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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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根本不存在谁有权领导谁的问题。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应当是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同时又相互联合的关系。对于共同有关的问题，兄弟党应当通过协商途径达到一致的观点，协调在争取共同目标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兄弟党相互关系的这些准则，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中都有明确的规定。
苏共领导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自居，把其他所有兄弟党都当作是被领导者，这是完全违反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的。
当然，由于历史形成的各种条件，每个兄弟党所处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已经取得革命胜利的党就不同于还没有取得革命胜利的党，先取得革命胜利的党就不同于后取得革命胜利的党。但是，这种区别，仅仅是赋予已经胜利、特别是先取得胜利的党支援其他兄弟党的更大的国际主义义务，而绝不是赋予它支配其他兄弟党的权力。
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和斯大林缔造的党，也是第一个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党。按理，苏联共产党应当继承列宁和斯大林的革命传统，肩负起支援其他兄弟党、兄弟国家的更大的义务，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列。
正是考虑到历史形成的这些条件，中国共产党衷心地希望苏联共产党肩负起这种光荣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一九五七年兄弟党莫斯科会议上，曾经强调指出，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因为当时苏共领导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是他们毕竟最后接受了各国兄弟党共同制定的莫斯科宣言。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的意见，也写入这个宣言中了。
我们认为，这种为首的地位，同兄弟党一律平等的原则并不矛盾。这并不意味着苏共有权支配其他兄弟党，而仅仅意味着苏共负有更大的责任和义务。
但是，苏共领导对于这个“为首”的地位，并不满意。赫鲁晓夫本人曾经多次对这一点大发牢骚。他说：“‘为首’在物质上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既不能给我们牛奶和黄油，又不能给我们土豆、蔬菜和住宅。那末，它在道义上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东西呢？给不了什么！”他还说，“我们要这个‘为首’有什么用呢？让这个‘为首’见鬼去吧！”
苏共领导嘴里说不要“为首”的地位，但是实际上要求凌驾一切兄弟党之上的特权。他们不是要求自己在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方面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列，而是要求所有兄弟党服从他们的指挥棒，跟着他们走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
苏共领导走上了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以后，他们当然也就丧失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为首”的地位。对于目前的苏共领导，如果还说“为首”的话，那就是为修正主义之首，那就是为分裂主义之首了。
今天，在各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问题，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的问题，不是究竟谁领导谁的问题，而是究竟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还是屈服于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问题。苏共领导诬蔑我们“争夺领导权”，实际上是他们坚持要我们和所有其他兄弟党服从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领导。驳所谓“抗拒多数的意志”、“破坏国际纪律”

一九六○年以来，苏共领导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最惯用的一个论据，就是所谓“抗拒多数的意志”、“破坏国际纪律”。在这里，不妨回顾一下我们同苏共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
一九六○年六月，苏共领导在布加勒斯特会谈中，用突然袭击的手法，散发了一个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通知书，并且纠合多数企图压服中国共产党。他们的这个企图没有得逞。但是，在这次会谈以后，苏共领导就提出在兄弟党的关系中少数必须服从多数的论点，他们强调有几十个党的代表都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观点，要中国共产党“尊重”布加勒斯特会谈中“一致表示的意见和意志”。
中共中央在一九六○年九月十日对苏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中，驳斥了这个错误的论点。中共中央指出，“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问题，究竟谁对谁错，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根据多数或少数来判断的。真理终究是真理。一时的多数，终究不能把错误变成真理；一时的少数，也终究不会使真理变成错误。”
但是，苏共中央在一九六○年十一月五日的信件中又重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少数服从多数的谬论，并且引用列宁在《杜马七人团》一文中的一段话，指责中国共产党“不尊重大多数兄弟党的意见，实际上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团结”。
出席一九六○年兄弟党莫斯科会议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会议上进一步驳斥了苏共领导的这种谬论。中共代表团指出：在目前的具体条件下，即不存在也不应当存在共产国际式的集中领导的条件下，在兄弟党关系中引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是完全不正确的。在一个党内应当遵守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但在各个兄弟党之间则不能实行这个原则。各个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是各自保持独立而又互相联合的关系，在这里既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关系，更没有下级服从上级的关系。对于兄弟党共同有关的问题，只能根据协商的原则，经过讨论，达成一致的协议。
中共代表团指出，苏共中央的信件中提出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显然根本否定了协商一致的原则。中共代表团问道：“苏共中央究竟是根据什么一种超党的党章提出这样一种组织原则来的呢？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曾经通过这样一种超党的党章呢？”
中共代表团接着揭露了苏共中央的信件在引用列宁《杜马七人团》一文中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问题的一段话的时候，竟然故意删去了原文中“俄国”一词，企图把一个党内部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搬用到兄弟党关系方面。
中共代表团进一步指出，“即使在一个党的内部，虽然在组织上必须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也不能说，在思想认识问题上的正确和错误，在任何时候都能根据多数和少数来加以判断。正是在列宁的这篇《杜马七人团》的文章里，列宁严厉地抨击了当时杜马党团中的七个取消主义者利用一票的多数压制少数马克思主义者的卑劣行为。列宁指出，七个取消主义者虽然占多数，但是他们并不能代表俄国按照马克思主义精神组织起来的先进的觉悟的工人大多数的统一意志、统一决议、统一策略，因而他们一切有关统一的叫喊都不过是十足虚伪的。列宁说，‘七个无党性分子要吃掉六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还要把这叫做统一。’列宁还说，恰恰是杜马党团中的六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行为‘是符合无产阶级大多数人的意志的’，只有那七个代表‘放弃压制政策’，才能保持团结一致。”
中共代表团还说，列宁的话表明，“甚至在一个党的一个小组里面，多数也不永远都是正确的，相反，有时多数也必须‘放弃压制政策’，才能保持团结一致。何况是在兄弟党之间？苏共中央的同志这样连文义都没有弄清楚，就急急忙忙地引用列宁的话，并且特意删去了一个重要的字，可是仍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们详细地引用中共代表团一九六○年在兄弟党莫斯科会议上的几段发言，为的是说明，苏共领导攻击我们“抗拒多数的意志”的谬论，早就被我们驳得体无完肤了。正是由于中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坚持反对苏共领导这种谬论，关于兄弟党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被写入一九六○年声明中。
苏共领导直到现在仍然喋喋不休地叫嚷“少数服从多数”，这只能表明他们要否定各国兄弟党的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地位，取消兄弟党之间协商一致的原则。他们企图在“多数”的幌子下，挟持一些兄弟党顺从他们的意志，并且利用这种虚假的声势来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苏共领导这样做，本身就是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是违反宣言和声明的。
今天，在各国共产党之间，如果要说国际纪律，那不是别的，只能是遵守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准则。我们已经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明，不是别人，正是苏共领导，破坏了这种必须遵守的准则。
如果苏共领导一定要分什么“多数”、“少数”，那么，我们愿意坦率地告诉苏共领导，我们并不承认你们是多数。你们所依恃的“多数”是虚假的。真正的多数并不在你们那一边。难道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的党员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是少数吗？你们和你们的追随者严重地脱离群众，难道能够把不赞成你们的错误路线的广大党员和广大人民算在你们的所谓“多数”之中吗？
根本的问题在于，谁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谁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谁反映他们的革命意志。
列宁在一九一六年谈到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情况的时候说道：“虽然只是李卜克内西和吕勒两个人对一百零八个人，但是这两个人却代表千百万人，代表被剥削的群众、大多数的人民，代表人类的未来以及日益发展和成熟的革命。而那一百零八个人只是代表在无产阶级队伍中一小撮善于拍马的资产阶级走狗罢了。”（列宁：《给波利斯·苏瓦林的一封公开信》，《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百零二页）
今天，占全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包括那些暂时还没有觉悟但终究会觉悟起来的人们，都是要革命的。真正居于多数的，是代表他们根本利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背叛他们根本利益的一小撮修正主义者。驳所谓“支持兄弟党的反党集团”

苏共领导在苏共中央公开信中诽谤我们说，“中共领导策划和支持美国、巴西、意大利、比利时、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共产党的各种变节者的反党集团去进行反党活动。”
事实的真相是怎样的呢？
事实是，近年来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发生了分裂现象，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苏共领导强制推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的结果。
一些共产党的领导，由于接受了苏共领导强加给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或者由于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受到苏共领导的鼓励，把本国革命运动引入歧途，使本国革命事业遭到损失。他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条路线斗争中，追随苏共领导之后，摇旗呐喊，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起着消极的作用。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他们自己党内的广泛不满，不能不引起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抵制和反对。
这些苏共领导的追随者，在他们自己党内，也依样画葫芦，实行分裂主义的政策。他们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对于党内的路线分歧，对于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不允许进行正常的讨论，而且采取非法手段，排斥、打击以至开除坚持原则的共产党人。这就不可避免地使这些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带有特别尖锐的形式。
从根本上说，这些共产党党内斗争的性质，是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选择修正主义路线之间的斗争，是要把共产党建设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无产阶级革命党同把共产党变为资产阶级仆从、社会民主党变种之间的斗争。
苏共领导在苏共中央公开信中，歪曲了美国、巴西、意大利、比利时、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共产党的党内斗争真相。他们使用了最恶毒的语言，咒骂那些受到这些国家的党的修正主义集团排斥和打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苏共领导这样颠倒黑白，难道能够掩饰和改变这些共产党党内斗争的真相吗？不能，不能，绝对不能。
就拿比利时共产党的党内斗争来说吧。
比利时共产党的内部分歧，由来已久。随着这个党原来的领导集团越来越深地陷入修正主义的泥坑，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党内的斗争越来越激烈。
比利时共产党的修正主义集团，在匈牙利反革命叛乱事件期间，竟然发表声明，谴责苏联帮助匈牙利劳动人民平息叛乱。
这个修正主义集团，反对刚果人民武装反抗比利时殖民主义者的血腥镇压，赞成美帝国主义利用联合国干涉和镇压刚果民族独立运动。他们还不知羞耻地夸耀自己率先向联合国发出呼吁，“要求迅速地、全部地执行联合国的决议”。
这个修正主义集团，赞扬铁托集团的修正主义纲领“包含有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
这个修正主义集团，肆意诋毁一九六○年声明，说这个声明的内容是混乱的，“每二十行字，就有一句违反这个声明总路线的句子”。
这个修正主义集团，还在一九六○年底和一九六一年初比利时工人大罢工期间，指责工人反抗军警镇压是什么“轻率的、不负责任的行动”，瓦解工人的斗争意志。
对于这个修正主义集团一连串的背叛比利时工人阶级利益、背叛国际无产阶级利益的行为，以格里巴同志为首的比利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理所当然地要进行严肃的斗争。他们揭露和批判了党内修正主义集团的错误，坚决地抵制和反对它的修正主义路线。
由此可见，比利时共产党内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这两条路线的斗争。
比共修正主义集团是怎样对待党内斗争的呢？他们实行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政策，采取非法手段打击和排斥那些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立场的共产党人。在比利时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他们拒绝听取格里巴等同志的意见，并且不顾广大党员群众的反对，就非法地宣布，从党内开除格里巴等同志。
在这种情况下，以格里巴同志为首的比利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持革命路线，坚决反对比共原来的领导集团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为重建比利时共产党而斗争，这难道不是完全正确的、无可非议的吗？
苏共领导公然支持和鼓励比共修正主义集团，打击和排斥比利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只能暴露他们自己正是兄弟党内分裂的制造者。
至于说到印度共产党，那里发生的事情，具有更加严重的性质。
我们在《人民日报》编辑部一九六三年三月九日发表的《修正主义者的一面镜子》的文章里，根据大量事实，指出以丹吉为首的叛徒集团，已经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叛印度无产阶级和印度人民的革命事业，走上了民族沙文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的道路。他们篡夺了印度共产党的领导权，正在按照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意志，把印度共产党改造成为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利益的尼赫鲁政府的仆从。
从那时以来，印度共产党的情况又有了什么变化呢？
全世界都看到，丹吉集团继续走着叛徒的道路。他们继续鼓吹阶级合作，鼓吹通过尼赫鲁政府“实现”印度的“社会主义”。他们积极支持尼赫鲁政府的庞大的扩军备战预算和搜刮民脂民膏的措施。他们破坏一九六三年八月在孟买发生的有一百万人参加的反对尼赫鲁政府横征暴敛政策的大罢工。他们阻挠在加尔各答举行的有十万人参加的要求释放被捕共产党员的群众大会。他们继续进行猖狂的反华活动，支持尼赫鲁政府的扩张主义政策。他们追随尼赫鲁政府投靠美帝国主义的政策。
随着叛徒面目的暴露，丹吉之流越来越遭到印度共产党的广大党员群众的反对和抵制。越来越多的印度共产党人清楚地看到，丹吉之流是印度共产党和印度民族的祸害。他们正在为重振印度共产党的光荣的战斗的革命传统而斗争。他们是印度无产阶级和印度人民的真正代表和希望。
苏共领导大肆喧嚷中国共产党支持“变节者”和“叛徒”，但是，支持像丹吉之流这样货真价实的变节者和叛徒的，不是别人，正是苏共领导。
苏共领导把许多国家内敢于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作斗争的共产党人一律咒骂为什么“变节者”、“叛徒”、“反党分子”。但是，这些共产党人究竟做了什么事呢？他们无非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要有一个革命党和一条革命路线。难道苏共领导真的以为，咒骂就可以把这些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吓倒，就可以使他们放弃坚持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的斗争，不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吗？这种如意算盘，是绝对办不到的。
古往今来，真正的革命家，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是大无畏的，是不怕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咒骂的。因为他们知道，代表未来的，不是那些看起来好像很可怕的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这样的庞然大物，而是自己这样的小人物。一切大人物都是小人物变成的。起初看起来好像很渺小的人们，只要他们手里有真理，得到群众的拥护，他们最终总会胜利的。列宁和第三国际就是这样。而因为丧失真理，失掉群众的拥护，有名的大人物和大团体，势必会衰亡，会变小变臭。伯恩施坦、考茨基和第二国际就是这样。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向它的反对方面转化的。
共产党人是干革命的，如果不革命，那就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是修正主义者，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坚持革命立场，反对修正主义，是天经地义。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坚决支持革命者，支持反对修正主义的共产党人，同样是理所当然的。
中国共产党从来不隐蔽自己的立场。我们支持世界上所有的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同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我们同修正主义者还有来往，为什么偏偏不能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往呢？苏共领导把我们支持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成是搞分裂主义，但是，在我们看来，这恰恰是我们应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
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畏强暴，不怕困难，坚持真理，敢于斗争，表现了共产主义战士的伟大革命气概。以格里巴等同志为代表的比利时共产党人，以阿马佐纳斯、格腊布伊斯等同志为代表的巴西共产党人，以希尔等同志为代表的澳大利亚共产党人，以库马拉西里、桑穆加塔桑等同志为代表的锡兰共产党人，以及印度、意大利、法国、美国等许多国家共产党党内和党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是这样的英勇的战士。他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坚持建设一个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性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革命党，坚持符合本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革命路线，对于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理应博得一切为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而斗争的人们的尊敬、同情和支持。
总之，在全世界，不论什么国家，不论什么地方，哪里有压迫，那里必定有反抗；哪里有修正主义者，那里必定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他们对抗；哪里用开除党籍等等分裂主义的方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里势必产生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产生强大的革命政党。出乎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意料之外的变化正在发生。他们正在造成自己的对立面，而最终势必会被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对立面所埋葬。这是一条必然的客观规律。目前的公开论战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大论战，归根到底，就是要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要修正主义的论战，就是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还是要大国沙文主义的论战，就是要团结还是要分裂的论战。这种涉及根本原则问题的争论，早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就已经开始，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在兄弟党的内部会谈中进行，在两年多以前采取了公开的形式。
大家知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论战，是苏共领导首先挑起来的，并且是苏共领导要坚持进行的。
在一九六一年十月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苏共领导发动了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公开攻击。当时，出席苏共这次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同志在致词中反对苏共领导的这种做法，指出这绝不是郑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但是，苏共领导是怎样回答我们的呢？他们说，他们发动公开论战“作得完全正确”，是“唯一正确的、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
后来，一九六二年一月间，越南劳动党建议“各党应当停止在广播电台和报刊上互相攻击”。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及其他兄弟党的支持。但是，苏共领导实际上拒绝了对停止公开论战承担肯定的义务。苏共领导不但一直没有停止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公开攻击，而且在一九六二年底到一九六三年初接连举行的欧洲五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策动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攻击，发动了一场规模更大的公开论战。这就迫使我们不能不对攻击者作公开的答辩。
一九六三年三月间，尽管对于兄弟党的攻击我们还没有答复完，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宣布从三月九日起暂时停止在报刊上作公开的答辩，但保留公开答辩的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