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 作者:高华-第30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说明为什么他的两稿自传都没被通过的原因，也没有具体描述张如心是如何指导他抛弃“旧我”的，但我们仍可以从上述文字中窥见当年审干严厉之一斑。问题是，如此酷烈的灵魂搏杀，能否产生总学委所预期的效果，答案是肯定的。据刘白羽称，他就是经由审干的洗礼，“在党的热切关怀，强大威力推动之下”，才犹如一只小船，“终于漂向真理的彼岸”。①

　　　　和刘白羽的情况相类似，丁玲也经历了这种思想转变的过程。丁玲在整风运动中一度是文抗机关整风领导小组的组长，也曾写下两本学习心得：一本名为《脱胎换骨》，另一本叫《革面洗心》。1950年，丁玲曾含蓄地描述了当年她的那段心路历程：


　　　　在陕北我曾经历过很多的自我战斗的痛苦，我在这里开始来认识自己，正视自己，纠正自己，改造自己。……我在这里又曾获得了许多愉快……我完全是从无知到有些明白，从感情冲动到沉静，从不稳到安定，从脆弱到刚强，从沉重到轻松……走过来这一条路，是不容易的……凡走过同样道路的人是懂得这条道路的崎呕和平坦的……②


　　　　
　　　　八、结语


　　　　延安整风运动的内在的运作机制是什么？中央总学委等机构在实现整风目标方面起了什么作用？“和风细雨”和“急风暴雨”的各自的功能又是什么？这两种运作方式对于整风运动政治目标的实现又有何种意义？这都是笔者在撰写这篇文字时萦绕于胸的间题。

　　　　笔者认为，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建立的中央总学委等机构对整风运动目标的完成起了关键的作用，正是通过它们高效的繁重细密的工作，才把毛泽东的部署加以了贯彻落实。中央总学委和中央反奸委作为领导整风、审干、肃奸运动的临时机构，到了1944年，随着整风运动目标的基本实现，新的领导集体的轮廓已经清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就停止了工作。中央总学委和中央反奸委的建制，在历史上不是唯一的，在建国后50年代的“审干”和“肃反运动”中，具体领导运动的组织就是由公安部和中宜部为主成立的“肃反
——————————
　　　　①　　刘白羽：《我的人生转折点》，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集，第134—136页。
　　　　②　　丁玲的这两本整风笔记以后遗失，参见陈明：《丁玲在延安——她不是主张暴露黑暗派的代表人物》，载《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2期，第35—36页。

204

———————————————————————————————————————
　　　　

十人小组”，以后各级党委都有常设的“肃反办公室”，这些机构的性质类似于40年代的“中央反奸委”。而“文革”初期建立的“中央文革小组”则和“中央总学委”有很大的相似性：

　　　　1．都是在党进行重大重组之际进行的一项制度创设；

　　　　2．都是由当时受到毛泽东信任的领导干部担任负责工作，并直接向毛泽东负责；

　　　　3．在成立之初都是中央领导机构下的一个工作机构，以后功能扩大，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日常的领导机构；

　　　　4．都是在重组过程中，该组织本身也同时发生变化的，也都是在运动目标达成，建立了党的新的领导体制后而消失于无形的。

　　　　整风运动期间，在中央总学委领导下广泛实行的“和风细雨”和“急风暴雨”的政治运作路径，是毛泽东在非常特殊的形势下，面对一系列复杂的矛盾，创造出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成功方法，实际上已构成了在漫长的毛泽东时代，以毛泽东为首的政治领导中心处理党内外矛盾的一种基本范式。

　　　　毛泽东在历时几年的整风运动中，充分发挥他所掌握的政治优势资源，一方面在中央领导层开展思想或路线斗争，另一方面又不失时机地运用“和风细雨”和“急风暴雨”的两种方式，领导进行了一场全党思想上的除旧布新的工程。

　　　　整风运动中创造出的“和风细雨”和“急风暴雨”显示了毛泽东的政治运作两个层面的互动联系和它们之间的张力，它又和毛泽东的革命政治的两个层面，即毛泽东的革命的崇高的理想性层面和革命现实政治的运作层面，这两者之间所存在着互为关联的紧密关系。毛泽东的革命政治有其两翼：以革命的终极理想作为革命的精神动力；用强有力的政治手段来落实革命理想。毛泽东的革命的崇高的理想给共产党员提供了革命和人生的全部价值和意义，成为共产党员革命奋斗、不惧牺牲、前赴后继的巨大动力来源，更是共产党的安身立命之本。可是如果当革命进行到某些特别阶段，例如，在战时状态下因对敌情过度估计而对党内同志使用了非正规性的政治手段，致使有可能损害到革命的“正当性”的时候，毛泽东的革命的崇高理想层面就发挥出强有力的解释功能，被委屈的同志就可从革命理想的崇高性那里获得对非正规性的政治手段运用之“正当性”的解释。上述两者之间的互补性的关系，就真实体现在整风运动的“和风细雨”和“急风暴雨”的两个阶段。

　　　　“和风细雨”的学习文件，小组讨论，帮助延安的共产党员初步接受毛泽东的新概念，可是思想上的除旧布新，立场、观点、思想方法的转变，并不是单纯学习文件就能解决的。正确思想之确立还需要经历批判“对立面”才能实现，

　　　　　　　　　　　　　　　　　　　　　　　　　　　　　　　　　　　　　　　　　　　　　　　　　　　　　　　　　　　　　　　　　　　　　　　205

———————————————————————————————————————
　　　　

王实味的意义就在于他起到一个公众性对立面象征人物的作用。批判王实味，更重要的还在于清除每个共产党员头脑中的王实味思想。要实现革命者在思想、情感、生活方式等所有方面彻底无产阶级化，必须经历党组织的全面深入的考察和更严峻的革命考验，于是整风进入到“急风暴雨”的阶段，这就是运用强大的政治手段动员个人详尽交代历史、填写“小广播调查表”、开展审干、肃奸、“抢救”，前所未有地把革命政治深入到共产党员的思想领域和个人生活空间。

　　　　在“急风暴雨”阶段，“非正规的方式”被采用，一段时间内，许多共产党员对运动的“正当性”产生了疑惑，这时毛泽东的革命的崇高理想层面就发挥出解释“正当性”的作用：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粉碎国民党对边区的特务破坏活动，组织上对党员进行严格的审查是必须的，就是使用了“过火”的方法，其出发点也是好的，个人受些委屈不算什么，只要党纯洁了，党巩固了，个人蒙受再大的委屈都值得。政治手段的非正规性，由革命理想的崇高性给予解释，而崇高的革命理想又需要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方式来加以落实，这两种方式的交替使用，最终使毛泽东的革命政治运作中的两个层面实现了良性的对流和互补，促成了整风目标的完全实现，不仅完全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产生了一个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坚强有力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还将自己的理论、概念——毛泽东思想深植于全体党员的意识之中，从此，全党的精神气质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实现了彻底的革命化或无产阶级化，一种全新的人——具有无产阶级精神气质的“新人”，开始出现在延安和各革命根据地。延安和各根据地的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已彻底地“脱胎换骨”，从而具有“新人”的特质，它的最重要的特征是集战斗精神和忠诚于一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确实已牢牢记住了毛泽东的一系列重要概念，并学会用这套概念来观察世界和指导个人的言行，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强烈的战斗精神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

　　　　从此，“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成为延安共产党员最重要的革命信念。“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冲到哪里”，毛泽东成为革命理想、革命道德、革命胜利的人格化身。这种情况决定性地影响到1949年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其正面作用是在新中国建立后促成了民族独立国家地位的新确立，推动了人民大众对社会主义新国家的政治认同等等。但是，随着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上陷入空想的迷雾，战争年代某些特定条件下形成的经验被神圣化，且被不断复制并被推向极端，也给国家的发展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考其渊源，则无不和对延安整风运动的理解有关。但这已不属于本文所要论述的范围了。

206

———————————————————————————————————————




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①



　　　　
　　　　一、从俄式革命话语到毛泽东的革命话语
　　　　
　　　　
　　　　在今人的一些文章里或影视作品中，经常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称之为“火红的年代”或者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个时代的特征之一，就是我们的社会和生活，是由一系列宏大的革命话语组成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红色词语的海洋里，为它激动，受它指引，也因它而困惑和痛苦。词语即叙述，革命的词语或革命的话语就是对于革命的叙述和表达。列宁有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就开始建构自己的革命话语，也就是建立起一整套对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解释。但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前，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话语的“阶级”特征和“民族”特征都还未充分呈现，究其原因，是在大革命时期，中共与国民党共享“打倒列强、除军阀”等一套革命话语，虽已包含反帝民族主义的内容，但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者还没有自己原创性的、体现“中国”民族特征的、有关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叙述。在这一阶段，中共的革命话语也未和党的领袖的名字相联系，换言之，陈独秀等并非是革命话语的原创者，中共的革命话语基本上来源于俄式共产主义。即便到了1927年国共分裂后，“阶级”的主题虽已全面凸显，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中共革命话语还没有产生自己的“民族”特征，中国无产阶级的有关革命的叙述，尤其是建制架构等方面，都具有浓厚的俄式色彩。

　　　　1931—1934年，在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博古等“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全面、系统地贯彻了全盘俄化的路线，已初步建构起具有俄式共产主义色彩的话语系统，这就是照抄照搬苏联经验，“言必称弗拉基米尔？列宁和约瑟夫？斯大林”，既有内容，更有形式：

　　　　在党的建设和政权的建制方面，有“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卡尔？马克思高级党校”；
——————————
　　　　①　　载《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总123期），2006年8月上半月期。

　　　　　　　　　　　　　　　　　　　　　　　　　　　　　　　　　　　　　　　　　　　　　　　　　　　　　　　　　　　　　　　　　　　　　　　207

———————————————————————————————————————

　　　　在革命军队和群众武装建制方面，有“少共国际师”、“赤卫队”、“郝西诗红军大学”（郝西诗为参加广州暴动而牺牲的苏联驻穗副领事）；

　　　　在肃反系统，有国家政治保卫局；

　　　　在青少年组织方面，不仅有共青团，还有“皮安尼尔”——少年先锋队，凡年满16—19岁的红色青少年，皆可申请加入“皮安尼尔”，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代表党领导苏区的青少年工作；

　　　　在文化教育和群众教育系统，有列宁师范、列宁小学，各单位还辟有宣传鼓动栏——列宁角，还有“高尔基戏剧学校”，苏维埃剧团，即蓝衫剧团（十月革命后苏联工人业余剧团）；

　　　　在群众组织方面，有“反帝大同盟”。

　　　　中央苏区经常召开群众大会，有时纪念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有时纪念苏联红军节，凡开大会皆要成立主席团，甚至“皮安尼尔”开会，也要花不少时间选出会议主席团。在重要会议上，被选入主席团的经常还有外国同志：苏联领袖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革命文豪高尔基、日共领袖片山潜、德共领袖台尔曼等。那是一个国际主义旗帜高高飘扬的年代，从红色的莫斯科到红色的瑞金，好似一根红线连接着，中央苏区的话语系统和制度框架与莫斯科没有太大的区别，在偏僻贫困的赣南和闽西，似乎是又一个苏式社会的翻版。

　　　　但是俄式共产主义的话语环境在1934年陷入困境：第一，红军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在蒋介石军队的围剿下，中央苏区已不能维持，革命话语赖以生存的基本环境即将消失。第二，博古等“国际派”作为俄式话语的阐释者在解释、叙述他们的经验时已捉襟见肘。

　　　　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回到领导中央红军的关键岗位，以后又逐渐领导了党，“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使党和红军已在陕北完全立足，晋察冀等几个大战略根据地在敌后也相继开辟，革命话语已经得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地理空间，可以依赖根据地试验、推广和传播。

　　　　在中国革命的土壤中崛起的毛泽东立志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那以后的七八年中，他悄悄地且又是有条不紊地对中央苏区那一套话语系统和制度框架进行了转换。然而旧的一套退出历史舞台还需要一个过程，1939年延安举行了中国女子大学的隆重的开学典礼，校长王明还是抑制不住要宣泄他满头脑的苏俄崇拜的情愫。大会会场正中虽高悬毛泽东的画像，却又模仿苏联，在毛泽东像的左右挂起了王明、朱德、周恩来、博古、刘少奇等所有政治局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画像。王明身为女大校长，总忘不了国际共运那些女革命家，于是校门两边的墙上又悬挂起蔡特金、伊巴露丽、克鲁普斯卡娅的肖像……一时间，似乎又有

208

———————————————————————————————————————
　　　　

些瑞金时代的气氛了。

　　　　但是，时光毕竟不会倒转。此时，“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早已改名为中央党校。不久，延安的马列学院也易名为“中央研究院”。再早一些，“国家政治保卫局”这个完全俄化的名称，也被改为中央社会部和边区保安处，甚至延安的托儿所也名之为“洛杉矶托儿所”，却不叫“莫斯科托儿所”。至于“皮安尼尔”，则早已不复存在，边区有的只是儿童团。然而，毛泽东对洋名词也并非一概排斥，例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共党内就保留了“布尔什维克”这个词语，一来这个词流传甚广，早已深入人心；二来这个词也并非王明一人就能垄断，其他人也可以使用，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就作过《布尔什维克十二条》的著名演讲。差不多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个词语才逐渐退出流行政治语汇，与此相联系，“布礼”（布尔什维克的敬礼），这个共产党员之间的称呼终于被“革命的敬礼”所取代。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新的宏大的革命话语系统，它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结合了起来。根据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工人无祖国”，国家的概念以及爱国主义不仅不重要，而且不利于世界无产者的团结。在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不是爱国主义者，而具有十分国际性的世界观。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代就被看成是救亡图存的一个武器，毛泽东发展和强化了这一传统，1938年更具体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一切方面的中国化、中国气派的重大命题。

　　　　毛泽东还建立起以阶级论为核心，以“群众路线”为主要内容的平民主义叙述，对中国农民阶级重下新定义。俄式解释虽然早就提出中国革命的关键是要解决土地问题，也提出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但是在江西时期，“鞋子”和“脚”却不对称。苏区并没有现代意义的产业工人阶级，却有各类“工会”，于是，只能以强化意识形态来暂时缓解“鞋子”和“脚”不对称的窘境，而在叙述上仍没给农民阶级“正名”，还是用“国际主义”、“皮安尼尔”、“少共国际师”等来提升农民的“无产阶级”和“国际主义”的意识。

　　　　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比江西苏区更加落后，边区和多数根据地基本没有现代工业，没有工人阶级，只有不识字的农民。1937年，边区的小学校只有120所，识字人群占人口的百分之一，华池县为二百分之一①，妇女基本不识字，缠足现象非常严重。延安时期，在沿用江西苏维埃叙述时“暗渡
——————————
　　　　①　　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1939年1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209

———————————————————————————————————————
　　　　

陈仓”，继续保留“鞋子”（工会），但已开始在革命叙述中突显农民的作用，农民的“勇敢”和“忠诚”被认为是体现了“朴素的阶级感情”，受到高度推崇，被赋予了纯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特质。毛泽东称颂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高度褒扬中国农民的革命性，不仅是对俄式解释及江西苏区经验的进一步的发展，也是面对中国革命的实际，对现实状况的一种承认和强化，因为在“苏维埃十年”（1928—1937），党和革命军队的主体就已是被广泛动员的农民，抗战以后，军队和党得到巨大发展，其主体仍然是受过初步政治训练的农民。

　　　　毛泽东的有关知识分子的新叙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相关论述。马克思认为，“革命阶级”用革命和民主的方法解放社会，在这种革命中，知识分子的角色是有意义的。列宁比马克思对知识分子有更多的论述，他虽然对革命知识分子的作用有所肯定，但对知识分子和旧阶级的关系，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等则给予了更多的分析和批判。斯大林则第一次发明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概念。毛泽东认为，共产党、无产阶级（工人和农民）是革命的领导核心，知识分子对于革命很重要，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只有书本知识，因而也是最无知识的，所以需要进行长期的思想改造。毛泽东后来对国共斗争是这样解释的，他说，是共产党的农民打败了国民党的知识分子。

　　　　毛泽东的新话语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角色和自我认知，中国传统读书人的自我定位是相信自己是社会的中心。毛泽东也改变了“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的自我体认，“五四”知识分子认为自己肩负了“启蒙”民众和社会批评的责任，毛泽东教育他们，真正应该接受“教育”和“启蒙”的正是知识分子自己，工农则是知识分子的“老师”，正确的立场和态度应是“和工农相结合”，实现“工农化”、“大众化”，而不是“化大众”。毛泽东将知识分子引以为重要的对社会的批评，转变为要求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批评”。

　　　　毛泽东通过对“知识”、“理论”、“人性”、“个人与集体”等概念重新下了定义，建立起毛泽东的新文化的基本架构。他说，不能对实践有用的理论就是狗屎，甚至还不如狗屎，因为狗屎还可以肥田。①在对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他强调个人必须服从集体，知识分子应服从革命。毛泽东的革命文化突出强调个人对革命、对党的责任，他甚至规定了革命文学的写作原则，并使之成为法定的革命文化的最高创作原则（关于形式与内容、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普及与提高、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等等）。“五四”带来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传统话语
——————————
　　　　①　　上述内容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已被删去，原文见边区总学委编：《整顿三风二十二个文件》，第4—5页，1942年延安印行；另参见王惠德：《忆昔日》，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9—81页。

210

———————————————————————————————————————
　　　　

的重新定义，其动力是西方文化的影响和本土现实环境的刺激，出现了流行的“五四”话语：人性、人道、个性解放、民主、科学等。在“左翼十年”（1928—1937），受时局环境的强大影响，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进一步加速，知识分子的文化批判已和社会批判结合在一起，被高度政治化了，彻底的政治化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
　
　　　　毛泽东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