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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百年-中国1908-2008-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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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将军遗体抢回后发现，身体已被酒精擦拭干净，伤口也给包扎好了。随即厚殓入楠木棺，逆江而上，送往重庆，28日到达重庆码头。各界群众蒋介石率百官臂缠黑纱，登轮绕棺致哀，蒋介石抚棺大恸，在场者无不动容。
中国共产党对于张自忠将军的牺牲也深为震惊和痛惜。8月15日，延安各界1000余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分别为张自忠将军题写了“尽忠报国”、“取义成仁”、“为国捐躯”的挽词。
张自忠是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中方最高级将领，也是二战期间盟军阵亡的最高级将领。挂在头上三年的“汉奸”的帽子压的将军喘不过气来，在他魂归天国的那一刻，肯定是安详的和畅快的，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国家和民族，也捍卫了自己视为无上的名节。
将军已去，但他的话语犹在耳边，将会激励一批又一批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前赴后继，一往无前。
“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倾，石不烂，绝不半点改变”。
枣宜会战，我们以数倍于敌的人马，10万伤亡的代价，换得对手7000人伤亡，最后丢掉宜昌。但敌人也被定在了宜昌，没有继续西进。为什么呢？跨过宜昌，重庆就在眼前啊，日军怎么会在这个重要关头，停止攻击了呢？
敬请关注下节：百团大战——在重庆面临巨大威胁之际，彭德怀率领八路军开打了。
本章回目改成：薛老虎一战长沙，张自忠星陨襄河
第四十二章 敌后抗战
在国民政府统帅部在1940年6月24日下令部队停止对宜昌的反攻后，枣宜会战结束。宜昌离重庆已是咫尺之遥，不论是从以往日军的用兵习惯还是其速战速决的战略来看，此时都应一鼓作气。而事实上，日军在把关外的第四师团调出补充到11军后，就固守宜昌，没有马上采取行动。
因为一场令日军和蒋委员长都没有想到的会战已经酝酿成熟。
1940年8月22日，蒋接到了一份发自八路军的电报，电报中说：
委员长蒋 钧鉴：
为打击敌人企图，配合晋南及华中友军作战，保卫西北……职部决以组织百团兵力，对正太线进行大规模攻击战……百团大战已经历一月之准备，但恐电报机密不密，恐有泄漏，故未早报，特此声明……
接着对部队布置进行了扼要介绍，就是说八路军的120、129师要来实施这场大战。最后说：
请分电各战区，各友军部队，抑制当前之敌，以利大战之进展，仅电奉闻。
落款：职朱德、彭德怀
蒋介石及统帅部都有点懵了，当初红军改编时，只有三万多人，给了他三师六旅十二个团的编制，都填不满。这才三年时间，他从哪淘吧出一百个团来，而且这才只是两个师的人马，如果再把115师算上，再算上鲁南江浙一带的共产党武装，难道说他已经拥有了50万之众？
自从咱们讲完115师的平型关后，共产党八路军就再也没有消息了，去了哪里，他们干什么去了？他们哪也没去，就留在了山西。东北沦陷了，华北沦陷了，华中、华南相继沦陷了，可却有很多的部队留在了沦陷区，坚持敌后游击战。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后，国民政府安排了大量的战力一般，不足以正面与敌血拼的杂牌部队留在了敌后，比如东北军、西北军的一些部队，如打过台儿庄的那个杂牌中的杂牌庞炳勋部，被派到了华北战场，同样为台儿庄大捷立下战功的东北军于学忠部就被留在了山东。八路军当然算是杂牌军了，从平型关一战也看出了其虽然勇猛，但整体战力确实一般，关键是八路军自己也很示弱，主动要求在敌后打游击。
游击战可说是八路军的看家本领，游了十年了，将那套“十六字决”练的炉火纯青，可井冈山时代那叫游击战术，战术吗就只有战术目的，比如红军的长征，其目的就是保全自己，比较现实，打到哪算哪。而抗战时候的游击战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是由统帅部统一安排和领导的，有其深远的多的战略目标——消耗和拖住敌人。当日军以迅雷之势迅速将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握为己有时，我们若只是在正面战场一味的抵抗、败退，再抵抗再败退，宋、明亡国的历史必将重演，但这次，我们应该感谢三个人——蒋百里、蒋介石和毛泽东，蒋百里最先预见了敌后游击战对于中日战争的重要性，并对具体战法做出了正确的指导。蒋介石作为军队最高统帅接受了蒋百里的思想，并积极实践了这种思想，毛泽东不光通过他的《论持久战》指出了敌后抗战的重要意义，并将其升华到战略高度，同时他指挥八路军创造了比其它敌后游击部队大的多的战果。
说起八路军的抗战，大家马上就会想到李云龙，想到他的亮剑：“……他发现对方是天下第一剑客，这时候他明知是死，也必须亮出宝剑，没有这个勇气就别当剑客，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人，那叫虽败犹荣”。《亮剑》我非常喜欢，电视剧看了很多遍，原著也看了两遍，但我要说，李云龙这段话绝对不是八路军的战略思想。套用这句话，八路军应该这么说：“……他发现对方是天下第一剑客，这时候他明知是死，也亮出宝剑，那他就是二百五，没有脑子就别当剑客，否则必然倒在对手的剑下，那叫自取其辱”。
有人该骂我了，你这不是懦夫思想吗？你这不是有损抗日先烈吗？前面讲国军将士都用好词，怎么到了八路军就剩这话了，你什么意思啊？
大家别着急啊，听我慢慢讲来。
首先，敌后游击战的战略目标是什么？我想应该有如下几点，一、尽可能多的拖住日军。二、尽可能长时间的拖住日军。三、尽可能多的破坏其战争支持能力。你要是跟李云龙似地，明知道死也跟人家亮剑，请问以上三点能达成哪一条，如果你三条哪条都达不到，你的死，意义又在哪里？那不成了匹夫之勇了吗？
其次，整个中国战场的形势就是敌强我弱，在沦陷区这种态势就更明显，只有懂得保护自己，才有可能最大限度的杀伤敌人。
第三，正面战场的运动战与阵地战，是有任务有指标的，必须守住或守到什么时候，必须拿下，或必须在几点之前拿下，很多时候大家完不成任务，但他确实是有任务的。而游击战不同，没有特别严格的强制性任务，因此不光可以选择不亮剑，而且可以选择转身就跑。
又有人说了，你叨叨了半天，那敌后抗战到底和日本打还是不打呢？当然要打了，关键看怎么打。
第一， 是化整为零，化零为整，以海峡两岸公认的游击战打的最出色的八路军为例，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以连以下建制作为活动单位的，战机需要，也可以迅速集中，组织百团大战这样的战役规模的行动。这就使敌人根本无法集中兵力对我进行围剿，以达到长期抗战的目的。
第二， 以游为主，以击为辅。这不就是国民党说中共的“游而不击”吗？其实，我觉的根本没必要去紧着忙着辩解，大大方方承认“游”的多“击”的少又有什么？我们所有的行动是为了服务于战略目的的，用多“游”来体现我们的存在，使敌人不能掉以轻心，用多“游”来弥补兵力的不足，用多“游”来寻找战机，战机寻到了，感觉把握很大了，就“击”那么一小下下。因为游击战的随意性很大，连咱们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开打，鬼子就更摸不着头脑了，反正我就是不停的溜达，多会儿发现以多打少的机会，就扑上去狠狠的咬你一口，杀一两个鬼子或伪军，抢上几条枪加些弹药，转身就跑，如果判断失误了，鬼子太厉害，没二话，跑。这种打法的最大优点是，保证了极高的胜率，虽然 “击”的不多，但每击必有收获，虽然我们一个作战单位“击”的不多，但架不住我们作战单位多啊。
第三， 捣乱为主，杀敌为辅。目的就是破坏伪政府的县乡村政权，敌后武工队就是干这个的，立足于搅合，其实他们没杀几个人，但却使敌人的行政能力大为下降。
第四， 地雷战、地道战等新的战法。八路军第三纵队在吕正操的率领下，建立冀中抗日根据地。这个吕正操咱们前面提到过，就是西安事变时张学良的副官，张学良被软禁后，他率领他的一个团投奔了八路军。冀中为平原地区，不利于游击战士们的躲藏，可在吕正操的领导下，大家创立了地雷战、地道战等战法。其实地雷战并没有那部著名同名电影里所表现的那种威力，现在过年的炮仗都敢用炸药成分了，可那时的土地雷还大量采用原始的火药呢，地雷炸开了，就两半，没有足够的弹片怎么会有威力，可这没关系，响十次，能炸伤你一个人就可以，炸不死你吓死你，我们的战略目的就算达成。
八路军依靠这套战法，在敌后战场如鱼得水，正规军打一仗就跑，和老百姓交流很少，而八路军却让广大百姓看到，有军队在实实在在的抗日，依靠和广大群众亲密接触和强有力的政治宣传，使广大人民认识了八路军这一抗日队伍。而八路军始终坚持的官兵平等也使他们深得民心，中共有近三十位将领被国民政府授予将衔，但不论是上将朱德，还是中将周恩来、彭德怀等不挂军衔，穿和普通士兵一样的衣服，使得他们颇受老百姓拥戴，招兵扩军变的比较容易。等到40年八月，发动百团大战之时，中共领导下已经有了几十万的部队。
当蒋介石接到朱德、彭德怀的电报时，真是将信将疑，八路军打着“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旗号，自己干自己的，和友军配合较少，更别说配合正面战场作战了，这次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现在敌人攻陷宜昌，正面战场的防守压力非常巨大，如果八路军能在山西河北搞一下，还是可以牵扯一下对方的兵力的。于是要求其它相关部队，配合八路军行动。本来就是报着打总比不打好的想法，没指望能够有太大的作用，可没想到八路军这次出击如此勇猛、如此坚决，这是淞沪会战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主动向日军进攻，八路军动用了100多个团的兵力，在晋察冀广阔的地带上，进行了历时4个月之久大规模战斗。
你想啊，连蒋介石都不知道八路军已经有了这么多部队，日本人就更不知道了，因为各个连队独立作战，自己招兵，自行解决给养，所以恐怕连朱德、彭德怀都闹不清八路军到底有多少兵力。所以，这次百团大战对于日本人是突如其来的，自己的后方突然出现几十万中国军队，给你大搞破坏，扒铁路、炸桥梁、毁公路、围攻炮楼和据点，令日军不得不暂停对重庆的进攻，回过头来稳固后方，疲于奔命的国军正面战场终于得到了难得的喘息之机。可在八路军大规模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的同时，也得到了日军的格外重视，针对敌后根据地的大规模的扫荡开始了，八路军损失惨重，不得不再次化整为零，向山区撤退。
后来我们知道，毛泽东是一贯坚持游击战的，对这一暴露实力打法他是不赞成的。这次“百团大战”的实施，更多的来自于前线将领特别是前敌指挥官彭德怀的个人决断。中共对外，对“百团大战”的宣传都是正面的，毕竟大量杀伤了日军，为抗战做出了突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在内部，分歧却比较大，关键有两点，一为了保卫蒋介石，把我们三年来攒的家底损失殆尽，值不值。二我们百团大战的打法是否太过冒险，在战术设计上存在问题。
第一个问题，根本不值一搏，关键是你站在国家民族利益基础上看问题，还是站在一党基础上看问题，这个问题现在的争论基本没有了。第二个问题，我认为确实存在，如果不是过多的讲精神，讲拼劲，而是多讲些战术，损失会更小些。所以，我对“百团大战”的理解是——一个政治正确，时机把握得当，实际效果相当突出，但在指挥环节带有瑕疵的大的战役。
在民族危亡的最危险时刻，彭老总率众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将敌人吸引到自己身边，保卫了战时首都的安全，挽狂澜于即倒，20年后，其一生最为辉煌的“百团大战”，成为他的罪状之一。
除了八路军外，共产党领导下还有一支部队，就是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大家还记得红军长征时，项英、陈毅被留了下来，率领红24师打掩护吧，在之前还有粟裕率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东杀入福建，当时的目的是做出红军向东突围的假象，希望将国军的布防重点东移，以掩护大部队向湘西撤退。后来，中央红军长征，自顾不暇，只得任这两支队伍自生自灭，不成想，他们竟然在极其困苦的环境下坚持了下来，陈毅更是在身陷重围，“虑不得脱”时，依然能够泰然写下三首绝命诗，即后来广为传颂的“梅岭三章”，我最喜欢这首：
断头今日意如何？
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
旌旗十万斩阎罗。
1937年10月12日，上述两支部队协同东南各省的游击队被统一改编为“新四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任政委兼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陈毅称为了第一支队的司令员，粟裕此时只是第二支队的副司令员。
除了中共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外，还有很多国民党的敌后武装，大家生活都很艰苦，因为没有后方，补给大都靠自己解决。解决的途径无非两个，一个是建立抗日基层政权，对抗汪伪基层政权，从老百姓那里取得财物以补充部队，二就是从敌人那里偷和抢了。那首脍炙人口的游击队歌真实的反应了游击队员们的作战和生活：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在密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
在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
无论谁要强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不过，敌后抗战的生活条件虽然困苦，但相比于正面战场动辄十几万几十万的伤亡，其生存压力还是要小的多的，毕竟打不过可以不打，顶不住可以跑。以至于国共两党的游击队员们在闲暇时，可以时不时的搞搞摩擦，活跃下气氛。
国共两党打了十年，本来就有仇，合作基础并不牢固。国民政府为了不使民众有被抛弃之感，即使在沦陷区也要任命战区司令和省主席、县长专员，华北的八路军也公开的建立自己的政权，国民政府就怕共产党借抗日之机做大，共产党确确实实就想做大，这个矛盾还真就不好调和。按理说，八路军、新四军应该听命于自己所在战区的战区司令长官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可事实上呢，八路军、新四军只听命于在陕北的中共中央，国民政府实际无法直接调动八路军、新四军，中共时刻提防着国民政府借日本刀将自己干掉，所以也经常不听政府调遣，这也使得大家的不信任加剧。因为有抗日统一战线的大旗罩着，所以国共双方基本是小打小闹，所以称之为“摩擦”恰如其分。
除了你打我一拳，我踹你一脚外，双方还不忘了对骂，都控诉对方只打自己不打日本，只搞摩擦不抗日。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召开，制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这个方针在蒋介石的会议讲语中被解释为“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毛泽东回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在国共为敌后政权和地盘明争暗斗之际，汪精卫国民政府的伪政权带着伪军们也来稳定地方了，在敌后战场还上演三国演义呢，日本人看了肯定一边笑一边摇头。
最大的一次摩擦是“皖南事变”。这是一个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的战斗。因为之前摩擦已然不断，所以大家都很紧张，相互提防。先是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向八路军正副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发了份电报，中心意思如下：
1。 作战编制应和作战任务相一致，八路军和新四军所承担的任务是和你们的编制相当的，没有相关命令，你们怎么能擅自扩军呢。
2。 你现在说你有50万人了，让政府按50万人给你拨粮饷军械，我们不知道是真是假，不加调查就给你拨饷，你回头说你有100万了，我们哪供的起你啊。“现在全国集团军总司令总计不下数十人，从未有未经奉准，而自由扩编者；敌后游击队，且不下百余万，亦未有不经点验编组，而自由领饷者”。
3。 如果你真有这么多人，那你得真干这么多事啊。可“兄等均不遵照命令，擅自放弃规定任务，而肆意越境略地，夺枪勾兵”。
4。 为顾全抗战大局，我们已经将和你们发生冲突的部队调离了。现在将冀察广大区域的军事指挥大权都给玉阶（朱德）兄，友军均撤出这一区域，希望你们在黄河以南的部队也迅速集结于河北，咱们两下的人不接触了，这样就可避免摩擦，专心抗日。
当日，毛泽东以上述受令者“朱彭叶项”四人名义答复：“同意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调到长江以北。”
然后，中共中央和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商定了新四军北上路线，并电令新四军北上，这本来是一个不错的解决办法，咱也别来什么配合作战了，只要咱们不摩擦就好，你守好你的地方，我守好我的地方，共同维护抗战大局。
可项英却以“处于第三战区包围之中，对国军可能的突然袭击缺乏准备”为由，拒绝按中共中央与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指示的路线北渡移防前进。此时，国民党40师奉命前来跟新四军换防，双方稀里糊涂的又打了起来，把个40师打的够呛。
这里得说一下新四军的政委兼副军长项英，此人在长征开始时，党内排名尚在毛之上，在和中央失去联系后，率领南方游击队进行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可等新四军组建时，他却只得到了中共东南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兼副军长的职务，已经远离了中共核心领导层。而担任军长的却是在“南昌起义”后就已经脱党的叶挺，这个组合非常不和谐，叶挺这个空降的军长没有项英的配合根本无法掌控部队，实际处于被架空的状态。
就这么一直拖延到12月28日，项英才在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和中共中央的再三电令下，起兵北移。以上部分，国共两党的说法没有明显分歧，但在之后部分则说的大相径庭。
1941年1月5日，以战备姿态行军的新四军遭到了顾祝同部的包围，并迅速调集了上官云相所部32集团军共8万余人对新四军猛烈攻击，理由是“违抗中央移防命令，偷袭围攻国军第40师”，而中共则认为，是国民党挑起的事端。从6日双方激烈战斗以来，项英连续给中央发电，要求中央和国民政府协调和斡旋，可中共中央却迟迟没有动作，直到13日，周恩来才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此时，仅有一万多人的新四军已经苦撑了七天七夜，伤亡殆尽。万般无奈下，叶挺只带一副官前往上官云相指挥部，协商解决办法，旋即被扣押。项英等其它新四军主要领导人在战斗中阵亡或被叛徒杀害。
叶挺后被拘押，在狱中写下了著名的《囚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我希望有一天，
地下的烈火，
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接着，蒋介石以叛军罪名，取消了新四军番号，中共不理那套，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重建新四军。
写这一段时，我一直很郁闷，我一点去深究这次事件谁对谁错的兴趣都没有，我只为国共双方死于此次事变的战士们不值，我只为国共双方死于摩擦的战士们不值。
第四十三章 与死神共舞
汪精卫的国民政府完全克隆了原来的国民政府，组织架构不变，国旗还是青天白日满地红，依然把孙中山当革命先驱供着，对外宣称“还都”南京，原来国民政府的纪念日他该纪念还纪念，弄的比真的还象真的。1940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胜利29周年了，各级政府照例得热烈纪念缅怀一番，汪伪政府的上海市长傅筱庵很晚才回到家中，想必是去作秀了吧。
第二天，傅筱庵没有起床，当人们发现他时，已经身首异处。傅家的仆役加保镖有几十人之多，戒备森严，可他还是这么不声不响的被干掉了，这对于汪伪政府的汉奸们无疑构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也对那些有心当汉奸的不坚定分子敲响了警钟。后来我们知道这起刺杀事件是由重庆政府的“军统”策划和实施的，手刃汉奸的人是傅家的厨师朱升源，因为平时傅筱庵总是非常小心，军统始终无法靠近这个汉奸，于是通过关系联系到了朱升源，并成功说服他为国效力。傅筱庵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他只是八年抗战中被刺杀的众多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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