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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没落(第一卷)-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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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历史中，每一个真正的创造者实际上自始至终都把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理解的东西当作自己的目标。米开朗基罗曾经说他的风格是为矫正愚蠢而存在的。高斯隐瞒他的非欧几何的发现达三十年之久，因为他害怕“比奥蒂亚人的喧闹”（clamour of the Boeotians）。只是到今天，我们才把哥特式教堂艺术的大师同泛泛之辈区分开来。但是，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每一位画家、政治家和哲学家。这只要对照着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或毕达哥拉斯去想一想乔尔丹诺·布鲁诺、莱布尼茨或康德，就清楚了。所谓没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德国哲学家能为街上的行人所理解，所谓属于荷马的简朴性与高贵的结合在任何西方语言的文学中是找不到的，这些究竟是什么意思？《尼伯龙根之歌》的语言是艰涩的、意味深长的；至于但丁，在德国，假装能理解他无论如何也不过是一种文学的装腔作势。我们在西方文化中处处可见的一种东西，在古典文化中是绝不存在的——那就是特立独行的形式。其所有阶段的文化，例如普罗旺斯文化和罗可可文化，都在最高程度上是精挑细选的和不请自来的，它们的观念和形式，除了对少数的上等人的阶级而外，是没有存在的理由的。甚至文艺复兴时期也不例外，因为，尽管它自许是要复兴古代文化——这种文化显然不是唯一的（non…exclusive），而是直接地开放给所有人的——可事实上，它彻头彻尾地是一个圈子或某些个别特选的心灵的创造物，是一种从一开始就拒绝大众性的趣味——而且，不论这种超拔的意识多么的深刻，我们都能从佛罗伦萨的情形中看出点什么，在那里，一般的大众只是无所用心地、或瞠目结舌地、或厌恶地欣赏着选民们的作品，有时——例如在萨沃那洛拉的例子中——还会转而跟他们决裂。相反，每一个阿提卡的市民都属于阿提卡文化，谁也不会被排除在外；并因此，深刻与肤浅的区分——这对于我们是如此之关键和重要——对于它来说来根本就不存在。对于我们来说，大众和肤浅是同义的，在艺术中跟在科学中都是一样；但对于古典人来说，根本不是这样。
再看一下我们的科学。每一种科学无一例外地在其基本原理之外还有一些“高深的”领域是门外汉所无法理解的——这些领域也是我们的追求无限性的意志和方向能量的象征。最新的物理学的最后几章是为公众而写的，这样的公众充其量也不过一千人；现代数学的难题甚至只有更小的圈子才能够理解——因为我们的“大众”科学根本没有价值，它精神错乱（détraquée）、胡言乱语。我们不仅有属于艺术家的艺术，而且有属于数学家的数学、属于政治家的政治［报纸读者的无知大众（profanum vulgus）对它可以说是一无所知，而古典的政治决不会超出广场（Agora）的视野］、属于“宗教天才”的宗教和属于哲学家的诗学。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对广泛影响的渴望视作是一个充分的标识，西方科学的起步和已然可感的没落皆可由此而知。巴罗克时代的那种莫名的玄奥现在被认为是一种负担，是能力萎缩和那种谦卑地坦露局限的存在的距离感变得迟钝的一种征兆。极少数还保持着传统的优良品质，如结论和推导的深度与能量，并且没有受新闻风格沾染的科学——它们确实是极少数，因为仅凭理论物理学、数学、天主教教义、可能还有法学，就将它们列举穷尽了——都是对十分狭窄的一帮特选的专家而言的。而且正是这种专家以及他的反面即门外汉，是古典生命中整个地缺乏的，在那里，人人都是无所不知。对我们而言，专家和门外汉的两极性有着一种高级象征的全部意义，当这种距离的张力开始变弱时，我们的浮士德式的生命也就萎缩了。
由此可以就西方科学在其最后阶段（将覆盖，或者很有可能不会覆盖接下来的两个世纪）的进展得出的结论是，随着世界都市的肤浅和琐细程度的增加，将驱使艺术和科学走进书刊亭，走进车间，遗存下来的文化的精神将越来越把自己局限于狭窄的圈子；并且在那里，由于远离广告，它将用如此深奥的观念和形式进行工作，以致只有一小撮卓异的才智之士能够赋予它们意义。
八
在古典的艺术作品中，根本不会想到去建立同观众的关系，因为这需要个别客体的形式语言能够断言和利用存在于那客体跟周围的无限空间之间的关系。一尊阿提卡的雕塑是一个完全欧几里得式的实体，没有时间，没有关系，全然自足。它既不能言说，也不能注视。它对观众完全没有意识。不像其他每种文化的雕塑形式，它整个地只为自身而存在，而无需与任何建筑秩序搭配；它是众个体中的一个个体，是众实体中的一个实体。而且那些有生命的个体仅仅觉得它就像是一个邻居，而不会觉得它是一种四处弥漫的影响力，一种能跨越空间的效能。阿波罗式的生命感受就是这样获得表现的。
觉醒的麻葛式艺术立即颠倒了这些形式的意义。在君士坦丁时代的风格中，雕像和肖像画中的眼睛都大而炯炯有神，且十分明确地凝视着前方。它们是两种心灵实体中较高级的普纽玛的体现。古典的雕刻家把眼睛雕刻得像是盲人的，但现在，学生辈不屑于这样了，眼睛被不自然地放大，凝视着在阿提卡艺术中从不承认其存在的空间。在古典壁画中，头部是相互向对方偏转的，但在拉韦纳的马赛克中，甚至在早期基督教的晚期罗马石棺的浮雕作品中，它们总是面对着观众，它们的整个精神容貌都固定地朝向观众。神秘的和完全非古典的是，观者的区域被一种来自艺术作品中的世界的超距行为所侵犯。这种魔术般的东西，在早期佛罗伦萨和早期莱茵的以金色为背景的绘画中还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要看一下列奥纳多以后的西方绘画的情形，它对自身的使命有充分的意识。它如何把无穷的空间处理得就像是某个独特的东西，能够把绘画和观众都视作是一个空间动力学的单纯重心呢？充盈的浮士德式的生命感、对第三向度的激情，牢牢支配着绘画的形式，支配着图绘的平面，并以一种闻所未闻的方式改变着它。绘画不再是为自身而存在，也不再凝视着观众，而是把观众纳入自己的范围。由画框各边所界定的部分——透过某点所窥视到的区域，与舞台区域可谓是异曲同工——代表着宇宙空间本身。前景和背景的所有趋向都迷失于物质性和邻近性中，其目的不在于标记而在于揭露。遥远的地平线把那一区域推向无限的深处，邻近前景的色彩处理削弱了由画布形成的理想的分隔平面，并由此扩大了那一区域，以便观众能身临其境。现在，选择使画面最具感染力的角度的不是观众；相反，是画面给观众指定位置和距离。横向的范围也被处理了——从1500年起，画面越出画框以外越来越流行，也越来越大胆。希腊的观众是站在波吕格诺图斯的壁画的前面。我们是沉浸到画面之中，也就是说，我们被空间处理的力量拉进了画面之中。空间的统一由此被重新确立起来，在画面的各个方向被扩大的无限性为西方透视法所支配着；并且从透视法中开出了一条道路，直达我们的无所不包的天文学的世界图景，并以其巨大的开辟热情通向无尽的远方。
阿波罗式的人不需要观察浩瀚的宇宙，其哲学体系全都对宇宙保持了沉默。它们只知道有关可触知的现实事物的难题，而对于“事物”之间是什么，提不出任何积极的或有意义的回答。古典的思想家视地球天体——他就站立在它上面，它［甚至在喜帕恰斯（Hipparchus）那里］被包裹在一个固定的天体中——为一个完整的和既定的世界，如果我们探究一下这里的动机的深度和秘密，几乎会被理论自始至终试图以某种不会危及到地球的第一性的方式把这些天体的秩序与地球的秩序联系起来的顽固做法吓一跳。
把这一点同哥白尼——毕达哥拉斯的“同时代人”——的发现在西方心灵中引发的巨大骚动以及开普勒借以考察行星轨道的规律的深刻的敬畏精神——他发现，那些规律是来自上帝的一种直接启示，因而不敢怀疑那轨道是圆形的，因为任何其他的形式都不配作为这种启示的象征——作一比较。在这里，出现了传统的北方的生命感，以及北欧海盗的无限性渴念。这也是浮士德式的富有特色的发明即望远镜的意义，因为这种东西能穿透肉眼所看不见的和权力意志所无法企达的空间，能扩展我们拥有的宇宙的范围。真正的宗教情感——甚至在今天，当我们第一次胆敢去观察星空的深度的时候，还被这种宗教情感所深深吸引；莎士比亚的最伟大的悲剧也是想唤醒相同的权力感受——对于索福克勒斯来说，是所有不敬中的大不敬。
因此，我们对天体“穹顶”的否定是一种解决，而非一种感官经验。有关星空之性质的现代观念——或者更谨慎地说，由眼睛和望远镜所传送的光的亮度所指示的广延的性质——决然不是取决于确然的知识，因为我们在望远镜中所见到的，是大小不一的发光的小圆面。摄影底片印制出来的，是完全不同的图象——不是一个更清晰的图象，而是一个不同的图象——诸如我们所渴望的内在一致的世界图象的结构，其实取决于通过我们自己所框定的大量的、常常十分大胆的假设（例如距离、大小和运动的假设）而把两者联系起来。这种图象的风格与我们自己的心灵的风格是一致的。在实际的事实中，我们不知道一个星星的亮度和另一个星星的亮度究竟有多大的差异，也不知道它们在不同的方向是否会有变化。我们不知道光在无边的空间中是不是会改变、消失或者熄灭。我们不知道我们地球上的有关光的性质的概念以及由此而推导出来的所有理论和规律是不是具有超出地球的直接环境的有效性。我们所“看到”的仅仅是光的亮度；我们所理解的只是我们自己的象征。
哥白尼世界观的强劲崛起——那仅仅属于我们的文化，并且，若是冒险作出甚至现在看起来也是自相矛盾的论断，那么，每当一种将来的文化的心灵觉得自己受到了那一世界观的威胁时，那一世界观必定会且将会被故意废弃——乃是基于这样一种确定性，即有形物的静力学，即固态的地球的想象的优势，从此以后将从宇宙中消失。直到那时，被视作或无论如何被感觉为一种实体的量的天体，比如地球，一直被看作是与它处在两极的平衡中。但是现在，支配宇宙的是空间。“世界”的意思就是空间，星星不过是数学上的点，是无边星际中的小球体，其作为物质性的东西不再能影响我们的世界感。德谟克利特曾试图（为了阿波罗文化，他当然试图）确定一种实体的存在在宇宙中的范围，他想象一层钩状的原子是宇宙的皮肤，而一种不知餍足的饥渴驱使我们不断地走向远方，哥白尼的太阳系——已经由乔尔丹诺·布鲁诺扩展到上千个这样的星系——在巴罗克时代获得了难以估量的扩展；而今天，我们“知道”，整个的太阳系，大约35000000个星系，构成了一个封闭的（而且可以肯定是有限的）恒星系，这个恒星系构成为一个自转的椭圆，沿着银河带有它的近似的赤道。太阳星系以相同的速度和方向穿过这个空间，就像候鸟的迁徙。这样的一组星系在武仙座中有一个奔赴点，它是由我们的太阳和众多的亮星如御夫座α星、天琴座α星、天赢座α星和猎户座α星组成的。这个巨大的星系的轴——它的中点离我们太阳系现在的位置不远——有470000000米，和地球至太阳的距离一样长。每一个夜晚，星空同时赋予我们源自3700年前的印象，因为那是从最外围到地球的光年距离。在这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历史的图象中，这个时期相当于涵盖整个古典和麻葛时代且可回溯到埃及文化在第十二王朝时期的高潮这段时间。这个方面——再重复一遍，是影像而不是经验知识的东西——对于浮士德文化来说是一个高级的和高贵的方面，但对于阿波罗文化来说它是可怕的和令人敬畏的，是对它的存在的最丰富的条件的一种灭杀。他觉得它是十足的拯救，当一个范围毕竟，不论多么远，被发现时。但是，受我们身上的深刻必然性驱使的我们只需要自问一个新的问题：在这个体系之外还有任何东西吗？在如此遥远以致甚至由我们的天文学所确立的维度相比之下都太小了的这个体系有集合吗？只要把感官观察考虑在内，一个绝对范围似乎就已经达到了；光和重力都不能通过这一缺乏群的外部空间给予生存的符号。但是，对于我们来说，那完全是一种思维的必然性。我们的精神激情，我们的不停息的想在象征中实现我们的生存观念的需要，在我们的感官知觉的这种局限下煎熬着。
第九章 心灵意象与生命感（5）
九
同样地，古代的北方种族——在其原始心灵中，浮士德精神业已觉醒了——也在它们的暗淡的微光中发现了使它们获得解放的航海的艺术。埃及人熟悉航海，但只是把它作为一种减轻劳动的牟利手段。他们曾沿着朋特（Punt）和叙利亚沿岸航行，那时他们还没有发明带浆的划船，但是，公海航行的观念——它意味着一种解放，意味着一种象征——并不在于公海本身。航海，真正的航海，是对欧几里得式的陆地的一种胜利。在我们的14世纪之初，火炮和罗盘，也就是，远程武器和远程交往（中国文化也必然自行发明了这些工具）几乎同时出现（并且与油画和复调音乐的形成时期相一致）。那是北欧海盗和汉萨同盟的精神，作为这些混沌未开的民族的精神，不同于希腊人及其本地的骨灰瓮，他们堆起巨大的坟丘，作为对广阔原野上的孤独的灵魂的一种怀念。那是那些用火葬船把他们的死去的国王送到海上、动人心魄地体现他们对无限的阴郁的渴望的人的精神。古斯堪的纳维亚人（Norsemen）的精神驱使他们驾着轻舟——在预示着浮士德精神之诞生的10世纪的时候——远洋到美洲。但是，古典人类对埃及人和迦太基人已经实现的非洲环航根本没有兴趣。有一件事实显示了他们的生存多么具有雕塑性，甚至对于交流也是这样，这个事实就是：第一次布匿战争——历史上最紧张的战事之一——的消息从西西里传到雅典仅仅是一个不确定的通报。甚至希腊人的心灵在哈得斯那里也被集合为没有力量、渴望或情感的难以让人兴奋的阴影（ειδωλα）。但是，北方的死者汇聚在暴风雨的不停息的军队中。
处于跟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发现同一文化层次的事件是，希腊在公元前8世纪的拓殖。但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对未曾开辟航道的远方、对一切未知的和危险的事物怀有某种冒险的渴望，而希腊人小心翼翼地、点对点地沿着腓尼基人、迦太基人和埃特鲁里亚人已经开辟的航道前行，他们的好奇心决不会扩大到赫丘利斯之柱（Pillars of Hercules）和苏伊士地峡（Isthmus of Suez）的范围以外，就像这两者之于他们一样，很容易达到。雅典人无疑听说过通往北海、刚果、桑给巴尔岛（Zanzibar）、印度的通道——在尼禄时代，印度南部顶点的位置已经为人所知，巽他群岛（Sunda）也是一样——但是，雅典人对这些都视而不见，恰如他们对待古代东方的天文学知识一样。甚至当我们称作摩洛哥和葡萄牙的大陆已经成为罗马的行省时，仍然没有出现大西洋航行，加那利群岛仍然不为人知。阿波罗式的人对哥伦布式的渴望毫无感觉，如同他对哥白尼的发现一样。希腊商人尽管也有获利的欲望，可一种深刻的形而上的羞耻心阻止他们去开拓疆域，不论是在地理学的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他们都只关注邻近的事物和前景。城邦的生存，那种把国家当作雕塑的惊人的理想，与来自海洋民族的广大世界的一个庇护所是同样的真实——尽管古典文化，迄今的所有文化中，只有古典文化对于海岛有一圈海岸线，不是一个大陆的扩展，而是作为它的故乡。甚至希腊主义及其所有技术多样性的倾向都没能使它自己摆脱把海军限制在海岸线的带浆的划船。亚历山大里亚的军舰建造师能够修建长260英尺的巨型船只，就此而言，蒸汽船原则上被发现了。但是，有些发现具有一个伟大的和必要的象征的全部激情，并能揭示那象征内的深度，另一些发现则仅仅是才智的游戏。对于阿波罗式的人来说，蒸汽船属于后者，而对于浮士德式的人来说，它属于前者。在作为一个整体的且赋予发现和发现的运用以深刻或肤浅之特征的大宇宙中，它或者是杰出的，或者是无意义的。
哥伦布和瓦斯柯·达·伽马（Vasco da Gama）的发现扩展了无有边界的地理视野，使世界海洋同陆地的关系就如同空间的宇宙同地球的关系。并且那时，浮士德式的世界意识内部的政治张力第一次得到了释放。对于希腊人来说，希腊就是且永远是地面上最重要的部分，但随着美洲的发现，西欧成为了一个巨大整体中的一个行省。从此以后，西方文化的历史具有了地球的特征。
每一文化都拥有一个固有的家和祖国的概念，这一概念是难以理解的，是无法诉诸于语言的，它充满了晦涩的形而上的关系，但它的倾向是清楚明白的。把有形的和欧几里得式的个体同城邦联结在一起的古典的家的情感正好是北方人的谜一般的“乡愁”（Heimweh）的反题，后者具有某种音乐性的成分，是崇高的和非世俗的。古典人把他从他本地城市的卫城所能看到的东西认作是“家”。雅典的地平线终止的地方，是另一个陌生的、充满敌意的、“祖国”的地平线开始的地方。甚至晚期共和国时代的罗马把“patria”（故乡）理解作不过是Urbs Roma（罗马城），甚至不是拉丁姆，更不是意大利。古典世界，随着它走向成熟，把自己融入了一个大量的point…patriae（故乡点），它们之间的实体性的分离的需要产生的仇恨的形式比蛮族带来的任何仇恨还要激烈得多。因此，公元212年卡拉卡拉承认所有行省都可以享受罗马公民权，可以说是麻葛式的世界感取得胜利的所有证据中最令人信服的证据。因为这一授予根本上废除了古代的、雕塑般的公民观念。现在有了一个王国，因此有了一种新的成员。罗马的军队概念也经历了重大的转变。在真正古典的时代，根本就没有我们所讲的普鲁士军队（Army）意义上的罗马军队，而只有“兵团”（armies），也就是像（如我们所说）军团一样的确定构成，是有限的和可见的当下的实体，通过指派一个Legatus（督训官）去进行指挥——例如可以是exercitus Scipionis（训练有素的西庇阿家族）、Crassi（克拉苏家族）——但决不会是exercitus Romanus（训练有素的罗马人）。正是那位通过敕令废除了“罗马公民权”的观念和通过把所有外来的神灵等同于罗马公民的神灵而铲除了罗马公民的神灵的卡拉卡拉，创造了非古典的和麻葛式的帝国军队观念，某种体现为独立的兵团的东西。这些兵团现在具有了某种意义，而在古典时代，它们毫无意义，仅仅就是存在着。古代的“fides exercituum”（严格磨练）被按照名单进行的“fides exercitus”（严格操练）所取代，并且我们所具有的，不是每一个兵团所特有的并受到其督训官仪礼式的尊重的个体的被想象为实体的神灵，而是所有兵团所共有的一种精神原则。在相同意义上，东方人——而且不仅仅是基督徒——的“祖国”情感在帝国时代也经历了这样的意义变化。阿波罗式的人，只要他仍保持着他固有的世界感的任何有效的残余，就会在真正有形的意义上把“家乡”看作是他的城市赖以建立的基础——这个概念让人想起阿提卡悲剧和雕塑的“地点的统一”。但是，对于麻葛式的人来说，对于基督徒、波斯人、犹太人、“希腊人”、摩尼派、聂斯脱利派和穆罕默德信徒来说，它没有任何可与地理现实联系起来的意义。而对于我们来说，它意味着自然、语言、气候、习惯和历史的不可见的统一——不是大地而是“乡村”，不是点式的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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