绝不可能，用不着再向公司请示，公司已充分授权给我们，再这样下去就没法谈了。”至此，会谈陷入僵局，双方建议暂时休会。回到新华社，我们向中央汇报了会谈情况。中央指示，拟定在第三次中仍坚持力争在广州交接，若实在不行时，可伺机转入第二方案，即同意在香港交接。　
5月19日下午4时，第三次会谈在香港马会大楼9层举行。一开始，台方代表钟赞荣就提出了他们准备好的6个问题：　
（1）、贵方在电报中表示纯属业务商谈，不涉及政治，可贵方一再说这是特殊事件，不比一般商业行为，这是否超出了业务洽谈范围了？　
（2）、贵方一再强调人、机、货同时交接，可人是有感情、有思想、有尊严的，人与物怎能相提并论呢？　
（3）、贵方扣留我机员十几天，直到现在没见露面，我们要求通个电话也不答应，原因何在？既然是来者欢迎去者欢送，为什么不能尽早释放？　
（4）、贵方能将飞机从北京飞往广州，为什么不能飞往香港？香港启德机场每天有100多架次起落，可贵方却强调安全问题，请问是何原因？　
（5）、贵方比喻说家人丢了小孩。我方机员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小孩定义是什么？放飞机还有些技术问题，可放人没有技术问题，很简单嘛。　
（6）、请问国际上有哪家航空公司扣住人、机不放呢？贵方事先划定了圈圈，提议不能变动，不考虑我们的困难，这样拖下去谁负责呢？　　　
“不让第三者插手”（3）　　　
对于台方提出的这6条，我们明显地意识到，他们的目的是想先把人要回去。张瑞普同志回答说：“我们之所以说这是一个特殊事件，是指这架飞机没有按正常航线飞行。他的航线本来没有广州，但是在广州降落了，这就是特殊问题。人、机、货是一同到的，所以我们主张一起交还，这并不是把人和物相提并论。”随后，我们不与台方提出的6条纠缠，及时把会谈引入正题，催问对方是怎样考虑我方关于广州直接交接的意见的？他们继续坚持前两次的观点，并表示这是最后的态度和立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转入第二方案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张瑞普同志发言，重申了我们建议在广州交接的好处。但为了表达我们解决问题的最大诚意，我方同意在香港交接，并提出了有关香港交接的安全、程序、手续等问题。我方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会谈纪要、交接书和交接程序以及有关事宜3份草案。台方毫无准备，答应带回去研究。我们提出今后业务往来问题，他们表示“慢慢来”。　
在第三次会谈中，当张瑞普说明在广州交接的好处时，台方十分紧张，手都发抖。当我们同意在香港交接时，会谈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台方情绪明显好转，赶紧招呼给我们倒茶。会谈结束后，我们一方面及时将这一情况报告中央；一方面举行记者招待会，舆论上争取了主动。　
第四次会谈仍在马会大楼，从下午4时一直谈到7时。整个会谈比较顺利，主要是商谈会议纪要及具体交接事宜。台方表示，交接书很好，可以一字不改。至于会谈纪要，他们提出了修改意见。首先要求去掉台湾中华航空公司中的“台湾”二字，认为两个航空公司之间不必讲是哪里的。第二，把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改为由泰国曼谷飞往香港途中，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第三，在这句话的后面再加上一句，“中华航空公司要求中国航空公司，应基于人道立场，并按民航惯例，尽速交回飞机、3名机组人员及货物。”第四，将“友好协商”改为“业务性商谈”。　
经过协商，我们基本上接受了台方的一、二、四条建议。但第三条我们不同意增写，台方也没有坚持。最后台方又拿出关于保留向中国民航要回王锡爵权力的信函，并解释说：“你们可以不接受，也可以不听，也可以当作没这回事。我们这样做，回去好交待，请贵方理解。”台方单方面签了字，我们未加理睬。会谈纪要签字后，双方鼓掌通过。　
随后，台方对我们周到地照顾机组人员表示感谢，并要将机组人员的食宿和其他方面的费用结清还我。我们说，都是同胞兄弟，一家人，这点钱就不用还了。　
5月23日上午10时48分，华航货机从广州飞抵香港启德机场，我方和台方代表各4人先后登机，在机上办理了交接，我们将董光兴和邱明志两人的体检表、飞机检修记录以及货物清单，递交给对方，然后双方代表在交接书上签字。交接完毕后，张瑞普祝董、邱二人与家人尽早团聚，并赠送他们礼品。他们表示心意领了，但礼物不能接受。双方代表都对谈判的顺利感到满意，双方高兴地在机上握手告别。自此，历是20天的华航货机事件，圆满地画上了句号。　　　　　
后记　　　
后记　　　
文/李立　
这是我的第一本书。　
说起来，这本书是在朋友们的鼓励下尝试着写的，几经曲折，总算是完成了。按说该喘口气，放松一下。可我怎么也轻松不起来，心里忐忑不安，就像得了产后忧郁症。究其原因，恐怕是自己底气不足，丑媳妇怕见公婆面，生怕我的处女作对不起读者。　
几年前，我在《两岸关系》杂志上陆续发表人物专访文章，主要是一些部长级领导回忆历史上两岸发生的重大事件，得到了台办系统同仁的肯定和广大读者的认可。囿于杂志的篇幅，好多内容难以展开。于是，一些朋友建议我写书，将所采访的内容都写出来，作为历史保存下来。有人对我开玩笑说，“你这是在抢救历史，功德无量。”虽是戏语，可也有几分真实。因为我采访的这些部级领导，大都在80岁以上，趁他们健在，记录下他们亲历的涉台大事，对后人研究台湾问题，无疑有所裨益。　
我以纪实的手法来写这本书，尽量做到史料性和可读性相结合，以我那有限的文采再现真实的历史，让读者在愉悦中了解历史上的两岸风云。　
对支持我的人们，我一直心存感激。我常常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感谢国台办的领导和同事，尤其是宣传局的领导和同事对我的关心和支持。我特别要感谢国台办主任助理张铭清同志，他平易近人，学识渊博，十分关心年轻同志的成长，他拨冗撰写的序言，文字练达、微言大义，为本书增色不少。我要感谢程思远、杨斯德、罗青长、贾亦斌、何振梁、童小鹏、石一宸、刘小萍、熊向晖、赵炜、何振梁、耿文卿等老领导的支持，他们积极接受我的采访，还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和图片。我要感谢华艺出版社的鲍立衔社长和刘泰副社长，他们为本书的顺利出版，给予了指导和帮助。我还要感谢杂志社的领导和同事对我的大力支持。本书写作过程中参考了研究台湾问题的专家学者的成果和“华夏经纬网”、《台湾研究》、《中国结》、《中美棋局中的台湾问题》、《蒋介石与台湾》、《炮击金门》、《党史博览》杂志等书刊媒体的有关资料，无法一一列举，在此一并致谢。　
在本书付梓之际，我想起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句古话，如果本书能为读者带来知识性、趣味性和观赏性，能够引起读者关心台湾问题，关注祖国统一，那我就感到莫大的幸福了。　
李立　
2004年11月10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