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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年代 作者:高华-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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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科根据自己对历史的观察，从支持“以党治国”转变到呼吁民主政治的道路，为国民党政权重新设计了一个摆脱困境，走向政治现代化的方案。但是对国民党而言，它自身必须首先具备领导国家走向政治现代化的素质，毋庸置疑，国民党的现代化应是实现国家民主化的最重要条件。
二
1928年后，国民党成为中国社会的重心，国民党之成为执政党，并非由选举和议会中的党派竞争中产生，即它不是一般西方型的“内在政党”（inside party），而是由某个政治人物领导的政治运动扩大发展，以武力获得政权的“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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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科：《请特赦政治犯案》，《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执委会第三次会议记录》，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二档馆藏。
② 孙科：《说左右》，《三民主义新中国》，第78页。
③④ 孙科：《怎样促进民主》，《三民主义新中国》，重庆商务印馆1942年版，第52—53页。
⑤ 孙科：《一得之见》，《三民主义新中国》，第85—87、91页。
⑥⑦ 孙科：《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前途》，《三民主义新中国》，第2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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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outsideparty）。① 对于这样的革命型政党，在取得政权后，要使党符合现代化的要求，必须具备两个条件：（１）党的民主化问题，即党的组织不是由少数人控制，广大党员必须有自由选择党的领袖并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２）对于党外其他的党派，应允许其存在并和执政党竞争。只有在解决这两个问题后，“外在政党”才能逐渐向“内在政党”过渡，党的基础才能不断巩固，并能相应促进国家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简言之，国民党在取得政权后，是走“革命党”道路，抑或是“民主政党”的道路；是强化“革命”色彩，还是实现向民主政党的转型，不仅决定了国民党政权是否巩固，也关系到中国民主政治的前途。
1928年的国民党，党的组织结构承接的仍是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的形式。孙中山吸取苏共建党的经验，确立国民党的组织原则是实行“民主集权制”，与此同时，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解释系统的框架也大致形成，1927年后，国民党的所谓“革命”已成了专政的代名词，实际控制了国民党的蒋介石使“民主集权制”在实际运用中，完全集中于突出党的领袖权威，蒋介石还加紧完善党的意识形态系统，以防止其他政治力量接近权力中心。蒋介石的这种方针造成了两种现象：第一，在蒋的个人独裁下，由于缺乏党内民主，国民党党内各派间的斗争持续不绝；第二，官方意识形态的教化和僵化，使国家政治生活缺乏活力，由于阻滞思想多元化和压制政治参与，国家长期限于政治危机之中。
针对这两种现象，孙科主张，在国民党内应以分权制代替集权制，以选举方式推举党的领导人，防止权威人物以个人权力控制党；对于党外其他政治力量，孙科倾向于在意识形态上持弹性方针，反对单纯依靠武力来解决党派问题，主张为取得对方信任，国民党必须先行“改造心理和作风”。
孙科在近20年的时间里，对蒋介石的独裁一向不满。孙科与蒋介石的几次冲突皆是由于孙科对蒋的独裁“忍无可忍”，“望无可望”才爆发。② 在蒋介石个人独裁地位不断加强的形势下，继续维持和蒋的合作局面，使得孙科难以摆脱内心的矛盾和苦闷。③ 1931年宁粤分裂，孙科对蒋介石多年的不满如大坝泄洪，一时全部释放出来，他发表了大量抨击蒋介石独裁的言论，痛斥蒋介石“以个人支配党，使党成为个人的工具”，把党“改成独裁的党”， ④ 声称，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中国国民党已名存实亡”。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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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转引自胡佛：《论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载《现代化与民族主义》，台湾中国论坛社1980年版，第93页。
② 孙科：《倒蒋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前途》，《中央导报》第1期。
③ 孙科：《在广东省党部纪念周的报告》，广州《民国日报》1931年5月26日。
④ 孙科：《以民主集权制消灭独裁》，《中央导报》第5期。
⑤ 孙科：《倒蒋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前途》，《中央导报》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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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后期孙科出于对国民党前途的严重忧虑，再一次猛烈抨击蒋介石的独裁，要求实现国民党的民主化，孙科批评国民党从1923年后，“只是做到集权，却忘掉了民主的意义和方法”，“不允许党外人士批评我们，甚至不允许本党同志的自我批评”。孙科要求健全党的选举制度，孙科批评道：“所谓选举，不管是中央抑或是省部党选举”，“还不是由中央的代表选举自己做代表吗？”他指出，只要党能民主化，国家民主化是可以实现的。为此，孙科呼吁国民党立即改弦更张，“应该坦白地承认过去二十年来，党的机构和作风实在是走错了路”。①
孙科在对于其他政党的关系上，这主要具体表现为对待中共的态度，1928—1946年，虽历经几度变化，但和蒋介石相比，孙科还是表现得较有弹性，较为灵活。从1927年至30年代初期，孙科虽持反共立场，但在程度上仍与国民党保守派有异。在这之后，由于民族危机加深，孙科与中共的关系逐渐缓和。1932年4月，在《抗日救国纲领草案》中，孙科提出：“除现役军人外，全国人民在不违反三民主义原则下，皆得自由组织政治团体，参加政治”，此已寓含对中共态度的变化。在党化氛围浓厚的30年代，孙科在对有关三民主义的解释上，也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灵活性，这也为在实际政治层面逐渐调整与中共的关系作了准备。1934年，孙科提出对三民主义“一定要从主观的感情的宣传”，转向“作客观理智的研究”，即“取法中山先生探求真理的虚心态度，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接受欧洲现代最近代化的思潮”，对三民主义“所包涵（含）的各个问题切切实实下一番研究和补充工作”。既然要“接受”欧洲最现代化的思想，那么马克思主义就回避不了，孙科称赞“马克思能发出前人所未见”，“给欧洲的社会主义者一个具体的实际行动方案”。 ② 孙科在30年代的政治环境下，不能也不愿公开反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但是他在意识形态上善于变通，在他力所能及的工作范围内，曾庇护了一批左翼分子，曲折地反映了他对共产党态度的变化，成为下一阶段公开呼吁国共合作的前奏。
抗战前夕，孙科对共产党的态度发生重大转变，他在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与宋庆龄等联名提案，呼吁恢复“三大政策”。抗战前期，孙科一度对中共怀有疑惧，并曾公开追随蒋介石攻击中共，但到了抗战后期，当预感反共将危及国民党政权前途时，孙科随即改变态度，又呼吁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反对再打内战。
孙科深知，用武力不能“消灭”中共，“所谓剿共其实是没有法子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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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科：《政治民主化，经济计划化》，《三民主义新中国》，第30页。
② 孙科：《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发刊词》，《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创刊号，1934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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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头一件事未必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所以，“再打内战的时机已经过去了，再走回头做这个工作是不可能的”。①为此，孙科强调，对于中共，只能求“政治解决”，而政治解决的障碍即在于国民党具有浓厚的“党国特殊集团”的心理与作风。
孙科批评国民党1928年后“自视为一特殊集团”，②其宣传与政治实践严重脱节，使全党“大失信于国人”。孙科指出，“大凡一个党，或是政治上的一个势力，一旦大权在手，如果不能保持民主的态度，自成了统治阶级，便会成了革命的对象”。他提醒国民党：“不要以为我们的党有几十年光荣的革命历史……便应该永远占着执政党的地位，永远成为中国的统治阶级”，孙科警告道：“这种独尊专制的态度，是当今普天下的人民，不惜流血牺牲，以求其毁灭的。”③
抗战后期，国民党内一部分人士希望，通过国民党的民主化，在党内形成一股民主力量，从而分割蒋介石的权力，乃至最后排斥蒋介石，把国民党改造成民主的政党。④孙科有关国民党民主化的主张，反映了这种寄希望于现有基础上实行国民党自我革新的思想倾向，它的提出，活跃了国民党的政治过程，反映了孙科追求政治现代化的努力，对于孙科的这种政治态度，中共曾给予欢迎，董必武就曾指出，国民党内要求实行民主，“其中肯讲话而又能讲话的要算孙科” ⑤。
三
对于1928年后的国民党，面对中国现代化的要求，是重视发展经济，关心解决民生问题，抑或是仅强调维护现存社会结构的稳定，忽视经济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的紧迫性，这对国民党政权的前途必定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在国民党上层集团中，孙科是谈论经济和民生问题较多的人。从20年代末起，孙科或撰文，或演讲，不断呼吁国民党注重经济建设，抓紧解决民生问题，孙科认为，这个问题能否解决，关系到国民党能否与共产党争取群众，能否巩固国民党政权的基础。
20年代末，孙科呼吁发展国家经济，主张以经济建设的成效来防止共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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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科：《怎样应付当前的困难问题》，《三民主义新中国》，第67—68页。
② 孙科：《世界潮流和我们的作风》，《三民主义新中国》，第61页。
③ 孙科：《政治民主化，经济计划化》，《三民主义新中国》，第31页。
④ 参见甘祠森：《回忆三民主义同志会》，《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4期。
⑤ 董必武：《大后方的一般概况》，载《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情况资料》，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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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思想的传播和中共革命的发展。孙科认为，北伐完成，统一实现，为“国家改造”提供了一个“千载一时的机会”。①他强调，“如果革命而没有建设，实在可说是完全失掉了革命的真意义”。和因镇压了共产党而踌躇满志的国民党内大多数人相反，孙科认为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断非一味以消极的武力镇压”就能扑灭下去。②在孙看来，只有经济建设才能“永塞”共产主义产生的“源泉”，为此，孙科提出要以积极的方法，“消除共产主义之根苗”。他大声疾呼：国民党必须利用刚获取政权后的“千钧一发的时机”，“转移目光”，“商量怎样把三民主义新国家建设起来”。 ③此时，孙科虽然也谈到平均地权问题，但由于共产党武装力量和农村革命刚刚兴起，他对解决民生核心的平均地权问题尚无紧迫感，相比之下，孙科更把“实业计划”、“发达国家资本”放在建设的首位。孙科声称：“本党今后经济建设第一件事，还是在乎建设国家资本。”④
30年代初、中期，面对“社会动乱，社会危机的加速”，孙科关于先发展国家资本，后实行平均地权的主张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共产党力量的壮大，促使孙科转而把解决土地问题放到突出位置。孙科惊呼“国步艰危、民生凋弊”，“民国以来没有如今之甚！”⑤广大农民由于“受不良政治的影响，苛捐杂税的勒索”，土豪劣绅的剥夺以及“水旱灾害荒的损失”，加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外力压迫”，早已陷于破产之境。他指出，“农村经济日益衰弱……整个国民经济根本动摇”，“所以整个国家，竟陷入于震荡的状态中”。 ⑥孙科以东南沿江沿海一带农村破产为例：由于“东南一带自耕农、佃农……经济生活最为困苦、社会地位最为低下”，遂使“抗租风潮层出不穷”，而究其原因，“不可不谓租佃制度之不振、佃农生活之过于惨苦而造成”。 ⑦孙科惊呼，土地问题不解决，对国家“前途是不堪设想的”。孙科承认国民党对于民生政策，“不管是从积极建设方面，或是消极治标方面均没做到”，尤其对“平均地权”到“现在还没有实施”；孙科说，为此国民党“应该在总理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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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科：《三民主义的建设》，《孙科文集》第25—26、24—24页。
② 孙科：《训政与建设》，《再造旬刊》第24期，1928年12月7日。
③ 孙科：《建设大纲草案及其说明》，《再造旬刊》第21期，1928年10月7日。
④ 孙科：《三民主义的建设》，《孙科文集》，第25—26、24—24页。
⑤ 孙科：《请迅速改革租佃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案》，《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执委会第二次会议记录》，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二档馆藏。
⑥ 孙科：《筹划救济农村的办法》，《孙科文集》，第637—640页。
⑦ 孙科：《请迅速改革租佃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案》，《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执委会第二次会议记录》，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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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请罪”。①
孙科在分析农村经济破产的情况时，对共产党力量在农村的发展极为恐惧。他认为共产党之所以能壮大，“就是以暴动的手段，把土地从地主手中夺取过来，分给一般无以为生的农民”；“农民得到经济上的利益，当然要参加他们的运动”。孙科声称，共产党“攻城略地”——“这完全是经济的原因”。孙科鼓吹对付共产党和红军“不能单靠军事力量来彻底解决，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用政治的方法，尤其是经济的方法”。孙科强调，平均地权不实现，“非但革命不能成功，恐怕连现在努力所取得的结果，将来亦保不住”。②此时，孙科已完全把“平均地权”放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前了。
孙科提出了他的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设想：
第一，认为解决农村危机的方法在于“调正现有之租佃关系”。 ③此时，孙科批评“地主侵取不当”，指出：“农民经济之崩溃”的最终原因，在于农民“无土地以资耕种”，“而地主坐享其成”。④一方面，孙科承认农村大地主是反对平均地权的，“因为民生主义实行以后，他们垄断土地的益权，便要受到打击”，但又强调土地所有制问题“错综复杂、颇难分析”。虽然他本人一再呼吁要“迅速实现”耕者有其田，然而在他看来，对于地主的“侵取不当”，只要适当予以“调正”即可使“人尽其力、地尽其利”，“投机者无所取巧，劳动者各有其地”， ⑤这实际上仍是纸上谈兵，完全没有进入到具体改革的实际操作层面。
第二，提出一系列改良主义方法，试图缓和地主和农民的严重冲突，以稳定国民党在广大农村的统治。孙科回避了地主土地所有制这个关键问题，提出一些具体的改良方案。孙科的解决方法包括：从速实行累进地价税，向地主发行土地债券，由政府把从地主手中征收的土地，转让给佃农，由农民分年摊派农产品，抵还所得土地的本息；政府组织土地金融机关，向农民发放耕地资金；成立各种类型的“农民产销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等等。孙科认为，如此“不难使农民恢复其最低限度自给的生活”。⑥
尽管孙科的这些主张出自维护国民党统治的苦心，然而在30年代根本得不到蒋介石的重视。1934年1月31日，孙科提议在全国经济委员会内设立中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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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孙科：《由亡国的路转到救国的路》，《孙科文集》，第30页。
③ 孙科：《请迅速改革租佃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案》，《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执委会第二次会议记录》，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二档馆藏。
④ 孙科：《筹划救济农村的办法》，《孙科文集》，第637—640页。
⑤ 孙科：《“土地政策述要”序》，《孙科文集》，第1305页。
⑥ 孙科：《筹划救济农村的办法》，《孙科文集》，第637—6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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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署，要求从美国棉麦借款项下，拨出专款，用于土地法的实施。①但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对孙科建议议而不决，不了了之。而在这不久，中央政治会议却决定，给在江西进行“剿共”战争的蒋介石，提前拨棉麦借款一部分，作为“剿匪资本”经费。②相比之下，孙科的改良主义主张降其格仅是“治标”的方法，因此，不可避免被束之高阁。孙科为加强国民党统治基础的一片“苦心”只能再次落空。
时至抗战后期，随着国民党腐败日益加深，农村民变蜂起，孙科对农村的焦虑感更加强烈，他的态度也随之更趋激进，孙科竟接过共产党的口号，呼吁以打击地主豪绅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希望国民党统治集团迅速采取革新措施，来缓和农村尖锐的阶级矛盾。
孙科认为，国民党拖延实施平均地权和乡村基层组织全部被土豪劣绅占据，是危及国民党统治、造成新的社会革命的最大因素。孙科分析道，国民党基层政权的蜕化和土地问题难以解决是互为因果的，因为“县以下基层组织都操纵在土豪劣绅手里”，尽管他们“作威作福”、“对人民的生命财产是视同儿戏”，但国民党却把征兵、征粮授权他们办理，“更增加了他们鱼肉乡民的机会”。孙科质问道：“为什么拿这些土豪劣绅作基层的力量？”“为什么还是使土豪劣绅居其位剥削老百姓？”③孙科断言，目前存在“很大的危险”，这就是“假使党将来果代表地主阶级和地方上的恶劣势力，我们的革命也要随之变质，国家也要变质”，孙科提出对此“要特别的警觉提防”。④
孙科对国民党解决土地问题的保守态度极为不满，他批评国民党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既没有采取革命的方式，和平方式又行不了，十多年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他指出，由于国民党在乡村依靠大地主和土豪劣绅，使“坏人潜伏在政府里面为所欲为”，“土地问题一千年都没有办法解决；即使依靠行政院地政署来办，再办一百年也不行”。⑤
孙科掩饰不住对国民党前途的焦虑，他慨叹土地问题无法解决，“这真是不得了”，“这将会弄到农民暴动，会发生新的社会革命！”他直言不讳道：“本党成功与失败的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和中共争夺群众的拥护。”国民党“已给反对党以可乘之隙”，“国民党愈不行，政治愈腐败……就愈是他们宣传的机会”，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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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中国国民党党中央执委会政治会议第391次会议记录》，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③ 孙科：《一得之见》，《三民主义新中国》，第87、88页。
④ 孙科：《向民主宪政的大道前进》，《三民主义新中国》，第48、49页。
⑤ 孙科：《一得之见》，《三民主义新中国》，第87、86、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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