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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权力:历史上的那些官事儿-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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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的，不是个心刁的，只是个爱搞笑的，只是个爱读清报清刊的，只是个爱看主旋律电影电视剧的。
话说回来。乾隆突然间把他那些高级领导推向群众眼前，哪个群余长了一双看穿五脏六腑的透视眼呢？一个干部，经过乾隆研究拍板，安排到这山左某邑来当县长市长，即使让其提前三五个月到任，叫人民群众先看看面，然后叫人民代表投投票，肯定也都是满票通过的。他们又没有像戏中的曹操、秦桧一样擦上如雪白粉，路遥才知马力，日久才见人心，三两个月，谁知其忠其奸？这农夫看忠奸，看看脸色算了，我们看忠奸呢，也是看看简历算了。
数百年前，乾隆以群众来测验干部，虽然只是一桩小事，但其中透露出来的政治意义上的信息、历史意义上的信息有多大啊，为什么没谁来总结新理论、新思想呢？
听到这农夫的回答，乾隆最后是“大噱”，爆笑了一回。这事，于是就以戏作而始，以戏问而发展，以戏答而高潮，最后以戏笑而终。这桩透露重大政统民主改革内涵的事情被淹没在乾隆下江南的会议、聚餐等等头版头条之下，甚至淹没在其花边新闻之下，只是存在于嫡稗类抄·诙谐猢等野史笑话当中。
2．皇上今天不死啦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你可能知道其然，未必知道其所以然吧。这么跟你解释吧：你要去约会了，你再邋遢，也一定会装扮一新吧；上级要来考察你了，你再浑蛋，也一定会整顿衣裳起敛容是吧。人之将死，地狱或者天堂将派人来考察你了，你不把握好这个机会？无论如何也得善良一回嘛。
万历皇帝善没善良过？不知道。他自我感觉到他要死的那一刻，可是下了狠心准备善良一回的。万历三十年二月，按公历来算，是1602年2月，万历皇帝病倒了，对佳肴与佳丽，他都处于“上面有想法，下面没办法”的状态了。他也许听到天堂或地狱要来考察他的什么风声吧，赶紧把首席行政长官（当时叫做首辅）沈一贯先生喊来：老沈啊，我是当了多年皇帝了的，死是没啥遗憾了（是句大实话）；我那儿子可要托付你照看喔（这．声音还算比较哀吧）；那派出去收取矿税的太监就石回来吧，那矿税也取笙消算了（人之将死，其言多么善啊）。辑这里得插个话。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天天搞娱乐活动去了。谁都知道，娱乐场所的消费是最贵的。万历的开支很是吃紧，一方面他那几年孽打了三次仗，打仗都是烧钱的事情啊，花了他1200万两；另一方面，他自曩己得吃啊得穿啊得用啊，再亏也不能亏自己嘛，而且他的婆娘多，脂粉钱瘾花费多，大约一年得40万两，总计起来，原先打了预算100万两，后来加到120万，恰好是打三次仗的十分之一（信了吧，娱乐消费是特贵的）。但是少了啊，怎么办？广开财源，开创财政新局面，那就加税吧。这就加了一个“矿产税”，把太监们派到各地去当执法人员。这些太监，有权是很会用足的，刨地三尺，到处收税。结果呢，煤矿工人起义了，金矿工人起义了，凡是有工人的地方都起义了。万历将死，就“哀民生之多艰”，万历不死，他就不“哀民生之多艰”。
这回万历将死了，要钱干什么？钱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只鸟就“哀”了，这个人就“善”了。看到万历准备“善”了，首席行政长官沈一贯好高兴啊，赶忙退了下去，立刻把秘书们喊来，连夜起草“免税诏书”，行政效率算是挺高的。可是，又不是互联网时代，再快也快不到哪里去，传达最高指示还是过了夜。
最高指示真的是不能过夜的，一过夜，坏了。万历缓过气来了，这事情，坏了。次日，他呼了一口气，觉得自己蛮好啊蛮健康啊，一时半刻死不了。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想起了那份“免税诏书”，税都免了，哪里有钱花？他就大喊太监：“着，赶快给朕把那文件抢回来。”一个太监马上就去了。这边太监口含天宪，猛抢文件；那边官员手持圣旨，死保诏书。文官们虽然出身文人，但到底是男人，比被阉剖了的太监力气胜一分，太监再抢也抢不过，金銮殿里就演了一出又一出“全武行”。一个太监被打得血淋淋地回去，另一个又来，又被打得脑袋开花回去；一拨一拨又一拨，万历派了20多号人来抢，都没抢去，万历就发威了，大骂这些“没用的东西，看我杀了你”。他操起家伙就准备抡板斧（看吧，他不死了，他就不善了）。这不闹出人命案了？首席长官沈一贯先生心就善了，把那份诏书交给太监，一把火给烧了。
烧什么烧啊？有个来“抢”这文件的太监，叫田义（估计回去将打成“反革命”），看到那把烧文件的火，这时候就起身来，吐了首席长官沈一贯一口唾沫：“相公稍持之，矿税撤矣，何怯也！”坚持就是胜利，不坚持就是不胜利。
沈一贯听到这话，哗啦一声，哭了。哭啊，哭啊，哭了半天，又呆怔怔地坐予●l天。可怜的是一直在外面等这福音书的人，在外面等啊等啊，上演着一出万历版“等待戈多”的荒诞剧：福音书说今天一定来的啊，怎么不来了呢？
原来是万历皇帝今天不死了！
“我今天要死了”，万历是这么想的：钱呢，“生不带来（反正不是我的，要什么要？），死不带去（带也带不走，要什么要？），那就免税吧。”我今天不死了，万历是这么想的：钱呢，“生不带来（Ij，一生下来使劲捞吧），死不带去（那，一死之前使劲花吧），那就加税吧。”万历今天不死了，他就使劲去捞钱，使劲去花钱，以江山做抵押，使劲捞，使劲花，江山抵押完了算。
3．唐德宗的德政
“一车炭，千余斤，官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时评作家白居易反映的这个问题实在不是“个别问题”。唐朝太监们“创造性”地开设的“宫市”由来已久。这市场经济好啊，对店家，一车炭，只要一块几块布就搞定，这是“政府收购”嘛，可谓低价购进；往皇宫里去报账呢？可能是一车炭一车黄金，这是对百姓的“保护价”嘛，可谓高价脱手。一买一卖之间，太监们这部分人一定是“先富起来”了的，官倒生意从来都是好做的，是做碍的。
千余斤的炭，人家烧了好几个月，全家人的衣食住行全指望它，说没了也就没了，一家人的“春节”怎么过？饿死人只要十来天就够了，青黄不接的几个月怎么熬？卖炭翁是个顺民，他知道胳膊扭不过大腿，七老八老的人如何耗得过“组织”？所以呢，只是无限伤心地回家去，能吃一顿算一顿，能过一天算一天吧。但是社会总是有矛盾存在的，有顺民也就有刁民。穷啊，穷就容易出刁民，体制内的理论工作者已经总结概括了：穷山恶水出刁民。除了山穷水恶之外，其实出刁民还有一条路径g逸些理论工作者心里是特别清楚的，但他们都不说，也不可能说，那就是：干部们如果“穷凶极恶”，也肯定出“刁民”。
比方说这个宫市吧，就出过一个刁民。这刁民没姓名，历史上有几个百姓有姓名？更何况刁民？为叙述方便，姑且名之为D民吧。有天，这D民牵着毛驴，驮着几捆柴火到官市里来做买卖，占了个好位置，等待着卖个好价钱。忽然，市场骚动起来了，来人不是“城管队员”，而是“政府采购人员”。为什么要搞政府采购？要降低成本嘛，直言之，就是要压低价格嘛。他们手把文书口称敕，依文件执法，口号堂皇得有点吓人：这是给国君也就是给国家采购呢。他们来到D民面前，不由分说地丢下一块绢（绢，大概是官府专用人民币，所以给卖炭老头的也是绢，其他人肯定是不能通用的，否则，那就将以扰乱“金融秩序”罪论处），连柴火连毛驴拉起来就走，D民苦苦哀求，说一家的性命都在这儿啊。这肯定不是虚言，一个连毛驴这种生产资料都准备卖的人，那日子之惨淡也就可想而知了。但那些政府采购人员在“百姓的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的”崇高价值观的支醌下，把个人丢在一边，扬长而去。这时节，D民想，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顿时，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从地上操起个家伙，就往太监们身上挥去，把太监给暴打了一顿。
太监们打架肯定打不赢，养尊处优惯了，缚鸡之力都没有，哪有还手之力？但他自以为这官司会打赢，所以马上把这事以“妨害公务”、“殴打朝廷命官”、“刁民造反”等等罪名告到皇上那里。这皇上叫做唐德宗，顾名思义，是个有“德”的“宗主”。他撇开太监，认真听取了D民的申诉，出乎意料的是，他以民本思想为指导思想，把这个案子给判了：对太监们粗暴的工作作风高声训了一顿，同时把毛驴与柴火完璧归赵，而且赏给了D民10匹绢，奖励他检举干部的不良作风。一时间，“皇上圣明”的呼声特别高亢，报纸上有名，电视里有影，广播里有声，史书上也浓墨重彩彩绘了一笔，死后不是叫做德宗么？就是因为他行德政嘛。
D民的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那么卖炭翁的问题得到解决了么？嘿，卖炭翁的事情啊，民不举官不究嘛。挨训之后，唐德宗对消极怠工的太监们又训了一顿，该干吗还是干吗去。D民的问题给具体解决了，宫市却依然开放，不能因此影响机关运转啊。天下顺民还是多的，这是主流，要相信群众嘛；刁民是少的，只是个别，把个别事情处理到位了，就没事了嘛。
一般问题，具体解决，是唐德宗处理“国事”的基本方法。
唐德宗想去打猎耍耍，便以“下乡搞调研”给下面下了通知。行到路上，忽然觉得打猎要打，调研也应该调研一下，所以也就亲自“走村人户”，到了农民赵光奇的家里（真得感谢咱们的随行记者，终于让一个普通百姓留下了名字），就拉着老赵的手，嘘起寒来问起暖来。因为这是德宗临时动议访贫问苦的，下面的干部事先没有给老赵打招呼，没给打印好让背诵的稿子，所以老赵也就有问必答，问什么则答什么，不敢犯欺君之罪，实话实说了。德宗问：“今年粮食丰收了，日子应该好过吧？”老赵直通通地答皇上问：“不好过！”德宗就问这又为什么？老赵说：官府说话不算数，原先说交完正税就不交其他的了，现在附加税比正税还多，派来的僵役没完没了；原先诏令说，就在家门口纳粮，现在却规定到京西行营去，几百公里啊，弄得车也坏了，人马也累死了，这样的日子怎么算是好过呢？德宗听了，侧悯之心生出来了，他转身对当地领导说：老赵家的一切赋税与徭役都给免了吧。第三这事的新闻效应是相当强的，山呼万岁的歌颂不绝于耳。可是赵光奇辑的问题给解决了，钱光奇呢？孙光奇呢？李光奇呢？皇上只去了赵家，又没去钱家没去孙家没去李家，怎么来解决？皇上们下乡送温暖，肯定是都彗带着好多红包，好多红利，一袋子“关怀”、几袋子“温暖”的，碰上谁，蠡就给谁，没碰上谁，当然也就不好给了。见者有份，见者才有份，没见者瘾自然就没份了。为什么中国人总是那么信“运气”？因为诸如碰到皇上亲自来送温暖这等好事，那几乎全是靠运气。
与那些见了“刁民”就绳之以法、听到给“朝政抹黑”就格杀勿论的夏桀、纣王不同，唐德宗这种工作方法与行政理念是特别会为其赢得“形象”与“声誉”的。聪明的领导往往都喜欢学习唐德宗的工作方法。比如朱元璋吧，常常喜欢与农民同吃同劳动，当上干部之后，曾经有八次亲自参加农业生产。有年三月，“道见耕者，下马问农事，取耒三推，顾日臣：‘朕三推已不胜劳，况吾民终岁勤动乎！’命赐所过农民钞”。老朱扔了锄头把扔了几天，就不知道农活之苦了？这个农民好运气，皇上亲自给他犁田，而且与他结成了一帮一的帮扶对象，给了这个老农一笔“扶贫款”，他一家子先富起来是没问题的了。
4。愚蠢是怎么炼成的
如果要评选史上最愚蠢的皇帝，那么西晋的司马衷应该勇夺魁首，谁也别想来与他争这个名额。但，他真的是脑瓜进水么？其他经邦济国的大事不去比了，若以安邦定国来论皇帝的智商，司马衷先生谈不上智商最低。人家司马领袖是西晋的第二代领导，怎么说也没有把国家搞垮，比那些把江山搞了个稀巴烂的人要好。
司马衷被推选为愚蠢皇帝的领军人物也不是没来由的。历史上主要是凭两项检测来评定他的。一项是，有次司马衷带了一群太监在御花园旦玩。那是初夏季节，粮食大概也快丰收了，他与大家在那里“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池塘边的草丛间，响起了一片蛤蟆的叫声，司马衷呆头呆脑问：“这些小东西是为官家鸣，还是为私人鸣呢？”太监们面面相觑，不知道问这话是什么意思。有个太监头脑反应快，一本正经地说：“在官家地里叫的为官家，在私人地里叫的为私人。”司马衷觉得这个回答很到位，很有辩证法，所以也就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另外一件事情是，有一年，天不佑西晋了，西晋各地闹起了饥荒，地方官员把灾情上报给朝廷，说灾区的百姓饿死了好多人。司马衷问大臣：“好端端的人怎么会饿死？”大臣回奏：“天下闹饥荒啊，老百姓连糠都没得吃了，当然就饿了死啊。”司马衷还是不懂，他偏着脑壳问：“无糠可吃，何不食肉糜？”没糠吃，没树皮吃，没观音土吃，可以吃肉，可以吃鱼，可以吃八宝粥。
因为这两桩事情，大家就一致推举他为史上最愚蠢的领导。
可是，凭这两个题目，就测定一个人的智力水平了么？从遗传学与血统论来看，龙生龙，凤生风，何况司马衷是龙凤所生，应当生出个“龙凤胎”来。他老爸司马炎“长发委地，姿容甚伟”；他老妈杨艳出身高贵，“少聪慧、善书，资质美丽”，就这样一个强强联合的夫妻种子选手，怎么会生出傻瓜？遗传学说不通嘛。老子英雄儿好汉。司马衷的种子那么好，想来智商指数不至于归零，所以，说司马衷天生是个弱智，打死我也不相信。
譬如吧，司马衷关于蛤蟆的发问，你说是蠢吗？其实不蠢。三个和尚说秃，三个儒生说书，三个阉匠说阉猪，什么人说什么话。司马衷是搞政治的，他什么问题都往政治上靠，政治家问政治，是蠢么？司马首长天天在朝廷里听文官武将百家争鸣，争啊争的，鸣啊鸣的．他们是为公争还是为私争？是为公鸣还是为私鸣？这个问题应该说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那么，要安什么邦就几乎可安什么邦，要定什么国就几乎可定什么国。人家司马衷是一把手，他看到那么多人天天在庙堂里争得面红耳赤，争得尿出屎出，他们天天在叫什么、天天在争什么呢，司马衷多想把这些人心底弄清楚啊。司马同志对政治是很热爱的，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事事讲，碰到蛤蟆叫也讲，这才是政治家啊。蛤蟆在那里搞争鸣，你却不闻不问，那叫什么？那叫做不讲政治。有个县委领导说了，不买某某牌烟、不喝某某牌酒，就是不讲政治。你想啊，人家司马衷是最高领导，他听到蛤蟆在那里聒噪，马上就想到这是个政治问题，政治敏感性多么强啊。真是个政治家。
没有糠吃，那为什么不吃肉？这问题问得蠢到家了，糠贱肉贵，糠多肉少，吃糠没一点味，吃肉是吞津美味，这是基本常识，连这点都不懂，不是白痴是什么？可是，这是谁的基本常识？是司马衷的吗？不不不，是那些穷光蛋的。当官当到司马衷这一级，天天都是山珍海味，餐餐都是满汉全席，一桌摆百盘油腻腻的菜，吃多了，当然就无下箸处。他哪里吃过糠呢？如果物以稀为贵，那么物也就以多为贱，所以咱们领袖司马衷的基本常识与老百姓是恰好相反的，吃肉是那么多，吃糠是那么少，吃肉是什么味都没有，吃糠多么有味啊。司马衷同志听到百姓没肉吃而有糠吃，喉咙里津水呱嗒呱嗒响：没有糠的日子，“何不吃肉糜？”你说这是司马衷蠢，司马衷一定说：你才蠢呢。
人的知识是哪里来的？早有伟人说了，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地上生出来的，是从生活实践中得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是，司马衷在实践，老百姓在实践，以谁的实践为标准？升斗小民的生活实践是天天吃糠粑；咱们领导司马衷的生活实践是日日食肉糜，肉糜与糠粑谁贵谁贱这个真理，得凭谁的实践呢？不辨黍麦，是蠢，那因为是农业社会的智愚检测标准；不分电脑人脑，就是乡巴佬，这是城市社衾的智愚指数；小麦韭菜弄不清，这是领导蠢，山珍海味识不全，这是百姓蠢。要而言之，领导蠢，是肉糜给弄的；百姓蠢，是糠粑给弄的。
5．崇祯募捐的闹剧
明朝的覆亡可能是给钱闹的。
“朕非亡国之君，而事事皆亡国之象。”崇祯刚刚上台，即崇祯元年，陕北大旱，一年无雨，草木枯焦，颗粒无收。百姓吃完野草吃树皮，吃完树皮就人吃人，青州府黄槐开记录的情景惨不可闻：“自古饥年中，只听说有道馑相望与易子相食、析骸而烹之故事，而今日屠割活人而食，也不问父子、夫妇、兄弟，饥民剖腹剜心，支解而炊。有鬻人者，有腌人者，有割人头而吸髓者。人方饿倒，旁人即刀刃相向，屠割立尽，如有人呵止，则大声答道，我不食人，人将食我。”弄到这个程度了，国家应该赈灾了的吧。禁不住“下面”的再三恳求，崇祯痛下决心，拨了10万两银子，将“大明的温暖”送给子民。这一点钱，撒给天下灾民，犹如杯水车薪，有官员算了一笔账，10万两银子仅够10万灾民50天活命，可是灾民何止百万？但是崇祯随你怎么“威吓利诱”，他再也不肯出一分钱，所以人吃人境况愈演愈烈。“欲得须臾缓我死，不待闯王更待谁？”不愿意出赈灾的钱，那么你就出战争的钱吧。不知道崇祯哪根痒筋不对劲，他好像是宁愿为战争埋单，也不愿替救灾付款。更不知道崇祯哪条神经出了问题，他宁愿失了江山，也不愿失了到手的钱。
李自成的队伍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明朝大好河山，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线捷报几无，．要钱的报告一封接一封。崇祯对着这声声催命似的要钱报告一脸愁苦，反复声明“国库空虚”，拿不出银子。他想的办法是捐款助战，首先叫太监、宫女、文武百官拿钱出来“保家卫国”。这些平时侬附在皇朝之上搜刮了不少民脂民膏者，也学习崇祯好榜样，一个个叫苦连天，声声喊穷。崇祯没法，只好从自己的亲戚人手，叫自家兄弟与自己的岳父“带头”捐款。他密令岳父老子周奎率先纳银12万两。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国难至此，应该“同舟共济，共渡难关”了吧，但是周奎不买账，“老臣安得多金？”只肯出l万两。崇祯放出话来，说要采取“组织措施”，要来查处岳父有无“贪鄙事宜、不法情事”，周爹爹才急了，赶忙进宫求助其女周皇后。周皇后暗地动了自己的“私房钱”，交给其爹5000两，周爹爹这才再次慷慨捐款，可是他从周皇后那5000两中“截留挪用”了3000两，只交出2000两，从中赚了一把。崇祯之弟朱常洵居洛阳，拥有田地千万，窖藏金银无数，“富实逾于天府”，也是分文不捐。
就是前来保卫他的军官向他要钱，他也一个子都不出，使明军大发牢骚：
“王府金钱百万，餍鱼肉，而令吾辈饿死乎。”崇祯看到“慈善捐款”很不理想，再次祭起了“反贪促捐”的法子，不捐者，派“纪检检察上门”，这才让大家纷纷“行动起来”，很多太监拿出自己的“珍玩”义卖，以示自己“倾家荡产”；其中有位勋亲一出手拿出了两万，一下子感动崇祯，马上给他送了一顶红帽子，晋封为侯爵。就这样恩威并重，威逼利诱，而且一把手亲自当“慈善大使”，共募得了20多万两，大概可以向“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撒一勺子味精。
是皇亲国戚真的没钱吗？是大明文武百官真的那么廉正守穷吗？且看国丈周奎吧，这位仅捐12000两银子的“穷苦人家”，待李自成进城，在其家中查抄的“现款”是53万两，其他金银细软不算。起义军后来到王公大臣家里“没收”的财产，仅现金是7000万两。而口口声声没钱的崇祯那“小金柜”里呢，金银堆积如山。李自成把那钱运送到陕北老家，“辇载数百车不尽”。
崇祯好像明白：开战就是开钱，几乎所有的战争都是国家出钱，百姓出命，没有财力，是打不起仗的；崇祯好像明白：替国家解难，应该出力的首先是文武百官，他们是既得利益集团，其利益是从他所建立的国家的皮上刮来的；崇祯好像明白：要使文武百官出力，首先要使垒亲国戚率先作表率。但是崇祯好像不太明白：干任何事情，特别是那些要出钱出力不是享受清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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