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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权力:历史上的那些官事儿-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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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诗人，同样被领导拉到身边，为什么李白被放逐，而严嵩被恩宠？李白呢，人家要他提一回鞋子他都不干，正如领导叫你代喝几壶酒你都不愿意，哪个领导喜欢呢？而咱们严嵩同志只要是领导的事，什么都愿意干，哪怕“以身饲皇”。一个人受宠也许容易，但固宠那是万万难的。
你看，易牙要得宠，要把自己的儿子烹了当食物；邓通要固宠，要睁开眼睛笑眯眯地去舔皇上屁股痔疮后的脓疮；我们的严嵩同志青词写得好，但他不骄傲，他知道除了兢兢业业地当笔奴之外，也必须老老实实地当小白鼠，而且要从小白鼠当到老白鼠。
我们看奸臣们，常常只看到他们的无限风光，谁知道他们也有一把辛酸泪？当回奸臣也许不难，但要当稳奸臣也真不“容易”。
2．慈禧的惊诧
对慈禧太后的做派，我想仿照鲁迅先生《友邦惊诧论》中的话来评说一番：好个慈禧太后！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中华大地，她不惊诧；掠我山河，屠我人民，刮我民财，她不惊诧；中国清政府治下的连年民变，空前大难，卖儿卖女，民不聊生，前腐后继，腐败透顶，她不惊诧；而外国鬼子要动她的位置了，她就惊诧了。
自1840年英帝国主义的炮舰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我们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仇恨一直在长，而与帝国主义的战争实际上是渐渐在消，腐朽的清政府被打怕了，哪里敢轻易言战？到了慈禧太后这个”老不死”的家伙手里，怕洋鬼子尤其像老鼠怕猫，总是一味退让。但慈禧最后与帝国主义干了一仗，这就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这一仗，把千年故都搞得稀巴烂，至今残缺不全的圆明园还在见证这段耻辱。
这一仗是怎么打起来的呢？
光绪二十六年也就是1900年，在南方的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等一干诸侯人马，像小孙子似的低声下气地与外国鬼子进行“外交斡旋”，打算签订和约，签订姬南互保条约》，互不开战。谈判正在“卓有成效”地进行，不料，却传来了朝廷宣战的圣旨。原来，在义和团进入京津地区后，帝国列强以保护使馆与侨民为名，向北京进发，慈禧连续召开了四次御前会议，讨论和与战。主和的有，主战的自然更多，但慈禧却“悬而未决”，不做决定。她怕啊，“如与各国宣战，必至鸡犬不留”。但最后，她“下定决心，不怕牺牲”，誓死捍卫，哪怕玉焚。是什么促使这个怕洋人如老鼠怕猫的“国家老耗子”痛下决心的呢？据亲身参加了是年五月二十一日御前会议的伴读学士恽毓记述，决策过程是这样的：“二十一日下午，传急诏入见，召对仪鸾殿……太后随即宣谕：‘顷得洋人照会四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慈禧明明说有四条，怎么又只宣读三条？群臣莫解，退朝后纷纷向总理衙门官员询问。原来是前一天深夜，江苏粮道罗嘉杰派他的儿子把四条“照会”交给荣禄，荣禄立即呈送太后。四条照会，太后只读三条，没有读的是最让太后见不得的：“四、令皇太后归政。”皇太后看到前三条，虽然眉头紧锁，但还没有惊诧，待到看到这第四条，勃然大怒，如五雷轰头，那股子气一冲就冲上了脑门顶，一改过丢“清朝政府软弱无能”的形象，准备大扬“大国神威”，当即大摔玉玺，大掀桌子：“今日衅开自彼，国亡在前，若竞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同样是亡，一战而亡，岂不更好？”列强在我中华大地横行，是可忍孰不可忍？主战当然对；以鸡蛋碰石头，莫若先求生存，主和也是现实的无奈选择。但不管是主战还是主和，都必须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不能有任何私心杂念掺杂其中。掺了私心的，主战也是卖国；没掺的，主和也是爱国。慈禧太后话说得多么“光明正大”，说得多么“气壮山河”，一口一个“国家”，然则，真是她那“赤子情怀”的“爱国心”吗？非也，她对列强虽然恨意难消，但这么多年以来，她认了，她“宽容”了，到现在那爱国之心怎么突然冷水里冒了热气？非为其他，乃是列强不准她再坐金銮宝殿了。列强动她的山河她不管，屠她的人民她可容忍，但是要夺她的权，哪怕是叫她“退居二线”，她就急着要鱼死网破，要把国家与人民绑在她的腰带上，同归于尽了。恽毓以亲身所历所见给我们提供了这则历史材料，他是站在决策这个圈子说的，其实还有另外一则资料也可堪佐证。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的由杨光先生编著的《袁世觊》对这段史实是这么说的：义和团打出“灭洋扶清”的旗号，让帝国主义很不爽，多次要求清政府镇压。但是对清政府镇压无能很不满了，等到义和团由发源地山东发展到京津地区，帝国主义已经无法再容忍了，于是从天津抽调2000人前往北京准备亲自镇压。慈禧听到这个消息，弄错意思了，以为是洋人来帮着光绪逼宫，所以匆忙宣战。要是晓得洋人只是去镇压义和团的，那她才不会管呢，说不定到时她还要杀猪宰羊，猪啊羊啊送到洋人那里去慰问，感谢洋人给她“安内”除了“内患”呢。
是因为要动老佛爷的官位子，促使慈禧“冲冠一怒为红翎”而决定决一死战？历史会这样轻飘？这在我们看来显得有点不可理喻，但历史在专制统治中常常是这样轻飘的。对慈禧太后而言，确实没有比自己的“帽子”更重要的了。在位子和帽子面前，民轻社稷轻，她可以割地求和，她可以出卖主权，她可以枯民万骨，但谁耍她的帽子，就是要了她的命根子，她就要宣布“国家进入战争状态”。一顶红翎高于万里江山，事实就是有这样轻飘。慈禧太后狗急跳墙地宣战，八国联军却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如入无人之境，轻松地攻入北京，慈禧像一条丧家犬一样逃往西安，结果不到四天，她就宣布停战。慈禧太后好像把一场战争当成了儿戏，是因为她根本就不想打的，只是因为列强叫她下台，她一时火起，她的心火烧起来罢了。
慈禧是很有脾气的，“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谁敢惹她发毛？当了皇上，莫说是奴才，天也要听他的，地也要听他，石头也要听他的。元仁宗南巡，到河南某地安歇，到处青蛙乱叫，吵得睡不着，他就向青蛙们下了一道圣旨：“蛙忍恼人耶？自后毋再鸣。”据说，蛙果然不再鸣了。雍正皇帝要用一块百吨重的石头来镇门，那石头怎么也进不了金銮殿，雍正勃然大怒，下令打石头60大棍。慈禧脾气更盛，咸丰那老头子死了那么多年，李莲英太监一个，慈禧虚火比谁都旺。慈禧是经常摔桌子扫杯子的，在做妃子时，脾气还好，后来垂帘摄政了，一是官大脾气大，二是到了更年期了。据太监们说，慈禧那火气大得不得了，动不动火起来，把人也像一只碗一样往地上掼，有多少人都是这样被她掼死了。洋毛子我怕是怕你，但让我急，狗急了也咬人的。然而慈禧弄错了，洋毛子不是她的奴才，也不是她“皇土”内的青蛙与石头，你发火，洋毛子更发火，慈禧摔家伙，洋毛子摔你江山，八国联军把大清江山摔烂了。自此，清政府彻底向洋人屈服了，公开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心甘情愿地成为“洋人的朝廷”，几万几十万义和团同胞被宣布为乱党，全遭屠杀，全国人民当上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奴民”，换句话说就是“半亡国奴”。一个人被人惯坏了，想摔碗想摔电视想摔祖传宝贝，你摔就摔吧，只要你不伤害别人。慈禧太后这一次发脾气，不摔桌子、椅子，摔坏的是大好河山，把四万万人民当一只碗一只杯子摔坏了，而起因却仅仅是因为屁股下面的那张破椅子。
3．民主选举凿总统
民主与皇帝是死对头，在我们的意识里，他们水火难容，要让他们搞在一块儿和平共处，那好比是要让唐僧与妖魔成亲。然而，什么事都是“事在人为”，只要“运作”得好，没有什么事办不成。
袁世凯当了83天的短命皇帝，我们曾经认为他在历史上毫无建树，其实想来，他具有很强的“破冰意义”，具有十分独特的“标本价值”。坦白地说，他是独一无二的“稀货”。历代皇帝有靠“遗传”坐上的，有靠“造反”起家的，有靠“政变”上台的，有靠“稀里糊涂”被人披件黄袍当皇帝的，但是袁世凯是靠“民主选举”坐上龙椅宝座的。
在“千年未有的变局”期间的袁世凯，整个是一只蝙蝠，在禽类中他是畜生，在畜生中他是禽类。在革命者眼中他是革命者，其实是“反革命”；在反革命中他是反革命，但看起来他是“革命者”。正因为他具备这样的双重品格，所以他两边都香都红都吃得开。在辛亥革命中他是被清政府起用镇压革命的；在辛亥革命之后，他又被革命者推举来当“大总统”。
这样多爽啊！但人心不足蛇吞象，老袁觉得还是不爽，总统要受“三权分立”的制约，哪有皇帝“天皇老子第一”来得爽？当上了“一把手”的袁世凯不但想给自己的至尊地位加箍如泰山之磐的“螺栓”，还想让至尊地位千秋万代地传给袁氏一家。袁世凯想当皇帝啊。本来呢，有这么大的权力在手，直接披件龙袍也不是不可以，但时代不同了，时代要“民主”了啊，当不当得皇帝，还要看“人民”同不同意。我老袁是一切“以人民的意志为转移的”，人民要我当皇帝我才当，人民不要我当皇帝我不能当呢。
袁世凯被推上大总统宝座又把革命镇压下去，位置基本坐稳之后，他的皇帝梦被激活了，组织了以清朝遗老、自家儿孙、奴仆下属、乃至妓女嫖客等形形色色的“请愿团”，强烈要求恢复中华“千年古制“。在报刊连篇累牍一边倒地“讨论”国体问题，论来论去，最后“统一了”思想。主流“理论界”一致认为，根据中国的“特有国情”，应当而且必须搞“皇帝制”。舆论做足了，关键的一环要看全国人民的“态度”。袁氏“请愿团”将全国各团体的请愿书送达了当时的“参议院”，代表“人民要求”改变“总统制”的国体。但是根据参议院的职能，它无权决定这么大的事情，参议院就向袁世凯建议，召开国民大会。这个国民大会，不是全民选举吗？袁世凯掌控三五千三五万张口，他是“很有信心”的，但是要让三五千万三五亿人“异口同声”，他自然打怵，况且，他等不及了，于是便改国民大会为国民代表大会。
第一个问题是，举凡天下，挥袖成云，挥汗如雨，摩肩接踵，熙熙攘攘，“人民”到处都是，但袁世凯的“人民”在哪里？袁世凯此时此刻的暗蔽力“人民”在“代表”这里。什么样的“代表”来“代表”人民，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袁世凯对这个问题有着高度的认识，他让爪牙分派到各省“指导”选举工作，但人心隔肚皮，他还是不太信任，他怕各省自定的代表不可靠，他因此“高度重视，亲自抓这项工作”，一抓到底，一个一个名字由他来圈定。在这个问题上，袁世凯是有过“教训”的。在选举“大总统”中，曾反反复复返了三次工，麻烦且不说，脸上挂不住啊。当时按照“临时宪法”，必须获得四分之三的票数才能当选。第一次票数没达到，没通过。第二次票数也没达到，没通过。直到第三次才勉强符合“法定票数”。吃一堑，长一智，袁世凯“深刻认识”到什么样的“代表”才能“代表”人民，所以尽管“日理万机”，但无论如何首先要理“此机”。
指定代表来搞选举，这本来是大可放心的，但袁世凯仍然怕出“漏洞”。因为进京的代表虽然由他定了，但这些代表还有一个“名义上”的手续，“表面上”的程序，那就是这些“内定”的代表也需要“代表选代表”。这个环节也不可疏漏，要是袁世凯“内定”的代表没选上，那非但会出丑，而且会出乱子。在这一点上，袁世凯是有“成功经验”的。也是在选举“大总统”的时候吧，袁世凯生怕出意钋，在选举现场，派出了总统府的护卫军，身着便衣，暗藏手枪，混在代表当中，取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公民团”，将会场围得水泄不通。第一次没通过，“公民团”团员们全部堵住“代表”不准出来，第二次没通过，依然堵住不准出来，他们大呼口号：“不选出我们满意的总统，我们坚决不答应。”用枪杆子搞民主，就这样成了袁世凯的“双赢圭臬。民主法宝”，所以他在皇帝的“初选”工作中把这些“经验”全部继承下来，并“进一步”完善。
他将代表们的选举地点统一设置在“将军署”，也就是“军事重地”，用枪杆子来“保护”代表们的“安全”，用枪杆子来“保护”选举的“顺利进行”。投票那天，将军署内外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士兵们在首长的指挥下，时不时把枪杆拉得哗哗响，会场内还布满了“虎视眈眈”的眼睛。
在选举中，袁世凯还搞“阳光操作”，实行“公开选举”，规定每张选票都要签上代表的“尊姓大名”，以示“光明磊落”，以示“勇于负责”，以示“敢于担当”。
民主监督权力是鸡蛋碰石头，权力监督民主是老鹰抓小鸡。这自然是一场没有任何悬念的“等额选举”。等到全国代表投票之后，参议院公布了选情，那数字特别好看，“数字真出官”：袁世凯“满票”当选。全国共有代表1993人，赞成帝制的是1993票。无一票反对，无一票弃权。这1993张“有效票”意味着四万万五千万人民都是赞成帝制的，百分之百的得票率。这创造了自从有了民主投票制度设置以来的第一个奇迹，这奇迹是民主首创者“西夷”诸国所不能比的。这奇迹不但表面数字好看，而且“实际内涵”也十分可观。你想啊，民主可以选举县长市长以及总统，谁见过民主选举出一个皇帝来？这是“创举”啊。专制与选举，独裁与民主，是一对仇敌，谁见谁都是“刺刀相见”的，可是在袁世凯这里，两者成了“骨肉情深”的亲兄弟。让冤家聚头在一起而且称兄道弟，这实在不简单。这对冤家一个鼻孔出气了，民主由权力的对头成了权力的帮凶，为虎作伥。那么，普天之下，无所可不为，为所¨J‘全为，人民都“答应”的啊。皇帝当樗十分自在了。
现在看来，袁世凯那种以“枪杆子”的权力压迫“笔杆子”的民主，他也许自鸣得意，实际上太过“现眼”。这也怪不得他，刚刚从皇权里出来的人，他除了想到使用“皇帝的专制手腕”，还能想到什么呢？
在袁世凯的这次“民主秀”，或者“民主闹剧”中，让人思考的是，怎样来厘清权力与民主的关系。是权力最大，还是民主最大？是权力领导民主，还是民主领导权力？是民主授予权力，还是权力授予民主？从选举这事来看，应该是民主在上，权力在下，权力是民主产生的呢，民主生权力嘛。民主是爹，权力是崽；民主是爷，权力是孙，可是在权力者那里，这完全颠倒了，民主沦为了权力的奴仆。
4．乾隆的臣奴观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间关系如何，这不但是一个伦理命题，也是一个实践课题。儒家对君臣的关系是这样界定的：君予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正是所谓皇恩似海，臣节如山，皇上要对臣下施行礼数，臣子要对皇上贡献忠心，双方都是有责任与义务的。唐太宗一代明君，明就明在他有正确的“君臣观”。他认为秦二世而斩，原因就在于秦始皇“事皆自决，不任群臣”。霸王皇帝武则天杀起人来不眨眼，心思是很毒的，但对臣僚还算看得起，她著了一本“理论著作”《臣轨》，不但把臣僚当人看，而且把臣僚当人才看：“君臣之道，上下相安，喻涉水之舟航，比翔空之羽翼。”把臣僚与君主相提并论，这还是略略有点平等意识的。千年以降，朝臣在朝庙面对万岁爷，一声声都是“臣以为如何如何”。但到了大清皇朝，臣却不敢自称臣啦，一口口都是“奴才该死奴才该死”，“辫子”电视剧里充斥的不全是这种声音吗？为什么这些“国家公务员”如此“变声”了呢？这缘于大清皇朝出台了新的“理论”、新的“指导思想”。
乾隆三十五年，大清出现了蝗虫大灾，汉族官僚周元理与满族官僚西宁、达翎阿等一同上奏折。周某自称臣，而满族官员都称奴才，一个蠡“臣”字在黑压压一片“奴才”之中，煞足刺眼。是鹤立鸡群，还是鸡立罂鹤群？乾隆看后很不舒服：“臣仆本是一体，均系奉上之称，字意虽殊，最其理则一……此次三人会奏之折，西宁名列在前既称奴才，则周元理自当轰连名直写，又何事妄生区别于其间？若谓周元理不随西宁同称，谅彼不敢冀萌此念。但此等拘泥若此，又何谓大达事理？可笑之至！”奴才一词，在各大清皇帝看来，实在是一个好称呼。八旗官员碰到皇帝，一口一声奴才，等他们的感觉好得很，这意味着关系亲近啊，其他人想做奴才还做不成呢！怕不是他们当奴才当惯了，而是他们的主子喊奴才喊惯了。大清入主中原之｛一，前，没有受多少儒家文化的熏陶，他们最好的上下关系是主奴关系，把你称做奴才，是看得起你。所以他对周元理自称为臣，虽没以心蓄异志论罪，但觉得他是“可笑之至”。在乾隆看来，臣奴一体，毫无二致，臣即是奴，奴即是臣，无尊无卑。乾隆的逻辑是，在皇上面前，再怎么样的高级干部还不是奴才一个？你跟我来争什么名分？
但是在儒家文化熏陶之中成长起来的文臣武将，对这个是看得相当重的，士可杀而不可辱，活可受罪，死却要面子。乱兵人得紫禁城，就要当“亡国奴”了，明朝官员范景文一声喊：“同志们，我们不当亡国奴。”这声喊很是煽动人心，据历史记载，高呼着“明朝万岁”的口号跳人护城河的包括宫女有四五百人。这个奴字真可折杀人。即使是以失名节而钉在耻辱碑上的“两朝领袖”钱谦益，也有着自己的最低底线，可做臣，不做奴。这个钱某啊，食明禄得明恩，明亡了，按说是应该为明而殉死节的。
妓女出身的钱氏小妾柳如是看到清兵临前，拉着钱某跳江，钱某先是答应了，但跳江之前，他蹲下身子去试水温，说“水好凉啊”，不跳了。其实在钱某那里，不管在明朝还是清朝，做臣子也是可以的，臣子是公务员嘛。公务员是不随领导“换届”而换的，带着这个“理念”，钱某就归降清期了。但是他到了满清朝廷，大失所望，大官小吏一口一声奴才，钱某受不了，又加上他本来指望当“宰相”的，但新王朝只是给了他一个侍郎之职，“凤凰地上无人问，仍旧当年老侍郎”。于是罢归了。
臣子是臣子，奴才是奴才，在皇帝看来，臣子与奴才没有差别。但在臣子看来，还是各有归旨的，臣子是“公务员”，为的是公务，奴才是“丫鬟”，是“私仆”，只是“私务”。换句话说，臣子对公众负责，奴才只对个人负责。皇帝拥有江山全产权，理论上怎么处置都由他，实际上不全是如此，这里有好皇帝与坏皇帝之分。好皇帝把江山当成自己的，也当成是大家的，他是大股东而已，最后虽然归自己拍板，但之前却还要听听“小股东”的意见。比如唐太宗，他想玩个鸟，魏徵不同意，他也没办法。
坏皇帝却把江山百分之百地划归到自己手里，为他干活的全是仆人，全是奴才，莫说玩鸟，就是破坏祖宗“宪法”去花街柳巷玩妓女，奴才早到前面掀帘子去了。因为臣子是“公务员”，所以脖子常常梗直，我是为公事不是为私事，你不对公事打路我就敢顶。皇上要花大力气来扳，还不一定扳得弯，多有让皇帝发火的。相对而言，大多数皇帝喜欢奴才。奴才也号称才，但其要义不在才，其最本质的特征是奴不是才，奴性十足，说什么是什么，指什么打什么，使用起来十分顺手，谁不喜欢？
中国历史上常有宦官乱政，实际上就是因为皇上喜欢奴才而不喜欢臣子的缘故。“喜欢”二字在官场最是要紧，这意味“升迁”这第一要务不用烦恼了，有一把手宠爱，什么事情摆不平？所以，许多人不愿意下放外地当臣子，而特别削尖脑袋要到领导身边当“使唤丫头”。魏忠贤宁可自割，不享受欢爱，也要跻身皇宫，就是这个意思。乾隆皇帝说臣并不比奴高，也是这个意思。把你当奴才，是相信你呢，是对你“高看一眼，厚爱一层”呢！乾隆对周元理称臣不称奴连连猜测其心思，不是装傻，而是真的不理解。
乾隆臣奴不分，把臣子与奴才划全等号，甚至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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