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没落(第一卷)-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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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当中，乃是一个例外。
说到这里，我认为，最新时代的所有哲学家都是应当受到严厉批判的。他们所缺少的正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依托。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采取过一项行动或提出过一个有力的观点，去有效地介入重大的政治问题、近代技术的发展、传播事业、经济问题，或其他重大的现实问题。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重视数学、物理学、政治科学，甚至连康德那种程度的重视，都告阙如。让我们看一看其他时代的情形吧。孔子曾数度为官大司寇。毕达哥拉斯是一次重要的政治运动——与克伦威尔（Cromwell）运动类似——的组织者，这一运动的重要性，甚至到现在也未受到古典研究者的足够重视。歌德除了是一个模范的行政官吏外——美中不足的是，他没有得到一个大国作为他的活动舞台——他对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这两条运河的日期他准确地预见过）以及它们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感兴趣，并且他一再研究过美洲的经济生活及其对旧世界的作用，研究过机器工业时代的降临问题。霍布斯是为英国赢得南美洲的伟大计划的倡议者之一，虽则计划的执行未能走得很远，只是占领了牙买加，可他应算是不列颠殖民帝国的奠基者之一。莱布尼茨无疑是西方哲学中最伟大的才智之士，是微积分学和解析学（analysis　situs）的创始人，也曾谋划或参与了许多重要的政治策划，其中之一便是通过诱使路易十四转移注意力，误把埃及的重要性视作是法国的世界政策的一个因素，从而缓解了德国的危机。他为此事给德皇所写的备忘录（1672年）中的观点远远走在了其所在时代的前列，所以人们认为拿破仑的东征就是根据这些观点的。甚至在这么早的时候，莱布尼茨就阐发了拿破仑在瓦格拉姆（Wagram）战役后日益清晰地认识到的原则，那就是：在莱因河流域和比利时的收获不能永远地改善法国的地位，而苏伊士地峡总有一天会成为世界争霸之关键。毫无疑问，国王在这些深刻的政治与战略观念方面，远远比不上这位哲学家。
看过这类人之后，再去看看当今的“哲学家”，会使人感到沮丧和羞愧。他们的人格多么的贫乏，他们的政治与实践的眼界多么的平庸！为什么每每想到要他们去证明自己在政府、外交、大规模的组织工作，或任何重大的有关殖民事务、商业事务和运输事务的方向方面具有的杰出才智时，就只会引发我们的同情？这种不足并不意味着他们有什么内在的灵性，只能说明他们缺乏分量。环顾周遭，我实在找不出有哪位现代“哲学家”是因为对当代的某个重大问题发表过哪怕一个深刻的或具有远见的言论而享有盛名的。我所看到的不过是千篇一律的地方性意见。每逢我拿起一本现代思想家的著作时，总要自问：他对于世界政治、世界都市问题、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技术与文明进程的关系、俄罗斯、科学等等现实，到底有没有什么想法？如果歌德在世，必定会了解这些问题，并会沉迷于其中，但是现今活着的哲学家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这些问题。这种现实感和哲学内容当然不是一回事，但是，重复一遍，它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征候，可以表现出哲学的内在需要、哲学的丰饶性和哲学的象征的重要性。
我们对于这种负面结果的严重性不应抱有任何幻想。显而易见，我们已经看不见有效用的哲学的终极意义。我们把哲学和宣教、和煽动、和小说写作、和讲坛上的胡言乱语混为一谈。我们已经从鸟瞰式的高瞻远瞩下降到井蛙之见。以至于如今，是否可能会有一种真正的今天和明天的哲学出现，都成了问题。如果不可能，那么，与其在一种所谓的“哲学新思潮”的掩饰下去重新咀嚼那业已干瘪的陈旧论点，就远不如去做一个殖民者或做一个工程师，随便做点什么，不管那是什么事情，只要是真实的和实际的就行了——与其去创造一种谁也不需要的有关统觉的新理论，远不如去造一架飞机。稍微变换一下词句，再次去重复许多前人有关意志或有关心身平行的观点，那真是一种穷极无聊的工作。这可以当作一种职业，但它断然不是一种哲学。一种不能冲击或影响时代生活最深处的学说根本不能算是学说，最好不要把这种东西教给别人。甚至在昨天还是可能的东西，在今天至少不会是必不可少的了。
对我来说，数学和物理学理论的深奥与精辟是一种快乐；相形之下，美学家和生理学家就是蠢材了。我宁愿拥有一艘快艇、一座钢结构、一部精密车床的美好的发自心灵的形式，拥有许多化学过程和光学过程的精巧和美妙，也不愿拥有现今的“艺术和工艺”，　包括建筑和绘画，全部的东挪西借。我喜爱罗马的水道胜过喜好罗马所有庙宇和雕塑。我热爱罗马的大斗兽场（Colosseum）和巴拉丁王宫教堂（Palatine）的庞大穹顶，因为它们以其砖结构的巨大棕色形体向今天的我显示了真正的罗马及其工程师们伟大的实践感；至于恺撒们的空虚的、徒有其外表的大理石结构——它们的成行的塑像、它们的柱顶腰线、它们的负荷过重的额枋——是不是保存下来了，这于我是无所谓的事。看一看某些重建的帝国广场吧——它们难道不是现代国际博览会的真正副本吗？突兀、庞大、空虚、炫耀的材料和体量，全然不同于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样式，也不同于罗可可样式，却正好与埃及的现代主义有得一比，例如在卢克索（Luxor）和凯尔纳克（Karnak）的拉美西斯二世（公元前1300年）的废墟中所表现的。真正的罗马人看不起希腊演员（Graeculus　histrio），看不起在罗马文明的土壤中可以找到的那种“艺术家”和“哲学家”，这不是事出无因。艺术和哲学的时代已经过去；它们已经枯竭了，耗尽了，变得多余了，罗马人对生命之现实的直觉告诉了他这一切。罗马的一条法律就胜过当时所有的抒情诗和学院派的形而上学。我坚持认为，现今的许多发明家、许多外交家、许多理财家，较之一切从事索然寡味的实验心理学工作的人，更像是一个心智健全的哲学家。这种情形在某一历史水平上照例是要重复出现的。一个才智出众的罗马人，不论是一位率领军队、组织行省、修建城市和道路的执政官（Consul）或行政长官（Praetor），甚至是罗马的元首（Princeps），要说他还需要在雅典或罗得岛生产什么后柏拉图学派哲学的新变种，那是很荒谬的。因此，没有人这么干过。这和时代的倾向是不合拍的，因而只能吸引那些三流的人的注意，他们永远只能跟得上前天的时代精神。对于我们来说，这一阶段是不是已经到来，这的确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一个纯粹只重广泛的效果，而排除伟大的艺术和形而上学的生产的世纪，便是一个没落的时代。——让我们坦白地说，这也是一个非宗教的时代，正与世界城市的观念相符合。确实如此。但并不是我们选择了这一时代。我们生在盛期文明的初冬，而不是成熟的文化的黄金巅峰，不是生在一个菲狄亚斯或莫扎特（Mozart）的时代，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一切都有赖于我们如何清晰地看清自己的位置、自己的命运；有赖于我们认识到，即便我们欺骗自己装作视而不见，我们也无可逃避。那在内心里不承认这一点的人，就不能算是他的时代的人，就只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一个大言不惭的人，或者一个书呆子。
因此，在研究当前的某个问题时，首先应当问一问自己——真正的行家对于这个问题事先早就本能地回答过了——今天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他应当禁止自己去做的。只有极少数的形而上学的问题——不妨说——是需要任何思想的时代去解决的。即便如此，尼采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就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在尼采的时代，浪漫主义的流风遗韵尚未成绝响，而在我们的时代，它很快就灰飞烟灭，不留一丝痕迹。
体系化的哲学终结于18世纪末。康德把它的可能性推到了最高峰，不但是形式本身的恢弘，而且照例是西方的心灵，都推展到了极限。在他之后，如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后一样，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世界都市市民的哲学，它不是思辨的，而是实践的、非宗教的、社会…伦理的。这种哲学——相当于中国文明中杨朱（Yang…chu）的“伊壁鸠鲁主义”、墨翟（Mo…ti）的“社会主义”、庄周（Chuang…tsü）的“厌世主义”、孟子（Mencius）的“实证主义”，以及古典时期的犬儒学派、昔勒尼学派、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在西方开始于叔本华，他是第一个把生命意志（“创造性的生命力”）当作他的思想的重心的哲学家，尽管由于他在一种伟大传统的影响下，坚持区分现象与物自体之类的东西的陈词滥调，而使得他的学说的倾向变得模糊难辨。同样还是这种创造性的生命意志，在《特里斯坦》中被叔本华式地否定了，在《西格弗里德》（Siegfried）中又被达尔文式地肯定了；在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被辉煌地和戏剧性地阐述出来了；在黑格尔派的马克思那里，则引出了一个经济学假设，在马尔萨斯派的达尔文那里，引出了一个生物学的假设，两者都巧妙地改变了西方大都市的世界观；在黑贝尔的《朱迪丝》（Judith）和易卜生的《收场白》（Epilogue）中，又产生了一系列同源的悲剧概念。因此，它包括了一种真正哲学的全部可能性——同时它也耗尽了这一切的可能性。
可见，体系化的哲学距我们已遥不可及，伦理哲学也已行将朽木。但是，对于当今西方的心灵世界来说，还存在第三种可能性，它对应于古典的怀疑主义，这是可以用迄今为止还不为人所知的历史形态学的方法去加以理解的。那所谓的可能性即是一种必然性。古典的怀疑主义是非历史的，它通过直截了当的否定来怀疑。但是，西方的怀疑主义，如果说是一种内在的必然性，是我们的精神的秋天的象征，那就应当彻底地是历史的。它的解决方法是把一切事物都看作是相对的，看作是一种历史现象，而它的解决程序是心理的。怀疑论哲学在希腊主义的内部的兴起乃是对哲学的否定——它声称哲学没有目的——相反，我们认为，哲学史最终将成为哲学当中最重要的题目。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怀疑论”，因为希腊人是通过蔑视心智的过去而走向放弃绝对的角度的，可我们是通过把过去理解为一种有机体而走向这一步的。
在这本书中，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勾画出这一非哲学的哲学——这是西欧将要知道的最后的哲学。怀疑主义是一种纯粹文明的表现；它消除了此前的文化的世界图景。在我们看来，它的成功就在于把所有古老的问题都还原为一个问题，即发生学的问题。确信所是即为已成（that　what　is　also　has　bee），确信自然的与可认知的东西是根植于历史的东西之中，确信作为现实之世界是立足于作为可能被现实化的自我之上，确信“何时”与“多久”有着同“什么”一样的深奥的秘密，这些都将直接导致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的一切，不论它还会是什么样子，在任何时候都将是某个活生生的东西的表现。认知和判断也是活生生的人类的活动。过去的思想家把外部现实看作是由认知和能动的伦理判断所产生的，但对于未来的思想而言，首要的是，它们全都是表现和象征。世界历史的形态学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一种普遍的象征主义。
由此而言，高级思想想要把握一般的和永恒的真理的诉求必将归于无效。真理之为真理，只是因为和某一特殊人类的关系。因而，我自己的哲学，只能够表达和反映西方的（不同于古典的、印度的或其他的）心灵，只能够表达和反映现存的文明化阶段的心灵，其有关世界的概念、其实践的范围以及其效用的领域，都将由此而获得说明。
十六
在结束这一导言的时候，我希望能加上一个个人的附记。1911年，我曾打算对有关当时的政治现象及其可能的发展所作的广泛的思考加以总结。在那时，世界大战在我看来既已迫在眉睫，亦是历史危机不可避免的外部表现，因此，我努力想从考察前此各世纪——不是各年——的精神出发来理解这一历史危机。在进行这一原本很小的任务的过程中，我不得不相信这样一个事实，即要想有效地理解这个时代，那一基础计划所要考虑的范围就必须大大地扩展；像我所做的这种研究，要想使其结果成为基本上结论性的和必要的，把自己限定在某一个时代及这个时代的政治现实中，或把自己束缚在某个独断的思想框架上，甚或根本不去利用纯粹形而上学的和高度先验的研究方法，那是不可能的。很明显，一个政治问题是不能单从政治本身去得到理解的，并且在背后起作用的许多重要因素常常只能通过其艺术的表现来把握，甚或只能在科学的或纯粹哲学的观念的形式中远远地领会。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是介于两件巨大而突出的事件之间的一段紧张而平静的时期，这两大事件，一个的表现是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它把西欧的现实图象固定了一个世纪，另一个至少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且正在明显地、越来越迅速地袭来——甚至对于这样一个时期作政治的…社会的分析，如果不从其所有方面去考虑至关重大的存在（Being）问题，那这一分析在最后也将是不可能的。因为，如同在自然的世界图象中一样，在历史的世界图象中，没有一件东西，不论其多么细小，不是在基本趋势的全部总和中来体现自身的。因此，我原先的论题就大大地扩展了。有大量未曾预想到的（且基本上是全新的）问题和相互的关系全都涌现出来了。最后，完全清楚了一点：除非或者说直到世界历史本身——它乃是作为有固定结构的有机体的高级人类的故事的见证——的秘密被澄清之前，任何单个的历史片断是不可能被彻底弄清的。迄今为止，这一工作还未开始，哪怕是开始一点点。
从此以后，各种关系和联系——它们以前常常被揣测到，有时还会被接触到，但从未被理解——将在这一越来越增厚的大部头中一一呈现。艺术的形式跟战争和国家政策的形式联系起来了。同一文化的政治方面和数学方面，宗教概念与技术概念之间，数学、音乐和雕塑之间，经济学与认知形式之间，都将显示出深刻的关系。显然地和明确无误地，最新式的物理学理论和化学理论对我们日耳曼先辈们的神话学概念的依存关系，悲剧、动力技术及最新式的财政政策之间的风格一致性，还有这样一个事实（乍一看显得有点奇怪，但随即就不辩自明），即某一情形下的油画透视法、印刷术、信用体系、远程武器、对位音乐，与另一情形下的裸体雕塑、城邦、货币流通（这是希腊人发明的），居然是同一精神原则的同一表现——所有这一切都将在这本书中出现。尤其重要的是，这本书还将突出这样一个事实：这些伟大的形态学关系群在世界历史的整个图象中各自都象征性地代表了一种特定的人类，它们在结构上是严格对称的。正是这一透视法，才第一次向我们打开了历史的真正风格。作为象征和表现，它本身只属于一个时代，因而只对现代西方人来说是内在地可能的和必要的，可远远地与之相比的乃是群论领域中某些最现代的数学观念。多少年来，我就抱有这么一些想法，虽则模糊和不明确，直到有了这种方法，才能以一种明确的形式将其呈现出来。
从此以后，我看待当代——那日益迫近的世界大战——有了完全不同的眼光。它不再是民族感情、个人影响或经济倾向所引发的一系列暂时的偶然事实——由历史学家的政治的或社会的因果框架赋予其统一的和必然性的外表——而是在某一伟大的历史有机体的确定范围内、在几百年前就已注定的转折点上发生的一种历史的阶段变化的类型。巨大危机的标志是它的无数热切的发问和探询。在我们自己的情形中，我们有成千上万的书籍和想法；但它们是分散的、互不联系的、受到专业眼界限制的，它们鼓动，它们消沉，它们困惑，但又不得自由。因此，尽管这些问题被看到了，可它们的同一性却被错失了。我们可以想一想在形式与内容、线条与空间、素描与色彩之间的争端中，在风格的概念中，在有关印象主义和瓦格纳的音乐的观念中所显露出来的那些艺术问题（尽管从未被深刻地理解过）。我们可以想一想艺术的衰落和科学权威的破产；想一想大都市战胜乡村所产生的严重问题，诸如绝嗣和无人区等；想一想一个流动的第四等级在社会中的地位；想一想唯物主义、社会主义、议会政府的危机；想一想个人相对于国家的位置；想一想私有财产问题及其附属的婚姻问题。同时我们还可以想一想一个从另一完全不同的领域出现的事实，即民族心理学领域中论述神话、艺术、宗教和思想的起源的大部头著作——它们的研究不再是从某一理想的观点出发，而是从一个严格的形态学角度出发。我深信，这每一个问题实际上和其他问题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那就是为了解答那一在人们的意识中还未十分明晰地浮现出来的历史之谜。摆在人们面前的任务，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无穷无尽——任务只有一个，且是同一个。每个人都隐隐约约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没有一个人能从他自己的狭隘的角度看到那单一的、综合的解答。不过，自尼采开始，就已形成这样一个氛围，尼采自己就紧紧抓住了所有决定性的问题，虽则由于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故未敢面对严格的现实。
但是，这里恰恰是盘点学说（stock…taking　doctrine）——姑且这么称呼它——的内在必然性所在。这一学说必将出现，它只能在这个时候出现。我们的怀疑主义不是对我们的思想和著作储备的攻击，而恰恰是对它的证实。它要进一步证实过去各代的全部努力和成就，因为它把它在各个特殊领域所发现的所有真正活生生的倾向——不论它们的目标是什么——都整合在一起。
首要的是，这一哲学在那里发现了历史和自然的对立，唯有通过这一对立，才有可能把握历史的本质。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人作为世界的一个因素和代表，不仅是自然的一员，同时也是历史的一员——历史是结构和性质都不一样的第二宇宙，形而上学为了第一宇宙而整个地忽视了这第二宇宙。我最初想到去反思我们的世界意识中的这一根本的问题，是由于注意到，当今的历史学家们在围绕实在的事件即已成的事物笨拙地摸索时，却自以为已经把握了历史，把握了事变，把握了生成本身。这是一种偏见，为一切从理性和认知出发而不从直观的知觉出发的人所共有。而且它还是很久以前伟大的爱利亚学派（Eleatics）产生困惑的根源，依据他们的学说，通过认知可知，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生成，而只有存在（或已成）。换句话说，历史应被看作是自然（物理学家的客观意义上的自然），并要据此来对待它；并且，我们必须把这样一个有害的错误做法归于这一观点，这错误做法就是把因果原则、定律原则和体系原则——亦即僵死的存在的结构——运用于事变的图象中。人们以为人类文化的存在就像电或重力的存在一样，以为可以用和分析后者同样的方法来分析人类文化。科学研究者的习惯被人们热情地视作典范，尽管不时地有学者问到什么是哥特式、伊斯兰或城邦，但从来没有人追问过为什么这类活生生的事物的象征恰恰会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以那种形式、在那段时间里不变地出现。历史学家只要一遇到广为分散的历史现象之间那数不胜数的相似性中的某一种，就总是满足于简单的罗列，然后对那重合的奇迹俏皮地说上几句，例如把罗得岛叫作“古代的威尼斯”，把拿破仑叫作“近代的亚历山大”，等等；殊不知正是在这些地方，命运问题作为真正的历史问题（亦即时间问题）走到了前台，需要我们尽可能严肃地从受科学调控的观相学（physiognomic）方面加以对待，为的是发现那奇妙地组合在一起的必然性——与因果关系全然不同——是如何运作的。每个现象事实上（ipso　facto）都隐含着一个形而上之谜；那些现象出现的时间绝不是不相干的；一直以来有待我们去发现的是，在世界图象中存在着何种活生生的相互依存关系（与无机的、自然律的相互依存关系全然不同），从整体的人而不仅仅是（如康德所认为的）从人的认知部分辐射出来的是什么；一种现象，不论是宗教或艺术的最高创造，抑或仅仅是平凡的日常生活，不仅是一个需要理解的事实，而且是精神的一种表现，不仅是一个对象，而且也是一个象征——所有这一切，从哲学上看，全都是新的东西。
由此，我最后终于清晰地看到了那解答就摆在我的眼前，那解答是概观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