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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师:刘伯温-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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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义山的儿子说：“父亲还说了，一年之后，您就有时间研习了。”
刘伯温惊了一下，认为这并非好兆头。如果有时间研习，不就证明他可能无时间做官了吗？
他的预料非常准确。到南昌工作不久，他就发现，自己和同僚的意见永远不能一致。一目了然的邪恶，却被同僚们左说右说，于是成了正义。尤其是他的上司，不许他有任何意见，只希望他是一台录音机。
刘伯温站在南昌城门上，向下望去，什么都望不见。他说：“我必须要离开，不然，我就是在活埋自己。”站在他身边的他唯一的朋友钱士能说：“你说得对，我也有如此想法。”
钱士能在“进退”上的反应非常快。一有想法，立即付诸行动。说完这话的第二天，钱士能就离开了南昌。但刘伯温没有这样迅疾的反应，有责任心的人在绝望的路上走得都很慢，因为他们希望有回转的余地。但又等了一段时间后，刘伯温长叹一声，说：“我真该走了。”
于是，刘伯温离开了工作五年的江西，回到了老家。
立点言吧
刘伯温离开他工作五年的江西时，正是天高云淡的秋天。但他掐指一算，念念有词后，睁眼再看天空，就发现数道狼烟直冲云霄。那是五花八门的造反者正在全国各地实现他们发家致富的理想。
刘伯温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不过站在南昌城外，回首南昌城，还是流下几滴眼泪来。这和一千多年前荆轲在风萧萧兮的易水边大有不同。荆轲阁下离开易水，是奔往目的地，心中有理想；而刘伯温离开却如浮萍败叶，心中无根脚，不知下一站将是何方。
鬼使神差的，刘伯温绕道去了江西和福建交界处的武夷山。在武夷山上，刘伯温只留下了几句空洞无味的诗歌。走到鹅湖时，想到南宋两位理学宗师朱熹和陆九渊曾在此讨论过理学真谛，又想想自己的理学造诣，不禁惭愧。他在回老家的路上发誓说：“我要做点有意义的事。”
儒家的祖师爷们早就给门徒们立下严谨而崇高的追求标准，那就是三不朽。所谓三不朽依次是：立德、立功、立言。儒家精英们指出，“三不朽”的主旨是将个人有限的生命融入到无尽的历史中去。当一个人确立起崇高的道德，建立了世无其匹的功业，留下内容与形式绝伦的言论与文字，德、行、言影响时人和后人深远悠长，这个人就会经久而名不失，有如万有引力，永恒而在。真能达到三不朽，那就是如理学宗师张载所叫嚣的那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刘伯温当然有这样的追求，但和很多读书人一样，这是个艰难的过程。自孔孟之后，中国历史上被认可的“三不朽”人物只有两个半：两个是王阳明与曾国藩，半个是诸葛亮。
我们注意一点，刘伯温这年恰好三十岁，正是孔夫子说的三十而立志向的年纪。刘伯温的志向很灵动，没有按部就班，因为他是先立言，再想办法立德，然后立功。
儒家门徒说，立德立功立言，应该是有顺序的。个人道德无懈可击后才能立下盖世功勋，只有立下盖世功勋后，你才有资格立下言论，因为只有这样的“言”才能被别人认可。不过，这明显是儒家门徒抽了自己的嘴巴，他们说孔子是三不朽人物，可孔子恐怕只立了个德。你非要说孔子诛杀文化名人少正卯是立功，那也没有办法。但孔子没立什么言，他曾亲口承认，自己是只叙述别人的正确言论而不原创（述而不作）。
刘伯温很显然意识到这点，所以他说：“我原创几本书吧，算是个立言。”所谓立言，无非是提出点儿自己的主张不人云亦云罢了。
最先被立的言是他在军事方面的思想。当初，他在石门书院读书时，就苦思过军事战略问题。但自那之后，一直没有用武之地。既然不能在战场上发挥才智，那就在纸上发挥吧。
于是，《百战奇略》出炉，在这本书中，作者把如何打赢一场战役做了充分的发挥。从作战来看，世界上的交战双方没有实力优劣之分，只有谋略之好坏。仅以众寡来说，你人多，对方人少时，尽量要在开阔之地与对方决战。人多力量大，但也不好管理，所以军事统帅一定要有“进止”的本事。所谓“进止”，就是攻击时有速度有激情，撤退时要有秩序。前秦与东晋的淝水之战，前秦失败的原因就是不能把握好“进止”，前秦几十万人向后一退，刹不住了。春秋的晋文公与楚国精锐兵团打架，晋文公一直喊叫着“退避三舍”，楚国一直追击，但就是找不到机会发动决定性攻击，就是因为晋文公的兵团在后退时“井然有序”，简直就是步步为营。《百战奇略》里还说，你人少，对方人多的时候，你就该把对方引到场地不开阔的地方，让他的人数发挥不出应该发挥的作用。
在主客场作战的论述中，作者指出，同等实力下，主场作战未必就能赢。如果你是客场，就要以最快的速度攻进主人的腹地。因为主人在本地作战，家人都在身边，会经常挂念，只要深入内地，就能使他们对亲人的挂念放大一百倍，对方会不攻自破。
作者虽然列举了无数个打赢一场战役的技巧和奥秘，但最后却说，打赢一场战争的最大诀窍就是，不打。
任何纠纷和恩怨尽量不要到战场上来解决，非要到战场上来解决，也要尽量做到兵不血刃，不战而屈人之兵。搞来搞去，又回到了儒家套路上来：打架是不好的！要以德服人！可如果对方不认识德为何物呢？那就只好打。
中国的军事著作大都有这个毛病：全部内容都是战争技巧，但在开篇肯定有个说明：打架不好，要以德服人。这个牌坊立得很大，很艺术，让人一看，仿佛中国人真的不喜欢打架一样。其实中国人最喜欢的就是打架，但喜欢窝里打，翻开历史，到处都是刀光剑影。老百姓有句俏皮话，和平只能维持到明年。也就是说，牌坊立着，婊子继续当着，二者泾渭分明。
刘伯温生在中国，不可避免地也会犯这样的毛病。但这时他还年轻，难免不受传统熏染。
多年以后，他意识到，战争的目的就是消灭对手保存自己。为了保存自己，在消灭对手时应不择手段。这可能是冷血，但绝不是假惺惺。
当然，中国古代每个野心家和政治家都明白这个道理，可就是表里不一，嘴上说的是一套，干的是另外一套。
刘伯温说，这很不好，做人嘛，短短几十年，干吗那么虚伪，说的一套和干的一套不能吻合，你的心一面要做事，一面又要小心别被人发现你真心要做的事，多累啊！
刘伯温一生中都坚持身心合一、表里如一。这是他在撰写《百战奇略》时的主导思想。
当他在专心致志写书时，他弟弟刘陛有情绪了。刘陛拄着锄头站在窗外，盯着刘伯温说：“二哥，出来晒晒太阳。”
刘伯温头都不抬，说：“我没空。”
刘陛说：“您别没空。出来看看吧。你看那田间，有人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你再看那山间小路上拎着饭盆的妇孺，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你再看我，脸上是黑乎乎的油汗，手上是一寸厚的老茧。你再看看自己，细皮嫩肉，像是刚出生的婴儿。老天为何如此不公平，让你坐在清风徐来的书桌前，让我面朝黄土背朝天？”
刘伯温此时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他扔了笔，走出门，和弟弟一起走进了田间。不过，他很快就辜负了自己和弟弟的期望。刘伯温从小就以读书为主要责任，身体状况很差，三十岁的人，五十岁的心脏。只弯了几下腰，他就对弟弟说：“我感觉腰椎间盘突出啦。”
他弟弟摇头叹气，说：“还是写你的书去吧。”
刘伯温就重新回到书房，但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使他冒出个想法，为何不能给他们编辑一本日常生活一本通呢？
心动就要行动，刘伯温很快就确定书名《多能鄙事》，这个书名灵感来源于孔老夫子。孔老夫子曾对学生们说，我年轻的时候是个底层劳动人民，所以对一些难登大雅之堂的事都有了解（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多能鄙事》分为十二卷，内容包括饮食、服饰、百药、种花草、放牧养殖多方面制作技能和占卜知识等，凡百姓日常所必需的科学常识，以及吉凶趋避之术全部囊括其中，总之，一一切合民生实用。
我们仅在此举几个例子。比如饮食，刘伯温注重的是养生，而且是物美价廉的养生。比如“鸡子线”：把鸡蛋开个孔，加点盐，用筷子搅匀，立即倒出，使之成线状，就白酒配着吃。养生健体大大的好！
还有一个小孩“百日关”的问题，刘伯温说，小孩生下来一百天内不要出门，因为此时小孩的阳气非常重，没有阴气。所以一些老妖怪特别喜欢吸收小孩的阳气。到了一百天后，小孩的阴气渐渐附体，老妖怪们对这样的小孩就没有兴趣了。
或许正是这种琐碎、荒诞不经的内容，使很多研究刘伯温的人都认为，《多能鄙事》并非是刘伯温的作品。但也有不同意见，这种不同意见认为，《多能鄙事》里面的内容的确琐碎庸俗，但人生在世，哪一件不是琐碎庸俗的。吃喝拉撒，就是庸俗。如刘伯温那样的圣人也必须要吃喝拉撒，他能编著《多能鄙事》这样的作品，更证明他的伟大，因为他能接地气。
接了三年地气后，刘伯温从现实中醒来，进入梦想。他唉声叹气，他老婆就说：“既然这里现实太重，何不出去走走，看看山川大河，陶冶一下已土得掉渣的情操？”
刘伯温说：“明天就上路。”
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任何一本书，即使写得再好，也不过是别人的思想。即使可以从别人的思想中总结出自己的思想，但没有作者本身的经历，这种思想仍然是隔靴搔痒。有真思想的人，必须要有经历，不但要做宅男，更要做驴友。中国历史上超级驴友非明朝的徐霞客莫属，这哥们儿使用国家的“驿站”四处游玩，写下了《徐霞客游记》。司马迁能把《史记》写成别人望尘莫及的历史著作，不仅仅是因为他被阉割过，还因为他善于四处旅游，手拿纸笔，对景而写。
1344年，当刘伯温离开家乡北上时，北边有个17岁的奇丑无比的少年正在埋葬他的父母和兄弟，如你所知，这个人就是朱元璋。过了一段时间，朱元璋跑到寺庙里脱下乞丐服，穿上了袈裟。
在那时，刘伯温根本不知道有朱元璋这样一个和尚，正如他不知道他的前途在何处一样。他突然掉了头，向东进发，游览集庆路（今江苏南京），到丹徒（在今江苏镇江）后，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索性就在丹徒定居了。这一定居就是三年，其间风花雪月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可刘伯温的心里仍然是荆棘一片。
1346年，刘伯温突然有了去大都的想法，这一想法才萌生，第二天，他就北上了。北上之路，映入他眼帘的则是遍地的饥民和强盗，他不无感叹，从他中进士到现在不过十年时间，山河大地破损到如此严重的程度。政府正在破罐子破摔，没有人对这些现状发出一句质问和解决方案，元朝的贵族们似乎已经作好了重新回到草原的准备。
刘伯温用各种文学体裁忧国愁思，他那孤独的神情配合上那沉郁的诗词歌赋，使人心都碎了。当他在那年年底从大都回南方时，他在心里发誓，从此不会再来北方，因为这个地方使他伤心，使他难过。
不过，在无业漂流了这么多年后，他最诚挚地希望政府起用他的心始终没有变，那团火越烧越旺，烧得他每天辗转难眠。
多年来，他觉得立言容易，他的诗歌散文已经传遍南中国，很多盗版商都在盗版他的著作。“立德”也并不难，只要怀抱天下，用仁义和悲悯武装自己，这就是德。只有立功最难，没有人给他搭建立功的舞台，他连报名的机会都没有。
但他还是想。
诗歌《武陵深行》就是表态书：
武陵溪，一何深。水有射工射人影，陆有丹蛇长百寻，嗟哉武溪不可临。溪之水，深且阔。鸟不敢飞，龙不敢越。海气连天日月昏，露着人肌肉裂。呜呼！丈夫宁能沙场百战死，有骨莫葬武溪水。
武陵是东晋陶渊明隐居的地方，刘伯温的意思是，老子决不学那没有志气的陶渊明跑到武陵去隐居，老死在那里。这封表态信仿佛被老天感知，第二年，当他在江浙最美丽的杭州游玩时，组织找上了他。组织上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杭州举行第二次婚礼。由于他那位表妹老婆迟迟不能生育，所以他的老娘下了命令，刘伯温必须要重新再娶。史书说，刘伯温的二任老婆和他青梅竹马，姓陈。二人在杭州结婚后就回到了青田，在那里，争气的陈氏为刘伯温生下了儿子，叫刘琏。刘琏出生前一天，刘伯温的弟弟在地里挖出个熟铜制作的头盔来，敲起来，里面发出闷葫芦的声音。刘伯温夜观天象，突然叫了一声：“双喜临门！”儿子才出生，上面就有人给他送喜来了，说要他到杭州做官。不用卜算，刘伯温就知道生儿子是一喜，但他不知道另外一喜是什么，是做官，还是他弟弟挖出来的那个熟铜盔。
第四章 起义迭起，元王朝委曲求全
刹那的欢愉
刘伯温受邀到江浙行省担任教育厅副厅长（儒学副提举）兼招生办主任（考试官）时已38岁。人在40岁将近的年龄时，精力最充沛，头脑最冷静，行事最稳健，所以这个年纪的人总会小有所成。但这要看遇到什么样的外界条件，格言不是说过嘛，形势比人强。形势不利自己时，是龙你也要盘着，是虎你也要趴着。
刘伯温这次重出江湖，形势看上去不错。邀请他出山的是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副宰相）苏天爵，苏天爵和刘伯温之前没有任何交往，所以，真正把刘伯温从书房里拉出来的人应该是他的同学不答失里。
不答失里是蒙古族人，而且是高级贵族，所以在仕途上混得风生水起，这位蒙古王爷是蒙古人中极少数有见识的人之一，长期以来和刘伯温保持着书信往来。刘伯温那年到大都，这位王爷热情地招待刘伯温，谈到现状，刘伯温就对多年来的失败发出感慨。不答失里看到同学混到这步田地，叹息不已，于是就问刘伯温，可有兴趣到江浙行省工作。
刘伯温当时说，只要能为国效力，哪里都可以。但是，他回想起在高安和南昌官场中的往事，忧心忡忡。不答失里叫他放心，因为江浙行省的副宰相苏天爵是个干事的人，那里的官场空气非常清新，而且，苏天爵这人特别爱才，兄弟你到那里，他必能给你大展拳脚的平台。
刘伯温回老家不久，真就陆续收到了不答失里和苏天爵的信，不答失里告诉他，事情已经搞定。刘伯温还未看完信，苏天爵邀请他到江浙行省担任教育厅副厅长的信就到了。
关于苏天爵，不答失里的评价倒是很中肯。苏天爵是今河北正定人，年轻时在国立大学以优等生被保送，直接做官。后来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到湖北查案，平反冤案多起。再后来，做京官，一度做到官吏任免部部长（吏部尚书），因操劳过度，本不该白的头发和胡子都白了。除了工作成绩突出外，苏天爵在文学上的成就也相当引人注目，诗歌写得好，文章更是斩钉截铁，不废话，成为那个时代人人模仿的对象。
当然，也正如不答失里所说，苏天爵爱才，他挂在嘴边的话就是，人才乃邦家之本。
所以，当他一见到刘伯温，就对刘伯温赞赏有加，刮目相看。
刘伯温也并未辜负苏天爵的赞赏，在教育厅副厅长的职位上，他的成绩可圈可点。他呼吁天下人都要关注教育，把文化事业搞上去。元朝文盲太多，必须要扫盲，不然国家就得不到像他这样的高素质人才。每当地方上出现兴办义学的事时，刘伯温都是第一个鼓掌的人。
但是，刘伯温已敏锐地发现，此时兴办义学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天下正在大乱，而学校本应该建立在和平环境下。尤让他苦闷的是，到江浙行省的第二年，苏天爵被中央政府召回。刘伯温的工作所以有成效，全赖苏天爵在全力支持，苏天爵一走，刘伯温的多项计划都胎死腹中。
眼前重新出现黑暗，这种黑暗不是没有光明的黑暗，而是一种遍地狼烟的黑暗，是一种死的黑暗。风起云涌的反政府武装让刘伯温倍感焦虑，他希望自己能有三头六臂，保卫他的祖国。
但他的朋友高则诚却不这样认为，这是位民族主义者，也是《琵琶记》的作者。高则诚三年前中进士后，来江浙行省政府里做秘书，由于工作关系，刘伯温和高秘书经常在一起喝酒写诗，谈论时事。高则诚比较偏激，认为元王朝走到今天是踩了狗屎运，汉人必将复兴。刘伯温反驳说：“这么多年了，大元对咱们不薄。你这种思路绝对要不得，这不仅是反政府，还是反社会。革命当然容易，陈胜吴广砍了树枝，拉起大旗，革命就开始了。但革命要死人，最先死的还是普通百姓，但凡不是冷血，谁忍见生灵涂炭？”
高则诚说：“孟子曰过，独夫民贼，就应该革他的命。”
刘伯温说：“你想要革元王朝的命，请先把你进士的学位退了，然后辞了你的秘书工作，再谈革命。”
高则诚无话可说，但有事实为他证明：革命已是势在必行。所以，刘伯温的一腔抱负也就灰飞烟灭，他必须要重新调整工作重心，这不是他的本意，而是形势使然。
早起的虫子：方国珍
提到元末革命大佬，张士诚、陈友谅和朱元璋绝对威震八方，但那是后来的事。造反风云初起时，方国珍是不折不扣的大哥级人物。
方国珍是台州黄岩（今浙江黄岩）人，长得人高马大，手臂很有蛮劲，而且是长跑健将，喝点酒后撒风，能把一匹烈马追吐血。这个人的外貌有奇怪之处：浑身上下比煤炭还黑，脸蛋的皮肤却像匏瓜肉一样白。如果让他脱光了站着，就如同一根木炭顶上落了堆燕子屎。
方国珍家从他爷爷那一代开始就做走私盐的生意，是当地一巨富。由于走私必须要和当官的勾结，所以他老爹经常出入政府衙门，低三下四。方国珍年轻气盛怒火中烧，对老爹说：“都是人，凭什么咱们要像对待祖宗一样对他？”他老爹说：“你懂个屁，官商不勾结生意怎么做下去。你不给当官的溜须上供，即使有命赚到钱，也没命花。”
方国珍对这种论调长期嗤之以鼻。不过，黄岩这地方有仇富传统。政府军在海上活捉了一群劫匪，劫匪头子正是黄岩人，多年以来对方国珍家的赢利模式羡慕嫉妒恨。在审讯中，他把方国珍一家子也牵扯进来。由于方国珍一家在黄岩混得开，所以逮捕令还没有到黄岩，当地政府官员就已经通知了方家，让他们赶紧跑路，并且许下承诺，自己会到省里去活动，方家很快就会安然无恙。方家正准备收拾东西，方国珍抽出大刀，剁在家具上，说：“这样活着太窝囊，咱们走私不就是为了多赚点钱吗？我有更好发家致富的方法，咱们革命他娘的！”
方国珍哥四个，异口同声：“要赚大钱！”于是，方国珍拿出钱来招兵买马，很快，就领着几千人坐着曾经的走私船到了海上。
方国珍之前，也有人革命过。但都是小打小闹，政府军刚要准备上战场，革命者们先逃之夭夭了。方国珍凭借多年走私的经验和胆量，白天在海上休养生息，月亮升起，他们如同北欧海盗一样，悄无声息地把船靠岸，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到岸上烧杀掳掠。更要命的是，方国珍经常切断元王朝南北的漕运通道，很快，方国珍成为元王朝南中国的一面革命旗帜，元王朝必须要做出激烈的反应。
激烈的反应就是，命令江浙参政（江浙行省四把手）朵儿只班率领他的剿匪部队三万人消灭方国珍。朵儿只班浑身肌肉，走起路来泰山移动，在江浙地区曾剿灭过数百起造反武装。看上去，他是个有能力的人，但其实不是这样，朵儿只班对付不成气候的团伙法力无边，可对付像方国珍这种有组织有纪律又很能打的团伙，就束手无策了。
方国珍得知朵儿只班来后，就带着他的部队乘船入海。方国珍常年混迹海上，大海是他的优势所在，这也是方国珍聪明的地方，他有自己的人生座右铭：决不到自己不擅长的领域去。朵儿只班先是采取守株待兔战略，把大海封锁，希望能把方国珍困死在海上。
但是，方国珍是靠走私起家的，没有人能困得住他。所以围困了许久后，朵儿只班宣告守株待兔的计划失败。在上级的催促下，他硬着头皮，走向大海，捕捉方国珍的主力三千人。朵儿只班和他的部队都是旱鸭子，才上船就有人出现了晕船症状，没有晕船的人面对海浪颠簸，也如同行走在云雾中。特别是朵儿只班，在战舰上总带着个绳子，走到哪里，就把自己绑到哪里。
正如泥菩萨过江，连自保都成问题，当然也就别提打架了。方国珍抓住这样的机会，派遣一批水性好的汉子，钻到朵儿只班的那些战舰底下，凿出几个大洞。在混乱中，方国珍的人活捉了朵儿只班。朵儿只班被活捉时，肚子里灌满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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