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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百年-中国1908-2008-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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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高呼“抗日到底”，可如今一败再败下，越来越多的人对抵抗失去了信心，对蒋介石的强硬立场产生怀疑，汪精卫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某次汪精卫问冯玉祥，大家都呼“抗战到底”，这个“底”在何处？冯说打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便是底。在被别人打的满地找牙几无还手之力之际，仍然能说此“大话”，实属痴人说梦，在汪精卫看来，“这简直是一个丘八的狂妄无知”。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记载时，一下就热血沸腾起来，真的很佩服冯玉祥，他也许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也称不得军事家，甚至不断倒戈让人对他的军人操守都产生怀疑，但因为他在抗战中的坚定立场，他可以告诉那些懦弱的人们——我是一个合格的男人。
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冯玉祥、毛泽东，这些蒋介石曾经的死敌，此时都坚定的站在了蒋介石一边，在强敌压境的险恶环境下，在懦夫们的聒噪下，依然喊着“抗战到底”的口号。不是每个人都能在这内外交困下，仍然能够保持坚定立场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在一败再败下，依然不放弃战胜对手的努力的，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摊上这么一群铁血兄弟，是蒋介石之幸，在这个时候摊上蒋介石这么一个性格极其刚毅的领袖，是中华民族之幸，只要努力没有停止，希望就永远存在。
为了鼓舞士气，振奋精神，蒋介石亲自到中央广播电台发表讲话：“中国人民和政府已被日本侵略者欺侮压迫到最后限度，中国军队为了民族之生存，决心在武汉地区与日军决一死战。抗战爆发以来，已经作战的经历，足以证明在阵地战上我军力量之坚强，将士作战之勇敢无畏。”
在日本倾国之力压向武汉的同时，国民政府也将全部海空军，计有战舰40余艘，飞机100余架招致武汉，陆军则利用花园口决堤所争取的时间，将第一，第三和第五战区之兵力尽数集结至武汉周边区域，共120个师，约110万人，成立第九战区，由陈诚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武汉防务，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督师。
这次作战，中国统帅部采纳了陆军少将郭汝瑰的建议，主力于武汉外围山地，依托有利地形，层层布防，结结实实的打防御作战，“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围绕武汉为核心，构成一条穿越豫、鄂、皖、赣4省，防御正面达1300余公里的巨大防线。
武汉会战进行了马当、九江、黄梅、广济、田家镇、瑞昌、马头镇、星子、万家岭、富金山、信阳等战役规模的战斗，艰苦的战斗历时四个半月，最终，日军再次以少胜多，武汉陷落。中国军人虽依然不能取胜，却再次用尸山血海证明了中华民族的不屈与勇气，虽败犹荣。特别需要提一下万家岭大捷，日军第106师团利用中国军队防线上的缝隙，仅携带6天口粮，在松浦淳六郎率领下，孤军深入我军后方，被第四军（铁军）缠住。第一兵团司令，名将薛岳先斩后奏，不等武汉指挥部发令，就已迅速调集10万大军在万家岭将106师团包围，在地形十分复杂的崇山峻岭之中，日军的装备优势受到极大制约，而中国军队的人数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其中，74军51师305团团长张灵甫，率敢死队从日军疏于防范的后山绝壁上攀援而上，出其不意一举拿下万家岭战场最高峰张古山。并在今后五日内，与日军反复争夺、激烈交锋，张灵甫多处挂彩仍坚持战斗，最终彻底阻断敌人归路，为万家岭大捷立下汗马功劳，106师团几被全歼。
这个张灵甫就是咱们前文提到的黄埔四期的大个子张宗灵，此人33年就已经是团长了，后因为杀妻之罪被投入监狱，抗战爆发，正是用人之际，国民政府下命令所有服刑官兵除政治犯外一律调服军役，戴罪立功，并保留原先军衔。张灵甫的老学长，黄埔三期生、五十一师师长的王耀武知道张灵甫是不可多得的悍将，立即将其收归帐下。张为了表示自己改过自新，不再使用张宗灵之名，而改叫“张灵甫”。抗战8年，此公战上海，守南京，保武汉，数战长沙，扬威赣北，喋血鄂西，厮杀常德，驰援衡阳，威震湘西，几乎每战必与，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与自立立下汗马功劳。
此次武汉的撤退，吸取了淞沪的教训，主动提前撤出，保存了有生力量。中国政府在武汉失守后声明说：“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国抗战之决心……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将更哀戚、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猛勇奋进”。
至此，中国所有经济发达地区尽落敌手，所有出海通道均被截断，与苏联的陆路交通基本断绝，所有主要铁路线均被敌人掌握，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这还不是最危险的时候，更大的考验就在后头。
从“七七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开始，蒋介石的本心是以打促和的，所以从一开始就是边打边谈，可随着日本人的节节胜利，他们的停战条件也层层加码，在轻松攻陷南京后，竟然提出（一）在华北、华中、内蒙的非武装地带成立特殊机构（亲日政权）。（二）承认满洲国。（三）中国向日本赔偿战费。他妈的，这根本不是谈判，而是刀架脖子后赤裸裸的恐吓与威胁。国民政府好样的，强硬拒绝了敌人。
可汪精卫对于蒋介石的作为并不苟同，你们主战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争取国家能够生存下去吗，可这么打下去，中国必败，你们主战派所追求的目的又如何实现呢？随着日军占领区的扩大，海路交通的断绝，必将使我国四万万同胞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为救民于水火，蒋介石应该重开谈判大门。在无法说服主战派的情况下，汪精卫委托“低调俱乐部”的梅思平、高宗武秘密和日本人接触，双方很快达成协议：日方以宽厚的讲和条件支持汪精卫出马，汪精卫则脱离重庆国民政府另立中央，与日本签订两国和平协定，实现停战和和平。汪精卫当然知道此一步如果走错，三十年英名扫地不说，恐怕日后千百年被钉在耻辱柱上，在思考两天后，汪精卫说：决定了，只要能救民于水火，火坑我跳了。
他也不想想，日本人为什么这么快就答应了你，给了你比蒋介石宽松的多的条件，后来我们知道了，原因就两条，一是日本人打不动了，连续打了一年，驻中国的部队高达24个师团，四十多万人，人吃马喂、伤员救治、死者抚恤和战争开销耗资巨大，令资源贫乏、国土狭小的日本不堪重负。二是日本急需在其控制区恢复秩序，实现正常生产，惟其如此，才能保证以战养战。
汪精卫不抽烟、不喝酒、不嫖妓、不纳妾、不奢侈、不张扬、不结党、不营私、不贪功、不恋权，在道德和个人生活层面几乎无可挑剔，以他在国民党内无出其右的资历加上年轻时的“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英雄事迹，本可为后世留下一个混迹官场几十年，却出淤泥而不染的完人传说，只可惜一失足成千古恨。在1938年底，即使没有他的所谓“和平运动”，战争也自然会进入到战略僵持阶段，日本人短期内已无力组织大规模会战。也许汪精卫不去，日本人照样会扶持其它傀儡，但任何人投敌都不如汪精卫的破坏力大，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离渝出走，12月29日发表艳电响应近卫第三次声明：“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1939年1月1日，重庆政府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
之前，虽然“抗战到底”的声音占了绝对主流，但说和做毕竟是两回事，喊口号的人并不一定是真心拥护国民政府的坚决抵抗政策，就算开始是真心的，经过这一年的大溃败，意志动摇的也不在少数，只不过不管以何种理由投降、屈服，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所以开始大家还藏着掖着，首鼠两端、骑墙观望，到汪精卫公开和中央政府决裂，且得到了强大的日本人支持的时候，这帮孙子们就纷纷跳出来追随汪先生“拥护和平”去了。
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开始接管沦陷区，和重庆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于是中国出现了两个中央政府，出现了两派中国军队，一派就是坚持抗日，隶属重庆中央政府的国民革命军，令一派就是隶属南京国民政府，但实际由日本人指挥，名字有好多，诸如东亚皇协军、兴亚同盟军、东亚同盟救国军、自治军，护国救民军、维新军、清乡军、和平反共兴亚建国军、山西剿共军、绥蒙联军等等，我们不听他们扯淡，统称他们为伪军。
在汪精卫伪政权成立之前，战场之上我们逃兵不少，但降兵并不多。这和文化传统有关，二战中的欧洲国家和我们正相反，因为他们认为弹尽粮绝，无力抵抗时，投降并不可耻，临阵脱逃才是懦夫。而我们认为，即使没胆量舍生取义，那么逃跑也总比投降来的好听。
可当汪伪政权成立后，形势逆转，降日者的心理压力骤减，这玩意儿不叫投降了，叫投身“和平运动”，不论汪先生还是蒋先生，不都是中国人吗，不都叫国民党吗，开会的时候不都挂着孙中山的照片吗。于是战败投降、不战而降者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中国又创造了一个不光彩的世界纪录——二战期间唯一一个伪军数量超过占领军的国家。
在中国抗日接连惨败之后，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的公开投敌，中华民族才真正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我对汪精卫真是有几分同情的，原因是我坚信他本心是要救国救民的，如果不是一步走错他会名垂千古的。但同情归同情，立场归立场，我坚决反对有些人为汪精卫辩护甚至翻案，政治人物，尤其是掌握大权的政治家，不同于我们普通人，对他们的评价我们更多的要看结果而不是动机。至于有人说，南京国民政府站在日本人一边，代表轴心国参战，重庆国民政府和英美联合，代表同盟国参战，不论谁胜谁负，中国都是战胜国，可以享受战胜国待遇，不用战败赔款，这难道不是好的结果吗？对于持此论调者，我懒的跟你们多说，只送四个大字：臭不要脸。
第四十一章 薛老虎三战长沙 张自忠星陨襄河
武汉会战后，国民政府发生了汪精卫叛逃这样的超级内讧，但日军却完全忽视了这一战机，放弃了之前采取了一年的猛攻。日军本是希望速战速决的，所以开始就孤注一掷，要说这种选择不能算错，毕竟5个月攻陷中国首都，一年即将中国所有经济发达地区占领，古往今来，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仗打到这个份上还不投降的，窝囊如法国，打完淞沪会战就放下武器成顺民了。可令日本人意外，令全世界意外，可能也令中国人自己意外，我们竟然还在坚持，还有那么多人在用行动履行“抗战到底”的誓言。反观日军，扩张过快反而使他们来不及对占领区实施有效控制，在过度延伸兵力分散的同时，却无法从占领区获取战争所需要的供给，仅仅依靠日本本土的经济支持，日军短期内已无力再组织大规模的会战，所以不得不暂时停下来，一面巩固占领区，以便以战养战。另一面采取局部攻势，以施加压力于国民政府，冀望国民政府同他和谈，实现停战。可重庆当局就是不接受日本的谈和条件，在汪精卫投日的困难条件下，依然不答应，日本人极不情愿的被拖入了持久战的深渊。
日本比我中国发达的多，当日本人被拖入深渊的时候，我们早就已经在深渊中了，深渊中的搏斗，才是考验两个民族意志品质和献身精神的时候。下面就介绍两位中国人的杰出代表。
先说薛岳，此人原名薛仰岳，字伯龄，出生时中日甲午战争刚结束，因其父仰慕民族英雄岳飞，遂给他起了仰岳之名，后来他自己把名字改成了薛岳，意思是光仰慕不行，我要做和岳飞一样的人。薛岳毕业于保定陆校，北伐初期就已经是第一军第一师的师长了，因作战勇猛，人送外号“老虎崽”。
自改革开放之后，关于国民党抗日的事迹就逐渐解禁，人们越来越多的了解了正面战场国军的英勇与顽强，许许多多的国军将领被大家提及，但在蒋介石都不再脸谱化的时候，薛岳的名字却依然很难作为正面人物出现。我印象中，直到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关于薛岳的正面介绍才逐渐多了起来。这对于一个抗战八年未下火线，歼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将军显然是不公平的。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此人对中共伤害太深了吧。薛岳作为急先锋参加了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红军狼狈不堪的跑了两万五，薛岳也率众穷追猛打了两万，毛泽东曾风趣地说“有劳伯陵兄远送”。后来国共再次内战，薛岳更是在中共宣布的战犯名单中高居第27位。好在现在的中共已经强大到有足够的信心去面对这段历史了。
薛岳最为人称道的战绩，一是咱们上节提到的万家岭大捷，二就是咱们现在要讲的三战长沙。
日军攻占广州和武汉后，位于其间的长沙已成孤城，日军在进行一段时间休整后，于39年9月开始向长沙运动，长沙属于平原丘陵地带，四面无险，易攻难守，因此中国统帅部决定不在长沙与敌血拼，令已经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主席的薛岳“一、万一长沙不守，薛长官应退至萍乡指挥逐步抵抗，消耗敌人……。二、在株洲、浏阳、醴陵布属兵力，阻敌深入……”，可不战而退的事薛岳不干，你命令中不是说“万一长沙不守”才如何如何吗？那我告诉你们诸位长官，我守的住。此时，汪精卫已经投敌，众多原国府官员随他而去，大批部队变成伪军，而薛老虎竟提出死守长沙，与城共存亡，爱国之心、报国之志难能可贵，可未免意气用事啊。为了不挫伤薛岳的抗日积极性，白崇禧、陈诚先后飞到湖南，劝薛岳撤退，咱们来日方长，没必要在此拼命。薛岳就是不听，可把两位长官气坏了，这是命令，你如果抗令不遵，就对你军法从事。薛岳也急了，直接骂两个长官“亡国大夫”，跟他们说，我就是抗令了，等我打完了，你们尽管杀我，请转告委员长，战胜，是国家及蒋委员长之福，战败，则我必自杀以谢天下苍生！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白陈二人还真就没办法这个混不吝的“老虎崽”，到了晚上，薛岳又直接给蒋介石打电话，有说是蒋介石很为难故意不接电话，也有说是蒋介石已经睡觉，总之这个电话是宋美龄接的，薛岳对宋美龄说，请转告委员长，我心已决，必抗此命，战胜了，我接受军法处置，打败了，我自裁就是。
第二天一早，宋美龄打来电话说，薛将军，你不用激动了，委员长已经同意了你的建议，你放心的打吧，不算抗命。当天，蒋介石补发命令——在长沙打。
湖南是天下粮仓，如果落入敌手，对我极其不利，而守长沙是守湖南的关键，如果能守的住，蒋介石当然不愿放弃。老蒋知道薛岳虽然性如烈火、心高气傲，但却绝不是一介莽夫，此人用兵极善机巧，总是谋定而后动，动则果断刚毅，绝不拖泥带水。这次他提出守长沙，已想好了破敌之策也未可知，加上薛岳资格老、军阶高、战功卓著，这次抗命是要上战场杀敌，蒋介石还真能把他军法从事不成，反正拦不住他，干脆送个顺水人情吧。
让蒋介石想对了，薛岳还真就有破敌妙计在心中，这就是后来写入教科书的“天炉战法”。长沙地区没有大的天然屏障，无处藏兵，不适合大规模阻击作战。但河网密布，还有一些丘陵和山脉尾段可资利用，因此薛岳将兵力在作战带，布成网状的据点，大部队藏不住，小股的总行，就在这里伏击、诱击敌人，顶的住就顶，顶不住就往山里撤，交给后面的部队继续伏击、诱击，同时原来撤到山里的部队再杀回来进行侧击、尾击，这个打法很有意思，不和你硬拼，但也不脱离接触，轮番上来骚扰，简单说就是死缠烂打，充分利用了大纵深的特点，在广阔的地域上布兵，让你每走一步都可能遇到阻击，同时破坏公路，拆除桥梁，使日军机械化部队难于行进，被迫下得车来和我一样两条腿走路，当疲惫不堪的敌人逐渐被拖入决战区域后，再狠狠的围歼之。
集中优势兵力攻其一点是兵家之道，而将优势兵力分散于广阔地带，以应对强敌的做法，在薛岳之前没人敢用，甚至没人敢想。俗语道：兵无常法、兵者诡道，薛岳可说将这两句话用到了极致。这种战法后来之所以被命名为“天炉”，就是说你只要进来，我就可以烤死你。 这场战斗共进行了三个星期，以日军被迫撤退，中国军队恢复原阵地而结束。
事后双方都宣称自己获胜了，日本的理由是，我以劣势兵力，深入到长沙腹地，折腾了一通，消灭了你不少的部队，接着又退出来了，当然是胜利了。中国的理由是，你进攻，我防御，最后我寸土未失，且也大量消灭了你日军，当然是我赢了。这点上，日本人是强词夺理，战争的胜负从来不是看谁杀的人多，而是看谁能完成战略或战术目标，抗战八年我们死的人比你们多多了，但最后无条件投降的是你们啊，你能说你赢了吗？这次长沙会战，从战术上来说，我们保住了长沙，进而稳定了天下粮仓湖南的局面，从战略上来说，成功阻止了日军在“七七事变”以来猖狂的攻城略寨的势头，使后方有充足的时间休养生息。和之前的平型关、台儿庄、万家岭这些大败仗中的局部胜利不同，这次，中国是实实在在的赢了一回。
长沙之战的胜利，除了主帅用兵、将士用命外，我们的另一大优势也开始发挥作用。抗战中，几乎每一项我们都不如敌人，但有一项却是自始至终占据优势，就是人多，而且随着战争的进行，这项优势就越来越明显的显现出来。打到最后，日本国内的男人就剩十六以下六十往上的了，而我们在抗战结束后，还能组织一千万部队打内战，这样的战争动员能力，是骄横的日本人在战前完全忽略了的。
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与敌人的差距不仅仅是在武器装备上，在训练的系统与科学程度上，在训练的时间上，都与日军有天壤之别，我们拼刺刀都拼不过人家，这时候，日军可以轻松的通过武器和单兵能力上的优势来化解我们的人数优势，人多，不过是炮灰多些罢了。就这么几场大仗下来，形势就发生了变化，大家都紧急招兵以应付战争，我们的新兵和以前一样还是缺乏训练，而敌人的新兵较之以前就有差距了，所以这一次，我们的人数优势终于化为了胜势。
枣宜会战1940年5月初开始，日军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弃边边角角于不顾，沿长江西进，直捣陪都重庆，长沙可以放弃，重庆不能不守，于是以李宗仁挂帅，调动54个师，在枣阳和宜昌之间摆下战场，与日军血拼。战斗中，大家你来我往，中国军队曾经获得了胜机，但李宗仁没有重现台儿庄奇迹，被敌人冲破包围并形成了反包围，不得不往下败退。
远在重庆的蒋介石一直关注的战事的发展，重要关隘一个个失守了，他忧心如焚，到5月16日，他听到了一个最让他意外，也最让他难以接受的消息——张自忠殉国了。张自忠，这个人人可杀可辱的 “大汉奸”，却以自己在对日作战中的优异表现，从抗战初期的师长，累升至军长、军团长，直到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最后被困于襄河以东的南瓜店杏儿山，弹尽粮绝，因为最后在他身边的人都随他一起殉国，所以长久以来，我们无从知晓张自忠最后时刻的表现，我们只有从将军遗体上的七处重伤来想象那最后的惨烈，那贯通的刺刀伤告诉我们，最后关头，这位49岁的陆军上将，依然在与敌肉搏。直到将军殉国65年后，南京档案馆整理资料时，意外的发现了一本叫《231联队史》的侵华日军战地记录，作者是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第11军团39师231联队原队长浦银次郎，上面有这样一段文字：
“第四分队的藤冈一等兵，是冲锋队伍中的一员，他端着刺刀向着最高指挥官模样的大身材军官冲去，此人从血泊中猛然站起，眼睛死死盯住藤冈。当冲到距这个大身材军官只有不到三米的距离时，藤冈一等兵从他射来的眼光中，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威严，竟不由自主地愣在原地。这时背后响起了枪声，第三中队长堂野军曹射出了一颗子弹，命中了这个军官的头部。他的脸上微微出现了难受的表情。与此同时，藤冈一等兵像是被枪声惊醒，也狠起心来，倾全身之力，举起刺刀，向高大的身躯深深扎去。在这一刺之下，这个高大的身躯再也支持不住，像山体倒塌似的，轰然倒地。” 日军战地记录还写道，从中国军官的遗物中，确定尸体是敌国大将张自忠。
蒋介石听闻张自忠遗体落入敌手，遂命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将军遗骸。38师师长黄维刚率部夜袭日军，在一处山坡上，发现了一个墓碑，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将军遗体抢回后发现，身体已被酒精擦拭干净，伤口也给包扎好了。随即厚殓入楠木棺，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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