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新探-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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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彭德怀、毛泽东就曾致电李克农，要他转告张学良、王以哲：“深望张副司令王军长领导东北军完全团结，与我合作到底，并确立联俄政策。当今之世，惟有苏联是真正反侵略者又真正有实力者，英国亦探联俄政策，中国更应速决大计。”如今张学良主动提出秘密联苏问题，这意味着他与共产党更加接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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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拨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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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农与张学良洛川会谈所取得的结果，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两条。据李克农3月5日报告，其一为双方负责人见面地点已经约定为肤施，时间在一星期内；其二为双方互派代表到友邦，张学良一方人选二三日内即可派定。在这里，格外值得注意的是时间。要求在一周之内立即与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谈，并保证在两三天之内就可以选定东北军方面赴苏交涉的人选，这再明显不过地反映出张学良对此早有准备，而且心情显得十分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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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拨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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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农与张学良洛川会谈所取得的结果，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两条。据李克农3月5日报告，其一为双方负责人见面地点已经约定为肤施，时间在一星期内；其二为双方互派代表到友邦，张学良一方人选二三日内即可派定。在这里，格外值得注意的是时间。要求在一周之内立即与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谈，并保证在两三天之内就可以选定东北军方面赴苏交涉的人选，这再明显不过地反映出张学良对此早有准备，而且心情显得十分迫切。
张学良决心和共，自然有种种原因。据张学良自己所言，最初是因1935年11月间去南京出席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所得的感慨。概括言之有六点：“（1）朋友之讽劝，如沈钧儒、王造时等之鼓励。（2）少壮同志则责良，不应同所谓亲日者辈，同流合污。（3）刺汪凶手孙凤呜之行为和言词。（4）党内之纷争，多为私，少为公。（5）良认为中央负责之同志，不热衷抗日，而其反有内心为亲日者，而良个人之观念上认为贤哲者，或在外工作，或无权位。（6）汪兆铭之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良认为非是对外，乃系对内。”所有这些，都使张学良对于理应肩负抗日救国重任的国民党日渐失去信心。
但更为重要的转变看来还在东北军三次剿共作战严重失利，尤其是11月23日牛元峰师覆灭，张学良不得不于1935年12月初急忙从南京赶回了西安。眼看不过两月时间，东北军就连损两师，自然“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认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并对共匪之战斗力，不为轻视，遂触动用‘和平’办法，解决共匪之念生焉”。由此张也就有了1936年1月赶赴洛川面见被俘部下高福源，密令王以哲负责与中共接洽，21日再赴洛川秘密会见李克农，许诺亲去南京游说抗日等事情发生。
从张学良与李克农第一次交谈的情况看，他当时对游说各方抗日颇有信心，他甚至自信可以拉阎锡山来与中共会谈，力图首倡和共抗日。不料回西安后，他竟意外地得知南京当局也在秘密与中共进行接触，一“负有接洽任务”并化名王牧师者（即董健吾）“持有财政部公函见良，要求进入匪区”。此事更使张学良有所疑惑：为何一面令东北军在剿共战争中消耗，一面却越过东北军与中共谋和？这不仅使张学良更加确信和共联共为大势所趋，而且对蒋之做法再添不满。他既不信任国民党南京当局有抗日之心，又疑心蒋介石有借刀杀人之意。这自然使张学良开始与蒋介石离心离德，而更易接受联共主张。张自述：“当是时也，共产党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只对良个人，并已动摇大部分东北将士，至少深入少壮者之心。当进剿再见不能成功，良觉一己主张，自问失败，征询众人意见，遂有联络共产党，同杨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实力，共同抗日种种献策……实动我心。”于是，他开始放弃原先游说南京的设想，转而与南京以外之各个地方实力派领袖频频联络，甚至与刚刚从新加坡回国的西南反蒋派的领袖胡汉民暗中往来，磋商“大计”。张学良1月下旬前往南京，原定2月初返陕，因得知胡汉民回到广州，并准备来宁，曾与胡电函来往，相约晤面，以决“大计”。
仅仅几个月时间，张学良就已经日益明显地与蒋介石分道扬镳了。面对遥遥无期的剿共战争，张学良深知以东北军继续硬撑下去只能拼光老本，从而受到所有东北军人，乃至东北人民的唾骂。张学良已再无可想，第一位的只能是抗日，只有抗日才能免于为他人作嫁衣裳，只有抗日才能回家乡，也只有抗日才能对得起为他东征北战、抛头洒血的十几万东北军人，以及许许多多流亡关内的东北人。蒋介石却不作此想，他的原则是“攘外必先安内”，要抗日必须先剿共。而在张学良看来，这一政策所导致的切身问题是，如果共产党剿不了、剿不完，岂不是抗日无期？何况，张学良已经注意到，南京政府中人多数“勇于内争，怯于御外”。既然如此，张学良只好另谋出路了。张后来回忆，他数次与这时在上海的东北抗日将领李杜讨论如何才能收复东北的问题。李杜“曾向良表示，拟返北满招集旧部，再从事抗日工作，良深表赞许”。但李杜明确认为，而今要收复东北或在东北抗日，必须与苏联和中共合作，否则将难以进行，故“彼要求数事：（1）去北满时，必须经俄，其次北满已有共党活动势力，故必须向共产党取得联系。（2）路费及活动款项由良供给。（3）请良选派二人帮彼办事，并任联络。”对于李杜所请，张学良后来自称他当时就全然表示同意。可是，张学良没有进一步说明的是，李杜这里所谓“帮彼办事”云云，其实就是代表张学良去与苏联政府联络，请求苏联给予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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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拨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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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政府会不会轻易同意援助他呢？关于这一点，张学良内心其实非常清楚。
中国东北一向在俄国与日本的势力范围之内，日俄两国在东北从来就势不两立，即使在苏联成立之后，这种矛盾冲突依旧是其远东外交政策最主要的制约因素。苏联政府对中国的一切政策，几乎都要受到这一冲突的直接影响和左右。一切便利于日本扩大其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的人物和事件，无论如何都会受到苏联政府的坚决反对。一向为“东北王”的张作霖从来都是依靠日本的，苏联政府最初几度试图施加影响，结果张作霖不仅毫不领情，反而为争取日本及英国对其北京政府的支持，以武装搜查北京苏联大使馆，公布苏联秘密外交文件的极端措施相报，这使得苏联方面对其留有极恶劣的印象。张学良继承其父张作霖的地位之后，很快又在南京政府的怂恿下，旧事重演，轻率地派兵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继而试图以武力收复根据1924年中苏条约仍旧主要由中苏两国共同管理的中东铁路，引发了著名的中东路事件，此举自然更加深深地得罪了苏联人。直到东北三省沦陷之后，张学良才渐渐意识到其前此做法之不智。因为从日本入侵东北三省之后，从整个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情形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在这个世界上，唯独只有与日本积怨甚深，并直接受到日本进攻威胁的苏联才是可能帮助他实现收复东北愿望的强大力量。
因为想要取得苏联的帮助，张学良在1933年夏天旅欧期间曾多次想与苏联方面取得联系。他先是通过南京政府驻法公使与苏联大使联络，要求访苏，后又通过东北前抗日将领马占山等私下与苏联有关方面进行交涉，结果全都毫无结果。苏联方面对张学良的不信任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张学良根本不知道，苏联情报机关这时也曾秘密地派人接近过张学良，以探询张学良与苏联络的真实动机和背景。他们曾通过欧洲的共产党组织派了一名叫余斌的华裔英国共产党员，秘密了解张学良的情况。据余报告，他同张学良在一起住了整整一个月，张确实对苏联抱以极大期望。他甚至再三强调余应当到苏联去学习，为此他愿提供一切费用。
要抗日，必须联苏，这一点张学良已确信不疑。可是如何能够使苏联政府改变对自己过去的印象呢？张学良对此竟一筹莫展。如何才能接通苏联，并使苏联接受自己呢？自欧洲回来之后，张学良只能寄希望于南京政府，如果苏联同意援助南京政府，自然也就援助了自己。可如今等了几年之后，特别是在与红军交手受挫之后，他对此已深感绝望，如要等到南京政府真正完成安内与统一再来抗日，恐怕是河清无日了。因此，他不得不设想通过另外的途径来推动中国走向抗日。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转而寄希望于中共之帮助，是再合理不过的了。事情明摆着，在中国，中共是苏联唯一的盟友和同志，苏联可以不援助任何人，唯独不能不援助中共。如果中共愿意为其奔走，苏联或者会爱屋及乌，逐渐对他另眼相看。不过，张学良最初看来并不相信远在陕北穷乡僻壤的中共和红军会与苏联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因此，即使在与陕北红军接上关系之后，他也仍旧把注意力放在上海，利用赴南京的机会，亲自前往上海，请李杜代他寻找共产国际在上海的秘密组织或上海的共产党。很显然，他并不清楚，这时的上海早已不是中共与苏联及共产国际联络的枢纽了。李杜的使命自然难以完成。
不得已，张学良只好又反过头来求助于陕北的红军。特别是2月下旬外出期间，张学良注意到红军2月20日开始发动东征山西的战役，打出的竟是“打通抗日路线”的旗帜，这更使他多少有些心急。这是因为：一方面，有“山西王”之称的阎锡山与张学良在对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问题上颇有些共同语言，张正在努力争取得到阎锡山的同情并与之达成共识，以此来形成对蒋介石的政治压力。红军如今一打，自然会迫使阎锡山转而支持蒋介石的安内政策，这将使张学良劝说阎锡山的工作前功尽弃。另一方面，红军东征山西，势如破竹，轻而易举地击溃了阎锡山5个团，俘虏1200余人，占领了石楼、中阳、孝义、汾西、隰县、永和六县近4000平方公里的地区，如果红军真的照其公开宣传的目的，全力以赴杀上华北抗日前线，难免很快与在华北的日军发生接触，结果很可能诱发全面战争。考虑到目前国民党各个实力派别的不同心态，若不能尽快接通与苏联方面的联系，此种作战能否引起全国范围的响应和取得军事上的胜利，颇难预料，那时情况或将变得更为复杂，甚至不利。这也是张学良急于在一周之内会晤中共领导人的原因之一。可是，张学良与中共领导人实际上没有能够在3月5日之后的一周时间内见上面，这次会晤的时间由于种种原因竟整整推迟了将近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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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拨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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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到李克农的电报之后，毛泽东与彭德怀于3月5日当天就从山西前线发来回电，说明原可派在陕北后方指挥一切的周恩来与博古二人之一前去会谈，可惜此二人这时均已去山西前线参加重要会议，如果约期迫切，最早也只能于3月17日左右赶到延安。《毛彭致李克农电》，1936年3月5日。不料，张学良由延安飞回西安途中，发现所乘飞机出现故障，不得不送去武汉修理，因此即使17日的会晤日期也不能确定。飞机刚刚修好，张学良又突患喉症，医生叮嘱务必小心休息，会谈之说只好再度延期。若等到喉症好了，根据原定日程，张学良又要于19日离陕赴沪办事去了。因此，原定及早会谈的设想自然未能实现。
另外，中共中央得知张学良患病在身，也不再去电催促。因为中共中央早已决定要在山西石楼召开重要会议，讨论和贯彻刚刚得到的共产国际七次大会的文件，以便统一党内对统战工作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刚刚赶来山西的负责陕北工作和与东北军谈判的政治局领导人周恩来或博古如果不能出席，未免不是一种损失。但到16日，关于中共中央谈判代表的人选已经确定了，那就是周恩来。在16日这一天毛泽东和彭德怀给王以哲的电报中明确称：敝中央已决定派周恩来同志为全权负责代表到肤施与张学良先生晤面，共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根本大计。时间可在本月底或下月初，具体日期由张学良先生确定后电告即可。
这时，东征山西之红军前锋已经到达文水、交城、介休、灵石、霍县、赵城、洪洞、临汾一线，并占领了同蒲路之一段。阎锡山在山西的整个统治因而严重动摇。山西一向是阎锡山的“独立王国”，如今阎却不得不向南京政府求援了。于是，蒋介石的中央军开始陆续进入山西境内。同时，为加强陕西围剿和牵制的兵力，蒋介石也进一步调派中央军开到陕西来。可是，这样一来，红军所面临的形势就渐渐变得不那么一帆风顺了。不过，这时为此更焦虑的，其实还不是中共中央，而是那些在陕北地区与中共和红军暗通关节的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将领们。张学良在与李克农的谈话中，就明确认为打阎锡山政治上未必好，在山西会不易立足，特别是立刻与日军接战，条件亦不成熟，得不到苏联的援助，靠自己单独来抗日很难成功。杨虎城部负责与红军联络的军官也纷纷对红军的行动表示难以理解。孙蔚如军长更直截了当地对中共代表说：红军过黄河是不妥的。不仅政治上要受不好的影响，而且必然给蒋介石以增兵陕北、进攻红军的借口。另外一些军官甚至断言：“红军到处都是帮助蒋介石解决杂牌军队的”，在四川、贵州如此，“现在又是这样”。东北军中了解张学良和共密谋的干部也有同样的看法，他们尤其担心中央军大举开入陕西，那样势必会使刚停止下来的剿共战争重新展开，东北军难免再度成为牺牲品。即使不考虑此点，以红军现有之兵力，与阎锡山作战也未必有决胜的把握，一旦失利，前途亦不堪设想。
但友军的担心看来并没有引起中共中央的同感。此时，陕北苏区南线已经分别同东北军之67军和杨虎城驻宜川的部队达成了谅解，北面井岳秀部已经被击退，高桂滋部也已经与红军达成默契，其驻周家岭一带的87师511团甚至与红军签订了一个书面的“互不侵犯协定”。该协定内容如下：（一）　立即停止彼此间的军事行动，各守原地，互不侵犯。（1）　红军部队与来往人员在五一一团驻地附近往来时，五一一团所属部队应以友军待遇；如有苏区的公务人员与通商者进入五一一团驻地时，五一一团应切实保护并以友谊招待。（2）　五一一团驻防各碉堡寨垒间往来之交通部队与人员，红军各部队应以友军待遇；如来往苏区的之公务人员与通商者，红军应切实保护并以友谊招待。但在交通线内除现有堡寨外，五一一团不得再增加碉堡。（二）　双方必须参加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实行对日作战。（三）　双方负责保障人民之集会、言论、结社自由。（四）　双方部队要保护人民春耕。（五）　五一一团在苏区的眷属，由红军负责保护并招待，送赴五一一团团部驻地周家岭。五一一团拘捕苏区之人员，亦须全数交红军代表带回，并保护其安全到苏区。（六）　以上各条，由双方代表签字日起实行。红军代表张云逸、五一一团代表王立山。因此，原来关于红军主力东去，陕北苏区将会变成游击区的那种担心，在中共中央内部几乎不复存在。加上红军东征一直相当顺利，这时也还是处于顺境之中，并未遇到严重抵抗，中共中央十分希望能够在山西“创造比陕北更大的根据地”。因此，中共方面还并不认为形势已经有了不利于自己的变化。当然，为求得友军，特别是东北军高级将领能够对红军的行动多少有所理解，毛泽东与彭德怀于3月22日专门致电张学良、王以哲及全体东北军官兵同志，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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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拨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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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国贼阎锡山勾结日帝侵略华北，危及晋、绥，复受日帝指挥，派兵六旅之众，屠杀陕北苏区民众。国人痛愤，罪不容诛。鉴于日帝之迈进华北之急，特遣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抵抗暴日，阎锡山竟为暴日效命，集中全力拦阻红军……敝军迭次宣言，全国红军白军亟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乃阎锡山置若罔闻，不顾民族国家之存亡，甘心依附仇人，而与同胞为敌，诚不识是何居心。诸公深明大义，抗日救国早具同心，应请仗义执言，责阎锡山以叛国之罪，劝其即刻悔悟，撤其拦阻红军之兵，开赴张家口与红军一同执行抗日任务。敝军本民族大义，决不追究其既往。若其甘心卖国，继续执行日本拦阻红军之任务，则红军为贯彻抗日目的计，不得不首先诛此卖国贼。至于陕甘苏区（包括陕甘边区及关中区），为抗日战争之后方，坚决巩固此后方，使我抗日将士安心杀敌，应不独红军与全苏区抗日人民之责，诸公近在接壤，自亦具有爱护维持之心。倘有搅乱此抗日后方者（例如毛炳文辈），愿诸公与敝军联合制止之。
指阎锡山为卖国贼，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红军这时军事行动的一种需要。至于阎锡山这时对抗日态度如何，其与张学良有何种共鸣，中共方面自然一无所知。实际上，阎锡山此前与张学良一样，也在“找国际（指共产国际）及党（指中共）的关系”。据中共北方党部军委负责人王世英此后几天的报告看，阎锡山自年初起就在想方设法与中共方面进行联络，至2月红军东征之前，阎本人至少已经与北方党部的代表有过三次谈话。阎所担心的自然是山西能否继续保持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对于中共代表所称中国唯一出路在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阎锡山明确表示赞同。但他声称中共的说法不论站在民族方面、国家方面或民众方面，都是对的，只是在房子里谈可以，站在他的立场，站在国民党的立场却不可以，“因为一谈就是很大乱子”。而对于中共代表所说山西唯一出路是与红军订立协定，阎锡山则表示异议。他也知道山西确在危机之中，东有日本，南有蒋军，西有红军，但他的态度是“对谁也不妥协，保持中立”，坚持继续独立控制山西局面。他声称，他的防共保卫团计划每年训练15万人，三年可训练45万人，到那时他什么都不怕。可是，不论阎锡山如何嘴硬，他主动并且是三番五次地找中共代表谈话，清楚地说明他这时已经颇为恐慌和动摇。中共对阎锡山展开统战工作并非毫无可能。但由于战争已经打响，尽管3月下旬中共中央听取了王世英的口头汇报，但对阎锡山的态度一时也难以改变。
1936年3月20—27日，中共中央在山西石楼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文件精神讨论了统一战线方针与军事行动计划问题。根据讨论情况可知，中共中央这时以“联俄联共”为分水岭，把国民党区分为“民族反革命派”与“民族革命派”两大类，仍旧把阎锡山归为“民族反革命”一类。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冯玉祥、阎锡山等为“民族反革命派”，“坚持反革命立场”，“反对联俄联共”。分析也承认，这一派内部也并不统一，没有口号，有些甚至可能在民众逼迫下假装抗日，只是“其作用在瓦解抗日战线”。除此之外，一切“联俄联共”者，均可视为“民族革命派”。但他们中间仍可分为三类，右翼不用说，“与蒋无严重区别”，重要的是中间力量，张学良就属于这一派。分析认为，这一派反对日本殖民政策，主张联俄联共，可与我们走一致的路。但是这些人皆是民族改良主义者，都不相信中国自己有力量抗日，不同意苏维埃与土地革命。由此可知，一方面由于张学良前此谈话中不主张反蒋，一方面也因为张学良、马占山、蔡廷锴等军事领袖所具有的特殊身份，中共中央这时对张学良的评价还并不是很高。在中共中央看来，自己真正的同盟者应当是“民族革命派”中的左翼，这就是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军队中下层、中小工商业者、中小资产阶级势力，他们“坚决联俄联共”，故“此为我们与反革命争夺的中心”。至于如何有效地争取同盟者，中共中央的认识很一致：第一，必须要高举抗日的旗帜；第二，必须要高举联苏的旗帜。当然，对于这时的东征抗日问题，毛泽东也作了专门的解释，说明我们提出“全国红军集中河北”的口号，并非就真的要立刻去河北寻日本人开战。他指出：红军固然不怕与日本作战，也不必等到数量大了，新式武器到了手再去打日本。但重要的是，要想最终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非有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不可”。在目前这种国内和国际政治形势下，没有苏联的援助和参加，仅靠红军的力量直接对日作战是不可能的。要想实现直接对日作战，首先必须实现“红军与苏联接近，苏区与苏联打成一片”。故东征山西，“打通抗日路线”，“唯一的任务是取消卖国贼的资本，并扩大红军”，创造大规模的根据地，为联苏抗日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