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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历史:重解长征之谜-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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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称此为“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毛泽东则即兴赋词《忆秦娥？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当然，此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毛泽东的良苦用心，这其中包括某些红军高级将领。红军离开遵义才半个月，现在突然回师，又必须保守军事秘密，导致很多红军指战员不理解。
三渡赤水调敌向西，四渡赤水从容脱困
红军重占遵义后，蒋介石以中央军和黔、川、滇、桂各派共30多万军队形成了新的包围圈。为摆脱敌人，红军于3月11日再次撤离遵义西进，准备歼灭中央军周浑元部，在遵义以西建立根据地。
但在鲁班场战斗中，红军未能得手。
鲁班场战斗即后来毛泽东所说的“茅台那次打仗”，如果此战获胜便有可能“赤化贵州”。3月15日，红军集中一、三、五军团以及干部团，向驻守鲁班场的中央军周浑元部发起猛攻。战前判断该敌只有两个师，红军集中主力应该能完成歼灭。战斗中敌人却以六个团兵力急速增援，红军苦战一天形成僵局，为避免消耗，决定撤出战斗，并放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而三渡赤水。
彭德怀曾说：“在鲁班和土城两役又打得不好，伤员无法安置，也增加了部队疲劳、困难和减员。”“由于上述两战打得不好，就不能不放弃在湘、川、黔、鄂四省边区建立根据地的正确决定。”
毛泽东决定绕道进入川康，这样才能避免不利决战，转危为安。
3月16日，红军在茅台附近三渡赤水再入川南，并派出一个团向西北方向的长江南岸佯动。蒋介石根据飞机侦察，判断红军有北渡长江迹象，下令中央军和川军各部向古蔺地区追击。
红军则再次调头向东，在敌军的间隙中穿过，于21日晚至22日晨四渡赤水，迅速向南渡过乌江，兵锋直指贵阳。蒋介石正在贵阳坐镇指挥，城内只有一个团，急忙调滇军前来保驾，没想到红军又乘虚进军云南。滇军主力已东调，只剩各县保安团向昆明集中，滇北空虚。红军乘虚迅速进至金沙江，以几条小木船从容渡江。
四渡赤水将疲惫不堪的国民党追兵全部甩在后面，红军宣传队有《一只破草鞋》之剧，意谓敌自赤水河以来跋涉千里，追到金沙江边，红军已杳如黄鹤，岸边唯遗一只只穿烂的草鞋而已。
【点评】集体智慧用兵如神
红军长征行军路线的标图中，最为复杂曲折的路线是在贵州遵义及其西北地区，即四渡赤水的行军路线。
有人形容此时的红军为：瞻之在前，忽而在后，空灵奇幻，如神龙在天，见其首而不能见尾，把蒋介石和他的高级幕僚玩弄于掌股之间。
毛泽东善于听取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其他战友的意见，聚集体智慧于一身，根据敌情的变化灵活用兵，避实击虚，这与长征初期不顾敌情一味死打硬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红军此时的机动灵活，令蒋介石叹息不已，红军广大指战员却感到回到了前三次反“围剿”时的主动局面，毛泽东的军事统帅地位由此确定。
第三章 铁索孤舟（1）
——中央红军打破“宿命”之谜
红军在大渡河畔的战斗，有两个具体场景：“安顺孤舟”和“飞夺泸定”。与其他战斗相比，大渡河畔的战斗更能体现“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特点。
安顺场渡口一叶孤舟上的18位勇士，泸定桥13根光溜溜铁索上的22位英雄，其个人的战斗素质和勇猛精神，被提到了决定整个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高度。
但大渡河畔的战斗，如果只是为了证实红军战士的勇猛，是远远不够的。它真正的含义在于打破了一直笼罩在红军高级将领头上的宿命——一个关于大渡河的宿命。
大渡河畔，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在打精神战这张牌
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暂时跳出敌军的包围圈，从云南北进。蒋介石亲自坐镇昆明，一面令薛岳渡金沙江紧追，一面严令大渡河的川军加紧布防，同时宣称：“要让朱毛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大渡河边，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全军覆没之处。
1863年5月14日，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3万人到达安顺场（彝语紫打地）。一个多月前他们在云南巧家抢渡金沙江，清军毫无知觉。他北上时选了一条山间捷径，而且也没有选择跟先遣队同在大树堡抢渡，而是把渡口改在大树堡上游的安顺场。
石达开到达的当天，立即派人渡河到北岸侦察，没有发现敌情，决定停留三天，征集船筏。此时是阴历4月27日，往年大渡河汛期最早也要到5月底。
石达开做好渡河准备时，发现河对岸出现清军，便派出5000精兵以船筏大举抢渡。此时大渡河却提前涨水，几十年所不遇，洪峰猝至，船破筏毁，渡河精锐皆葬身洪水。奇怪的是，强渡失败后，洪水旋即消退，两军都疑是“河神”显灵，清军士气大振，太平军则士气低落。
《战士报》第186期载有《大渡河沿岸胜利的总结》等文
和十七勇士及五个模范等名单
随后，太平军又做了几次渡河尝试，皆告失败。石达开决定向扼守要路的番族土司王应元以金银买路，遭到拒绝，只好冒死向东突围。由于洪水、战斗、疾病和饥饿，使最后突围的不过6000人。为了轻装，石达开甚至让妻妾抱幼子裹帛投河。最后突围仍未成功，石达开被迫请降，被解到成都处以极刑。
72年之后，红军无论是从到达的时间、路线、兵力和面临的困境上看，跟石达开当年确实有着几分相似。毛泽东知晓石达开的典故，不过他自有妙计。
毛泽东建议，让刘伯承任中央红军先遣队的司令员。刘伯承在江西曾因反对李德而遭贬，黎平会议之后才官复原职，重新担任红军总参谋长。他早年在讨袁战争中失去一只眼睛，毛泽东多次有意放出话去：“刘伯承绰号‘独眼龙’，无论是金沙江还是大渡河，区区江河之水又岂能困住龙乎？”
刘伯承抢出生死攸关的三天
用刘伯承过大渡险关，关键在于他是川中名将，熟悉川西的地理人情，在当地威信很高，且心思缜密。刘伯承担负开路任务后，经大凉山彝族区，走冕宁，经德昌、西昌北进安顺的羊肠小道，迅速接近大渡河边。
过彝族区之前，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在海子边结盟成兄弟，比预计的时间提前三天通过彝区，就是这关键的三天改写了历史。刘伯承事后回忆：“如果不结盟，再推迟三天，蒋介石的重兵就调到大渡河堵住我们了，就有可能走石达开的下场了。”
为使刘伯承顺利夺取安顺场，军委又派左权率部分兵力在大树堡佯攻，制造红军由此强渡攻打富林、雅安、成都的假象。
5月24日，担任先遣队的红一军团的第一师第一团急行军80余公里，首先赶到安顺场右岸。此时船只已大部被敌掠往对岸，红军只夺到一条小船，马上以一营营长孙继先率17名勇士组成了渡河奋勇队。
5月25日上午，冲锋号吹响，红军集中了三挺重机枪，连同轻机枪和步枪一齐向对岸敌人进行压制射击，第一批9名勇士每人带着一支驳壳枪、一支冲锋枪、一把马刀和八颗手榴弹，冒着密集的火力奋勇向前。9名勇士上岸后，小船立即返回运渡第二批9名勇士。
在火力的掩护下，孙继先率17名勇士奇迹般地突破了川军一个营的把守，控制了渡口，并且又缴获了三只小船，天险大渡河终于被打开了一个缺口！
更令人惊奇的是，勇夺安顺场的18人（营长和另外17勇士）无一人伤亡。他们是孙继先、熊尚林、罗会明、刘长发、张表克、张桂成、萧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郭世苍、张成球、萧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陈万清。事后，这些建立殊勋的勇士，每人得到一件列宁装的奖励。
创造奇迹的，还有在激流和弹雨中奋力撑船的8名船工，以及以三发炮弹进行关键性掩护的神炮手赵章成。
不过刘伯承高兴之余，又添新愁：水流太急无法架桥，靠四只渡船，即使昼夜摆渡，全军2万多人过河也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而敌中央军主力正向大渡河急进，只有几天的路程，堵截的川军主力也将陆续赶来，红军必须另找出路。
飞夺泸定之战创造了两项战争史上的纪录
为尽快渡过大渡河，军委把目光瞄向距离安顺场北面约160公里的泸定桥。
军委确定的最佳之策，是沿河两岸分两路直取泸定桥：红一师及军委干部团继续在安顺场渡河，然后沿河东岸北进；沿河西岸的一路作为重点，以红四团为先锋，主力红军紧随其后，争取通过泸定桥渡河。
此时，敌军两个旅已前往增援泸定城，双方都在抢时间。
5月27日凌晨，担任西路夺桥先锋的红四团从安顺场出发，沿西岸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衔枚疾走，沿途还打了两仗。
行军途中忽降大雨，对岸与红军隔河而行同奔泸定的敌军停下避雨，红四团则乘机加快行军速度，28日一天就走了120公里，于29日晨6时先敌赶到泸定桥边。
夺桥的时间定在下午4时。全团就地休息，饱餐一顿。
铁索桥高悬于10丈高空，桥板大部分被抽走，桥上只有13根碗口粗的铁链子微微起伏。桥下是汹涌咆哮的河水，对岸就是泸定城，敌军一个团在桥头已筑好了工事。红军必须冒着敌枪林弹雨，从光溜溜的铁索上攀援而过。
杨成武政委与最后选出的22个勇士一一握手：“我已经向毛主席保证了，一定要过去，千方百计要过去。如果我们过不去，蒋介石的阴谋就要得逞，朱毛红军就要变成石达开第二！”
冲锋开始时，全团司号员一起吹响军号，22名突击队员扶着桥栏、踩着索链，冒着弹雨向对岸冲去。桥头的桥板被火点燃了，他们依然奋勇向前，有3人中途倒下。冲过桥去的战士大刀挥舞寒光闪闪，以至于对岸路两旁的不少小树也被拦腰砍断。
此时，从安顺场过河的东路部队也赶到泸定城南发起攻击，枪声大作，守城之敌更感惊恐，落荒而逃。两路红军夹河而上，控制了泸定桥。至6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由泸定桥渡过了大渡河。泸定桥的夺桥勇士们得到的奖赏是一个日记本、一个搪瓷碗、一双筷子、一支派克笔和一套列宁服。
此役创造了两项战争史上的纪录：徒步急行军速度和匍匐爬过百多米长铁链索战斗的纪录。这样的速度和意志力，考验了人类体能的极限。
【点评】战胜“宿命”摆脱追敌
红军过了大渡河，在泡通岗（抱桐岗）穿越原始森林，把从中央苏区长途尾追而来的中央军薛岳部彻底甩掉，从此完全摆脱了追兵，得以把主要精力用于对付前面的雪山和草地。
蒋介石关于大渡河的预言成空，成了战斗和精神上的双重失败者。不仅红军战士不再信他的蛊惑，他的部下也对他的判断心存疑虑。
大渡河之战，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也战胜了自己的“宿命”。
第四章 突破一点，盘活全局（1）
——腊子口“告别战”之谜
根据现有的长征史料统计，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经历师以上规模的战事共有119场。
腊子口之战只是团级规模，是能载入战史的规模最小的那种。但腊子口之战虽小，红军参战部队却表现得有勇有谋。而且，腊子口是中央红军长征中越过的最后一道天险。红军不仅在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而且也告别了恶劣的自然环境，所以可名之为“告别之战”。
“必须拿下腊子口！”
1935年9月13日，党中央和红一、三军团从俄界、达拉地区出发继续北上，沿达拉河谷向腊子口方向前进。此时他们走出草地仅仅半个月，偏又赶上一路雨雪交加，红军战士们还穿着已经破烂不堪的单衣。
红军沿白龙江边险峻的栈道进入甘肃境内，经过藏民聚居区。许多藏民受反动势力煽惑，藏匿粮食逃离村寨，红军吃住遇到极大困难。在途经原始森林地带时，因峰峦叠嶂，道路崎岖，行军艰难，加上有小股反动武装在山林里偷袭，红军出现了不少伤亡。
14日晚，红军大部队到达达拉沟口旺藏寺，军委下达了以三天行程夺取腊子口的命令。
红军在击溃国民党地方军阀鲁大昌部一个团的拦阻之后，逼近天险腊子口。
“腊子”为藏语，意为高山谷口。腊子口位于迭部县东北部，是岷山山脉的一个重要隘口，也是四川通往甘肃岷县的必经之路。这里平均海拔近3000米，东西两面的悬崖绝壁高达500米，悬崖峭壁似被一把巨斧劈开，周围崇山峻岭无路可通，只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峡道，长约300米，宽近8米。在峭壁之间的沟底，有一条由北向南奔腾穿峡的腊子河，水深虽不没顶，却很难徒涉。
在腊子口前沿，两山之间横架一座东西向的小木桥，把两边绝壁连接起来，要想经过腊子口，除通过这个小桥外别无他路。如此险要的地形，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故称“天险”。
甘肃军阀鲁大昌已派两个营在腊子口周围修筑了工事，其中一个营扼守隘口，桥头悬崖上筑有好几个碉堡，以四挺重机枪把守；另一个营配置在隘口后边的三角形谷地。从腊子口的隘口向内直至岷县，其纵深还配置有3个团兵力，扼守着隘口至后面的高山峡谷，组成交叉火力网。
在旺藏寺，居住有十几户藏民。寨内一条土路弯弯曲曲地穿过，毛泽东临时居住的一栋藏民的二层小木楼就建在小路边。在这栋只住一宿的小木楼上，一直随红一军团走在前面的毛泽东向红四团领导人亲自部署了夺取腊子口的作战。因为时间紧迫，毛泽东只给了他们两天的时间，必须拿下腊子口。
敌人的致命缺陷
但以腊子口的地形而论，大部队攻坚兵力根本施展不开。
担负攻打腊子口的部队，是红一军团二师第四团。因为参与的大战恶战太多，这个团的团长自长征开始以来已经换了几任，此时的团长是王开湘，团政委则一直由杨成武担任。
9月17日下午，红四团向腊子口发动了猛烈进攻，因地形不利，加上周围都是石山，部队无法隐蔽，敌军据险固守，红军从下午到黄昏连续冲锋十几次都没有成功，徒增伤亡，团首长遂下令暂停攻击。
王开湘和杨成武利用战斗的间歇，带领营、连干部到前沿仔细观察地形。通过侦察发现，或许是构筑时间仓促，或者是自恃天险，扼守在要道的敌人碉堡上面，竟然没有封顶盖！这就是说，如果距离合适，把手榴弹投进碉堡没有任何障碍。但从正面投弹显然不行，红军处在仰攻的位置，根本无法接近碉堡。如果能组织一支部队从侧面的石壁迂回上去，就可以用手榴弹轰击敌碉堡，拿下腊子口应无问题。
从侧面迂回上去有没有可能？守敌大部分兵力虽然是集中在正面，两侧几乎没有防守，那是因为耸入云霄的峭壁人迹罕至，无路可攀，敌人根本不相信红军能爬上去。
红军不同于旧军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内部实行官兵平等的“军事民主”，发动广大指战员开动脑筋想办法。这一招果然奏效。一位在贵州入伍的苗族新战士毛遂自荐，说自己能攀上陡峭的悬崖，而且有办法把其他兄弟也带上去。团首长立即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决定兵分两路——由团长王开湘率领两个连悄悄迂回到腊子口右侧，攀登陡峭的石壁摸到敌人后面；政委杨成武率领六个连从腊子口正面夜袭。
穷追90华里，夺下数十万斤粮食
入夜时分，战斗再次打响。
敌人似乎已经料到了红军将会在夜间发动进攻，纷飞的弹雨和从碉堡中扔下的手榴弹构成了一张严密火网，正面进攻的六连始终无法接近桥头。
担任迂回的部队却已摸到腊子口右侧峭壁下。那位苗族战士手持带铁钩的长杆，顺着陡壁如猿猴般攀爬上去，然后将事先接好的绑腿缠在树干上放下来，后面的战士再拉着绑腿一个接一个地全部爬了上去。迂回部队终于在凌晨之前攀上山顶。居高临下，借着初露的晨曦，扼控要道的敌人防御阵地一目了然，一个个未加顶盖的碉堡简直成了红军投弹的活靶子。
王开湘一声令下，山顶的战士们突然向敌发起攻击。一排排手榴弹准确地投向没有顶盖的碉堡和敌阵地，山下的正面攻击部队也趁势发动猛攻，机枪和冲锋枪一起开火，守敌猝然受到来自背后的致命一击，夺路而逃。红军在18日清晨终于攻占了天险腊子口，并不给敌人以喘息时间，沿着峡谷向敌纵深继续猛攻，连续突破多道阵地，乘胜穷追90华里，杀开一条血路，占领了岷县的大草滩，前锋直逼岷州城下。
此役还缴获了粮食数十万斤，盐2000多斤，这给红军给养以极大补充。
突破了腊子口天险之后，中央直属队和殿后的红三军团陆续通过了腊子口。走在后面的彭德怀沿途看到，每一株树木几乎都有枪伤或炸伤，满地的青草已经被反复冲锋的战士踩得稀烂，距桥头100米的崖路上，铺了一层炸裂的弹片和未爆炸的手榴弹，有的地方竟然累积成堆，被炸死的敌人尸体还血肉模糊地倒在路旁。
【点评】“棋筋”到手满盘皆活
突破腊子口，是红军进入甘南的关键一战，也是出奇制胜的一仗。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曾评价此战：“腊子口一战，北上的通道打开了。如果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现在好了，腊子口一开，全盘棋都走活了。”
如果以围棋之道喻之：腊子口之战规模虽小，作用却相当于围棋中的“棋筋”。“棋筋”虽小，却关乎全局。长征中的红军在蒋介石的围堵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就像一条没有根的“大龙”，时刻为“求活”而苦苦挣扎。
毛泽东抢到了腊子口这个“棋筋”，为这条“大龙”伸出了头，缓了气，为日后在陕甘根据地“生根”，创造了最为有利的条件。
第五章 强夺要地（1）
——红四方面军包座大捷之谜
1935年6月中下旬，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但是在张国焘的错误思想鼓动下，红一、四方面军的关系出现了一些不和谐。
当时红四方面军离开根据地才一个多月，打的大仗不多，军容比较整齐，师以上的干部每人有背篓，里边装有腊肉。在红四方面军一些人眼里，中央红军形同乞丐。他们已经离开根据地八个多月，一路上恶战无数，又刚刚翻越大雪山，大部分衣着褴缕，军服五颜六色，弹药也不足。
在这种形势下，徐向前等人领导的包座之战，还是显示了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力，同时体现了红军内部讲团结、顾大局的风格。
胡宗南的一个师正星夜赶往包座
1935年8月20日，红军右路军进入茫茫草地，经过七天六夜的艰苦跋涉，终于走出草地，到达班佑、巴西地区。
右路军由中共中央和红军前敌指挥部率领，下辖由原红一、三军团改称的第一、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军。
红军下一步要进军甘南，必经包座。
包座藏语意为“枪筒”，距离班佑一百多里地，地处深山峡谷的包座河流域，因地形而得名。这里是从川西通往甘南的必经之地。松（潘）甘（肃）古道蜿蜒于包座河沿岸，包座适扼其中。此时国民党中央军最精锐的第一军胡宗南部已经进驻松潘，并在包座等地设立了兵站。
红军一通过草地，胡宗南马上派第四十九师星夜赶往包座，拦截红军进入甘南。红军必须赶在强敌进驻包座之前，消灭驻守在包座的敌人，打通松甘古道，否则就有被逼回草地的危险。
徐向前主动要求承担任务
此时中央红军彭德怀所率第三军担任殿后尚未通过草地，担任开路任务的红一军在长征途中减员太多且相当疲惫。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政委陈昌浩研究后，赶到毛泽东住所，主动提出攻打包座的任务由四方面军承担，以红三十军为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主攻部队，以红四军一部相配合，红一军为预备队。
毛泽东对这一建议马上表示赞许。徐向前返回后即作部署，定下了出敌不意、围点打援、诱敌深入，然后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的计划，并要抢在胡宗南增援部队赶来前强占包座。
正由松潘以北的漳腊驰援包座的胡宗南第四十九师约有12万人，战斗力较强，其中很多士兵在原来的十九路军中与日本军队打过仗。而担负主攻的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不过13万人，装备远不如敌。而且红军刚走出草地，途中忍饥挨饿，战士体力严重下降，作战困难很大。
“夜老虎”拿下大戒寺
包座山坡上长满茂密的原始森林，驻有胡宗南部共三个营，都已筑起集群式碉堡。敌人的指挥部设在一座高五六百米的山上的大喇嘛寺——大戒寺内。山下是一条宽约两丈的小河，正值雨季，水深流急，形成天然屏障。
徐向前亲自率几个警卫进至距敌只有几百米的位置观察，结果被敌发现，引来枪炮射击。徐向前乘敌射击之机，将各处碉堡的位置标在地图上。
8月29日黄昏，担任“围点”的红三十军的“夜老虎”团向大戒寺之敌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红军攻占大戒寺。残敌败逃时放火焚烧了辎重，退入大戒寺后山碉堡等待援兵。红军战士们冲进火海，抓起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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