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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阳如血-长征前后内幕大写真-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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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范围内，抵制了共产国际扶持王明上台的做法。
1930 年11 月18 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共产国际来信。周恩来针对王明等
人的活动，特别强调指出：
“已经知道了国际来信的同志，必须召集一次会议，要他们站在巩固党、
帮助中央的领导的立场上来做工作，不允许不经过组织而走到分裂党的方式
上去。”
其后，周恩来又多次在政治局会议以及中央工作人员会议上，一再点名
批评王明、博古等进行反对中央的非法组织活动和拒绝组织分配的错误，指
出他们联名写给中央的信，“中心是不承认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反没
甚揭发”，“他们把这认为紧急任务，简直可以放弃中心任务”。揭露王明
借以为资本的与李立三争论中的许多“左”倾观点，“与立三同志同样是错
误的。”强调指出：“政治意见可以发表，但不可妨害工作。”目前“尤其
要反对有小组织倾向的
同志之超组织活动”。
在12 月9 日的中央政治局会上，周恩来坚持按照原先的组织决定，要王
明到中央苏区去接受实际工作的锻炼。
然而，立三路线已经严重损害了中央的领导威信，周恩来的这种努力已
经无力扭转整个局面。更为严重的是，党内许多对立三路线出于激愤的同志，
也纷纷卷入了王明等人掀起的反对三中全会，要求改组中央的风潮。
为了消除党内分歧，周恩来舌干唇焦地到处做说服解释工作，但仍无济
于事，而且许多人的矛头越来越集中对准三中全会的主持者瞿秋白、周恩来
二人。
党陷入了一场面临严重分裂的空前的危机之中。
周恩来看到了这一点。面对党内斗争中对自己的种种误解和泼来的污
水，他没有作什么辩解，没有计较个人的荣辱毁誉，而是忍辱负重，竭尽全
力维系党的团结。这一心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照顾大局，相忍为党”。
正是在这一思想支配下，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的一段日子里，他表现得近
乎软弱，不仅对三中全会所犯的“调和主义错误”承担了责任，甚至对种种
恶意中伤，也报以忍受和缄默。他努力说服党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不应意
气用事，而应转变态度，在中央的领导下团结起来，避免党的分裂，帮助党
度过这一困难时期。
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于1930 年12 月中旬来华后，周恩来与瞿秋白又一
道提出退出中央政治局。
对于共产国际在六届四中全会支持王明上台，意味着党因此陷入了一次
危害更大的全局性“左”倾错误这一点，周恩来也不可能超越历史条件的限
制，在这一危害的全部后果尚未充分暴露前，从政治上得出这一结论。
这种认识上的局限性，党的组织原则的约束以及党内生活不正常的状
况，构成了周恩来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接受并执行王明
“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基本原因。应该说，这种个人的失误，更多的
是历史给整个党造成的悲剧，是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领袖和成熟的
领导核心之前，无法摆脱因历史原因而形成的过分依赖共产国际这一状况的
必然结果。
应该看到，对“左”倾错误的贯彻执行，周恩来往往是被动的和不得已
的，即使执行，也并不是简单机械地照搬，而是在执行的过程中，根据自己
的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力所能及地在实际工作中有所抵制和补救。这构成
了周恩来在这一时期，乃至整个政治生涯中的一个显著特点。
对于王明路线的错误，周恩来在进入中央苏区后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他
也可谓上海中央来的“钦差大臣”，但周恩来担任了中央苏区最高首长——
苏区中央局书记后，并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开展以反右倾为主的反倾向斗
争，而是首先纠正了肃反扩大化。为·此，他受到上海临时中央的多次斥责
和指名批评。
军事上，周恩来更是赞同毛泽东的一套军事原则，而每每与中央闹顶牛，
于是乎才有了宁都会议，有了取得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辉煌胜利，有了
反对“两个拳头打人”的建议，有了与博古、李德唱反调的支援十九路军的
意见，有了不同意阵地战、堡垒战打法而主张运动战的一系列电报。。
正因为此，周恩来在1934 年初奉调回瑞金，失去了军权，改为负责一些
技术性的组织工作。
正因为此，诸如六届五中全会的准备，“二苏大”的召开，都未令与闻。
之所以在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是由于周恩
来具有的组织才干，在党内无人替代的缘故。这一点正如同六届四中全会周
恩来之所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是由于王明所说的“为了实际工作的便
利”一样。这种情况，从为准备长征而成立的“三人团”内部分工亦可看出：
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
自从成立“三人团”，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实际上已经没有重大政治
问题和军事问题的决策权。从此时至长征，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再也没有
开过会，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成员被排斥在外，一切均由“三人团”说
了算。
“大转移”，如此重大的问题，只由“三人团”一锤定音。“三人团”
只开过两次会，一次在李德的“独立房子”，一次在中央局驻地。当时决定，
主力西征，留下项英等组成苏区中央局，率领红军一万六千人，留在中央根
据地坚持斗争。研究留人名单时，军事方面的干部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其
他方面只告诉他一个数字。
李维汉这样回忆：
长征的所有准备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
秘密进行的，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我只知道其中的个别环节，群众一般是
不知道的。当时我虽然是中央组织局主任，但对红军转移的具体计划根本不
了解。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情况，他们也没告诉过我。据我所知，长征
前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战略问题没有提出讨论。
1934 年7、8 月间，博古把我找去，指着地图对我说，现在中央红军要
转移了，到湘西洪江建立新的根据地。你到江西省委、粤赣省委去传达这个
精神，让省委作好转移的准备，提出带走和留下的名单，报中央组织局。他
还说，因为要去建立新苏区，需要选择一批优秀的地方干部带走，也让省委
提出名单。听了博古的话，我才知道红军要转移了。根据博古的嘱咐，我分
别到江西省委、粤赣省委去传达。那时，江西省委书记是李富春，粤赣省委
书记是刘晓。
政治局之所以对“大转移”如此重大的问题“没有提出讨论”，是因为
5 月书记处会议后曾致电向共产国际汇报，但共产国际却迟迟没有回电。
尽管如此，周恩来还是着手最初的准备工作。
“大转移”，在匆忙中加紧准备
“三人团”中，周恩来负责“大转移”的具体事宜。他从五个方面做了
准备工作。
组织上的准备：
为了适应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中行军作战的需要，1934 年9、10 月间，中
革军委命令各军团成立后方部，规定：
“在各军团内组织野战后方部，凡军团医院、兵站运输队、教导队、补
充团、修械所均包括在内。”
“这些后方勤务机关，由军团司令部实现其领导，由军团干部中，任命
一后方部长，统一指挥后方机关的工作，并于其转移中及配置中，负责管理。”
命令具体规定：一、三军团的后方部下应有“包括四个所的军团医院。。
共七个所，其收容总数为三千五百人”；“一个中站三个小站”；“军团运
输队三百六十名。全军团内共应有扶子一千三百八十人”；“两个充实的补
充团（10 月1 日编入），新战士共二千八百人”；“中等的修械所工人十名”
等。
命令要求：“军团后方机关应于10 月1 日组织好。”
这一由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签发的命令最后强调：“这一
命令完全是秘密的，只限于给军团首长，军团首长应依此命令下达个别命令，
分别施行。”
兵员上的准备：
1934 年夏秋，中央苏区再次掀起猛烈扩大红军的运动，从5 月至9 月，
召集了红军新兵近十万人。
1934 年5 月18 日，中革军委发出宣言“武装起来，到红军中去”，号
召青年踊跃参加红军。
9 月4 日，在“大转移”前夕，中革军委为扩大红军发出紧急动
员令，并宣布成立独立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三个师，组成了红八
军团。军团长周昆，政委黄甦，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荣桓。
物资上的准备：
为确保红军“大转移”，后方赶制了弹药、被服，筹集了粮草，赶做草
鞋，准备了大量军用品。
叶季壮时任红一方面军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他回忆说：
在长征前几个月当中。。特别是整理了兵工厂，造炸弹（每月5 万个），
翻造子弹（每月达70 万粒），修理迫击炮弹（共三千个）等，保证了第五次
反“围剿”中的弹药及长征前得到比较充分的补充，成了红军有史以来兵工
厂空前的成绩。8 月9 日《红色中华》报道：“福建胜利完成了借谷运动，
完成七万五千余担”，“中央各机关号召募集二十万双草鞋慰问红军。9 月
15 日前完成十万双。”
1934 年春夏，中央银行行长毛泽民，同毛泽东的警卫员吴洁清从瑞金附
近大山里，取回1932 年埋藏在山洞里的一百余万块银元，搬回瑞金。长征前
夕，这些银元都被分发给各军团。
军事上的准备：
1934 年5 月，周恩来派程子华赴鄂豫皖，领导红二十五军突围转移。
8 月，任弼时、王震、肖克、王首道，率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转移
到湘鄂西，与贺龙、关向应的红二军团会师。
9 月，寻淮洲、粟裕率红七军团北上抵赣东北与方志敏会合。
这些军事计划都是为了配合红一方面军的战略大转移，因而成为长征的
前奏曲。
同时，对红军主力转移后中央苏区的斗争，从军事上也着手部署。5 月
17 日中革军委命令，重新划分了江西、福建、粤赣、赣南军区及所属分区，
明确其目前任务分两个方面：一要在敌远方创造、扩大游击区域，开始游击
战争，牵制吸引敌人高度兵力于自己方向
。。二要在敌近后方翼侧及局部正面上建立强有力的作战分区。新成立
的赣南军区，由项英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及军区司令员，指导党政工作。
舆论上的准备：
1934 年7 月至9 月，中央红军以“北上抗日”为基本口号，深入进行了
思想动员。
7 月4 日党中央《关于苏区纪念“八一”的决定》，要求提高部队的战
斗情绪及加强部队政治与军事的训练。每一个赤色战士都要深入地了解工农
红军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时期是更加迫近了。
7 月8 日，博古在瑞金演讲时指出：“目前的阶段中，我们已不能满足
于宣言与协定。时机已经成熟，工农红军已经必须，而且能够分拨一部分的
力量直接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在这方面
作了相应的决定。”
由红七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于7 月15 日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
北上抗日宣言》，郑重宣称：“只要进攻苏区的武装队伍接受我们提出的三
个条件，那我们工农红军的主力，即可在先遣队之后，全部出动，同全中国
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中央苏区纪念八一建军节，突出了“红军北上抗日”这一中心。中央政
府、中革军委命令“将北上抗日宣言和抗日的誓词，向全体部队宣布，并要
传达到每个战士中去。”
8 月1 日在瑞金举行了阅兵典礼，红军总司令朱德亲自率领受阅红军举
行了抗日宣誓。毛泽东讲话宣称：“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已下令全
国红军随时准备随着先遣队出发。”
这些舆论实际上作了红军主力准备离开中央苏区的思想准备。
主力红军大转移，谁去谁留的问题最复杂也最敏感。在“四面楚歌”的
情况下，谁愿意留下来呢？
党的高级干部谁走谁留，由博古说了算。
李维汉在回忆中写道：
长征前，干部的去留，不是由组织局决定的。属于省委管的干部，由省
委决定报中央；党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由各单位的
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报中央。决定走的人再由组织局编队。中央政府
党团书记是洛甫，总工会委员长是刘少奇，党团书记是陈云。这些单位的留
人名单，是分别由他们决定的。部队留人由总政治部决定，如邓小平随军长
征就是总政治部决定的。我负责管的是苏区中央局的人。中央局有组织局、
秘书处、宣传部。组织局还管妇女工作。中央局的秘书长是王首道，当时机
要工作是邓颖超管的，李坚真也搞机要工作，他们三人都是随军长征的。
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留下一个领导机关，坚持斗争，叫中央分局。成员
有项英、陈毅、瞿秋白等同志，由项英负责。关于留人问题。我没有参加意
见，也未过问，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决定的。但我负有直接责任的有四
个人，他们是毛泽罩、周以栗、陈正人、贺
昌。
毛泽罩在组织局工作，我问过博古，是否让他走。博古不同意，我就没
有带他走。以后毛泽罩在保卫苏区的战斗中牺牲了。对毛泽罩同志的不幸牺
牲，我长期感到内疚。谢唯俊也在组织局工作，我把他带走了。
周以栗曾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是李立三领导中央工作时派去
的。他是主张打长沙，攻大城市的，后来毛泽东把他说服了，放弃了攻打长
沙和大城市的计划。我在湖南时就认识他，而且很熟悉。1933 年我到中央苏
区时，他己在养病，没有工作。长征时，博古决定把他留下，我也同意了。
陈正人，原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原来我不认识他，与他没有什么
工作关系。我到苏区时他在养病，长征时，也被博古留下
贺昌，我对他很熟悉。立三路线时，他是北方局书记，六届四中全会时
被撤职。长征前他负了伤，曾到我那里要求随军走。我问过博古，博古不同
意。后来他牺牲了。
上述四个同志当时都在养病，没有工作，归组织局管。他们可以留下，
也可以带走，病人可以坐担架长征嘛。他们如果不应该留而被留，我是负有
一定责任的。虽然博古不同意他们走，但我是组织局局长，还有一定发言权，
我可以争一下，但我没有争。
古柏，当时是江西省委决定把他留下的。我与古柏没有打过交道，但我
曾在江西反对过邓（小平）、毛（泽罩）、谢（唯俊）、古（柏），我也是
有责任的。古柏留在苏区，后来也牺牲了。
何叔衡留下，是博古他们决定的，我没有参与其事。
除了苏区中央局机关归我管以外，我还分管中央党校，从这儿调来的干
部归我负责，我把他们都带走了。长征时中央宣传部部长是潘汉年，我把这
个部的正、副部长都带走了。
中共高级干部的去留问题，就这样被决定下来。
根据“三人团”的计划，“大转移”安排在10 月底11 月初实行。由于
蒋介石已发觉红军有转移的意图，命令各路军加紧进攻，前线战局急转直下，
红军主力很可能被四面合围，不走不行了。于是，“大转移”提前了近一个
月。
蒋介石获悉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将突围出中央苏区的情报，是在破
坏中共上海局以后。李德这样回忆：
当时上海局的领导人李竹声和盛忠亮，在或者被枪杀或者叛变二者必居
其一的情况下，选择了后一条路，投靠了国民党秘密警察。他们供出他们一
切熟悉或者知道的情况，导致了白区很多领导干部被捕，中央和地方党的组
织被摧毁，很多重要文件被丢失。
蒋介石很可能就是这样知道了我们的突围意图，幸好只是一个大体轮
廓，因为具体的细节，特别是突围路线和日期，当时尚未
最后决定，所以也没有告知上海局。从很多情况来看，蒋介石其实已经
得到一些关于我们基本决定的情报。第一，我在上面已经提到，8、9 月分第
六和第七军团开始突围以后，国民党在后方加强了封锁区的堡垒设置。第二，
陈济棠突然递交停战声明。第三，我们从破译的电报中获悉，蒋介石指示把
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的日期提前了一个月。
在9 月的最后几天中，蒋介石的主攻部队的确同时行动起来了。由于我
们的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对计划作出相应的修
改。
广昌战役后，蒋军的进攻速度尚不敢“长驱直入”，还是逐步堡垒推进，
但后来得知红军要突围，才各路军齐头并进，直驱中央苏区的心脏——瑞金。
李德制定的红军8、9、10 三个月的作战计划，依然命令红军全线抵御，
分兵把守，但前方接连而至的失利，令其惊慌失措。
林彪、寻淮洲、罗炳辉的红一、七、九军团，在福建建宁与敌蒋鼎文、
汤恩伯第二路军六个师拼杀一个星期，无力抗衡，失守建宁城。
彭德怀红三军团与敌刘和鼎第九纵队四个师交战永安失利，永安城陷
落。
敌南路军陈济棠部占领会昌筠门岭要塞。
敌李延年第四纵队占领福建连城。
敌薛岳、吴奇伟第六路军占领江西永丰龙岗。
8 月的高虎垴、万年亭驿战役，彭德怀、董振堂红三、五军团仿佛又打
了一场“广昌战役”。红军以步枪、机枪、手榴弹和大刀，阻滞汤恩伯、樊
崧甫第十、第三纵队五个师近八万人的进攻。在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下，
红军与敌血战，击溃敌军多次集团冲锋，虽杀敌数千，但红军也付出了重大
代价，伤亡二千三百人，其中干部就达六百余人。最终，广昌以南阵地全部
失守。
10 月6 日，石城沦陷。
10 月14 日，兴国县城失守。
中央苏区仅剩瑞金、会昌、于都、宁都、长汀等狭小地区，人力物力资
源濒临枯竭，中央红军的处境十分危急。
突围，——只剩下这一条路，且刻不容缓。
“大转移”乎？斯大林一道模棱两可的指令
“大转移”非同小可，5 月书记处会议虽然作了决策，但还不能最后算
数，必须共产国际同意，还得斯大林点头。这是组织纪律，也是惯例。自1922
年中共“二大”作出决议加入共产国际，中共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后，
凡重要的问题和重大决策，都必须向共产国际请示报告。
5 月书记处会议作出把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决定以后，即通过中共
上海局向共产国际请示报告。
共产国际对瑞金这种燃眉之急的问题，并没有作出迅速的反应，迟迟没
有回电。
在尚未得到莫斯科指令的情况下，李德和博古不敢贸然执行“大转移”
的计划。正因为此，李德在制定红军5、6、7 三个月的作战计划中，丝毫没
有把“大转移”的问题考虑进去，战略上依然是六路分兵把守，试图“御敌
于国门之外”；战术上仍然是“短促突击”，打“阵地战”、“堡垒战”；
提出的口号是“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发展游
击战争，加强辅助方向的活动，来求得战略上情况的变更。”
一个月后，即6 月25 日，一道模棱两可的电令从莫斯科传来。共产国际
认为：
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及后方环境
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红军退
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
在讨论国际十三次全会和五中全会的决议案时，关于斗争的前途及目前国际
的情形以及红军灵活的策略，首先是趋于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条件下来巩
固的扩大自己，以待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
这个电文实际上包含两层意思：可走，亦可不走。
这个模棱两可的指令，使博古和李德在决策上造成了失误。在8、9、10
个月的作战计划中，一方面作了“大转移”的准备工作，但另一方面，却又
依然同当时应取的战略方针相反，提出“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命令
红军继续分兵守关，与敌人拼消耗。
由于博古、李德的决策错误，使红军失去了几个月的时机。
博古和李德没有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果断的决策，抓住战机实行突围，而
过于拘泥于共产国际的指示。所以当1934 年9 月中共上海局被国民党特务机
关一举破坏，中共完全失去与莫斯科的电讯联络后，就立即显得六神无主、
惊慌失措，仓促实行“大转移”。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曾产生过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共产党就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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