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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年代 作者:高华-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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跏滴队�1940年向中共中央组织部提交的有关自己与托派分子历史来往的书面材料。如果依据王实味自己撰写的书面材料，推测王有托派嫌疑，虽然武断，但仍有迹可寻，但是指称王实味是“复兴社分子”则纯属虚构。
有了康生对王实味的政治结论，正式给王实味戴上“特务”帽子就只是时间和手续问题了。1942年6月11日，在康生的指导下，中央研究院负责人罗迈在批判王实味的斗争暂告结束之际，公开宣布王实味是一个托派分子。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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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② 匡亚明：《论调查研究工作的性质和作用》，载《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9日。匡亚明1926年加入中共，1929年曾被中共特科红队误认为是叛徒而遭枪击，子弹从口中射入，穿过脖颈险而未死，1941年任中央社会部（情报部）第四室（政治研究室）副主任。
③④ 宋金寿：《关于王实味问题》，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8期。
⑤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第4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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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总学委对康生等将对敌斗争的经验运用于党内，和中央研究院配合作战，揭出王实味的“问题”给予充分的肯定。6月19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还对如何扩大审干、肃奸的战果作了进一步的指导。毛泽东说：
现在的学习运动，已在中央研究院发现了王实味的托派问题，他是有组织地进行托派活动，他谈过话的人有20多个。中直、军委、边区机关干部中知识分子有一半以上，我们要发现坏蛋，拯救好人。要发现坏人，即托派、国特、日特三种坏人。……各机关都要冷静观察，此项工作应有计划的布置。①
在上述这段话中，毛泽东不仅首次将原先不太明确的“特务”范畴加以丰富和补充，而且还明确划定了审干、肃奸的工作重点和目标。
中央社会部积极贯彻毛泽东6月19日讲话的精神，将“调查研究”的重点集中于王实味的社会关系和知识分子之中，很快又再次发现“疑点人群”：1942年7—8月，中央政治研究室揪出了成全（陈传纲）、王里（王汝琪）；9—10月，中央研究院又开展了对潘芳（潘蕙田）、宗铮（郭箴一）的批判斗争。以上4人为两对夫妻（潘芳为中央研究院俄文研究室副主任，其妻宗铮，原名郭箴一；成全是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人员，其妻王里在中央妇委工作），他们或因与王实味比邻而居，平时有些私人来往，或在历史上曾与王实味相识，或因与王实味在思想上存有共鸣，② 最后都被网入“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 ③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宣布揭露出“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的同时，中央党校也传出揪出了“党校的王实味”——李国华和吴奚如的消息。李国华曾任延安马列学院党总支常委，是曾经留苏、与王明在莫斯科有工作联系的长征干部；吴奚如原名吴习儒，大革命时期曾任叶挺团的连党代表，1933年到上海参加“左联”，1934年冬转入中央“特科”，1938年，吴奚如受中共长江局负责人王明、周恩来的派遣，随同叶剑英在南岳军事训练班为国民党军官讲授游击战，以后又担任中共驻桂林办事处负责人，后转入新四军，皖南事变中被俘，后逃脱来延安，他还是1940年成立的延安黄埔同学会的负责人，现在竟被宣布为国民党特务。消息传来，在不大的延安城激起了强烈的震动。
到了9月，陆续破获的“特务案”为总学委的论断提供了证据——党内暗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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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
② 成全于1942年2月曾给任弼时上书，提议不仅要整顿“三风”，而且要“整顿人风”，“信的内容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中内容类似”。
③ 宋金寿：《关于王实味问题》，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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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托派、国特和日特，而自由主义则是产生敌人的土壤。此一形势促使总学委调整整风战略，将整风的重点加速转移到审干、肃奸的轨道。
1942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开幕词中再次突出强调审干、反特的问题，将原先内部进行的审干扩大至半公开的状态。毛泽东向与会者发出号召：
我们各个机关学校，要好好注意清查王实味之类的分子，要客观的、精细的、长期的去清查。①
毛泽东严厉批评各级领导思想麻痹，斗志松懈，丧失了阶级的警觉性，他抨击道：
过去我们对这些是采取不看不查的自由主义！②
11月21日和23日，毛泽东花了两个整天时间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长篇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严厉抨击他所称之为当前存在的两种错误偏向——“闹独立性和自由主义的偏向”，毛泽东明确提出，党内有“一部分反革命奸细、托派分子，以党员为招牌”进行反党活动，他说，“吴奚如就是这样一个人”。 ③ 他并且正式宣布：
整风不仅要弄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思想（半条心），而且更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要注意反特斗争。④
整风既以“弄清”党员是否是“半条心”、“两条心”为目标，但是如何“弄清”，即运用什么手段对广大干部进行清查，却是一个有待解决的棘手难题。自从总学委内部部署开展审干、反特斗争后，也只是由中央机会部选择几个重点单位作了小范围的试点，绝大多数机关和学校对于如何进行审干、反特仍然是一知半解。因此当务之急是提高各单位领导的“肃反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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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4期；另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第298页。
③ 毛泽东：《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1942年11月21日），载《毛泽东论党的历史》，第116—117页。
④ 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4期；另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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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2月6日，就在中央总学委发出肃清“小广播”通知的当天，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有关审干、肃奸的动员和情况介绍的报告。康生首先描绘了一幅特务猖狂活动的画面：敌人已经大量渗入延安和边区，潜伏在各机关、学校，尤以经济和文化单位的敌情最为严重，以致一年来，各种破坏和阴谋活动层出不穷。紧接着康生严厉谴责“反革命的麻木不仁态度和自由主义倾向”，警告领导干部，敌人可能就隐藏在身边，必须提高警惕，不得姑息养奸。①
1943年1月4日，审干试点单位——中央党校的一位负责同志，继康生之后也前往西北局高干会议作反奸肃反报告。他在会上结合党校破获的“吴奚如特务案”，详细“介绍如何与反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给到会干部以锄奸工作具体方法的启示”。 ②
康生和中央党校负责同志的报告给毛泽东有关“弄清”“半条心”和“两条心”作了形象化的解释，为将审干、肃奸推向全党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共西北局书记高岗在1943年1月13、14日所作的西北局高干会议的总结中，正式将“反奸”列为西北局当前的首要任务之一，高岗鼓动各级干部“要从深入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中，清查暗害分子”，同时指示各级领导务必“自己抓紧对于本部门的审查和防奸的领导”，不得单纯依赖边区保安处与组织部，“所有干部都必须学会如何与反革命分子斗争的办法”。③最后，西北局高干会议作出了决定，实行党员重新登记，并划出了清洗人数的比例，将占党员总数中的10％，包括奸细在内的坏党员清除出党。④
于是，原先以打击党内自由主义思想与可疑分子为主要目标的秘密审干、反特斗争，已经发展到普遍清查党员的审干、肃奸运动，斗争的范围也从原先的重点人群扩大到延安的所有党员干部，而动员党员干部填写“小广播调查表”就成了全面审干、肃奸的前奏曲和突破口。
六、交代个人历史
进入1943年后，反对党八股的学习检查活动很快就告结束，审干、肃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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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华世俊、胡育民：《延安整风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6页；另参见陈永发：《延安的阴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60页。
② 《延安整风运动纪事》，第346页；另参见《谢觉哉日记》上，第377页。
③ 参见陈永发：《延安的阴影》，第60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
④ 《延安整风运动纪事》，第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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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顿时凸现出来。中央反奸委就是在整风进入到审干和反奸阶段后成立的一个内部领导机构，它和中央总学委的工作有交叉性，由刘少奇任主任，康生、高岗等组成。随着审干的节奏加快，中央总学委继动员填“小广播调查表”后，又发动了坦白运动，指令每个党员和干部以书面的形式详细交代个人历史。
1943年6月6日，毛泽东给在太行的彭德怀发出一份电报，具体介绍延安开展运动的经验、方法和步骤：
1．关于写反省笔记的间题。毛泽东要求彭德怀组织干部对照季米特洛夫的四条干部标准进行反省，让“各人”都写一次反省笔记。
2．关于写思想自传的问题。毛泽东指示，“可三番五次地写，以写好为度”。
3．关于发动坦白运动及动员填“小广播”表。毛泽东要求彭德怀：“发动填‘小广播’及社会关系表，在这两个表上叫各人将平日所作一切带政治性而不应泄露的‘小广播’及本人历史上各种社会关系统统填上去。”
4．关于审干。毛泽东指示，上述一切都搞完后，“才实行审查干部”（主要是清查内奸）。毛泽东告诉彭德怀，这些工作做好，“就算是了不起的成绩，我党百年大计即已奠定”。①
毛泽东的这份电报表明．他是把调查干部的个人历史、审干，提高到一个过去从未达到的高度，即“奠定党的百年大什”的高度来认识的。然而根据中共的组织原则，凡申请人党的人员，在人党之前都须向党的组织交上自己的详细的履历以供审查，非党人士也得经过这道审查手续，方可在中共根据地的经济、教育、文化等部门工作。在1940年由陈云主持的延安审干中，延安的党员干部都已向党组织再次交代了个人历史，因此，仅就党员干部向组织提供自己的书面履历而言．并没有多少新意，也谈不上是什么新创造。
但是此时此地重提此事却是别有意义的。这是总学委为了深化审干，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党而采取的一项重大行动。正因为总学委对干部交代个人历史一事极为重视，并寄以很高的期望，各单位在1943年审干的过程中，都对干部交代个人历史作了极其详细、严格的规定，所要求的范围几乎涉及个人的历史与现实的一切方面。
按照党的组织部门的要求，干部交代个人历史的形式主要有两种：（1）填写干部履历表。（2）书写详细的个人自传。在这两种形式中，以个人自传为重点。
一份合乎要求的个人自传由五个方面的内容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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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毛泽东1943年6月6日致彭德怀电，载《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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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人的一般概况。包括年龄、出身、专业特长和配偶姓名、政治面貌等。
（2）个人的学历，参加革命前的经历，参加革命后的经历及受奖惩情况。这一部分为自传的核心部分。传主必须按年月叙述，不得有任何省略，并且需要提供每段时期的证明人及证明人的工作单位。
（3）家庭状况和社会关系。传主必须详细交代自己的阶级出身，家庭经济收入状况，家庭成员的姓名、职业、政治态度以及自己与家庭成员的关系。传主也必须交代自己与一般同学、老师、同事的关系，他们的姓名、职业、社会地位和政治面貌。
（4）个人对革命的认识以及思想变化情况。在这一部分中，传主必须详细交代自己参加革命的动机，以及对当时国内外事件的看法。尤其需要提供入党时的详细情况：由谁在何时何地介绍入党，是否履行过审批手续。更要提供是否曾经被俘、被捕及受伤脱队的详情，传主必须交代事情的原因及所有细节，以及各项事件的旁证人。
（5）党性检查。传主必须根据整风文件的精神，详细反省个人参加革命后的一切言论、工作表现及工作作风、对上下级的态度等各方面的表现。
如此看来，干部交代历史一事的意义可谓大也。一方面，它可以用毛泽东的新概念来锻炼干部，考察和提高干部的党性觉悟，使党组织持久、全面、彻底地掌握干部的一切；在另一方面，它又可以借此发现敌人。作为审干的一个中心环节，干部交代个人历史，终于成了锤炼“新人”成长的铁砧。
七、“脱裤子，割尾巴”
从写反省笔记，到填写“小广播调查表”，再到“三番五次”写个人历史自传，总学委推出的这一系列举措，不仅1937年后入党的新党员完全陌生，即使是老党员和老干部一时也茫然不知所措：因为总学委的这一套毕竟与过去中央苏区时期的审干、肃反方式大不相同。
毛泽东的“新”就在于熔理论教育和强力震慑于一炉，配之以有力的组织措施，给广大党员，尤其是知识分子党员制造了一座强大的磁力场，使其在反复震荡中蜕尽“旧我”，换上一颗全新的灵魂。
对于毛泽东的这套思想改造方法，谢觉哉有十分生动贴切的解释，他援引王阳明临死前说的“此心光光地”一段话，要求共产党员遵照毛泽东的教导，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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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一切杂念，连根除掉。①谢觉哉说，改造自己，就是“把自己完全变个样”，他写道，如此过程，“好比生肉煮成熟肉：‘五个月’学习是紧火煮；‘长时期思想上教育与行动上实践’（四三决定）是慢火蒸。……煮过了，并不就算‘熟’，还得长时期的熬炼，一直到要‘而今而后，吾知勉夫！’”
谢觉哉用一首诗形象地描述了如何脱胎换骨的要诀：
紧火煮来慢火蒸，
煮蒸都要工夫深。
不要捏着避火诀，
学孙悟空上蒸笼。
西餐牛排也不好，
外面焦了内夹生，
煮是暂兮蒸要久，
纯青炉火十二分。②
又是“蒸”，又是“煮”，知识分子党员犹如进了一座思想高压炉。
磁力之一，是来自个人内心的自我压力。经过对“二十二个文件”的逐字逐句的精读和反复对照检查，个人原来的小资产阶级的自我意识开始分裂。随着“发掘本心”的逐步深入，学习者普遍对自己的缺点错误产生了羞愧意识，许多知识分子党员原有的沾沾自喜、骄傲自满等不良习气一扫而空。
磁力之二，是来自集体的压力。组织上要求党员在批评自己的同时还需揭发、批判、帮助别人，因此每个人都必须接受来自其他同志的揭发、批判、帮助，陇东驻军“大渡” 部队 ③ 政治处甚至发动了“小册子运动”，鼓励每人准备一个小本子，封面上写着“请为帮助同志而提上意见吧”，让持本者挨门挨户征求意见。中央党校一学员先后征求了所在支部30多人对他的意见。④集体的帮助形式也有两种，一种是“动之于情，晓之以理”的诉诸革命感情的方式，另一种为“猛喝一声”：“同志，你走错了路！”的严格要求的方式，在更多的情况下，两种方式交替使用。领导同志和整风小组的骨干分子会亲自登门，耐心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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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焕南（谢觉哉）：《此心光光地》，载《解放日报》1942年7月3日。
② 焕南（谢觉哉）：载《解放日报》1942年6月23日。
③ 抗战期间驻陕甘宁边区八路军各部队皆有代号，如“团结”部，“澳洲”部等。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第352页。
④ 《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版，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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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引导当事者反省自己的思想和历史问题，其态度之热情、诚恳，往往使当事者为之感动，于是将自己对组织长期隐瞒的历史上的“污点”问题和“个人主义的坏思想”和盘托出。如果当事者拒绝深刻反省，基于“治病救人”的目的，组织上布置小组批评会，让同志们“帮助”该同志端正态度，继而批评他的“错误言行”，使他有触动，愿悔改，最后彻底“向无产阶级缴械投降”。
在自我压力与集体压力的双重合力下，个人的灵魂受到强烈的震撼和撞击，犹如历经一次漫长的心理蜕变的过程。在整风审干期间，干部们普遍食不甘味，夜不能寐。许多人因思虑过度，“头痛、失眠、减少饭量，面色发黄”，以致“旧病复发”。 ① 更有个别人因神伤气虚，心情极度焦虑、紧张，以致“午睡遗精”。② 为了使自己的反省获得组织的首肯，绝大多数干部都竭尽全力，反复撰写有关材料。中央党校有个学员检讨自己的“小广播”，竟写出800多条交组织上审查。③ 中央党校二部学员的反省材料一般都“修改了三五遍”，有的学员的材料“修改了8次才完成”，少数人甚至“修改了13遍”。 ④ 与工农干部相比，知识分子干部所承受的精神压力更大，中央党校三部学员刘白羽自陈，“在那些难熬的日日夜夜里”，他“惶恐不安，彻夜难眠”，“产生过种种幻灭之感”，后来在党校三部副主任张如心的具体指导下，竟写下“数十万字之多”的自传资料。刘白羽回忆道：
我受到审干运动的冲击，才从孤悬万丈高空，落到真正平实的地面。在这个基础上，使我受益最深切，真正从精神领域进行一场自我革命的，是用整风文件精神对照重新写自传，这是使知识分子客观地认识世界，对症下药很好的方法。当时张如心同志是党校三部的副主任，由他负责对我进行了审查。我详详细细从诞生之日起一点一点严格剖析自己，对自己进行再认识。我写了一稿，自以为不错，谁知张如心同志看了却不以为然，一方面严正地指出不正确之处，一方面推心置腹耐心交谈，于是我又从头到尾写了第二稿，还是不能通过，最后写了第三遍稿，张如心同志才点头认可。⑤
刘白羽的回忆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思想改造深度进行的逼真画面，尽管他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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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中央党校二部学风学习总结》（1944年9月17日），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2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78—279页。
③ 《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2集，第140页。
④ 《中央党校二部学风学习总结》（1944年9月17日），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2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78—279页。
⑤ 刘白羽：《我的人生转折点》，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集，第134—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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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为什么他的两稿自传都没被通过的原因，也没有具体描述张如心是如何指导他抛弃“旧我”的，但我们仍可以从上述文字中窥见当年审干严厉之一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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