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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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假借所谓“国际分工”的名义，反对兄弟国家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反对兄弟国家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经济，要把兄弟国家变成他们的经济附庸。他们力图强迫经济比较落后的兄弟国家放弃工业化，变成供应他们原料的基地和推销他们剩余产品的市场。
苏共领导推行他们的大国沙文主义政策，不择手段，动辄对兄弟国家施加政治的、经济的以至军事的压力。
苏共领导公开地号召推翻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的领导，悍然地断绝了同阿尔巴尼亚的一切经济关系和外交关系，专横地剥夺了阿尔巴尼亚在华沙条约组织和经济互助委员会中作为成员国的正当权利。
苏共领导违反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片面地决定撤走在中国帮助工作的一千三百九十名苏联专家，撕毁了三百四十三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二百五十七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在贸易方面对中国实行限制和歧视的政策。他们挑起中苏边境事件，对中国新疆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颠复活动。赫鲁晓夫甚至不止一次地对中共中央领导同志表示，中国共产党内的反党分子是他的“好朋友”。他赞扬中国的反党分子攻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说什么这是“有足够的勇气”的行动。
所有这些恶化国家关系的严重步骤，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是极其罕见的。然而，苏共领导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于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采取了这种骇人听闻的极端手段。苏共领导居然还口口声声宣称自己“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试问：你们的这些行为，难道有一丝一毫国际主义的气味吗？
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分裂主义，同样突出地表现在对待兄弟党的关系方面。
苏共领导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假借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力图按照他们的意志改变其他兄弟党的领导。直到最近，他们仍然坚持把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作为恢复团结的条件，作为“每个共产党必须遵守”的“原则”。
苏共领导违反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关系准则，无视兄弟党的独立和平等的地位，硬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确立封建家长制的统治，把兄弟党关系变成“父子党”关系。赫鲁晓夫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兄弟党比做“不懂事的小孩子”，把自己封作“母亲”。他沉醉于这种封建主义的自大狂，简直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
苏共领导根本不把兄弟党协商一致的原则放在眼里，从来就习惯于独断专行，发号施令。他们任意撕毁兄弟党的共同协议，擅自对兄弟党共同有关的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强迫兄弟党接受既成事实。
苏共领导破坏兄弟党通过内部协商解决分歧的原则，首先利用自己的党代表大会，接着又利用兄弟党的代表大会，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发动大规模的公开攻击。
苏共领导把兄弟党当作他们的外交棋盘上的小卒。赫鲁晓夫反复无常，朝三暮四，今天这样说，明天又那样说，但硬要兄弟党跟着他的调子转来转去，不知所从，不知所向。
苏共领导在许多共产党内部煽风点火，支持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追随者，或者攻击党的领导，或者篡夺领导地位，打击以至非法开除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这些兄弟党内制造分裂。正是由于苏共领导的这种分裂主义政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出现了组织上的分裂。
苏共领导还把兄弟党的联合刊物《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变成为推行修正主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工具，违反杂志创刊会议的协议，肆意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
苏共领导还把修正主义路线强加给国际民主组织，力图改变国际民主组织的正确路线，在这些组织中制造分裂。
苏共领导完全颠倒了敌我关系。他们把本来应当对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矛头，指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
苏共领导一心一意追求“苏美合作主宰世界”，把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当作最可靠的朋友，而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当作敌人。他们勾结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叛徒铁托集团以及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合伙反对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兄弟党、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
当苏共领导自以为从艾森豪威尔、肯尼迪那里或者其他什么地方抓到一根似乎是救命草的时候，自以为处境顺利的时候，他们就得意忘形，大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妄想拿兄弟党、兄弟国家当作他们同美帝国主义做政治买卖的牺牲品。
当苏共领导的错误政策碰壁的时候，当他们处境困难的时候，他们又恼羞成怒，大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拿别人当作自己的替罪羊。
从以上一系列的事实，可以看到，苏共领导违反苏联人民的利益，违反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违反世界革命人民的利益，走上了彻底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道路。
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苏共领导用自己的修正主义来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对抗，用自己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来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对抗，用自己的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来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相对抗。这样，苏共领导就同历史上一切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一样，使自己成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制造者，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制造者，也成为许多兄弟党内部的分裂制造者。
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比之历史上和当代的一切机会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具有更大的危害性。人们知道，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出现在列宁缔造的、世界上最有威望的苏联共产党，出现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伟大的苏联。多少年来，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都怀着崇敬的心情注视着苏联共产党，都把苏联看成是世界革命的基地和斗争的榜样。苏共领导正是利用这种情况，利用列宁的党的威望，利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威望，掩盖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本质，欺骗那些不明真相的人们。同时，他们又惯于使用两面手法，实际上干的是分裂、分裂，口头上却叫喊“团结”、“团结”。这种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时期内，起着迷惑人们的作用。有不少人，就是由于对苏共的传统信任，由于不明事情的真相，没有能够及时识破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
正因为苏共领导掌握着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政权，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所造成的巨大损害，是历史上任何机会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所无法比拟的。
可以说，苏共领导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宗派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
人们已经看到，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大大地助长了修正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更加泛滥，给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帮了大忙。
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起来的产物，也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和“和平演变”政策的产物。反过来，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又为国内泛滥起来的资本主义势力服务，也为帝国主义服务，起着麻痹世界人民革命意志、阻挠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作用。
事实上，苏共领导已经博得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热烈赞扬和喝采。
美帝国主义特别夸奖赫鲁晓夫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制造分裂。他们说，“看来很清楚，赫鲁晓夫要同西方求得和缓的愿望是很真诚的，以致他愿意冒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分裂的危险来实现这一点。”他们说，“赫鲁晓夫已经无可挽回地摧毁了斯大林时代的统一集团。这也许是赫鲁晓夫作出的最大贡献——不是对共产主义的最大贡献，而是对西方世界的最大贡献。”“我们应当感谢他错误地处理他同中国人的关系。……我们也应当感谢他突然提出许多非常唐突的倡议，而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混乱。”
他们认定，赫鲁晓夫是“西方可以期望与之打交道的最好的苏联总理，西方目前一定要设法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削弱他的地位的任何行动”。“美国政府现在相信，在赫鲁晓夫同赤色中国的争端中，美国应当给赫鲁晓夫以最大限度的支持”。
在给苏共领导捧场的啦啦队中，还有在政治上早已破产了的托洛茨基分子。在对待斯大林、对待美帝国主义、对待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这些基本问题上，托洛茨基分子是积极支持苏共领导的。他们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尤其是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造成的形势，极有利于在各个工人国家内恢复我们的运动。”“我们对此已准备了二十五年以上，现在我们必须参与进去，大力地行动起来。”他们宣布，“对于赫鲁晓夫派实行非斯大林化、反对更保守的流派的斗争，我们要给予批判性的支持”。
看！所有革命的敌人都在热心地替苏共领导撑腰。这是因为，在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上，在对待世界革命的问题上，他们同苏共领导人找到了共同语言。这是因为，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适应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的需要。
正如列宁所说，资产阶级懂得，“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二百零三页。）现在，帝国主义老爷们正是怀着满意的心情，让苏共领导来为他们破坏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鸣锣开道。
苏共领导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分裂危险，但是他们却企图嫁祸于人，诽谤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是什么“分裂主义”、“宗派主义”，捏造了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
在这里，我们认为有必要把苏共领导对我们的一些主要的诽谤，逐一加以驳斥。驳所谓“反苏”

苏共领导把一切抵抗和批评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人，都叫做“反苏”。这是一个很吓人的罪名。反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反对伟大列宁缔造的党，这还了得！
但是，我们劝苏共领导不要装腔作势，“反苏”的罪名无论如何也加不到我们身上。
我们还劝苏共领导不要自我陶醉，“反苏”的罪名无论如何也封不住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嘴。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同世界上所有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对伟大的苏联人民、苏维埃国家和苏联共产党，一直怀着衷心的尊敬和真诚的爱戴。这是因为苏联人民，在列宁的党的领导下，点燃了十月革命的胜利火炬，开创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并且在以后的年代中走在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的最前列。这是因为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内对外政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了最伟大的贡献，对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了国际主义的支援。
斯大林在他逝世前不久曾经说过，“兄弟党的代表对我们党的勇敢和成就表示敬佩，给予我们党以世界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突击队’的称号。他们以此表示，希望这支‘突击队’的成就能改善在资本主义压迫下受折磨的各国人民的处境。我认为，我们党没有辜负这种希望”。（斯大林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斯大林说列宁缔造的苏联共产党没有辜负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希望，说得很正确。这个党赢得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全世界兄弟党的敬佩和支持，是当之无愧的。
但是，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大反斯大林，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能不能说他们没有辜负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希望呢？这就不能这样说了。
中共中央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曾经指出，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有着共同的要求。这些共同的要求是：
第一，“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的对内对外政策”；
第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第三，“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国防”；
第四，“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实行社会主义各国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相互支持”；
第五，“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第六，“反对各国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
第七，“援助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中共中央还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实现这些要求，是“对本国人民应尽的义务，也是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应尽的义务”。
但是，苏共领导恰恰背弃了这些要求，辜负了兄弟党的希望，实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这不但违反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而且也违反苏联共产党、苏维埃国家和苏联人民的利益。
真正反苏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
苏共领导全盘否定斯大林，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描绘得那么黑暗，那么可怕，这不是反苏又是什么呢？
苏共领导宣布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改变苏共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为资本主义势力在苏联泛滥大开方便之门，这不是反苏又是什么呢？
苏共领导追求美苏合作，对美帝国主义那样百般奉承，那样卑躬屈膝，给伟大的苏联丢脸，这不是反苏又是什么呢？
苏共领导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用对待附属国的态度对待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败坏了苏维埃国家的声誉，这不是反苏又是什么呢？
苏共领导反对和阻挠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成为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玷污了列宁党的光荣的国际主义传统，这不是反苏又是什么呢？
总之，正是苏共领导的所作所为，使伟大的苏联和苏共蒙受了奇耻大辱，使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遭受了严重的损害。这是货真价实、不折不扣的反苏。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了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自然不能不对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进行严正的批评。我们反对的仅仅是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错误。我们这样做，正是为了维护列宁缔造的苏联共产党，正是为了维护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怎么谈得上是什么“反苏”呢？
维护苏联和反对苏联的分水岭，在于是否真正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在于是否真正维护苏共、苏联和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严肃批评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正是维护苏联；反之，苏共领导实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才是真正的反对苏联；追随和屈从这种错误路线，并不是真正维护苏联，而只能是帮助苏共领导损害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这里，我们不妨温习一下列宁在二十世纪初期对待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态度。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第二国际最强大最有影响的党。但是，当列宁一旦发现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机会主义的时候，他就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指出，不应当“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最不体面的东西作为仿效的榜样”。他还说，“如果我们还想忠于马克思的精神和帮助俄国社会主义者担负起现代工人运动的任务，我们就应当毫无顾虑地和坦率地批评德国领袖们的错误。”（列宁：《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沃伊诺夫（安·瓦·卢那察尔斯基）论党同工会的关系一书的序言》，《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六十九、一百五十页。）
遵照列宁的精神，我们正告苏共领导，如果你们不纠正自己的修正主义的错误，那末，为了苏联共产党、苏维埃国家和苏联人民的利益，为了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和团结，我们将继续“毫无顾虑地和坦率地”批评你们。驳所谓“争夺领导权”

苏共领导把我们批评和反对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说成是要“争夺领导权”。
首先，我们要问一问苏共领导，你们说我们要“争夺领导权”，究竟是向谁争夺呢？领导权究竟在谁手里呢？难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着一种凌驾所有兄弟党之上的领导权，而这个领导权就在你们手里吗？
看来，苏共领导确实是把自己当作凌驾全世界兄弟党之上的当然领导者。按照苏共领导的逻辑，他们的纲领、决议、声明，都是金科玉律。赫鲁晓夫说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不管怎样错误百出，荒谬绝伦，都是圣旨。所有兄弟党只能俯首听命，恪守不渝，而绝对不准许批评和反对。这是十足的霸道，十足的封建君主专制的思想。
但是，我们必须告诉苏共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是封建集团。所有兄弟党，不论大党小党，新党老党，掌握政权的党或者没有掌握政权的党，都是独立自主、一律平等的。没有任何一次兄弟党国际会议，也没有任何一个各国兄弟党一致通过的协议，规定兄弟党之间有上级党和下级党、领导党和被领导党、老子党和儿子党的区别，规定苏共领导是兄弟党的太上皇。
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上来看，由于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个或者那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曾经走在运动的前列。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英国的工联运动和法国的工人政治斗争，曾先后处于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前列。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恩格斯说过：“现在德国工人是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恩格斯还说，对于德国工人来说，“事变究竟容许他们把这种光荣地位占据多久，这是不能预先断言的”。“但是，首先必须维护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不容许产生任何爱国沙文主义，并且欢迎无产阶级运动中任何民族的新进展”。（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一书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六百二十八、六百二十九页。）
二十世纪初，俄国工人处于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前列，实现了历史上第一次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
列宁在一九一九年说过：“革命无产阶级国际中的领导权暂时（自然是在一个短时期内）转到俄国人手中去了，正像它在十九世纪各个不同的时期中曾先后掌握在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的手中一样。”（列宁：《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二百七十七页。）
恩格斯所说的“前列”，列宁所说的“领导权”，决不意味着走在国际工人运动前列的这个党可以对其他兄弟党发号施令，决不意味着其他兄弟党必须服从于这个党。当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运动前列的时候，恩格斯说过：“它没有权利代表欧洲无产阶级讲话，特别是没有权利讲错误的话”。（《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三百二十二页。）当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处于运动前列的时候，列宁说过：“必须预计到其他国家发展的一切阶段，决不要从莫斯科发号施令”。（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党纲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一百四十九页。）
就是恩格斯和列宁所说的这种前列的地位，也不是长期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而转移的。这种转移，不是由任何人和任何政党的主观愿望来决定，而是由历史形成的各种条件来决定的。如果条件变化了，另外的党就可能走在运动的前列。如果一个处于前列地位的党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尽管它是最大的、最有影响的，那就必然丧失前列的地位。过去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这样。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对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实行集中领导的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于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和成长，起了历史性的伟大作用。但是，当各国共产党成长起来以后，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以后，共产国际的集中领导，就成为不必要也不可能了。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指出，“既然各个国家的内部情况和国际形势已经变得更其复杂，那末，要由某个国际中心来解决每个个别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各种问题，是会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的。”历史表明，这个决定是符合实际的、正确的。
目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根本不存在谁有权领导谁的问题。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应当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