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阳如血-长征前后内幕大写真-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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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上主张积极配合。

尽管博古、张闻天在一系列政治原则问题上开始分道而行，但毕竟都是
“莫斯科回来的同志”，都是王明“钦定”的临时中央主要成员，张闻天和
博古还没有在公开场合和正式会议上发生争执。

张闻天后来这样表白当时他与博古相处的心态：

“我却从来没见过一次博古反对过任何问题上的‘左’。相反的，他的
拿手好戏，就是把你的反对‘左’，曲解为右而加以打击。我平时就怕他这
一点，怕他找到我的‘右’打击我，所以我的反‘左’，常常是胆怯的，在
反右倾中附带说及的，或者反一下‘左’，赶快转过来说要反右。我现在反
省，这主要的还是由于我的思想基本上没有转变的关系，但他的极左态度摧
残着一切新思想的生长这一事实，是无可怀疑的。”

其实，博古早就开始排挤张闻天。

六届五中全会后，紧接着召开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
会。在博古看来，党权、军权至关重要，所谓政权就无关紧要了，凡坐“冷
板凳”者，都放在中央政府里面。毛泽东被剥夺了军权，给了一个中央政府
主席头衔，实际上被架空。张闻天不听话了，也到中央政府去坐“冷板凳”。

1931　年11　月召开的“一苏大”，毛泽东可谓政权“独揽”：中央政府
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两职一肩挑。如今“二苏大”，毛泽东的权力被
分割。根据博古的意见，中央决定毛泽东继续担任中央政府主席，但人民委
员会主席要交出来由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职权如同“总理”，掌管
外交、军事、劳动、土地、财政、国民经济等二十一个部委厅院。

博古的这一手真可谓“一箭双雕”：派张闻天去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
既可以把张闻天从中央排挤出去；同时，又可以把毛泽东从中央政府排挤出
去。

然而，博古万万没有想到，张闻天被派到中央政府工作，非但

没有与毛泽东产生“争权”的矛盾摩擦，相反，张闻天却完全站在了毛
泽东一边。后来，他竟与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了与博古、李德、周恩来“三
人团”唱对台戏的“三人团”。

中央政府设在瑞金沙洲坝，作为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这里住了很长
的日子。张闻天上任后，从中央机关驻地搬到了中央政府驻地，就住在毛泽
东隔壁。

在进入中央苏区以前，张闻天就知道有个会带兵打仗的毛泽东，把农村
根据地从井冈山一直扩大到瑞金。囿于历史的局限，张闻天同样不可能超越
“城市中心”思想的樊篱，与过去的李立三和现在的王明、博古一样，认为
毛泽东的老办法老经验，在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革命高潮马上就要到来
之时，已经过时了，不适应新的形势了，与党的进攻路线格格不入，是右倾
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

进入中央苏区之后的一年里，张闻天与毛泽东在工作上并没有多少直接
的接触，不过听不少人说，毛泽东知识渊博，各方面经验十分丰富。尽管博
古曾经说，毛泽东很难对付，但张闻天相信，只要做人正派，坚持真理，宽


宏大度，就一定能与毛泽东相处好。张闻天初到中央政府，可谓“客人”。
毛泽东尽管年长他五六岁，但还是先去拜访了他。

张闻天很谦虚，见毛泽东来看他，开口便道：“我初来乍到，情况不了
解，政府工作还要向你多学习。”

毛泽东称张闻天笔名“思美”，张闻天感到很亲切，也改称“毛主席”
为“润之兄”。

一番亲切的寒暄之后，毛泽东把话题转到了政府工作方面，说：“我喜
欢在下边跑，了解一些情况，比如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呀，盐的问题呀，
米的问题呀，房子的问题呀，衣的问题呀，生小孩的问题呀。我想，如果群
众中的这些问题解决好了，他们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自己自身的
事。”

这次交谈以后，毛泽东又找张闻天长谈过几次，向他详尽地介绍苏区各
方面的情况。张闻天认真倾听了毛泽东的几次谈话后，发现毛泽东是一个循
循善诱的领导者，对一些问题的见解非同一般，特别是对根据地的情况十分
熟悉。这些都是书本上没有的。他心里想，毛泽东在根据地里一定做了许多
具体、实际的工作，不然，他不会掌握那么多的材料，于是也就对毛泽东产
生起好感来。

由于毛泽东处于被排挤的地位，坐冷板凳，中央的一些负责人多有歧视
他的，侧目以视。洛甫则不同，由于工作的接触，加之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他
俩趋于一致，他并不觉得毛泽东事事都会错，相反地认为毛泽东有些见解还
高人一筹。于是在人民委员会开会时，常常请毛泽东参加和指导，尊重毛泽
东的意见。譬如根据地的经济工作，本来是人民委员会分管的，有人向他请
示工作时，他还指示同时要请示毛泽东，因为毛泽东过去管过这方面的工作，
很有经验。

张闻天与毛泽东在政府共事的一段时间，通过互相接触，达到了互相了
解，一些看法和做法逐渐走向接近，并没完全按博古的意图去办。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作为“文官”，张闻天没有上过前线，前
方战况，他都是从电报、战报和会议上得知的。残酷的激烈战争，使一介书
生的张闻天不能不对军事问题也感起兴趣。在与毛泽东相处的日子里，接受
了不少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毛泽东的寒舍里，没有苏联军事学院大部头的理论著作；毛泽东谈军事，
论打仗，不像李德那样，扯古罗马凯撒，扯法国拿破仑。毛泽东的床头，很
容易摸到一本《水浒》、《三国》或《孙子兵法》。毛泽东能绘声绘色他讲
述“围魏救赵”的故事，能脱口而出：“兵者，诡道也。”“利而诱之，乱
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佚而劳之。”“攻其不备，出其
不意。”。。

1934　年5　月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莫斯科回来的同志”之间的矛
盾，终于爆发出来。张闻天公开指责起博古、李德亲自指

挥的广昌战役是拚命主义。

由于这次书记处会议主要是总结广昌战役，所以李德作为军事顾问和广
昌战役策划者出席了会议。他在回忆这场初次正面公开交锋时写道：

洛甫在军事上没有经验，但对军事著作比较熟悉；他盲目地接受毛的论
点，而他的表达能力却比毛好，因此容易获得听众，尤其是他避免了毛在讲
话中一直带有的那种民族主义语气。洛甫和博古之间，由于广昌战役发生了


激烈冲突。洛甫说，在地形条件和兵力对比不利的条件下，根本就不应该作
战。博古反唇相讥，说洛甫采取了1905　年莫斯科起义以后普列汉诺夫对列宁
采取的态度，当时普列汉诺夫有一句典型的孟什维克名言：“人们根本就不
应该拿起武器。”同时博古提醒洛甫，关于广昌战役的决议，当时经政治局
和军事委员会一致通过，洛甫和毛也是同意的。

面对出乎意料的博、洛之争，周恩来、项英等人没有表示意见。

这次会议，几乎是博古和张闻天你一言我一语争论不休，毫不相让，唱
完了一台不欢而散的戏。

但博古对李德的信任却丝毫未减。

这一次书记处会议后不久，李德受中革军委的委托，制定了1934　年5
月～7　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三个月的季度计划。

这个计划要求：

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

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

部分放弃直接在前线的抵抗，以利于在苏区内开展更灵活的行动。

这个计划还包括：储备粮食，冬装，新建兵工厂，加强武装动员工作及
部队的整编等等。最后，还草拟了一个战略战术指示，这个指示在夏天传达
给了军队的高级领导人。

5　月～7　月的军事计划，已提出了“大转移”，即后来长征的初步意向。
“大转移”的问题，在5　月下旬的第二次书记处会议上进行了讨论。会议批
准了5　月～7　月的军事计划，同时决定把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寻求外线
作战。用李德自己的话来说：“此时此刻还要寻求在苏区内进行决战是毫无
意义的。”

大决战伊始，李德和博古全盘否定毛泽东的游击战、运动战，提出所谓
新的军事原则，即打堡垒战、阵地战、短促突击，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
到如今不过半年工夫，红军节节败退，苏区日见缩小，当初的豪言壮语仿佛
痴人说梦一般。

但博古、李德并没有从一连串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从主观上找原因，
相反，认为失利的原因主要是敌人过于强大，苏区物质条件不好。但事实是：

从力量对比来看，第一次反“围剿”，敌军十万，红军不足四万，敌我
力量是2。5：1；第二次反“围剿”，敌军二十万，红军仍不足四万，是6：1；
第三次反“围剿”，敌军三十万，红军三万多，是10：1；第四次反“围剿”，
敌军三十余万，红军四万多；是8：1；第五次反“围剿”，敌军五十万，红
军四万多（未计地方武装），也是10：1。

另外，第五次反“围剿”时有十九路军在福建和蒋作战，还有广东军阀
陈济棠宣布自由行动，对蒋威胁。第一至四次反“围剿”时，则无此有利条
件。

在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的口号下，中央政府领导后方倾尽一切力量支援
前线，支援红军，基本保障了前方的物资、粮食和兵员供给。

由此可见，李德、博古为自己推诿的理由难以成立，第五次反“围剿”
失败的真正原因是不言而喻的。

5　月下旬的书记处会议，李德提出的“大转移”，并非后来“二万五千
里”那么遥远，只是迫于内线作战失利，而企图到湘西会合第二、六军团，
寻求无堡垒的外线作战而已。


其实，寻求无堡垒区域外线作战，早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初，毛泽东、
彭德怀等人就提出过。前前后后，还不只一次，但都被博古拒绝了。

博古、李德、周恩来——至高无上的“三人团”

“大转移”计划的保密极其严格。最初只有博古、周恩来和李德掌握。5
月间，党中央常委会成员张闻天、项英和军委领导人朱德、王稼祥可能知道。
8　月间，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陈云、刘少奇及候补委员邓发、凯丰等才
知道。担任中央组织局主任（中央组织部长）的李维汉，是个别透露给他的。
直到9　月初，才个别向主力军团首长透露。

林彪和聂荣臻9　月3　日打完温坊战斗后，奉命回瑞金待命，军委副主席
周恩来找他们谈话。

聂荣臻回忆说：

“周恩来同志找我们单独谈话，说明中央决定红军要作战略转移，要我
们秘密做好准备，但目前又不能向下透露，也没有说明转移方向。”

“三人团”把保密工作看得万分重要。

李德这样回忆：

突围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保守秘密。只有保守秘密，才能确保突然行动
的成功，这是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前提。因此，当时关于突围的传达范围
只限于政治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其他。人，包括政治领导干部和部
分高级干部，只知道他们职权范围内需要执行的必要措施。但是从9　月初开
始，中央红军的军团已经陆续回到休整地点。9　月底10　月初，最后的决定作
出后，这些军团被调到待命地点。同时，向主要干部进行了相应的传达，而
中层和基层干部，不管是民政干部还是军队干部，直到最后还不知道上面提
到

的政治口号以及关于蒋介石企图大举进攻的情况说明，出发前一星期，
他们才知道其中的含义。

1934　年夏天，为准备中央红军主力撤出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中央书记
处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政治上博古作主，军事上李
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实行。

这一临时性的组织，实际上是统一指挥苏区党、政、军、民一切事务的
最高权力机构。在“三人团”开会时，他们不用翻译。博古精通俄语；李德
会讲德、英、俄三种语言；周恩来英语最为流利，法语、日语次之。他们用
俄、德、英、汉四种语言，可自由地进行交谈。

博古即秦邦宪，江苏无锡人，出身书香家庭。1921　年考入苏州省立第二
工业专门学校，在这里，他受党的杰出宣传家恽代英、萧楚女影响，开始变
得热情活跃起来。1925　年，博古成为苏州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上海
五卅惨案，他热血沸腾，表示：“国之将亡，焉顾我身，宁愿生为中华人，
死为中华鬼。”在声讨会上，博古登台演讲，情绪激昂，当场口吐鲜血不止，
听众莫不动容。同年秋，博古考入上海大学。在这里，他听取了瞿秋白、恽
代英、李达等人讲授马克思主义。他刻苦学习，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
克思主义者。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博古被军阀逮捕。获释后派
苏联学习。从此，开始了博古革命生涯的巨大转折。

博古极具读书的天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他以优异的成绩，与王明一


道博得校领导米夫的赏识而受到器重。1930　年5　月，他从苏联回国，先后任
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中央局书记。1931　年1　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扶持
下，六届四中全会上，他与王明一道进入了党中央领导层。顾顺章叛变，总
书记向忠发被捕，王明自感危险离开上海去了莫斯科，周恩来又早已决定赴
中央苏区。就这样，博古被不正常的历史巨手在仓促而偶然的情况下，推上
了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峰巅，担任了党中央总书记。

1945　年5　月，在党的“七大”上，博古这样描绘自己当年登上

总书记位置时的情形：

在上海中央破坏以后，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指定我做临时中央负责
人。当指定我做这个工作时，我并没有感到不能担任领导整个党这样的事情。
相反的，当时背了相当多包袱：反对李立三的英雄是一个包袱；李立三把我
处分了，四中全会取消了我的处分，这时又洋洋得意，再加上四中全会后我
在青年团做了一个时期工作，少共国际的决议上，说我们的工作有成绩有进
步，这又是一个包袱。说我领导团还行，难道就不能领导党？

做了临时中央负责人以后，更发展了自己品质坏的方面，目空一切，看
不起任何人，不请教任何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要是有人有老子第一
的想法，那就是我这样的人。发展了刚愎自用不愿自我批评，不愿听人家批
评，对于一切错误，采取文过饰非的态度。也因为这样，在临时中央到了苏
区以后，这个时候我只是在形式上推一推。“请别的同志担负吧！”别的同
志说，“还是你来吧。”我说“好，就是我。”（笑声）所以这个时期，我
是中央总负责人，我是这条路线所有一切错误发号施令的司令官，而且这条
路线在这个时期所有各方面的错误，我是赞成的。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
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

“三人团”中，李德掌握着军事指挥大权。李德有很高的威望和权力，
他在军事方面的特长是能言善辩，他举例时可以引用凯撒、塔西陀、拿破仑、
弗雷德里克大帝、克劳塞维茨和毛奇等一连串名人的话。他决定问题从不犹
豫不决。据熟悉李德的人们介绍，李德并不是只知道堑壕战和只赞成打阵地
战。但是，李德确实顽固地反对毛泽东的游击战、运动战，确实反对红军将
领们继续开展或恢复毛泽东那种随机应变的作战体制。

博古不懂军事，完全迷信这位共产国际的街垒战专家，把红军指挥权拱
手让给了一个不会说中国话的外国人。一局中国象棋，请来了一位国际象棋
高手。李德还未弄清车马炮的关系，便仓促上阵

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棋局”的处处被动和失利，乃至于最终失
败，无可挽回，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人团”中，周恩来的职责范围仅仅限于监督军事计划的实施。政治
决策权在博古手中，军事决策权在李德手中，周恩来实际上只相当于一位“总
参谋长”。

周恩来是中共久经考验的领袖之一。他的一生与中国共产党探索和领导
中国革命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历程密不可分，可以说是这一历程的一个缩
影，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则是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党在这一时期自身尚未
成熟的特点，同样也在周恩来身上表现出来。身为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他
亲身经历了党内发生的三次“左”倾错误。

周恩来是在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形成之时，即十一月扩大会议后，
开始参与中共中央核心领导的。


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是中共中央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指导
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所犯三次“左”倾错误中的第一次，是在大革命失败后，
中国革命处在危急关头，坚决纠正和结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实行土地革
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总方针的过程中发生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它是
对历史的矫在过正，是党为了挽救中国革命，在实行正确的战略转变的同时
而走过的一段弯路。

当时，周恩来并未参与中共中央领导，而是倾其全力领导南昌起义，打
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十一月扩大会议召开前夕，才奉命
赶来参加，并且在会上遭到惩办主义的打击，以他为首的南昌起义前敌委员
会受到警告处分。只是由于周恩来投身革命以后，特别是在领导南昌起义过
程中所显露出来的才干为党内所公认，才被增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
委，并开始参与中央核心领导工作。

在“左”倾盲动主义形成以后，作为已经参与中共中央核心领

导的周恩来，对此负有一定责任。体现“左”倾盲动主义主要论点的《中
国现状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是十一月扩大会议一致通过的，作为
会议的参加者，周恩来是举了手的。

“左”倾盲动主义是在十一月扩大会议以后，作为全党的指导方针，贯
彻到各地执行的。这一点，从周恩来在这一时期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议、通
告和给一些省委的指示信中也可以看出。在对中国革命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
上，周恩来与党内绝大多数人基本上处于同一认识水平上。

在革命性质问题上，周恩来同意十一月扩大会议提出的“无间断的革命”
的口号。

在对革命形势的估量上，周恩来同样接受了“不断高涨”的提法。

如果说对于革命性质、革命形势这一类抽象的理论问题，周恩来一时未
能弄清的话，那么对于在实践中导致严重后果的举行全国武装暴动的“现时
的总策略”，尤其是其中一些过火的做法，周恩来则是从一开始就有所察觉，
并且在实际工作中有所制止和纠正。周恩来在批评共青团内存在的先锋主义
倾向时指出：青年团大部分主张试验，认为失败也不要紧，这也是孤注一掷
的错误。

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一些省委的指示信中，对暴动的定义作了
明确的规定，指出：“暴动这一个名词必须用在群众斗争发展到最高点，以
武装形式推翻统治阶级夺取政权这一意义上。”“暴动的发动是要在工农群
众继续不断的斗争中才能产生，暴动的时间也要依着环境情形、斗争程度、
革命情绪、组织力量如何而定。”如果“斗争还没有起来，暴动便先决定，
不是误解暴动，便是玩弄暴动。”

促使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在全局上对实行武装暴动的
方针有所修正，并且开始实行转变，是由于广州起义的失败。这一转变突出
地表现在对待武汉暴动的问题上。这是实践

中认识深化的结果。

在讨论共青团湖北省委控告罗亦农和长江局制止武汉暴动问题的政治局
会议上，周恩来批评了共青团湖北省委不顾主客观条件的可能，轻率举行暴
动的做法，指出：“估量时局，共青团实有无动不暴的意见，可见他们的暴
动观点并未成熟。”

稍后，周恩来等又决定停止原定的两湖年关总暴动，并对两湖的暴动重


新加以部署。

周恩来对“左”倾盲动主义的认识和制止，为我党后来纠正“左”倾盲
动主义准备了思想基础。这就是后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
的议决案》传达到中国后，中共中央能迅速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基本结束
“左”倾盲动主义的内在原因。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干预下，王明等人打着“反对
立三路线”和“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开始夺取中共中央领导权。周恩来、
瞿秋白等对这种反对中央的非法组织活动，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并且在尽可
能范围内，抵制了共产国际扶持王明上台的做法。

1930　年11　月18　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