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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师:刘伯温-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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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看懂。至于黄伯善两兄弟，诗歌写得漂亮，曲作得也特别好，可对刘伯温身在官场，却总报以“鄙夷”的眼光。几个人在一起，唯一能谈的就是辞章之学。刘伯温有一次喝了点酒，感叹说：“‘满怀荆棘无人扫’啊！”李画家对刘伯温翻着白眼说：“俗事，这都是俗事，来，喝酒！”
其实，刘伯温面对的是无以复加的官场腐败，一个真有责任感的爷们儿就该勇敢向前，而不是做缩头乌龟。做缩头乌龟其实也不要紧，但不能洋洋得意于缩头策略。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孔子那样的，在良知的指引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另一种是庄子那样的人，我逃避，我拼命地逃避，然后我把逃避美化成一种人类的高级情操。
刘伯温当然属于孔子那样的人，不过，孔老夫子很惨，有时候连基本温饱都解决不了。当时有一些如李爟那样的所谓隐士就嘲笑孔子是丧家狗。可刘伯温和孔子有个不同之处，刘伯温不靠游说，只靠做实事。孔子是玩嘴巴，刘伯温是玩行动。
他的行动也的确获得了很好的效果，比如在高安做县长助理的第三年，隔壁的新昌州出了件命案。凶手是蒙古人，案发后，凶手用大量金钱贿赂初审官，初审官本着“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古老中国式处世原则，就判为误杀，案子草草了结。
——我们在这个案子上就可以发现，元王朝的民族歧视政策，并没有坚持到底。至少到了刘伯温在高安做官时，可能已经瓦解。不然，初审官不会判那个蒙古人是误杀。他完全可以判是故意杀人，不过赔对方一头毛驴的钱。
原告也不是吃素的，他本来是当地的豪族。于是整合各种资源，终于上诉到了上一级政府瑞州路。知府是个官场油条，看到原告和被告都是沾惹不起的人，就想拎出个愣头青充当敢死队，有人马上不怀好意地想到了高安的刘伯温。
刘伯温听到天降大任于身，兴奋异常，在他看来，这俨然是被重视的象征。于是，风尘仆仆赶到瑞州路，雷厉风行，不出几天就澄清了案情真相，凶手按照法律必须要偿命。初审官只好抱着那笔受贿银回老家养老去了。初审官走时，召集了被告家属和许多蒙古朋友，把刘伯温攻击得体无完肤，并且提醒这些人，刘伯温这人就是个瘟神，在这地方一日，你们就不能有自由，好自为之。
蒙古人一听，就要从腰里抽出蒙古刀。元王朝时代的蒙古刀和现在的蒙古刀大有不同。那玩意如月牙形，长一尺，插进人的肚子里，向上一挑，再抽出来，大肠冒着热气就挂在上面了。肠子在肚外还保温，但人却不死，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大肠热气消散，才死掉。蒙古人的骑兵所以所向披靡，他们的那种弯刀起了很大作用，在和敌人互相冲杀时，他们的弯刀只需下沉三分，刀尖就能碰到对方的马肚子，然后一挑，马肚子就开了，马的五脏六腑全落入尘埃，自然，对手只能从马上摔下来。
关于蒙古人要把刘伯温开膛破肚的事，刘伯温那位顶头上司最先得到了消息。他并不是个正义的人，只是良知还未泯，所以他把一封推荐信交给刘伯温，要他到江西行省的治所龙兴路（今江西南昌）南昌县去。因为在那里有个他的朋友，对刘伯温早有耳闻。
刘伯温面不改色地问：“如果不走呢？”
县长大人用手掌在肚子上横切了一下，说：“剖腹的干活。”
刘伯温说：“我不信。”
县长大人说：“我不管你信不信，总之，我是按良心做事。而且，这是命令，赶紧给我滚出高安！”
刘伯温感叹了一句：“高安，难以高安啊！”感叹完这句话，他骨子里的傲气突然喷涌上来，又愤恨地感叹一句，“贤士无路可走啊！”
关于这句感叹，刘伯温当时只是意气用事，并无例子证明。多年以后，他在其著作《郁离子》中填补了这句感叹的空白，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三个商人在集市上贩卖药材。商人A专卖好药，根据进价定价，不贱卖，但也不漫天要价；商人B既收上等药也收下等药，有人要买上等药，他就给上等药，有人买下等药，他就给下等药；商人C从不收上等药，只管多收下等药，而且价格便宜，顾客要求添点他就添点，从不计较，所以他的生意非常火爆。一年多的时间，他就成了大富翁。商人B在第二年也富了起来。只有那个商人A生意差得出奇，青天白日的，他药铺门口像墓道一样安静，结果很快破产了。
刘伯温在这个故事最后感叹说：“现在做官的，就是这种情况。春秋时期楚国边境上有三个县的长官，其中一个很廉洁，但不能博得上司的欢心，离任的时候穷得连头毛驴都雇不起；另一位，常瞅准机会，能捞的时候就捞一点，人们非但不指责他，反而称赞他能干；第三位无所不贪，用聚敛的钱财巴结上司，对待部属像亲儿子般的关怀，对待富家大户像对待宾客一样的热情，不到三年，就升大官啦。百姓还认为他非常好，这真是太阳底下最怪的事了！”
其实，刘伯温感叹的无非是贤人，也就是他自己不得志，恶人拔头筹。
这种感慨，其实也有故意呻吟的成分。总览历史，许多英雄人物在未飞黄腾达、深处底层的时候，都有过这样的感慨。注意一点，中国古人喜欢写诗，而且特别喜欢用夸张修辞，所以我们总能看到一群怨妇般的人，站在高冈上，看着万里长的绵绵青山和河水的九曲十八弯，对自己的失败发出哀叹。
刘伯温在二十多岁时会发出这样的哀叹，也在情理之中。但他发出的哀叹并未在高安终结，还有高安续——南昌。
感慨南昌
如果按他“高安难安”的思路，那么南昌对他而言，就是难（南）以“昌”。他到南昌政府后的职务是掾史（省长秘书），行政级别上有所提高，但权力却不如高安县丞。县丞还能独立办案，掾史只能写写报告。
江西行省长官对刘伯温的印象不错，不过遗憾的是，体制原因决定他不能对刘伯温委以重任。这一体制就是蒙古人对汉人的歧视，汉人在官场，永远是老二，永远是被猜忌和排挤的对象。
江西行省长官对刘伯温说：“你侥幸不被我们蒙古人开膛，应该心存感恩，在这里好好干吧。”刘伯温就皱起了眉头，但还是点了点头。那位长官看他点头并不是很痛快，就又鼓励他说：“好好干吧，你是进士出身，不出人头地，那是没有天理的。”
刘伯温一听到这话，马上就起了奋起之心。但他的长官突然又问了句：“你说进士这玩意有用吗？我们大元废除了那么久，也没见天塌地陷啊！”
刘伯温对这位省级大员的愚昧吃惊不小，他很想用科举的历史来证明长官的愚昧，但随即一想，长官说得也没错。大元王朝没有科举，的确存活了很多年。现在天下有点乱，可不是没有科举惹的祸，而是有些自以为是的人自扰之。
刘伯温如果站在中国专制王朝的末期，就会发现，元王朝对知识分子的不重视，也有个显而易见的好处：元王朝终其一生没有文字狱，没有文字狱，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就是天堂了。
但在那时候，刘伯温看不到。他也不会因为这点和自己无关的事而沐浴焚香摆灵棋。因为他没有分身术，进入江西不久，刘伯温就正式投入繁重的工作中。他的工作不仅是案牍，还要和官场圈子打交道。
圈子对于官场人而言就是氧气，看着是没有，但一离开它，非死不可。刘伯温虽然懂奇门遁甲、五行八卦，但这些神奇的技术不能自行制造氧气。所以，他必须要跟官场圈子打交道。
然而，他在这方面是个废物。在烂污的政治环境下，官场更是乌烟瘴气，在这里，高级情操是忌讳，所以，气节、道德、名誉都被摈弃在外。刘伯温身上恰好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常常警告他，对它们不要视而不见。这就让刘伯温很痛苦。
明朝有位叫洪应明的隐士说：“标节义者，必以节义受谤；榜道学者，常因道学招尤。所以呢，君子不近恶事，也不立善名，只要和气浑然，才是居身之宝。”
洪隐士又说：“处世不必与俗同，也不要与俗异；做事不必令人喜，也不可令人憎。”
我们说，中国历史上有太多洪应明这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所谓人生导师了。洪应明早期做官，因为受不了当时的官场文化，所以辞职在家，专心著书，于是有了本《菜根谭》。《菜根谭》里全是人生处世哲理，不过注意一点，这些处世为人方面的哲理，是洪应明从之前的宦途失败中总结出的，总结出来后，就再也没有在官场中实践过。
《菜根谭》乍一看上去，处处机锋，处处使人眼前大亮，可真有人在官场或者在名利场中实践过它吗，实践得又如何呢？
人生经验是最靠不住的，古人说了，事非经过不知难。看到一两句哲理就成事的，世界上没有这种人。
当然，不是说洪应明的《菜根谭》不好，只是他在说那些哲理的时候，是置身事外的。置身事外，当然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中国历史上那些道教气质浓厚的人，说着些超然度外的话，却不肯把这些话拿到实践中去，结果只能是纸上谈兵。
再来看《菜根谭》这类中国式处世的内容，全是龟缩律令，它让人遇事不要抱怨社会，要反躬自省。要人以德报怨，以保全肉身为第一要务。
中国道家这种“退让”思想正是两千年君主独裁制的温床，因为“退让”就意味着不争，苟且偷安，独裁者最喜欢的就是人民不争，没有争斗，他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老子有句话很可恨，叫“以德报怨”，连孔子都看不下去了，说：“如果以德报怨，那拿什么报德？”这足以说明，以德报怨不是白痴的想法，就是狡狯的诈术，有人用这种方式其实是做给人看，落下个圣人的名声，名声一成，利益就来了。
我们说了这么多，无非是想说，刘伯温就在官场中，他不能融入那个圈子，就只能退出，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按洪应明的意思，别标榜节义，也别标榜道德，君子不做招别人讨厌的恶事，也别立什么善名，居身之宝就是在人群中装成是一个俗人，但内心保持纯洁的气质。
也许这种要求还可以做到，只要假装一下就可以了。但下面的话“处世不必与俗同，也不要与俗异；做事不必令人喜，也不可令人憎”就很难做到了。怎么才能不与俗同，又不与俗异？怎么做事才能不让人喜，又不让人恨？
这种在文字上笼罩烟雾、故意弄不清楚的中国式哲理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刘伯温在三十岁左右时还没有这种理解的能力，所以，他在南昌很快就被人攻击了。
有人说，这人故作清高，请他吃饭他不来；有人说，这人太自以为是，不就是个南人嘛；还有人说，这人外表忠厚，内心奸诈，用他们汉人的话说就是——假道学。
刘伯温的领导可就找到了他，摆出一副对外面的传言深信不疑的姿态来，说：“你呀，还是年轻，不知道什么叫官场体统，怎么可以这样做人呢？”
刘伯温说：“我给您讲个故事吧。战国时魏国大臣庞恭要陪太子到赵国去做人质。临走前，庞恭问魏王，‘假如现在有人告诉您，说闹市上有一只老虎，大王您相信吗？’魏王说，‘你当我是猪啊，闹市哪里来的老虎？’庞恭又问，‘假如又有人说闹市有老虎，大王你相信吗？’魏王想了想，摇头。庞恭再问，‘如果再有第三个人说闹市有老虎，您相信吗？’魏王痛快地回答，‘我当然相信了啊。’庞恭于是总结说，‘闹市没有老虎，这本是常识。但是，因为三个人都说有老虎，听的人就相信了。现在，我离魏国如此远，所以说我坏话的人超过三人，希望大王您要相信的时候，记得这个故事。’”
刘伯温的领导说：“这个就是‘三人成虎’的典故吧？”
刘伯温说：“是的。它说明了一个问题：一个假消息，说的人一多，也就成真的了。”
刘伯温的领导说：“你这人恐怕有受虐狂倾向。你认为所有人都敌对你，所以把所有人都当成敌人，这样如何幸福呢？”
刘伯温说：“我没有这种倾向，但现在诋毁我的人实在太多，而且您也相信了。”
刘伯温的领导说：“那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诋毁你。”
刘伯温说：“请让我再给你讲个故事吧。有座叫女几的山，喜鹊喜欢在那里建造巢穴。有一天，山中来了只老虎，喜鹊连忙飞集起来，乱叫起来。八哥听见了，也飞集起来，乱叫起来。狐狸过来看到，问它们，‘老虎是陆地行走的动物，它能把你们怎样？你们怎么如此胆小？’喜鹊回答，‘你没有听过虎啸生风吗？我们担心风把我们的巢穴吹翻，所以在这里担心得狂叫。’狐狸又问八哥，八哥无话可答。狐狸就笑了起来对八哥说，‘喜鹊的窝在树梢，怕风，所以担心老虎。你们住在洞穴里，并不怕风，干吗也跟着乱叫？’”
这是个寓言，刘伯温的领导没有听懂，所以刘伯温还要解释给他听：“一条狗对着人狂叫，其他的狗就会跟着它对着人的影子狂叫。但因为众口铄金，众口一词，就能混淆是非。大人您现在可能就被混淆了是非。”
刘伯温的领导正色道：“胡说，我是个是非明辨的人。”
刘伯温就问：“那您现在认为我是好人还是坏人？”
领导思考了很久，清了清嗓子说：“这个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是个不合群的人，你不适合在官场啊。”
刘伯温长叹一声，说：“那我再给你讲个故事吧。”他的领导制止了他，说：“我不喜欢听故事，直接说道理。”刘伯温就问：“政府用人，是仅为了充数，还是为了选拔优秀人才，靠他们管理好国家？”他的领导说：“从理论上来讲，是为了选拔优秀人才，发挥他们的作用。”刘伯温笑道：“这样看来，你根本就没有实践理论，你看看你下面的那群人，除了贪赃枉法外，一无是处。”他的领导很不高兴，因为下梁不正，上梁肯定也直不到哪里去。刘伯温不等他还口，马上说道：“农夫种田，不用羊拉犁；商人运货，不用猪拉车。这是因为它们不能胜任这种事，怕把事情弄砸了。现在您用人，还不如农夫和商人。”领导这次太不高兴了，眼睛通红，头发隐约冒出小火星，刘伯温见势不妙，转身就走。
在回去的路上，他掐指一算，自己已经在南昌待了一年。他不必用八卦五行，只凭五官就搞明白了一件事：这个王朝官场的腐朽已经是从内到外，无药可救了。贞洁女子和妓女们共处一室，妓女们是瞧不起贞女的。所以很快，刘伯温就被一些官员联手弹劾出了南昌。
屈原说：“众人都喝多了，我却清醒。”其实，别人都喝多了而你却醒着，并不是幸福的事。当你面对一堆酒鬼，吆五喝六，滔滔不绝。你却因为酒精不起作用而难以融入这种癫狂的氛围里，自然少了很多情趣。
有这样一个故事，天降陨石砸了一个深坑，里面还有火星。但好多人认为是上帝来接人去天堂，想一起跳进去。有一人不跳，认为是送死，结果这群人先把他推了进去。这人在里面被大火烧灼，发出凄惨的叫声，上面的人才知道，原来真是送死。结果都庆幸自己没有跳，却咒骂那火中人乌鸦嘴，如果不是他那样说，可能就真是上帝来接人。
在疯人院里，不疯的人才被认为是疯子。刘伯温不是疯子，但在元朝南昌官场，他就是疯子。
《银河棹》
妥懽帖睦尔在位的前几年，刘伯温在江西高安做县丞。据刘伯温说，那三年高安生活谈不上压抑，但也谈不上开心。也许换作其他人，看到高安官场的灰暗色调，早已痛不欲生。刘伯温也有过悲愤，可他是个意志力顽强的人，与其抱怨社会，不如去改变社会。这是刘伯温一个典型的性格。孔子说，如果没有我用武之地，我就乘船去扶桑。刘伯温却说，事是人做的，用武之地是靠自己找出来的，不是别人给你搭建的。只有庸人才四处找戏台，伟大人物向来都是亲自搭戏台，然后唱戏。
刘伯温在江西高安的三年，一切都那么平静如古井水，没有波澜，因为酱缸里起不了波澜，酱缸里只有阴郁沉重的屎黄，很难有让刘伯温兴奋的事发生。
不过，也不是没有，《银河棹》事件就是。
《银河棹》是《周易》的衍生书，全名《六壬银河棹》，有人说是诸葛亮的著作，也有人说是九天玄女的著作，还有人说，根本就没有这本书。棹指的是船桨；银河，天汉也，也称为六壬学。所以《银河棹》即“六壬学”之船桨也。
“六壬学”是一门预断吉凶的学问。天干有十，而六壬学独取壬，因为壬水属阳，天一生水，为数之始，壬又寄宫於亥，亥属乾宫，乾是易卦之首，所以取壬。六壬是指干支相配成六十花甲，每干配六支，以壬配六支则为“壬子、壬寅、壬辰、壬午、壬申、壬戌”，故称六壬；另说壬有王形，为诸易之王，故称壬学。
“六壬学”比起中国其他占卜术还算合理和合法，其推演法来源于《周易》，首先由“占时”至“月将”，是无极生太极，再由月将至干支，是太极生两仪，由干支而产生四课，是两仪生四象。再发三传，即发三才。然后再布各天将及神煞，用五行生克预测吉凶进退。
其实，中国古代预断吉凶的学说，论说起来艰涩难懂，但如果入门了，也并不那么难。东西方预断吉凶的所谓巫术其实是原始科学，仅以“六壬学”为例，它就是根据严格规定的方式来获得一些特定成果的尝试。它承认因果率，也就是说，给出同样的前提条件，随即就会出现同样的结果。比如它的《掌图·分野》说的就是手相。哪条纹路说的是什么，都有固定的规定，你不能信口胡诌。纹路交叉有很多处，任何一处，书上都给了解释，你必须要按照这种解释去理会，不能凭自己的意思去做。
古老的预断吉凶的学说，其实并不能算是迷信。只要它能言之成理，就要认为它是对的。科学诞生不过短短的几百年，如果古代的一切都是迷信，那科学诞生前，人类是怎么活着的呢？
《六壬银河棹》事件是这样开始的：1337年，也就是刘伯温在高安第二年的阴历二月，一个绰号叫“棒胡”的江湖卖艺人发动了一场武装暴乱。“棒胡”可能姓胡，耍得一手好棒，能把一根百斤重的粗棒运之如飞。但如你所知，这是武术花样表演，真到搏击场上，未必成事。当无人欣赏他的表演后，他就凭在江湖闯荡多年积累的人气，振臂一呼，聚集了万人，宣称起义。
在起义之前，棒胡听说江西高安某个村里有个叫曾义山的神算子，此人曾偶得《六壬银河棹》，料事如神。
棒胡派人去请这位曾大仙，可去了多次，曾大仙都不在。有时候是去山中采药了，有时候去镇里喝喜酒了，有时候去田里工作，有时候去亲戚家串门。
棒胡摸着自己的大棒说：“真是无缘啊。”但突然一想，这家伙未卜先知，大概是怕担个私通盗贼的罪名，所以对我避而不见。棒胡想到这里，可就怒了起来，说：“等我先拉起队伍，然后再去找你算账。”
造反之后，棒胡屡战屡胜，就忘了曾大仙这个人。可又一次打了败仗，情绪低沉，胡思乱想，就想到了曾大仙。他派出一支武装小分队，嘱咐他们，如果那老鬼还不在家，就把他的家人给我砍了。
武装小分队一脸豪迈，提着刀就奔高安曾大仙家。路上就准备好了杀人计划，哪个先杀，哪个先奸后杀，哪个再奸再杀。可当他们到了曾家后，难以置信的是，曾义山正在门口摆好了茶水等着他们呢。曾义山对这些因不能奸杀人而失望的人说：“回去告诉你们老大，丁丑年四月一柱擎天。”
这些人能听明白这句话，悻悻地走了。回去后跟棒胡一说，棒胡皱眉想了很久，说：“这他娘的什么意思？”有伶俐的人说：“明年就是丁丑年，一柱擎天可是好兆头。可能是告诉您，明年四月，您能当皇帝。”
棒胡哇啦叫起来，说：“这真是个好消息。”
但他理解错了，棒胡是耍棒子的，不耍棒子时，棒子是立在墙角的。所以，一柱擎天的意思，就是歇菜了。果然，1338年阴历四月，棒胡一败涂地，被活捉到大都处决。
曾义山在棒胡的武装小分队走后不久就对家人说：“我要归天啦，明年的某月某日，有个叫刘伯温的人路过这里，你们去葫芦石洞把那本《六壬银河棹》拿给他，什么都不要说。因为这是天意。”
说完这些话，曾义山就跑到床上躺下，一会儿工夫就挺尸了。
第二年，刘伯温被调到江西南昌，上任的路上，忽然迷路，不知是怎么回事就走到曾义山家了。曾义山的家人就把书给了他，刘伯温认为这是天意，翻了翻《六壬银河棹》，说：“这真是本好书，但我有公务在身，不能专心研习。”
曾义山的儿子说：“父亲还说了，一年之后，您就有时间研习了。”
刘伯温惊了一下，认为这并非好兆头。如果有时间研习，不就证明他可能无时间做官了吗？
他的预料非常准确。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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