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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年代 作者:高华-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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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洗刷以往个人形象的“进步”、“左”倾色彩，6月至11月，孙科频频发表公开谈话，表达对苏联、美国对华政策的不满。6月29日，孙科对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发表谈话，指责苏联支持东北的中共军队，阻拦国民党军队进入旅顺、大连，声称苏联行动已违反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8月28日，孙科又发表谈话，认为日本对中国的威胁已因日本战败而告解除，代之而起者为苏联。11月15日，孙科对美联社记者发表谈话，批评美国仅以3亿美元援华，不及援欧数额的百分之五，“实无济于事！”①
孙蒋合流，在政治上互相支持和配合，在1948年3月“行宪国大”围绕副总统竞选一事上达到高潮。1948年3月29日，行宪国大在南京开幕，从4月23日开始，国民大会进入选举副总统的阶段。参加竞选副总统的国民党方面有李宗仁、程潜、于右任等，党外则有莫德惠、徐傅霖等人。在参选人中，李宗仁是最重要的人选。李宗仁得到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支持，早在一年前即有意角逐此位，但是蒋介石却不属意于李宗仁。长期以来，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集团存在尖锐的矛盾。1947年后，美国对李宗仁的兴趣大增，这一切都引致蒋介石对李宗仁的防范与限制。蒋介石宁愿选择文人出身、势力较弱的孙科做自己的副手，而不愿身边有李宗仁这个咄咄逼人的军人领袖。1948年3月16日，蒋介石召见孙科，鼓动并支持孙科出马竞选。孙科本无意角逐，在蒋介石承诺以全党力量支持的情况下，于1948年3月25日，宣布竞选副总统。
孙科参选，给李宗仁及其桂系集团造成很大压力，尤其是孙科参选得到蒋介石的全力支持。1948年4月23日，得到桂系支持的南京《救国日报》刊载有关孙科的桃色新闻，一时对孙科的社会公众形象造成很大的冲击。经过一段颇为激烈的竞选拜票活动，1948年4月29日投票揭晓。经过三轮投票，李宗仁以1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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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孙哲生先生年谱》，第187、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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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当选，孙科得1295票，仅以143票微弱之差，败给李宗仁。李宗仁当选为行宪后国民政府第一届副总统。孙科则在5月17日，就任行宪后第一届立法院院长。
孙科竞选副总统失败与蒋介石一意助举造成的反弹有密切联系。蒋介石为了防止李宗仁当选，调动所有手段，在迫使李宗仁退选不成后亲自干预选票流向。1948年4月23日，初选结果揭晓，李宗仁得票领先，但未超过半数。蒋介石指使贺衷寒等人为程潜助选，以图分散李宗仁的选票，而使孙科当选。4月24日第二次选举，李宗仁仍居领先地位，蒋介石又出面让程潜放弃竞选，并下令国民党籍代表支持孙科。在第三次选举时，蒋介石更是周密安排，由蒋经国亲自部署助选，但终究事与愿违，陈立夫已不能控制党员代表。蒋介石的上述行为在国民党内和社会上造成强烈震动，对孙科当选客观上帮了倒忙。
孙科一向自恃己为孙中山之子，举止骄傲，与具有平民色彩的李宗仁形成鲜明反差，在竞选期间，拉票活动又远逊于李宗仁，此也是造成落选的原因。
孙科虽然未能当选副总统，但行宪国大竞选一事将孙科与蒋介石的关系进一步拉紧。在国民党统治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孙科选择了与蒋介石继续合作的道路，尽管在1948年后，国民党政权的前途已岌岌可危。
四、风雨飘摇中的孙科内阁
1948年11月至12月，国内局势发生重大转折，国民党军队主力经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已损失大半，国民党在内战中的败局已定，其统治已全面动摇。为了挽救濒于灭亡的危机，蒋介石在各方的压力下，被迫准备下野，并放出与中共和谈的试探气球，但仍退居幕后操纵。此时，孙科成为蒋介石以退求进的一个棋子，蒋介石一心拉孙“挽救危亡”，孙科再一次被蒋介石推向前台。1948年12月23日，孙科被任命为行政院院长，孙科内阁在风雨飘摇中成立。
孙科内阁的成立是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矛盾趋于白热化，为应付形势作出的特别安排。1948年4月19日，蒋介石在行宪国大上出任总统。为了显示“开明”形象，特延揽翁文灏组阁，由翁文灏担任行政院院长，无党派人士王云五担任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内阁建立后，面对日益恶化的国民党统治危机一筹莫展。9月17日，中共军队夺取济南，12月3日，占领徐州。12月15日，人民解放军已完成对北京的包围。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推行的币制改革也宣告失败，在这种形势下，翁内阁已无法应付局面。此时，主张重开与中共谈判的桂系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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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在各方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考虑下野，并有意让李宗仁担当起与中共“和谈”的责任，为此，蒋介石对内阁的改组也作了打算。
1948年12月8日，蒋介石在南京召见国民党内“主和派”代表人物张治中，向张表示：“现在最好是组织一个能战能和的内阁”。①蒋介石向张治中提出他对内阁首辅的两个方案。第一，由张治中组阁，但是蒋认为，张治中的“主和”色彩太浓厚，“恐怕立法院通不过”；第二，是让孙科组阁，由张治中做行政院副院长兼国防部长，“这样就是一个能战能和的内阁”。 ②张治中婉拒了蒋介石的建议。蒋介石随即找孙科谈，孙科同意组阁，但要求组成“巨头内阁”，即延揽各方重要代表性人物入阁，包括张治中、张群、翁文灏、吴铁城、邵力子、陈立夫等。孙科执意拉“主和派”张治中、邵力子入阁，其主要目的也在于向中共作出“和平”姿态并希望由张、邵出面，代表国民党与中共方面议和。
从1948年12月23日至1949年3月12日，孙科内阁仅维持68天。面对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的局面，孙科试图振作，但终究无力回天。
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后，为挽救濒临灭亡的国民党政权，不断呼吁与中共议和，争取实现“光荣的和平”。1949年1月1日，孙科发表广播演说，提出愿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并表示新内阁将以实现和平、解除人民痛苦、改良征兵征粮、稳定物价为施政首要目标。与此同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向孙科表示他个人的意见，主张国民党应尽早与中共和谈。司徒雷登大使并表示，美国政府将对中国内战继续持中立态度。③ 1月19日，行政院会议决定，与中共在无条件下签订停战条约。1月22日，孙科主持行政院院会，决定派邵力子等组成代表团，“与中共和谈”。2月6日，孙科在广州举行记者招待会，强调继续进行和平努力，政府迁地办公绝非放弃和平。对于国民党方面的求和姿态，中共以毛泽东1月14日提出的和平谈判八项条件作为回答。由于孙科对“八项条件”极为抵触，他对与中共重开和谈能否取得成果并没抱太大的希望。相反，他寄希望于请美、英、法调停中国内战。1949年初，孙科曾通过驻苏大使傅秉常向苏联政府正式提出请苏联出面调停中国内战的建议，遭到苏方的拒绝。美、英、法政府也对国民党政府的请求予以拒绝。争取议和及吁请列强调停既不成，孙科对国民党政权的前途已近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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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张治中回忆录》（下），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781页。
② 余湛邦：《一九四九年国共北平和谈始末记》，载《文资资料选辑》第67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2页。
③ 《孙哲生口述自传》，载《孙哲生先生年谱》，第4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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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孙科已萌退意时，他在1949年2月初做出了一件惊人之举——孙科内阁不经代总统李宗仁的同意，竟私自迁往广州，2月5日正式开始办公，造成府院分离的局面。1949年1月，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后，事事受到退居幕后的蒋介石的掣肘。孙科因制宪国大竞选副总统受挫，与李宗仁积怨较深，故而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有意与李宗仁作对，而与退隐溪口的蒋介石遥相呼应。孙科上任行政院院长后曾赴奉化，与蒋介石面谈，12月29日，遵蒋介石命任陈诚为台湾政府主席，为国民党败逃台湾预备部署。李宗仁就任代总统后，孙科滞沪不返，使李宗仁的政令无从执行。1949年1月27日，代总统李宗仁致电毛泽东，表示愿意接受中共“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孙科称李宗仁此举未经国民党中常会和行政院讨论，表示坚决反对，谓之“城下之盟”，遂有孙科率政府机关南迁广州之举。
在国民党政权行将崩溃的形势下，孙科心劳力拙，毫无建树。在李宗仁一再邀促下，2月28日孙科自广州返回南京，但对一片混乱的局面，一筹莫展。政府的全部工作“只是忙着印钞票以期供应军队”，至于钞票印多少，在哪里印，孙科也一无所知。①与此同时，李宗仁控制下的立法院、监察院又就孙科私将行政院迁广州之事向孙科发起进攻，指责孙为“和平之障碍”，“民国以来最恶劣无能之内阁”。孙科面对内外交困的形势自知已无力再承担内阁首辅之责，于1949年3月8日向李宗仁提出辞呈，3月11日正式向外公布，孙科内阁维持不及三个月即倒台。孙科的此次下台，乃势之所然，国民党政权大厦将倾，非任何人所能挽救，在当时的形势下，再熟练的官僚也无法使国民党政权起死回生。
孙科辞去行政院院长后，在3月16日曾去奉化晤蒋介石一面，随即赴广州，5月移居香港对外称“就医”。7月16日，蒋介石飞抵广州，召开国民党非常委员会成立会议，孙科返回广州开会，名列委员名单。会后仍返香港。一年后，孙科自香港转赴法国。从此结束了他近30年的政治生涯，开始了海外流亡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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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哲生口述自传》，载《孙哲生先生年谱》，第4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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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科的宪政理念及其限度①
1928年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后，作为国民党上层集团一员的孙科，面对中国现代化的要求，提出了一系列旨在使国民党摆脱政治困境，以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革新主张。在国家政治体制问题上，孙科最早提出实施宪政的政治主张；在国民党内，孙科强烈反对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呼吁实现国民党的民主化；在经济和民生问题上，孙科从巩固国民党统治基础前提出发，强调用改良的方法迅速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孙科的这些革新主张表现出一定的追求现代化的倾向。然而由于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阻滞革新的思想和势力十分强大，兼之孙科思想的内在限制，孙科的革新努力最终遭到失败。孙科的失败从一个侧面证明，1928年后在国民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新传统主义思想不能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
一
走党治国家的道路，这是包括孙科、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上层集团在1928年对于国家政治体制的一致选择，这不仅是因为孙中山已为国家在进入宪政之前预定安排了一个由国民党以集权的党治形式管理国家的政治阶段，更重要的是，国民党上层集团认为，只有通过党治，才能应付国民党政权所面临的挑战。孙科曾是“以党治国”的积极拥护者，但是随着国内外矛盾的急剧变化和党治弊端的逐步暴露，孙科从一度对党治深信不疑，转而在国民党内最先提出结束党治、尽速实施宪政的主张，到了抗战后期，又进而呼吁实现多党制的民主制。孙科政治主张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他试图为已陷入困境的国民党政权重新寻求政治出路，同时又表明孙科具有与蒋介石迥异的迎合世界潮流的倾向。
对于党治问题，孙科的思想曾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1928—1931年，孙科对于蒋介石以党治确立国民党政治权威的主张和措施虽然在个别之处有所保留，但总的说来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孙科希望通过党治，“造成一个巩固的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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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名《论孙科革新国民党的努力及其失败》，载《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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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种种之建设事业得以发展”。① 但是到了30年代初，经过几年强调权威的党治实践，孙科发现，国民党并未能使党国权威真正确立，在党国体制下，国民党所面临的困难非但未能被解决，相反却陷入了更为深重的危机。第一，以武力解决地方军事势力，虽有所进展，但终因战事不断，致使国家陷入长期的动荡之中；第二，与前一问题相联系，国家的动荡和国力衰落，促使日本侵华步伐加快，而对于日本侵略，国民党束手无策，“没有丝毫办法”； ② 第三，单纯依靠武力镇压中共，未能奏效，以前只有“几千支枪”的江西红军，“现在已有了十几万”。 ③ 国民党既要垄断政治权力，而事实证明国民党又缺乏能力维持这种垄断，党治弊端暴露无遗。孙科认为，唯一能使国民党摆脱困难的方法就是实行民主政治。
从1931年10月到1932年12月，孙科在不同的场合，提出结束训政，“速开党禁”，加快实施宪政的政治主张。孙科呼吁从速实施宪政，是基于以下一些现实问题的思考：
首先，孙科把实施宪政视为争取抗日救国的一个重要条件。孙科认为，“今日最重要解决之问题，莫过于抗日救亡”，可是“要御侮，先要集中力量，培养实力”，然而由于国民党“政权不公开，言论不自由”，人民对国民党党治极度不满，因此国力无法集中。孙科指出：“欲挽危亡”，国民党必须“使政权日渐公开”，“使国民有参与国事，行使政权之权力”。 ④
他强调，只有“建立民主政治”，“于最短期间、结束训政，筹备宪政之开始”，才能“团结国民、集中国力”， ⑤ “使全国人民之心思才力，咸能贡献与国家之生存”。 ⑥ 孙科说：“主张促成宪政，也就是御侮的方法之一。”⑦
其次，孙科还把促成宪政看成是加强国民党自我调节的一个重要手段。孙科深感“国难日深”，使国民党前途“可胜觫惧”。孙科指出，“数年来之党治……效率低微，国民触望既深，而本党之信仰，亦不免渐致惰失”。 ⑧ 因此人民“批评国民党垄断政权，这是不应责怪的”。 ⑨ 孙科说：“以党治国并非以党专政来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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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科：《倒蒋之理由与趋势》，《中央导报》第3期。
② 孙科：《三民主义的建设》，《孙科文集》，台湾商务印馆1970年版，第25—26页。
③ 孙科：《今后的党务工作》，《中央导报》第12期。
④ 孙科：《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中国的前途》，重庆商务印馆1942年版，第210页。
⑤ 孙科：《担任立法院长的使命与今后的希望》，《孙科文集》，第258页。
⑥ 孙科：《实行宪政之意义与国民应有之认识》，《孙科文集》，第256页。
⑦ 孙科：《担任立法院长的使命与今后的希望》，《孙科文集》，第259页。
⑧ 孙科：《实行宪政之意义与国民应有之认识》（1933年1月1日），载《孙科文集》，第256、257页。
⑨ 孙科：《担任立法院长的使命与今后的希望》，《孙科文集》，第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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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国家，使中华民族在党的训政下讨生活，而是要实施宪政，使人民能够运用直接民权，完成民主政治。”① 他进而强调，为了“挽回人心”，国民党必须“进行政治党务改革”，“恢复党的民众立场”，“切实履行本党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各种自由论纲，禁止一切非法干涉，滥行拘捕”，国民党各级党部“绝对不许干涉地方行政及人民组织或言论”。 ② 孙科指出：党治之弊，使“国力无由集中，外侮不克抗御”，唯一的“补救之法”就是促成宪政，③ 否则“本党难辞之咎”。 ④
与国民党内反对实施宪政，认为结束党治将危及国民党统治的人相反，孙科对实施宪政后的国民党前途表示乐观。30年代初，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不便在公开场合明确反对实施宪政的主张，但私下却极不赞成孙科的看法，暗中表示“希望他与国民党有较长时间来领导国家”。蒋的亲信黄郛、杨永泰曾建议蒋介石采纳孙科的主张，以减缓国民党所面临的全国各阶层人民要求开放政治的巨大压力，但遭到了蒋介石的“积极反对”。 ⑤ 与蒋不同，孙科认为，实施宪政对国民党不是危险而是提供了一个机会，⑥因此对国民党的前景“可以不必顾虑”。他确信只要实行宪政，国民党的政权必能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戴，国民党的政权“一定可卡因更加巩固的”。 ⑦
30年代初，孙科对于民主价值内容虽有涉及，但更多的是从准备抗日的需要来谈民主宪政。孙科思想的这个倾向到了1937年有所变化，而到了抗战后期，他则开始从价值层面和多党制的角度，强调宪政对促进政治现代化的重要作用问题。
首先，孙科肯定了人之应有思想和言论自由是民主政治建成的思想基础，主张政府应对各种思想以平等的宽容。孙科针对国民党压制言论自由的种种事实尖锐指出，“无言论自由的国家，一定要陷于失败”。⑧ 孙科批评国民党对“人民从事爱国活动，或发为政治言论者，动辄指涉嫌疑，目为反动”，要求国民党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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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科：《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的闭幕词》，《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执委会第一次会议记录》，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二档馆藏。
② 孙科：《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中国的前途》，第210页；孙科：《抗日救国纲领草案》，上海《时事新报》1932年4月24日。
③ 孙科：《实行宪政之意义与国民应有之认识》，《孙科文集》，第257页。
④ 《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中国的前途》，第211页；孙科：《抗日救国纲领草案》，上海《时事新报》1932年4月24日。
⑤ 邓元忠（邓文仪之子）：《新生活运动之政治意义阐释》，载《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文集》，第31页；另见刘建群：《银河忆往》，第233—234页。
⑥ Lloyd E。Eastman The Abortive revalution； p164； Harvard Universiey Press； 1974。
⑦ 孙科：《担任立法院长的使命与今后的希望），《孙科文集》，第261页。
⑧ 孙科：《怎样促进民主》，《三民主义新中国》，重庆商务印馆1942年版，第5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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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言动，应予涵容”。①他指出，除了有关国防军事秘密外，“对于国内政治的主张、意见和批评……都应该可以公开发表”。②他指出，“无限度的新闻检查是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③“言论统治太严”；“这就是革命因素”。他呼吁国民党迅速实行言论自由，“绝不能走向法西斯的覆辙”，④不要“制造新的革命”，“自寻苦吃！”⑤
其次，如果承认政府应尊重保护个人的思想和言论自由，那么对谋求实现民主目标的政治参与活动，政府也应承认其有活动的自由。基于这个理念，孙科认为，民主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多党制的确立。他提出，“一党专政不是民主”。孙科批评国民党“政治没有上轨道”，造成中国政治出现“几种特殊现象”：（１）“一党统治”，“国民党在朝，不容在野党存在”，中国之“政治、军事领导权是握在一个强有力者，即蒋委员长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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