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新探-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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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的东北军106师师长沈克，这时也背着张学良秘密地与中共和红军达成了妥协，允许中共中央利用106师防地作为与西安及华北地下党联系的交通线，甚至主动借给处于经费困难中的中共北方局一千元。而杨虎城这时也在积极寻找中共关系。只不过杨虎城过去长期与中共北方局特科系统有联系，因此虽见到汪锋和汪带去的毛泽东的信件，也见到中共西安党组织提出的谈判条件，却都不信任，而是再度派人去把北方局特科系统负责人王世英找来，要求王世英向中共中央说明，他一贯都是革命的，也赞同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但目前他只能做到：（一）　联络东北军中上层将领，要求南京抗日，先由合法运动再变为不合法运动；（二）　整顿内部；（三）　与中共的关系是：（1）　维持原防，互不侵犯；（2）　交通运输上在可能范围内可以帮助；（3）　不哗变他的军队；（4）　绝对保守秘密，包括不给他写信或派人，但可以建立电台联系。
杨虎城的态度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这时乃至此后相当一批试图与共产党保持秘密联系的国民党人的特点。他们大多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处处受蒋系排挤，与蒋系有明显的矛盾；但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之间又很难联合起来，因而根本不是蒋介石的对手，只能臣服于蒋介石南京政府之下并受其宰制。正是这种矛盾和屈辱的地位，使得他们往往或多或少地感觉到自己与敢于公开反抗蒋介石而且生命力极强的中共红军有着某些共同点。为了生存和地位，他们不得不到处给自己留下后路。因此，王世英评价说：这种人“凡事谨慎机警，鬼心眼儿特别多，深恐上当，于己不利或削弱他的力量，把他的摊子搞光，地位弄丢”。杨虎城以及沈克等之所以一方面愿意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共和红军保持关系，一方面又不愿同中共和红军订立正式协定，明确合作关系，其原因多半为此。相比较而言，开始时真正能够与中共和红军实现合作关系的，也就只有张学良和王以哲了。
自李克农前往洛川与张学良、王以哲会谈之后，双方之间的电台联系就正式建立起来了。尽管彭德怀根据李克农的报告，对张学良不够信任，但统战工作毕竟仍在继续，加上彭对王以哲的印象较好，相信“王对抗日态度诚恳”，只是较“软弱”，因此频频去电加以影响，双方的联系可以说还相当密切。特别是因为彭德怀对前定军事计划要东渡黄河、进攻山西，并转进绥远，颇有异议，因此，彭德怀这时极力想要促成与张学良和王以哲的见面事宜。1月26日，彭德怀再电王以哲：
为秘密迅速完成抗日准备，对于抗日军饷弹药及技术兵种的筹备，抗日兵力在西北的集中，抗日根据地的确立，国防政府的成立，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组织等大计，均须与张总司令及兄等早日见面，否则恐日本帝国主义将阻碍或破坏吾人抗日之实施。请详细考虑及转呈张总司令。
彭德怀这时之所以再三致电王以哲，要求迅速合作，并且一再电邀王以哲会面，自然是并非单纯出于对王的好感，因彭此时又进一步得知：洛川会谈后，王以哲表现抗日情绪颇高。据报，王以哲曾召集干部训话，宣称打红军的战斗快要结束，三个月后东北军就要去打日本了，因为日本准备大举进攻，我们已无路再退。另外，从各种情报可知，不仅王以哲部联合红军打日本空气甚浓厚，而且其特务连副连长等秘密来与红军接头，像河北地区的抗日义勇军等组织的首领也派人到洛川王以哲军部来联络抗日。注意到这些情况，彭德怀自然试图对王以哲多做争取工作。可是，王以哲也确如彭德怀所估计，政治上较为“软弱”。由于他是在张学良的命令之下与共产党进行联络的，所以无论如何不敢越俎代庖，更担心背上一个暗中与红军通款的罪名。因此，他对彭德怀的再三相约始终不敢应允，其复电更明确加以拒绝。王称：所商大计均须待张学良先生决定，但张先生尚无回电，殆已离省。如此奔走去矣，预计数日内当有回电及确切决定，为期甚速，弟意可不必单独先与兄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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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川谅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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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7日，为实施前此在瓦窑堡会议决定的1936年第一步东渡黄河、进攻山西的作战计划，中央军委下令第15军团先期北上，开往甘谷驿与延长之间的张家渠。次日，第1军团在甘泉以东之临真镇也举行抗日讨贼誓师大会，第二天全军亦遵命北移延长地区。至此，彭德怀也必须带领原在甘泉附近麻子街的方面军司令部向北移动。29日彭德怀抵达临真镇，30日赶到延长，其与王以哲见面之事自然不了了之。
但红军是否应当东渡，东渡目的应以何者为主，也就是说，当前形势下红军作战究竟是应当以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为中心任务，还是应当以“打通苏联”为中心任务，这一点已经在中共领导层产生了争论。特别是在红军主力南下迫使张学良放弃剿共，转而求和，红军与东北军之间的统战工作正在取得重要成效之际，彭德怀深感“立刻东渡，致压力一失，恐国防政府立刻实现之机会也立时失去”。况且在张学良东北军事实上已经与红军停战的情况下，“巩固的向四周发展，很容易扩大现有之苏区人口一倍，并取得与陕东南与外蒙直接的联络，
对全国革命领导有极大意义”，而冒险东渡，不仅回防困难，新根据地建立也未必容易，甚至现有根据地也有重新变为游击区的可能。考虑到以上种种因素，彭德怀等人明确认为目前战略方针“是错误的”，它不仅带有“冒险成分”，而且可能“走到离开苏区的危险”，因而纷纷致电中共中央，请求“重新考虑”。还在24日和26日，彭德怀就接连两次打电报给中共中央，提出陕北东临黄河，北靠沙漠，西面人烟稀少，国民党不易形成对红军的围剿局面，因而是红军活动的好后方，应该全力巩固并发展之。而“向东有与陕北苏区一时隔绝可能，阎张联合压迫我军于察晋边境，则我有过早与日帝接触之不利。同时在客观上缓和了国民党内部某些冲突，并可取得日帝对国民党的暂时的部分的让步，来共同对付我们”。他认为：“目前应以不放松威胁张学良，帮助目前交涉的顺利进行，并继续巩固与扩大南面阵线，以主要力量向北发展，恢复神木、府谷、榆林、横山苏区。”东渡只应在宜川、延长、延川、绥德一线渡河容易，阎军防范不严时才是应当的，而其目的也只应限于“求得消灭晋军之一部，调回孙楚、李生达部这一战略上的佯攻”。
究竟如何考虑东征问题，一个月来一直是军队高级领导人议论的话题。好在中共中央在最初考虑1936年军事方针时，并不是单纯从“打通苏联”这一点考虑的。东征也好，“打通苏联”也好，说到底其实都是同红军的生存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不过是解决红军生存和发展问题的具体手段而已，其本身并不是目的。之所以这样考虑问题，无疑是因为中共中央早已看出，陕北虽可以立足，但从眼前利益考虑，若得不到更好的地境，粮食及兵源都不能解决；从长远利益着想，若要依靠这一地区贫瘠的物质和兵源条件，红军未来进一步的发展壮大势必要受到严重限制。而若要从对日战争和更大规模地与国民党军作战的前途考虑，红军就更得设法解决较先进的技术手段和较可靠的后勤补给问题，打通苏联是必然的选择。
可是，要依靠陕北向北去连接外蒙，则必然要经甘北而入宁夏，结果是越向北，人越稀、粮越少。再加上宁夏地区少数民族甚多，往往围寨而居，攻取不易，这更是红军作战之大忌。因此，要解决红军所面临的种种困难，无论从长远还是从眼前的角度考虑，这时最可取的就是向东去山西这条路。一来山西为地方军阀所把守，好打；二来山西物质条件较好，红军可以很快地在粮食和兵源方面得到补充；三来山西既靠近绥远，可接近外蒙，又靠近正受到日本严重威胁的河北平津地区，不仅便于转进绥远，接通外蒙、苏联，而且在政治上更师出有名。故中共中央很快即复电彭德怀，坚持东征作战计划。电报称，常委考虑过你的意见，认为：甲、　向北是没有出路的作战，要单纯地打堡垒，则粮食亦无办法；乙、　张学良如有同我们联合解决陕境内蒋介石部队的决心，并愿划渭水以北地区给我们，则我们自可不过黄河，而以对蒋作战为目标，但此可能我们认为很少的；丙、　除此则只有取得阎锡山为对手，基本的作战方针取稳扎稳打，依据黄河发展，并以调动孙楚，求得陕北残敌的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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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川谅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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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前此以打通苏联为中心任务的军事方针表示不同意见的，已不仅仅是彭德怀等在前线的军事领导人和陕西地方党的干部，中共中央内部许多人这时也开始持怀疑态度。最先主张打通国际路线的张闻天这时明确认为：打通苏联，接取援助，改善红军之技术条件，固然十分重要。但若此举影响到根据地的巩固，则可能适得其反。“长征经验证明，主力红军长期没有根据地时，使我们发生极大困难”。“因之，将保卫与扩大、巩固根据地放在战略计划之第二项，是不适当的”。曾经力主应以打通苏联为中心任务的周恩来等，这时固然不同意将“打通苏联”解释为单纯的技术条件之取得，强调“打通苏联我们认为不是一个单独的技术问题，这包含着整个党的政治任务及战略总方针之实现问题”，但他们也认为：就目前阶段而言，“扩大红军、扩大苏区与游击区，更成为急迫万分的事”。李德这时的态度更明确。他直接上书中共中央，认为在现有力量对比情况下，进一步向山西挺进本身就带有冒险性质，而把靠近外蒙、同苏联联系当做主要战略目标，就更是错误，因此“应当从我们的战略计划中取消向绥远先机接近外蒙的条文”。苏日“战争未发生以前，在我们这方面应当避免能够引起苏—日冲突的行动”，“没有到绥远去的必要，没有必要接近外蒙古”。
由于党内、军内有这样多的不同意见，毛泽东在1月31日于延长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没有能够说服与会者支持原定向绥远转进的第三步计划。当然，与会者同意不改变原定之第二步计划，即继续实行东征，以便解决兵源、粮食不足的困难，同时扩大苏区到更好些的地境。但与会者强调1936年的军事方针仅仅为扩大苏区和红军，全部作战着重于巩固的发展，反对冒进与脱离现有根据地的危险。正因为如此，与会者明确认为应当抓紧一切可能，迅速与对苏区南线威胁最大的东北军达成协议。彭德怀据此于2月3日及6日又两电王以哲，提出即刻派李克农再赴洛川，就双方共同抗日救国问题进行具体商讨。
在张学良尚未回陕的情况下，王以哲除转电张学良外，无法具体答复彭德怀的电报。2月9日，张学良电告王以哲因事耽搁，不能立即返回，王以哲才复电彭德怀加以说明。15日，张学良终于返回了西安。而这次张学良恰好遇到了持有南京政府财政部调查员公函，受命接通国共两党中央关系的董健吾（化名周继吾）。董健吾曾在中共中央上海特科领导下，以圣彼得教堂牧师身份为掩护，秘密从事济难会工作。后专门联络租界巡捕房，负责“警报”工作。此时受宋庆龄之托，持孔祥熙财政部发给的公函秘密赴陕接通与中共中央的关系，转达南京方面的谈判愿望。从董健吾的口中，他得知南京方面其实也在秘密联络中共，力图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这件事对张学良产生了不小的刺激。
据张学良后来回忆说，当时董健吾持财政部公函要求赴陕北苏区，“良亲为谈询，彼不吐实，良告以若不露真实任务，难获通过，（彼）被迫无奈，告良负有接洽任务”。张随后即飞南京，亦经蒋证实董健吾确负有使命，“遂以王以哲将该人送入匪区”。十分明显，在张学良看来，南京方面既然可以与中共接触沟通，自己当然也可以如此做。张学良后来曾断言：正是这件事使其下决心与中共谋和，故认为“这是共产党最成功的策略之一”。但事实上，这件事与其说是共产党的策略，不如说是蒋介石的失着。因董健吾赴苏区转达南京和共意向一事，之所以被张学良看得如此重要，并牵动其心弦，其要害之处在于董健吾使命的弦外之音。既然蒋介石也要秘密谋求与共产党之间的和平，他张学良和东北军自然没有必要为剿共而卖命。这不可避免地使张学良感到，其与共产党谋求妥协于情于理都无可非议。
基于这种情况，张学良自然对与中共秘密商谈更加重视。还在张学良由南京返回西安之际，他就迅速指示高福源致电彭德怀，“要李克农去洛川面商大计”。同时，双方正式建立起电台联络，只是为保密起见，双方约定了各自主要联络人物的通电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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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川谅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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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8日，彭德怀得到高福源来电，立即通知仍在陕北的周恩来命李克农速去洛川。
因此次谈判需要具体商讨两军停战及合作关系问题，对两天后即将举行的东征山西作战意义重大。为争取最佳结果，毛泽东和彭德怀于次日联名致电王以哲转张学良，明确要求张学良以华北事变为鉴，认清蒋介石卖国嘴脸，切不可心存幻想，与虎谋皮。其电称：
日本灭亡中国之一切行动均得到南京政府蒋介石之赞助与拥护，希望其起（而）抗日，实无异于与虎谋皮。贵军与敝军之联合抗日号召，实意中事。……希望贵方不为奸人谣言所动；威利所屈；坚持联合抗日之立场；则他胜幸甚。但对于蒋贼之阴谋暗算；切实严防。特派李克农即日起赴洛川面谈一切；望接洽。
鉴于前次谈判的情况，毛泽东等对张学良的政治态度已多少有所了解，他们并不真的以为可以轻易劝说张学良赞成“抗日反蒋”。故虽去电加以劝告，但在2月21日给李克农的谈判训令中，他们则明确主张不要因为张学良暂时不赞同反蒋而使谈判破裂。也就是说，对于这次谈判，他们并没有设定过高的目标。训令所规定的谈判原则如下：
（一）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
（二）求得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
（三）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反对蒋介石召集任何违反民意、欺骗民众、丧国辱权的会议，坚持抗日讨卖国贼不可分离，反对抗日不讨卖国贼。但在此次谈判中不应因这些原则问题与张造成尖锐对立，致妨碍初步协定订立。
（四）张提出取消苏维埃，则克农提出取消南京政府，以政府问题付之，全国人民公决，而在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中做取消双方政府，成立全国人民公意之政府为度的初步讨论。
（五）如张提出取消暴动，则克农即提出取消一切国民党的压迫制度、封建剥削，全国抗日，如此则自无暴动之必要，否则以暴动战争对付日本与卖国贼，是中华民族的神圣事业。
（六）要求停止内战，不拦阻全国红军集中河北，不反对红军充任抗日先遣队。
（七） 原则不让步，交涉不破裂。
由上述内容不难看出，中共中央此时对张学良的估计相当实际。这就是张学良之所以愿意与中共谈判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根本上是因为他惧于红军的威力，加上东北军以及全国范围的抗日情绪高涨，同时他也对蒋介石在军事上和财政上的控制不满。但是，张学良目前还不会马上接受共产党的“抗日反蒋”主张，“同意抗日，但不同意讨蒋；不反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但不同意马上实行这个口号。接受蒋介石的策略，即取消苏维埃红军，纳入三民主义轨道，引进共产党代表于国民大会，在共赴国难口号下取消苏维埃制度与暴动策略，接受南京节制，以最后瓦解红军”。因此，谈判目的，并不在于争取张学良参加反蒋，仅仅是“求得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而已。
2月21日，李克农起程经甘泉道草铺前往洛川，于25日抵达。不料张学良因事又突然离开西安，连王以哲也不清楚张此行之目的。但张学良行前显然已经向王以哲布置过与中共谈判事宜，因此，王以哲此次不仅表现出“抗日热情极高”，主动表示愿意向华北宋哲元及韩复榘等处宣传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主张，而且对成立双方协定也相当积极。王以哲还坦率地提出有关67军在肤施、甘泉被围军队及其交通彻底解围的三项办法。经过磋商，双方于28日初步达成如下“口头谅解”：
（甲）由肤施至甘泉至鄜县沿马路交通左右各五里之内双方均不驻军队，凡经此之一切补充，均不得阻拦，双方并负有互助帮助之责。但双方均不应携带武器，在该地区亦不得有侦察或破坏等行为，该地区政府亦应非武装化。红军过路应予通行，惟红军部队横过马路时，应事先通知东北军。
（乙）为避免双方冲突起见，凡甘泉肤施城周二十里内，东北军得自由出城采办粮食，但不得携带武器，对苏区民众不得强买强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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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川谅解（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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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如苏区民众须至白区采购日用品时，驻城之东北军应给予方便。为避外人耳目，驻鄜县之东北军应予形式上的检查。入城后，苏区民众亦不得有侵犯或破坏东北军的行为。
上述“谅解”，在毛泽东等看来无非就是要红军解围。既然成为友军，互不侵犯，这一点自然不成问题，甚至条件还可以再放宽些。毛泽东在28日的复电中进一步提出，可以考虑：
（甲）为巩固两军，团结一致对日，确立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则（包括陕甘边区及关中区）；
（乙）鄜甘肤交通可即恢复来往，使粮服运输及经济通商，携带武器与否不必拘束；
（丙）肤施甘泉两城现驻部队所需粮柴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凭价购买，为便利肤甘友军起见，转饬当地苏维埃发动群众运送柴粮等物进城，恢复寻常关系；
（丁）恢复红白两区通商关系，红军采买货物经过鄜县洛川等者，东北军有保护之责，东北军入苏区办货者，红军有保护之责。
王以哲对毛泽东所提方案当然赞成，只是他无权对整个东北军的行动作出许诺，因而他把毛泽东所提方案中有关东北军的字样统统改成了67军；同时，增加了红军进入白区采买货物需着便装的文字。不过，王以哲最关心的还是如何使红军与东北军脱离接触的问题。他“诚恳”地请求毛泽东和彭德怀同意：“为保证永久的双方安全，红军围甘部队应退至甘泉十里以外，移出之防地，六十七军不得进驻；另沿鄜甘肤马路双方亦不住军队，惟苏区政府武装不在规定之内，此又可掩人耳目，对外搪塞。”对此，毛泽东等答应得十分痛快，他在给李克农的回电中称：抗日救国大计既定，凡属有利友军而无妨大局之事，我方无不乐从。望转告王以哲，以后随事商量，可不拘形迹。
3月5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所属有关部门：“关于我方与东北军整个协定尚在磋商，现先与六十七军王军长以哲所部订立……局部的口头协定，并于三月五日开始执行。”两军确定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则，“红军同意恢复六十七军在鄜县、甘泉、延安马路上之交通运输及经济通商”；“延安、甘泉两城现驻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柴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红军为便利延安、甘泉友军起见准转饬当地苏维埃发动群众运粮柴等物进城，恢复寻常关系”。陕甘“两省省委及军区应将本协定各项之意旨，向延安、甘泉、鄜县等靠近六十七军防地附近及交通路上之县区乡党部、政府、民众团体、红军、游击队、赤少队解说明白，并遵照执行，给予六十七军以粮柴之便利，对六十七军人员通过马路者表示好意与欢迎，入苏区办货者加以保护，务使我方军民与六十七军官兵结成亲密之关系，以达成进一步与整个东北军订立抗日讨卖国贼协定之目的”。
仅仅把红军与67军的关系保持在一种和平的水平上，自然与中共中央的期望相距甚远。中共中央的目的是要“与整个东北军订立抗日讨卖国贼协定”。同王以哲如此顺利地达成谅解协定，多少使中共领导人争取张学良东北军“抗日反蒋”的信心又有所增强。而3月5日张学良与李克农再度会谈的结果，显然更有理由使他们感到乐观。
张学良是3月3日返回西安的，他当即通知王以哲，说明他将前来洛川与李克农见面。5日凌晨，张学良驾机飞抵洛川，立刻与李克农见了面。与原先预想的相反，张学良关于抗日应当联蒋一事一字未提，中共中央要李克农准备用来应付张学良在政治上发难的种种答词，几乎完全没有派上用场。张学良当场只是一再表示希望能够尽快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延安进行会谈，并派代表常驻西安。同时，张学良特别提出希望中共能够介绍他的代表前往苏联，与苏联政府商谈合作抗日的问题。这无疑也正是中共中央所想的。早在3日上午，彭德怀、毛泽东就曾致电李克农，要他转告张学良、王以哲：“深望张副司令王军长领导东北军完全团结，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