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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本事的皇帝-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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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也是王莽被骂的第四个原因,是他心太黑,手太毒。

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无论君臣百姓还是自己的至亲骨肉,只要挡路,或看着不顺眼,他说黑就黑。

但由于他伪君子的修养太深,早先大家还看不清他的真面目。现在,他在携诈篡汉之后,又大力推行欺民新政,大家终于看清了:他篡汉只是毁了刘家江山,他的新政则要毁了天下百姓!

就在这愤怒的观众纷纷要爬到舞台上痛打王莽的时候,社会人生大戏的总导演老天爷也借机行事,适时地把一位年青又优秀的演员推向舞台中央。

他就是刘秀。

第三章 太学生——历代君王最高学历

我们说刘秀了不起,绝不仅仅因为他建立了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这样的开国之君历史上有好几个呢。

他能伸能屈,有着极强的生存能力。

当农民,他把庄稼种得比别人好,经常手有余粮。进城市,他会经商,不耽误读书,还能培养自己的政治爱好。

无论在哪里,自己饿不着,还能干自己喜欢的事儿。无论在什么条件下,他都能很好地认识环境、适应环境,千方百计求得生存、谋取发展。

这其实是一种很了不起的素质,一种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能顽强生存的素质。刘秀之所以能起身于社会的最底层,历尽坎坷终成大事,靠的就是这种素质。

以后大家会不断发现,这种素质帮助刘秀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人生目标,使他无论在做人还是做事、无论在治国还是治家上,都达到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就在王莽忙于篡位抢权的时候,刘秀忙于成长。

就在王莽忙于复古改制的时候,刘秀从萧县叔父那儿回乡种地。

就在王莽惹恼天下人,到处出现起兵反抗的时候,刘秀想上大学进一步深造。

公元14年,刘秀19岁的时候,放下地里的庄稼,告别亲人,到京城太学读书。

在今天,19岁才读大学,年龄已经不算小了。但在当时,这无所谓,因为在太学里,头发白了仍在求学的、大半辈子白发伴青灯苦读的比比皆是。

就是在这里,刘秀拿到了可以算是与历代君王相比最高的学历。

值得一提的是,刘秀能有这次上太学的机会,也多亏王莽提供了机会。

王莽为刘秀提供了上太学的机会

世界教育史上有确切文字记载的、由统一的中央政府设立的第一所官立大学,是西汉武帝刘彻设立的太学。

公元前124年,刘彻接受大儒董仲舒和丞相公孙弘等人的建议,正式建立太学,专门研究学术,传授学问,是帝国的最高学府。

当时,太学规模很小,只有5个老师、50个正式学生:设5个五经博士(教师),分别传授《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每个老师带10个弟子(太学生)。

由于招生名额太少,正式在册的学生只能由朝廷选择“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的高干子弟而来。不过,各郡国可以选拔保送“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的青年学子,作为旁听生,不占编制,数量也不多。

一年后,他们经过考试,如果能通一经以上,就能排队依次做官。

由于太学成为从政的重要途径,所以入学需求十分旺盛,学校的规模不断扩大。昭帝时学生增至100人,宣帝时1000人,成帝时更是猛增至3000人。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大家都想接受良好的教育,这是好事。

但是,教育是一门科学,也是艺术,有其自身的规律。如果不尊重教育规律,不注重教育内涵的提炼、水平的提高和教育产品的使用(学生就业),只注重学校规模的盲目扩大和学生人数的随意增多,甚至于在学历等问题上掺杂使假,教育的社会作用就会大打折扣,乃至于在某些方面成为社会危害。

比如,王莽辅政和代汉以后,就大规模扩充太学。

王莽为了笼络广大读书人,迅速扩大太学招生规模,乍看好像是重视教育,其实是搞面子工程,违背教育规律,同时也违背干部人才成长规律。

无论如何,太学扩招,使刘秀从一个回乡知识青年有了到国家最高学府进一步深造的机会。

让王莽本人始料未及的是,太学扩招同时也使不少太学生不能像武帝时期那样学得好即可做官。在这种政治生态龌龊、潜规则盛行的条件下,他们出身寒微,没有背景,学了几年后不能及时就业,不得不回家去。他们中的一部分作为有知识、有文化的最早觉醒者,成为打碎旧世界、建设新社会的积极力量。

早在公元4年,正在辅政的王莽为了最终称帝,拼命拉拢读书人,其中重要的一手就是太学扩招。

他扩建学生宿舍,增设经学学科,增加教师编制,把每个教师所带学生的名额扩大到360人,使太学生的员额迅速扩大到万人。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即使在科技发达、教学条件日益现代化的今天,一个教师要带好几十个学生也是个重活儿。

在那个没有投影仪和麦克风的时代,一个教师要带数百名学生,必须经常地忽悠大家。

王莽还命令各地把擅长各种学问,甚至方技的人,公费送到京城太学。他还在各郡县设立太学分校。

刘秀来到太学,师从庐江人许子威学习《尚书》。

这时的太学,老师的教学效果已远不如以前。

太学的老师称博士,意思是博学多能。博士不是职称,而是一种官职,其岗位职责除了教书,还要制礼、藏书、议政(包括备朝廷顾问)。不过,这样也有个好处,就是老师并非待在象牙塔里,讲起课来便于理论联系实际。

这时的太学,学生的来源也很复杂,人数太多,年龄、学识、家庭背景差别很大,管理是很灵活的。其实不灵活也没办法,学校的学生规模急剧膨胀,根本来不及建立以及实施严格的管理制度,连老师都不够用,何谈其他。

反正王莽和朝廷并不在意什么教学质量,把读书人拢在一起玩罢了。

这种灵活的管理表现在教学方法上,就是由于老师太少,学生太多,学校必须这样:

一是讲大课;二是由高材生或高年级学生替老师讲课;三是允许学生用更多的精力自学,以及向校外专家求教。

这种灵活的管理表现在学生管理上,就是宽进宽出。

这时候的入学条件比武帝时松多了,进校后,学制也没有固定的年限。只要没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你想学到胡子白都行。定期考试,通过的可以做官,也可以不给你官做。

也就是说,不是你学得好就一定能做官,要做官还要有其他因素。

你要是学到一定时候出去做官或者干其他事儿,啥时候抽时间回来再学几天也行。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不得不灵活,或者说“被灵活”的管理,并不利于寻章索句、引经据典的教学和研究,反而歪打正着,有利于那些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学生发展。

刘秀同学的学习成绩——刘秀其实不简单

刘秀同学的学习成绩是很好的。

《后汉书》《太平御览》等权威史籍说起刘秀的学习时,是“略通大义”“大义略举”,不少人据此认为他学习成绩不好。

甚至,有人联系他上学期间的其他活动,说他不务正业。

其实,权威史籍的记载和他一生努力学习工作的事实表明,他在太学的学习成绩是很好的。

刘秀是怎样成为最有本事皇帝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不仅有很高的学历,而且有与之相符的“学力”:他能够学以致用!

我国的经学在两汉时期,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个版本的区别与争论,在太学里的教学内容主要是今文经学,而私学的主要教材,则是古文经学。

那么,经学的今古文之别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秦始皇统一天下时,为了让全国人民用一个脑袋想问题,大搞“焚书坑儒”。这段历史公案大家都清楚,其实是一场文化浩劫,儒家经典几乎全被灭了。

到了西汉初年,流行的儒家经典几乎没有旧典文本,主要靠幸存的经师口授,他们的学生记录下来。同学们记录时用的文字是西汉通行的隶书,属于当时的“今文”,所以,这类经书被称为“今文经书”。

而当年秦始皇烧书时,有几个儒生冒着生命危险把一些儒家书籍藏起来。这些书到了汉朝陆续被发现整理出来。由于这些书是用先秦时通行的小篆字体写的,所以,被称为“古文经书”。

这两种经学虽然传播的主要内容都是儒家经典,但精神内涵和治学方法却差别很大。

今文经学讲究微言大义。

这类教材毕竟是大师们口授记录下来的,谁也记不了那么准,那么全,同学们只要“略以其意属读而已”。

同时,今文经学还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引入时下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等理论,宣传君权神授,根据当时社会政治的需要来解释自然现象和人事变迁,很得大汉王朝君臣的欢心,所以被列为官学教材。

古文经学则讲究名物训诂,要求按字义讲经,注重考证,经书上没有的东西不能乱扯。同时,古文经学也反对谶纬灵异。

大汉君臣对古文经学不太感冒,又不便说得太直白,就不让它进官学课堂,只让它作为私学的教材让大家学着玩。

啰唆了半天,大家明白了吧:

刘秀同学入太学,老师是今文经师、中大夫许子威先生;教材是《今文尚书》;学习要求是重在把握精神实质,“略以其意属读而已”,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所以,史家说他“略通大义”“大义略举”,并不是说他“学得不怎么样”“只知道大概”,而是说他很好地把握了《今文尚书》的精神实质!

刘秀同学跟其他同学不一样,他不是枯灯黄卷、皓首穷经的那种,他非常善于把理论与实际、学习与实践结合起来!

这段学习生活让刘秀受益终生,不妨再说几句。

当时细纸还没有发明出来,课本都是用竹简、木牍和帛书写的,又没有钢笔、铅笔,更没有电脑和投影仪,写字是很费劲儿的。恰恰教学方式又是老师口授、学生记录,老师海阔天空地发挥,有时甚至用几万几十万字来解释一句话。如果老师口齿不清或有方言,可就真苦了学生了。

所以,谁当时在太学里学习,需要动脑子是肯定的,同时也是个体力活儿。

有的从小学到老,还弄不懂一经;有的甚至日夜埋头、死记苦读,最后累死在孤灯下。

对于很多人来说,朝中无人,又想做官,只有苦读。虽说书念好了未必都能做官,但毕竟有希望。还有,少数高干子弟为了附庸风雅,也想方设法到太学里读一回。

虽然朝廷多次说要加强素质教育,并且安排删减经书的章句,但收效不大。

可见素质教育的问题最迟在前汉末期就提出了,但两千多年了至今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很值得深思。

我认为关键是政策导向问题,即没有建立起科学的人才评价体系。

各行各业、各个方面的社会评价体系太重要了,它是社会资源配置、社会资料分配的基础和依据。

但是,这种包括人才评价体系在内的社会评价体系又往往不被人们重视,甚至还常常被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搞混乱。

前者是人们认识水平问题,后者则是阴谋家要浑水摸鱼。

比如太学生,武帝时只要考试通过就能做官,通过经学的科目越多被授予的官职就越高。刘秀上太学时虽然大家毕业后不一定都有官做,但要做官必须考得好。

这样,当考得怎么样成为对学生的主要评价标准时,哪个学生(还有他们的家长)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应付考试上?

无独有偶,做官也是这样:主要凭关系,大家就都去削尖脑袋找关系;主要凭学历,大家就一窝蜂去搞学历;主要看政绩,大家就想方设法搞看得见的政绩。

总之,人才评价体系一头牵着素质教育,一头牵着用人机制,重要得很。

学习赚钱两不误

前汉后期的太学生并不都是埋头书卷的人。

大家来自五湖四海,都为了一个做官的共同目的走到一起来了,所以,政界特别是朝廷有点风吹草动,大家都很关心。

老师们都是今文经师,又身兼重要职务,在阐述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时,是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

当然,朝廷也十分重视太学,舍得投入,迅速扩建校舍;重视师资配备,皇帝亲自制定标准选择老师,不断提高工资待遇,发给服装,还经常赏赐酒肉;朝廷还注意按照自己的需要选用教材,甚至皇帝(宣帝)亲自出面召集会议审定全国统一的教科书。

完全可以说,由一国最高当局正式审定全国统一的教科书的做法,出现在前汉宣帝时期,这在世界教育史上是最早的和极为罕见的。

这样一来,太学的现实政治气氛与学术气氛一样浓郁。

太学生们一面读书学习,一面睁大眼睛盯住官场的动静。

早在十几年前的一天,哀帝的丞相孔光与司隶校尉鲍宣发生点小矛盾。

大家知道,孔光不仅位极人臣,他还是王莽的心腹。

鲍宣的职责是监察中直机关的中层以下干部、京师地区干部,及所有干部在京师违法乱纪的行为,级别比孔差了好多级,但他是当时的名儒,为人耿直,疾恶如仇,敢于实话实说。

比如他与孔发生冲突前不久,就公开揭露外戚把握朝政,大搞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一些无能无耻的家伙爬上重要岗位,且步步高升,充塞朝廷,而一些德才兼备的人报国无门,没有出路。

这当然很不对王莽的胃口。

对于鲍宣这样德才兼备,说真话做实事,但不善于溜须拍马的好干部,王莽早就想找机会扁他了。

有一次,鲍宣阻止孔光违反交通规则,这其实是鲍宣在正常履行职责。但很快,鲍宣被指侮辱丞相,下狱治成死罪。

王莽和孔光打算趁此机会把他灭掉。王莽要灭谁,无论朝廷重臣,还是骨肉至亲,都难逃一劫。

但这次,太学生们不干了,因为鲍宣是他们心目中的偶像,也是他们的代言人。于是大家集体上访请愿,营救老鲍。

一千多名太学生在王咸同学的带领下,一直上访到皇帝那儿。反正都在京城,从太学到皇帝办公的地方,抬脚就到。

哀帝对王氏外戚不太感冒,而王莽正韬光养晦,毁人也不想老是弄在表面上,更不想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

结果,老鲍被免予死罪,改为髡钳,就是用铁圈束着脖子,给头剃个秃瓢。这种刑罚不要命,重在侮辱人。

太学生们获得小胜。这是我国历史上大学生干预政治的最早记录。

积极问政,是前汉末期太学生的传统。刘秀出身于太学,得益于此,以后登基了他也非常重视太学建设。

此时,刘秀同学就表现出他的聪颖、勤奋和过人的政治见识。在这儿学习期间,他广泛结识了在京城工作的南阳籍人士,同时,对南阳一带来京城办事的老乡他也经常接触。当然,作为皇室后裔,他同样重视亲戚交往。

在此期间,跟他走得近的一些亲戚、朋友、同学,渐渐成了他的铁哥们儿。后来,他们在刘秀君临天下之途上发挥了极其重要,而又不可替代的作用。

比如,与刘秀几乎同时在太学求学的他的堂兄刘嘉、表兄来歙,还有小老乡邓禹等等。每当有重要的官场变故、重大政策出台,刘秀总是最先知道,回到宿舍讲解给同学们听。

大家知道,在大学宿舍里,无论是“坐谈会”还是“卧谈会”,同学们谈论的话题是包罗万象的。而如果哪位同学掌握了某方面的话语权,他一定是这方面的发烧友。很显然,刘秀同学是政治发烧友,他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洞察力是同学们认可的。

大家别以为他仅仅是个青年农民!

刘秀不光是个称职的庄稼把式,勤奋的大学生,在经商上也很擅长。此前在老家种地时,他就经常把多余的粮食拿出去换几个零钱。那时候他才十几岁。

现在,上太学了,他本来家里就不富裕,又是个食宿自理的特别生,难免手头吃紧,必须勤工助学。

太学生中的正式生,是由太常选拔的高干子弟,有名额限制,可以享受官俸。

而刘秀属于地方选送的“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的特别生,不受名额限制,费用自理。同样是在一起上学的太学生,差距就是这么大。从地方来的特别生,有不少家境比较贫寒的,必须自己想办法解决学费和生活费。

比如倪宽同学,就靠给人家做饭维持生计。

翟方进同学家里也不宽裕,老妈只好跟着到京城来,靠织布、做鞋卖了赚几个钱,供他读书。

刘秀同学想自食其力,搞起了三产:与同宿舍的韩子同学合资买了一头驴,租给别人跑运输,收几个租金。

我们说刘秀了不起,绝不仅仅因为他建立了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这样的开国之君历史上有好几个呢。

他能伸能屈,有着极强的生存能力。当农民,他把庄稼种得比别人好,经常手有余粮。进城市,他会经商,不耽误读书,还能培养自己的政治爱好。

无论在哪里,自己饿不着,还能干自己喜欢的事儿。无论在什么条件下,他都能很好地认识环境、适应环境,千方百计求得生存、谋取发展。

这其实是一种很了不起的素质,一种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能顽强生存的素质。刘秀之所以能起身于社会的最底层,历尽坎坷终成大事,靠的就是这种素质。

以后大家会不断发现,这种素质帮助刘秀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人生目标,使他无论在做人还是做事,无论在治国还是治家上,都达到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当时,南阳人来太学学习的并非刘秀一个人。比如邓禹、朱祐等同学,他们在以后的岁月中紧紧追随刘秀,为后汉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之功,被刘秀封侯拜将。

广交朋友,积累人脉,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使刘秀很快锻炼成处理人际关系的行家里手。这个时候的刘秀,聪明、勤奋、活跃、有胆识,既善于经营管理,又颇有政治头脑。他二十多岁,这个年龄不算大,但也不算小了。

很多小伙子到了这个年龄,早已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了。刘秀也是很有自己的想法的!

当官就当执金吾,娶妻就娶阴丽华!

有一天,刘秀与同学一道上街,正赶上执金吾出巡。

执金吾是负责京城治安的武官,相当于京城的公安局长,官秩二千石,权力很大。

刘秀见执金吾身边车骑甚盛,兵器林立,好不威风,不禁脱口感叹道:“当官就当执金吾,娶妻就娶阴丽华!”

他的这句话被史家记载确凿,是他当时的两个宏大志愿和人生目标。

是啊,干什么工作和与谁结婚,是衡量一个人人生内容和人生质量的基本指标,也大体能决定一个人的人生走向。

无论从容貌、才学、品德和行为哪方面说,还是综合起来说,阴丽华都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女人!

阴丽华是南阳郡新野县(今属河南)人,比刘秀小9岁,祖上是春秋时期声名赫赫的辅助齐桓公称霸的管仲。

管仲的七世孙管修被拜为阴大夫,其后人便以“阴”为姓。大约在秦汉之际,这支阴姓人家移居到了新野。

阴丽华与刘秀的家世有点类似,虽然祖上显贵,到自己这儿已是平民。她出生于新野一个平民家庭,父亲阴睦在她7岁时病故,母亲邓氏,哥哥阴识是前母所生,她与弟弟阴兴、阴就为同胞。母亲、兄长,把她和两个弟弟抚养成人。

阴丽华长大了,像出水芙蓉一般,有倾城倾国之貌,在家乡一带很有名气。

其实,阴丽华早就是刘秀同学的梦中情人了。

刘秀的二姐夫邓晨与阴家是邻居。刘秀经常到新野二姐家去,很早就知道了阴丽华。

邓晨也是刘秀君临天下之途上的重要人物,戏份很重。他出身干部家庭,他的曾祖父邓隆曾官居扬州刺史,祖父邓勋曾官居交趾刺史,父亲邓宏为豫章都尉。

但是,邓晨并没有纨绔子弟的不良习气。他从小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知书达理,颇有主见,遇事沉着,有很好的素养。邓晨长大后,娶刘秀的二姐刘元为妻。

不光有这层关系,刘秀还与二姐夫很对脾气,所以有事没事常去新野玩。本来就是亲戚,趣味又相投,当然,还有共同的追求,邓晨后来无怨无悔地追随这个妻弟建功立业。

刘秀正值青春年少,血气方刚,知道阴家姑娘这么出色,自然深深地记在心里。

眼下,刘秀同学发出这样的感慨,纯属心声的自然流露。

娶村姑为妻,当公安局长,这当然不是王者之志。秦汉时期,在那种剧烈变化的社会环境中,胆魄干云、口气吞天的人是很多的。

比如秦末的陈胜、吴广,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组织者。其中,陈胜是个贫苦农民,为人“佣耕”,估计家里也没有几亩地。他在发动大家起来造反时就喊道:“那些王侯将相难道天生就是贵种吗?”

无独有偶。

汉高祖刘邦早年身为一个村干部,有一次,他碰巧看到秦始皇出巡,场面十分壮观,就忍不住感叹道:“大丈夫就应该这样啊!”

还有西楚霸王项羽,他早年在会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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