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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历史:重解长征之谜-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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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明确目标落脚陕北
中央红军走出草地后的一个多月里，政治局在2000里的行军中连续召开会议，这对汇聚领导人的集体智慧，最后统一思想落脚陕北起到了重要作用。毛泽东思想作为党内集体智慧的结晶，在这段时间里也充分体现出来。当年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藏式木楼、黄土高坡上的窑洞大都已难寻，然而那个艰难岁月中发扬民主的作风和优良传统，还是作为宝贵财富留给了后人。
第七章 重握主动（1）
——瓦窑堡确定大转变之谜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了陕北。当地虽然贫穷，可毕竟伤病员有了地方安置，中央机关也有了相对固定的住所，全军还下发了根据地群众缝制的新棉衣。不过这时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仍在南方长征和转战，如何确定新的政治方针，迎来全军长征的胜利，仍是头等重大问题。
此时，一个化装为货郎的“远方”来客来到陕甘苏区的中心瓦窑堡，带来了共产国际指示。接着，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便在一孔石窑洞里召开了……
神秘货郎带来共产国际新指示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苏区的吴起镇，11月6日又到达甘泉的象鼻子湾，同红十五军团举行了胜利会师大会。由于国民党军正对陕甘根据地进行“围剿”，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同红十五军团的领导人徐海东等赶到前线指挥，张闻天则率中央机关北上进入中共陕北省委和陕北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瓦窑堡。
11月10日，中央机关进入瓦窑堡这一天，陕甘苏维埃政府组织几千群众夹道欢迎，敲锣打鼓，还表演了秧歌舞，镇子里热闹非凡。张闻天进镇后，与新婚妻子刘英住进了一孔宽敞些的石窑洞，中央的一些重大事务便在那里处理。
中央机关进入瓦窑堡后十余天，一个身穿光板羊皮袄的壮汉便找到这里，见到了老熟人张闻天。这个人就是中国工人运动著名领导人张浩（原名林育英）。他于四个月前受共产国际委派，从莫斯科回国寻找中共中央传达新精神。为防路上被敌抓捕，遭遇不测，张浩不带任何文字材料，行前背下了文件内容和新电码，化装成一个货郎，先骑骆驼后步行，跋涉千里通过内蒙古戈壁，沿途打听红军消息，最后看到陕北苏区的布告才找到瓦窑堡，一路上足足走了三个月。
新精神与毛泽东想法不谋而合
张浩见到张闻天后，讲述了共产国际的政策和策略的新变化。由于德国、日本对苏联的威胁日益增加，共产国际于1935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共产国际领导人在七大上盛赞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斗争，会后到达莫斯科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又报告了红军长征的情况，使得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领导人更急于把国际新精神通知中共中央。由于中央红军长征后与莫斯科中断了电讯联络，共产国际在七大结束后便派张浩作为代表（过去派来的国际代表都是外国人），从苏联通过外蒙古进入内蒙古，前往西北寻找长征中的中共中央。
张浩的到来，使中共中央领导人都非常高兴。张闻天让他留在自己的窑洞里，一日三餐在一起边吃边谈，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也从前线赶来相会。毛泽东得知国际新精神正好与自身想法相吻合，马上开始制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
作为中共党内老资格的革命家，又有“共产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张浩对团结争取红四方面军和制止张国焘的分裂也起了重大作用。他到达后便致电过去很熟悉的张国焘，说明共产国际肯定中共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迫使其收起自立的“中央”牌子，回电表示“急谋党内统一”。张浩随后又对四方面军做了许多工作，促进了三大主力会师陕甘宁，胜利结束了长征。
新政策出台：一致抗日，争取东北军
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聚集到张闻天家的简陋窑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瓦窑堡会议”。窑洞只能坐下十几个人，开会时在炕前支起一张旧方桌和几条长凳，政治局委员在炕上和长凳上随便就坐。
瓦窑堡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刘少奇、博古（秦邦宪）、彭德怀、邓发、凯丰（何克全）、李维汉、杨尚昆等十几人参加，张浩（林育英）在会上做传达。由于这次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的新精神，中央也让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前来参加。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
中央负责人着重研究了如何团结国内各阶层一致抗日。当时红军在陕甘战场的主要对手，正是“九一八”事变后流落关内、又被蒋介石驱赶到“剿共”前线充当炮灰的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于是这支部队便成为红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对象。毛泽东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提出了新的策略。会议还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会议决定，重组的红一方面军尽快东征山西，争取进入华北抗日前线。
1936年2月，毛泽东亲率红军东渡黄河入晋，因蒋介石派十个师帮助阎锡山拦阻，两个多月后折返陕北。东征的成就如同毛泽东曾用四句话所概括的：“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扩大了红军，筹集了财物。”
红军主力东征期间，留守陕北的周恩来进入东北军控制的延安，同张学良在教堂中秘密会见，促进了东北军、西北军同红军建立合作关系，不久便促成了以“兵谏”捉蒋逼其停止内战的“西安事变”。这些都是瓦窑堡会议新政策的成果。
中共参加西安事变谈判的代表：博古（左）、叶剑英（中）、周恩来（右）
瓦窑堡成为张学良的“战绩”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派刘少奇秘密前往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他使此前遭受严重破坏的白区党组织开始恢复，“一二九”运动后掀起的全国抗日救亡热潮也日益高涨。
在召开瓦窑堡会议后的近半年间，瓦窑堡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和陕甘根据地的中心，中国抗日红军大学也设在城内北侧的米粮张学良山上。1936年春，蒋介石严令东北军进兵“剿共”，并对行动不力的部队，以惩处和停发军饷相威胁。此时，中共中央考虑到必须让张学良对蒋介石有所交代，于是秘密同东北军打了招呼，主动让出瓦窑堡，使其能向蒋介石报告“收复瓦窑堡”的“战绩”。1936年6月，中共中央迁往保安县城（今志丹县）。
张浩和中共中央把新的政策方针通过电台通知了返回川康边的红四方面军。此时张国焘不得不同意北上。中央北上陕北后打开了局面，红四方面军则在藏区陷入了兵源粮源补充极困难的窘境，部队人数由8万减至4万。任弼时、贺龙所率的红二、六军团（红二、六军团后组成红军第二方面军）到达甘孜同四方面军会师后，了解到中央的新政策后也坚决拥护。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终于根据中央的要求一起北上，促成了三大主力红军于10月间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
【点评】局面扭转焕然一新
如今人们到陕北子长县瓦窑堡镇，还能看到城内中山街南侧，下河滩田家院的几孔坐西面东的窑洞。左起第二孔窑洞即张闻天旧居，正是在这里，召开了瓦窑堡会议。
长征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众多的会议，大都是在紧急情况下讨论行动方向。长征到达贵州北部召开的遵义会议，实现了党的路线和策略的转变。不过那时军情紧急，主要是改变军事路线。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在瓦窑堡会议上才彻底纠正了“左”的政治路线，完成了从遵义会议时开始的全党的策略转变。此后，国内形势很快焕然一新，同时迎来了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和长征胜利结束，也使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抗日高潮中得到自身的大发展。
第四部分 战役之谜
第一章 喋血湘江（1）
——红军伤亡之谜
长征究竟经过了多少次战斗？战果是多少？根据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结束长征时由彭加伦记录、肖向荣填词的《远征曲》这样总结：“大小五百余战，计算起来，溃敌四百一十团。”这还只是中央红军的情况。
中央红军的湘江之战是红军所有战役中最为惨烈的，这是确信无疑的。
湘江之战，发生在中央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时。经此恶战突围后，红军人数从出发时的8万6000余人，锐减为3万多人。
“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
湘江之战冠以“惨烈”之名，首先是言其损失的人多。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的硬仗、恶仗、败仗并没有少打。黎川、浒湾、大雄关、广昌等战斗，红军连遭败绩。尤其是著名的广昌保卫战，红军血战18天，伤亡5000余人，最终却未能守住广昌。
湘江之战开始前，通过前三道封锁线时，红军也遭受了一些损失。
红军前进方向上的四道封锁线，并非同时构筑，而是随破随构。亲自指挥第五次“围剿”的蒋介石虽然有时判断失误，但他作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黄埔军校校长、北伐军高级指挥官，有一定的战术素养，对红军初期的行动方向判断也是准确的。
第一道封锁线在信丰河一线，红军的对手是粤军陈济棠部，当地构筑了很多碉堡。尽管党中央已经与粤军有借道的协议，但因消息不畅，红军仍然遭到粤军一些抗击，损失3700余人，折损一员猛将洪超。洪超18岁参加南昌起义，身经百战，时任红三军团先锋第四师师长，牺牲时年仅24岁。
通过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仍然战斗不断。战斗损失和掉队、落伍使红军分别减员9700余人和8600余人。如此算来，虽经沿途的零星补充，红军到达湘江河畔第四道封锁线的时候，不过65万人。
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旧址之一——固陂
中共中央在突围转移时，是想把根据地从江西搬到湘西，因此携带了印钞机、石印机等大量的“坛坛罐罐”。主力一、三军团为左右前锋，八、九军团在两侧掩护，五军团殿后，护卫着庞大臃肿的中央和军委机关纵队做甬道式行军，浩浩荡荡，蔚为壮观。
彭德怀对把高度机动、善打能藏的红军精兵当做“轿夫”，只能被动挨打的做法非常不满，愤怒地说：“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
本来在8月上旬，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在江西界首地区顺利渡过湘江。但到了11月下旬，情况与三个月前判若云泥：彭德怀谶语成真，湘江两岸果然成了成万红军的埋骨坟场。
丧失良机只能死拼
1934年11月中旬，中央红军突破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判断出红军是想前往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湘江是必经之地，于是命令中央军以八个师追击，并命令湘、桂两省军队在兴安与全县之间沿湘江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意图在此全歼红军。
遗憾的是，中革军委在无线电侦知了严峻敌情之后，仍于11月25日下达了抢渡湘江的命令。这样，红军便处于蒋、桂、湘等军队的联合夹击下，态势极端不利。
起初，红军并非无机可乘。桂军首领白崇禧通过飞机侦察发现，尾追于红军之后的中央军将原来的两日行程突然扩大为七日以上，便认定蒋介石是想让桂军与红军火并以两败俱伤，中央军好乘机进入广西，于是下令桂军主力西调阻止红军进广西，在湘江北面让开一条缺口。红军先头部队迅速渡过湘江，至11月27日晚，控制了30公里长的湘江两岸。但中央和军委纵队行军速度缓慢，用4天才走了72公里，良机就这样白白丧失了。
从11月28日开始，在蒋介石严令下，湘军最先向守卫渡口的红军发起进攻。桂军也返身杀回发起侧击，中央军则在后面猛攻。红一、三军团为保卫湘蒋介石在江西督战江渡河点，在江边低矮的丘陵地带依托临时工事展开血战，在敌猛烈炮火和飞机轰炸下伤亡惨重。
在中革军委实际负指挥责任的李德，只知笨拙地实行甬道掩护战。面对战场上的严重局面，军委虽雪片似的发出“十万火急”、“万万火急”的文电，却不肯扔掉坛坛罐罐。这样既无法提高行军过江的速度，也拿不出行之有效的指挥方案，只发出了一份内容空洞的“训词”，鼓动部队死守硬拼。幸亏广大指战员的英勇，才使大队免被敌拦腰截断。
经过五日五夜的血战，至12月1日傍晚，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并于12月3日向西进入桂北越城岭山区。至此，湘江战役以红军受到重创而结束。
代价惨重，红军到底损失多少人
湘江之战，红军到底损失多少人马？迄今为止，说法不一。战史中并没有公布具体的统计数字，以下数字可供读者自己分析。
在长征出发前夕的10月8日，中革军委《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中统计：红一军团三个师19880人；红三军团三个师17805人；红五军团二个师12168人；红八军团二个师10922人；红九军团二个师11538人；军委纵队4893人；中央纵队9583人（内含一个新兵组成的教导师）。以上共计86789人。全军有枪4万支，子弹80万发，平均每支步枪十几发，轻机枪百余发。
通过前三道封锁线，红军共计损失22000人，但沿途有所补充。
12月5日突破湘江封锁线后，检点人员，约37万人，这是遵义会议前的一个统计。
指挥湘江战役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何键、白崇禧在讲话中均说，红军在此役中战死的连带打散的将近2万人。
作为主力的红一、三军团都折损近半，红五军只剩一个师，而主要由长征前刚动员入伍的新兵组成的八军团仅剩1000余人，红九军团剩3000余人。
“绞肉机”中一天阵亡两个团长
湘江之战冠以“惨烈”之名，也是言红军将士牺牲之壮烈。红军指战员在风景如画的湘江边上，度过了梦魇般的五日五夜。
当时在红军部队中有这样一首歌谣来形容各系军阀的战斗力：“滇军黔军两只羊，湘军就是一头狼；广西猴子是桂军，猛如老虎凶如狼。”此时的“湘狼”和“广西猴子”，一反过去“坐山观虎斗”，暂时放弃了与中央军的矛盾，合力向红军发起进攻，其总兵力达15个师，约20多万人，更兼国民党军有飞机每日扫射轰炸。
守卫湘江河畔渡口的红军防御阵地，成了一个巨大的绞肉机。双方的兵力被不断投入，然后被不断消耗，再不断投入，再不断被消耗。这种战术对于兵力和武器处于劣势的红军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在渡口南面，红三军团抗击回头北上的桂系两个军，战况尤为惨烈。五师师长李天佑看着部队伤亡过半，一面严令坚守，一面催促机关人员“走快点”。
在湘江渡口北面，红一、九军团主要抗击湘军进攻。第三师的团、营干部大部分牺牲或负伤，四师在一天之内竟有两位团长阵亡。
担任全军后卫的红五军团与中央军追兵日夜激战，到达湘江边时渡口已被敌控制，军团部和第十三师只得另寻渡河点涉水而过。随红五军团担任后卫的刘伯承最后渡江时，看到路边倒下的大批红军遗体，四处散落的机器、装备，满江漂流的文件和苏维埃币，不禁长长叹息。
红三十四师和红六师第十八团被截断在湘江东岸，战至最后大部牺牲。
红五军团的三十四师是后卫中的后卫，在师长陈树湘的率领下，在湘江以东阻击追兵，全师6000余人仅剩300余人，与主力红军失去了联系。陈树湘负伤被俘，敌人为他医治并准备诱降时，他拒食拒医，并用手从腹部伤口处挖出自己的肠子，用力绞断而壮烈牺牲，年仅29岁。此后，敌人竟将他的头砍下来，在道县城门上示众三天。
【点评】红军不死转折契机
湘江之战战斗之烈，牺牲之惨，是红军史上从未有过的。但是，红军没有失败，蒋介石消灭红军的目标并没有达到，红军还是突破了他最重要的一条封锁线，折向湘桂边界的越城岭（老山界）山区。对此，蒋介石叹道：“无异纵虎归山，数年努力，功败垂成！”
血的教训使红军对“左”的错误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为人谦和如周恩来者，也坚决反对洋顾问李德再来指挥红军。这就为随后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第二章 空灵奇幻（1）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之谜
四渡赤水，被毛泽东自称为军事指挥生涯中的“得意之作”。
四渡赤水是一组环环相扣的战斗，从1935年1月中旬到4月初南渡乌江，中央红军在贵州、四川、云南的边界赤水河流域转了三个月，走了110个城镇。整组战斗败中有胜，胜中有败，先败后胜，反败为胜。
四渡赤水把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发挥到极致。
毛泽东“复出”，第一仗打得并不顺
遵义会议根据黔北条件不利和国民党40万大军逼近的情况，决定调整战略方针，令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会合红四方面军，到川西或川西北地区创建根据地。
1935年1月20日，中央红军撤离遵义，向川黔交界处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准备渡过赤水河后从宜宾至泸州段北渡长江。
1月27日，中央红军分三路向赤水河中游东岸的土城镇前进，这里是黔北入川的要冲。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川军的刘湘不肯轻易放弃。川军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县城，阻止红军北进，后面尾追的敌军又紧逼上来。毛泽东主张在距土城镇西北五六里的青杠坡打一仗，消灭拦阻的川军。
1月28日拂晓，毛泽东“复出”后决策的第一仗打响了。
青杠坡是狭谷地带，红三、五军团先利用公路附近的小山头包围了敌军，前半段打得顺利，一度突破川军的正面阵地。后来敌军增援部队又占领稍远的大山头，对红军进行了反包围。敌人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和优势装备，使作战形势立刻改变，红军处境非常困难。
经审问俘虏发现，敌军不是事先侦知的四个团6000多人，而是六个团1万多人，且为川军战斗力最强的郭勋祺“模范师”。当敌军进逼到军委指挥部前沿时，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亲自冲上前沿阵地，指挥军委干部团和回援参战的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拼死奋战，战局才得以稳定。
战斗变成了拼消耗，但红军当时每人只有20发子弹，形势显然不利。
当晚，政治局和军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由赤水城北上渡江计划，立即撤出青杠坡，西渡赤水河，再相机行事。朱德、刘伯承继续指挥红军坚持战斗，周恩来负责指挥在天亮前架好浮桥，陈云负责处理笨重物资。1月29日凌晨，红军大部队分左中右三路，从猿猴场、土城两个地段的渡口西渡，然后炸毁浮桥，向川南古蔺、叙永方向前进，这就是一渡赤水。
此时红军没有根据地，消耗和伤亡得不到及时的补充，按照“没有取胜即是失败”的逻辑，土城之战先胜后败。此战国民党川、黔军损失了3000余人，而红军的损失则缺乏详细记载。根据在扎西整编期间红军实有兵力3万人的统计，等于此战抵消了在遵义一带扩军的数量，即伤亡或失散约4000多人（掉队者多是不适应长途行军的新兵）。尤其是长征前由红军学校改编的干部团学员在此役中伤亡过百，那可都是红军连、排级干部，骨干中的骨干，令毛泽东心疼不已。
二渡赤水连战连捷，蒋介石感觉“奇耻大辱”
此时，四川军阀刘湘为防止红军入川，集中了36个团于长江南岸，红军原定的北渡长江计划难以实现。毛泽东决定改向云南威信县的扎西集中，并在随后的扎西会议上做了自我批评：土城之战失利，一是敌情没摸准，二是轻敌，对刘湘模范师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是分散了兵力，不该让红一军团北上打赤水城。他还特别强调，要吸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
时隔近20年，毛泽东还念念不忘。在党的八大期间，毛泽东曾说“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他就此举例说：“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
红军改道扎西，川滇军阀随之进逼，红军此时无法按计划过长江，又陷入危境之中。
2月上旬，在扎西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利用敌人对红军要北渡长江的判断，出其不意，挥师向东打击战斗力最薄弱的黔军王家烈部，以运动战主动消灭敌人，再渡赤水回师遵义。
二渡赤水河渡口之一——太平渡
2月20日前后，红军由太平渡、二郎滩等地向东二渡赤水，并在五天之内取桐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歼灭和击溃王家烈主力八个团。此时，蒋介石中央军的吴奇伟纵队两个师进至遵义城南，红军又乘胜发起反击，将其主力大部歼灭，其余狼狈南逃。当红军追至乌江边时，已逃过江的吴奇伟竟下令砍断浮桥，落在后面的1800名敌军因无路可逃被红军缴械。
此役发挥了红军运动战特长，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一次胜利，士气大振。在遵义城下，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被流弹击中头部而牺牲，红军痛失大将，兵力也有一定的损失。
蒋介石称此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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