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李奇微回忆录-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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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程的地方。联合国军防线在这里由北汉江两侧向北突出。中国人首先以营、
团规模的协同进攻攻击了由南朝鲜第5　师防守的北汉江东岸的阵地。他们很
快便迫使南朝鲜人从其主要抵抗线向南后退了半英里。南朝鲜人发动的反冲
击未能恢复防线原先的态势。中国人第二天又恢复了攻势，迫使南朝鲜人在
此后的五天中不断后撤，直到从他们的原阵地向南后撤了大约三英里左右。
与此同时，在北汉江西岸，中国人的另一个师突破了南朝鲜第8　师的防线，
在两天之内便包围了右翼的那个团，迫使该师向深远地区后撤。另外还有一
支中国部队以有限兵力在第10　军控制地区的左冀实施了一次牵制性进攻。
这次进攻本来是很容易阻止的，可是，南朝鲜第5　师撤退后接着又发生了第
8　师的退却，使第10　军左翼受到威胁，迫使该军在这一地区稍稍后撤了一
段距离。后来，由于南朝鲜第5　师在北汉江突然向东转折的地方（这在南朝


鲜人和敌人之间形成了一道障碍）建立了一道新的防线，同时，由于南朝鲜
第8　师在中国人发动攻势时该师所处位置以南大约四英里处建立了新的防
线，整个防线总算稳固下来。

中国人在西线进攻第1　军时还取得了一些小的胜利。

在东段，他们迫使第10　军进行了一次规模很小的后撤。但是，不到十
天，这些攻势就被迫停了下来。大约就在此时，泰勒将军得到了从日本调来
的大量增援部队。他们是第187　空降团战斗队和第34　团战斗队（欠一个步兵
营）以及随后调来的第24　师所属两个步兵团。这支新的力量使他稳稳地顶住
了中国人在这次攻势中于七月开始的最后一个阶段的进攻。在六月份的进攻
中，中国人夺取了几个制高点，并且在八英里宽的正面上夺占了不少地区。
但是，他们为此损失了大约六千六百人。在这些战斗中，南朝鲜第2　军也遭
受了重大损失，伤亡、失踪人数超过了七千三百人。

中国人在七月份发动的攻击矛头指向南朝鲜首都师。

该师当时负责防守第9　军右翼的地段，这一地段在铁三角的右侧顶点
金化附近。中国的三个师突破了首都师的防线，形成对该师的合围之势，几
乎将该师吃掉。在这种情况下，首都师在一片混乱中向后撤退。再向东，是
南朝鲜第2　军的左翼，由于首都师的撤退，这里已危险地暴露在敌人面前。
在这一地段，中国的一个师向南朝鲜第6　师发动了进攻，并迫其逐渐向南撤
退。这一退却所危及的南朝鲜第3　师和第8　师有组织地撤至金城江南岸一道
新的主要抵抗线上。新近补充给南朝鲜第2　军的南朝鲜第7　师将中国人赶出
了沿江的高地，从而为建立这条新防线助了一臂之力。这时，我们沿战线已
部署了足够的兵力，本可以重新恢复过去的防线。但是，板门店的双方谈判
代表实际上已经达成协议，而且，付出许多生命去夺取对第8　集团军的安全
来说毫无价值的地区，也未免太愚蠢了。

七月十九日，正好是南朝鲜第3　军建立起新防线的前一天，在板门店
达成了最后协定。

后来，联络军官和参谋军官们又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划分非军事区分
界线。这个星期，整个战线比较平静。

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哈里逊将军代表联合国军，南日将军代表中
国人和朝鲜人，在协定书上签了字。当晚十时，双方停止射击。没有出现其
他战争结束时所能看到的那种狂欢和向对方表示友善的场面。士兵们只是相
视而笑，或者疲倦地坐倒在地上，要么围着一大壶威士忌，分享着欢乐。在
被炮火削得光秃秃的山脊上，人们只是因为能够从地下的洞穴中爬出来，在
不用担心遭到射击的情况下放眼乡村田野，便感到几乎是十分惬意了。

从战争爆发到此时，经历了三年一月又两天的时间。

从史密斯特遣部队，这支人数不足、火力很弱、缺乏准备，但却由一
批勇敢的普通士兵组成的部队，采取我们近代军事史上最了不起的但宣扬也
是最少的迟滞行动到此时，则恰好经历了整整三年左右的时间。

第九章

问题与答案———麦克阿瑟问题大论战的实质————军事上与政治


上的影响

为了换得一种不稳定的和平（正如艾森豪威尔将军告诫全国时指出的，
在世界范围的斗争中，这种和平“只不过是单独在一个战场上实现的停火”），
我们失去了无数宝贵的生命。人们本指望在此之后能很好地吸取和运用我们
以如此昂贵的代价换来的所有经验教训。

可是，那些令人嗤之以鼻的陈辞烂调至今仍不绝于耳。而那些在一九
五一年五月和六月的大辩论中（当时，美国的远东政策在参议院受到了苛评）
明确提出的宏伟国家目标，却竟然好象被我们的许多公民给忘记了。

当时，参议员理查德·技塞尔曾发表过这样一段讲稿：“我们对于在远
东实行何种合理政策可能存在着分歧。我们对于战略问题可能各执己见。我
们在个性上可能相互有别。但是，在为自由和正义献身时，我们会团结一致；
我们维护我们的制度和法规的决心将始终不渝。我们希望我们的制度、法规
得到维护，不受侵犯。但是，我们的制度和法规固然要维护，美国人民的目
标却不应为这场考验人的严峻论战中暴露出来的任何问题所动遥”这些目标
过去当然是，而且今后仍将是：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独立，坚持国家的道义和
基本原则。我们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所有交往活动必须着眼于最终实现这些目
标。我们在自由世界的领导责任要求我们必须采取一种强硬的对外政策。如
果说我们没有从这场战争中学到别的东西，那么我们至少懂得了在这种强硬
政策受到挑战时，企图以兵力单薄的武装力量为后盾来贯彻这种政策，那将
是愚蠢的做法。更确切地说，朝鲜战争使我们再一次尝到了我们最初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中尝到过的那种教训的滋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恐怕当时活着的没有哪一个政治家或政界人物
能够说服我们厌战的人民同意让自己的儿子继续去当兵打仗。正如我在第一
章中已经说过的那样，只有少数几个人反对这样轻率地不顾后果地拆除我们
庞大的军事机器，而他们的警告又很快为报刊、电台、官迷以及各处老百姓
的呼声所淹没。军队复员一旦开始，便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这股洪流。
就象对待我们手中的刀剑一样，我们的军舰，任其锈蚀，我们的飞机，任其
损坏，我们各种强大的战时工业，则任其转变为平时工业或干脆废弃。我们
精神上的马奇诺防线（我们对联合国以及对我们原子弹的威慑力量充满了信
心）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安全感。因此，我们的心思就转向了挣钱、球赛、新
式的汽车和崭新的寓所、方便生活的各种新设备、度假，以及购置我们已有
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享用过的无数生活必需品。作为各军兵种骨干力量的千千
万万有技术、有经验舱士宫和技术人员很愉快地认为，自己已完全尽到了对
祖国的义务，因而脱下了身上的戎装。如果他们能早几年预见到，自己又得
匆匆地返回军队，急速地准备行装，气都来不及喘一口就被仓促地运往（而
且常常采取空运的方式）一个新的战场，那么，当初就连他们也会要求国家
停止单方面裁军的。可是，在那些日子里，谁要是认为我们可能还要打一场
除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之外的其他什么战争，那就会被人觉得荒谬到极点，而
爆发世界大战看来又极不可能。有限战争这个概念还有待今后被人们所认
识。我们的人民当时总喜欢认为，不用踏上敌人的国土而完全通过海、空力
量和核弹就可以进行任何战争并赢得任何战争。

我们对未来情况所作的可悲的错误判断，丝毫也不能归咎于战略和战
术方面的情报不足。不，我们只是未能对手中掌握的情报作出正确的分析。
我们对事先可以预见到助很可能要发生的意外情况未能拟定相应的方案。我


们忘记了我们外交地位的强弱要取决于作为其后盾的军事实力。我们在远东
几乎没有留下任何陆军部队。而我们在那里的那点部队，用麦克阿瑟的话说，
又只适于担负占领军的任务而不是作战任务。在欧洲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我在前面已经指出，把那些参加过长期战争、刚刚安顿下来的士兵们
重新投入战火纷飞的前线未免太不近人情。但是，我还要强调一下，我们当
时来不及将新征召的没有经验的青年人空运到前线去，阻止敌人把我们在朝
鲜的那点十分弱小的部队赶人大海。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完全避开这场冲突呢？我们是否可以象以往常
常所做的那样放弃朝鲜，让这个幼小的共和国夭折呢？问题就这样直接摆到
了唯一可以使其得到解答的地方——白宫面前。以往，从来没有那一位美国
总统在如此措手不及的情况下碰到过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也从未出现过这样
一种孕育着无法估量的巨大灾难的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以往的对外战争都是
在一系列事件之后发生的。这些事件已经为战争做了很充分的舆论准备，因
而使最高决策人能够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导致我们与西班牙作战的对古巴
长期残酷压迫的历史；促成我国人民在第一次对德战争前作好思想准备的我
们那三中的敌对行动和违反中立原则的行动；突然将我们卷入第二次世界大
战的在珍珠港发生的背信弃义事件——所有这一切都使得麦金莱总统、威尔
逊总统和罗斯福总统能比较容易地作出重大决定。

然而，一九五Ｏ年六月，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战争便突然降临到
我们的头上。这一事件爆发之突然可与珍珠港事件相比，但究竟采取何种对
策却没有珍珠港事件发生时那样清楚。一九四一年，我们唯有采取一种体面
的行动。而在一九五Ｏ年，杜鲁门总统本来或许可以对这一问题采取回避的
做法，这样，社会压力就会减少到最小的程度。但是，总统采取了断然措施
迎接对方的挑战。他决定，我们必须战斗。这一决定使他流芳千古。

我们的人民获得分析形势的时间之后，他们没有多久便同意了总统的
决定。美国从道义上讲决不会容忍朝鲜遭到蹂躏。真正的威胁是好战的共产
主义，他们赤裸裸地使用武力进行扩张的企图已经暴露无遗。这是对我国安
全的直接挑战。如果任凭其一意孤行而毫无反应，那我们就会一步步走向第
三次世界大战。

然而，我们对敌人的回答虽然非常迅速，但事先在我国政府的行政部
门和立法部门内部以及联合国内部还是经过周密考虑和认真研究的。因为，
眼前的问题还牵涉到另一个充满了我们几乎无法估量的危险的问题。那就
是：我们应该与其他国家共同行动呢，还是单独进行这场战争？

战争期间，当我们考虑要扩大海上封锁和空袭规模时，这个问题又使
我们感到非常棘手。但是，杜鲁门总统一开始就坚信，如果我们能在我们赞
同其原则的联合国旗帜下作战，我们决定在朝鲜使用武力的正义性就会在全
世界人民面前得到维护。采取这样一个步骤要求我们在战略上与盟国进行磋
商，或者至少也要考虑到他们的利益和可能作出的反应。或许可以说，这个
要求妨碍了我们的作战行动，而事实上它也确实对我们的作战产生了一定的
影响。但是，它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在军事上的冒险行动，否则，我
们有可能因此而越来越深地陷进亚洲的泥潭之中。

当然，确实有这么一回事情，即当仁川登陆的胜利使我们处于可以越
过三八线向北推进的有利态势时，我们最初的目标（抗击侵略，将侵略者赶
出南朝鲜并恢复南朝鲜的和平）曾发生过急剧的变化。我们当时悄悄地将自


己的任务改变成占领和统一整个朝鲜。这是李承晚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目
标，也是对麦克阿瑟诱惑力很大的目标。

中国的参战迫使我们对目标又进行了修改，以至到最后我们再次决定，
只要能使南朝鲜保持独立，不受共产党的控制就算达到了目的。但是，除取
得第一次胜利之后不久和从鸭绿江撤退之后这两次外，我们从未在任务不明
或者没有具体的政治或军事目标的情况下作过战。我们总是将目标限制在自
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或者说，限制在我们认为自己的能力所能达到的范
围之内。我们的最高当局从未认为可以随心所欲、不受限制地使冲突升级，
或者可以在没有明确的政治、军事和地理目标的情况下使冲突升级。我们不
曾追求过概念含混、大小不明的胜利。我们之所以同意在恢复战前状况或类
似状况的前提下维持一种相持局面，完全是因为这样做可以给朝鲜带来和
平。我们清楚，我们当时所能调动的兵力是有限的。我们的文官政府也十分
明了，我国人民不会同意进行一场有可能波及大半个亚洲并且需要我们付出
千万条性命的战争。我们终于在最后认识到，军事上的胜利已不再是以往那
种东西。如果我们借以赢得胜利的手段给世界带来浩劫，或者使我们走进与
国际道德准则背道而驰的死胡同，那么，军事上的胜利甚至会永远与我们无
缘。

正如我们在前面的一个章节中所了解的，是由文官政府还是军界来控
制我国的对外政策，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决定对外交政策时军界应处于何种
地位，似乎通过杜鲁门总统与麦克阿瑟将军之间的较量已经得到了解决。当
人们头脑冷静下来之后，当真相大白之后，当有时间进行清醒的分析、总结
之后，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宪法中关于文官政府拥有制定对外政策的最高
权力的明确规定是会得到每个人发自内心的尊重的。可是，艾森豪威尔将军
在总统任期届满时还是感到，需要告诫全国提防可能出现一个军事与工业结
合的集团，这个集团有可能在我国人民尚未察觉之际夺取制定与执行我国对
外政策的权力。一九六四年总统竞选期间，居然还出现过军事领导人不应受
文官政府干预的建议。我相信，这种极端的观点只能得到极个别美国人的支
持。但是，在君主制国家，在实行寡头政治的国家以及在其他实行民主制度
的国家，军人夺得统治权的情况是很多的。除军人之外，我们自己的一些普
通公民也一再主张，仗一旦打起来，就应当由军事当局单独计划和指挥。这
表明，军人控制我国事务的事情（尽管从目前看这种事还不大可能发生，而
且，这与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也是格格不入的）是“有可能在这里发生的”。

为防止出现这类悲剧，我们一定要坚持文官政府在战时应象在平时一
样掌握制定对外政策的权力。不过，在今天的条件下，由于人们掌握着能够
使世界沦为一片废墟的武器，军政目标必须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免由于某些
失误而突然使我们丧失拯救我们许多文明业绩的机会。因此，文官当局在确
定可达到的目标时，在选择实现这些目标所使用的手段时，需要与军事当局
密切合作。没有目标的战争是极端危险的；一场只有某些诸如“胜利”、“免
遭侵略”、“人民选择自己政府的权利”一类模糊目标的战争，也是很危险的。
这类笼而统之的东西听起来很响亮，但今天的当局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
具体面准确地提出我们准备达到的目标以及为达到这一目标打算付出的代
价。否则，战争的整个指挥权就会在不知不觉之中落到这样一些人的手中，
他们认为只有胜利才是合理的目标，他们从未用全世界人民所理解的乎直明
白的语言给胜利一词下过定义。


从前，军人的目标常常只是彻底消灭战场上的敌人，他们无权制定我
们力求通过军事行动来取得的政治目标。

可是，考虑到今天的复杂战争，必须给他们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充
分的机会，让他们在我国的最高会议上就文职领导人所考虑的方针政策问题
大胆地直抒己见。不过，政策一旦确定，一个格守誓言、忠于职守的军人要
么应坚决贯彻这种政策，要么就退出军队。

麦克阿瑟将军则采纳了一种与此截然相反的信条。一九五一年七月，
在对马萨诸塞州法院（州的立法机构）的一次讲演中，他试图说明，一个军人
对自己统帅表示忠诚和服从与对“国家和宪法”表示忠诚这之间是有区别的。

“我发觉，”他说，“存在着一种新的、迄今尚不为人所了解的危险看法。
这种看法认为，武装部队的成员主要应该忠于暂时掌握行政大权的人，而不
是他们誓死要保卫的国家及其宪法。再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主张了。再没有什
么主张更能使人们对武装部队的忠诚表示怀疑了。”

我们不妨将这段讲话与他在被任命为联合国军司令时向杖鲁门总统所
作的保证作一比较。当时，亦即一九五Ｏ年七月十一日，他给总统发了如下
电文：“我已收到您任命我为联合国军司令的通知——我谨再次向您保证：
我本人对您绝对忠诚（着重号为作者所加），对您为争取世界和平与亲善所进
行的卓越斗争我将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我希望自己不会辜负您的信任和期
望。”使我惊讶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正是将军本人采取了一种“迄今尚不
为人所了解的看法，”一种不仅与文官政府的而且与武装部队的最基本的传
统格格不入的看法。陆军军官们立誓要捍卫的国家宪法没有任何关于忠于某
个人的内容，倒是在一开始就明确表达了我国人民支持文职政府拥有统帅权
的决心。宪法规定，总统为武装部队总司令，总统应在考虑参议院的建议并
征得参议院的同意之后任命各军种的所有军官。每个军官在接受任命时都规
定要服从总统或其继任者的命令，而决不要求对总统个人表示效忠。宪法丝
毫也没有暗示过，除“那些暂时掌握行政大极的人”之外，还允许有什么部
门或个人行使授予总统的权力和职责。可是，麦克阿瑟将军及其追随者们似
乎就是这么干的。

由文官政府掌握统帅权的传统长期以来一直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政治
生活之中，以至于连最狡猾的诡辩家对此也无可挑剔。由宪法赋予美国总统
的这种巨大无比的权力伴随着中种相应的责任。在今天这个时代，由于我们
手中掌握着一种能在一瞬间使数亿人消亡、数亿人无家可归和贫困落魄的武
器，因而这种责任十分令人敬畏。可是，责任不同于权力，它不能委托给其
他的个人，不论此人是穿军装的还是不穿军装的。有关我们武装力量的许多
决定，如它的编成、维持、部署、任务等等，其中任何一个决定都可能给人
类的未来带来重大影响。允许任何人面却不允许我们当选的最高领导人制定
这类决策，这种理论还真是一种闻所未闻的崭新理论。它带有极大的无法预
料的危险。

不管某些公众对麦克阿瑟的行为是如何地迁就，我们军官团要求每个
成员遵循的原则，却是不允许象将军在波士顿州议会会堂中发言时那样将忠
诚置于一个错误的位置上。在军队，职责这个概念现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面服从合法当局的领导则是履行职责的起码要求。征何一个军人，不论是小
兵还是五星上将，都无权擅自判断一项命令是否符合自己的看法。诚然他对
上级的忠诚需要由上级对他表示忠诚才能换得，但他对上级的权威则是要绝


对服从的。

此外，我决不同意有位作者的无稽之谈，说麦克阿瑟曾面临“一个军
人所碰到的最棘手的问题：他怎能做到既忠于自己对宪法立下的誓言并为美
国的最大利益服务，又忠于当权的政府——他无法做到在同时服务于宪法和
政府的情况下对两者都承担义务。”

（《杜鲁门与麦克阿瑟之争和朝鲜战争》第234　页，约瀚。斯帕尼尔著，
哈佛大学贝尔克纳帕出版社，1959　年出版。——作者）从麦克阿瑟一次值
得一提的很干脆的讲演中或许可以看出他最终还是懂得了上述的道理。他是
在一九六二年五月在接受西尔韦纳斯·塞耶奖时向西点军校全体学员发表的
这次讲话。他说：“让公众去评论我国政府在施政中的功绩吧。。这些国家
大事不是你们应当参与的。”

可是，正是此人在十多年前曾发誓，“只要我认为符合美国人民的利
益，我就要经常地大声疾呼”。正是这个声音加入到了有关“我们的经济战
线”、我们的生活水准可能降到“最普通的水平”、“国家通货的价值和私人
所得日益减少”等等诸如此类问题的公开辩论之中。可以肯定，在他奉劝自
己的年轻听众敬而远之、切勿涉足的“国内外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中，诸
如此类的问题是其中的核心问题。

那么，他在指出军官不应涉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