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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权力:历史上的那些官事儿-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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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不称奴连连猜测其心思，不是装傻，而是真的不理解。
乾隆臣奴不分，把臣子与奴才划全等号，甚至认为奴才还高比臣子，这让汉族官僚痛苦不堪，南明文人对此多有“不共戴天”者。据说，有一文人不管白天黑夜，不管刮风下雨，总是头戴斗笠，脚穿术屐，问之，则日“不与敌清共戴一天，共履一地也。”满汉文化在清初激烈冲突，强势权力与强势文化之间的冲突，当然是强势权力赢得胜利，所以清朝时期的汉族士子是十分痛苦的。思想家龚自珍对此曾痛陈不已，说清帝“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廉耻”。是对士子的一种“精神凌迟”。“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渐。”所谓“渐”者，钝刀子割肉也，其苦何如？
但是痛苦过后，就不会有痛苦了。乾隆皇帝这个“紫禁城讲话”发表以后，大清皇朝的相关部门迅速向下面进行了“全面贯彻”，组织“全体干部认真学习”。皇帝办公室办文人员严格把关“往来文件”，经过一段时期的“宣传教育”与“督促检查”，最后不称奴才都不行了，几乎所有文件公文都署着“奴才”二字。后来的皇上大概在此时受了一些儒家文化影响，对此有点不好意思，认为这样有乖政体，私下场合称呼于爹干儿，那是亲密，公开场合特别是“正式文件”上“爷爷孙子”的，实在是不太像样。所以继任的领导为彰显新思维，对称呼问题下了一个专门的文件纠正此事，令今后除请安谢恩折外，“俱照例一体称臣，不得仍称奴才”。可是贾桂站惯了，叫他不站怎么行呢？奴才意识已人基因里了，不让他们做奴才好比要了他们的命，所以做奴才的怎么也不见绝种。
5。严嵩父子的次道德
景升父子皆豚犬，严嵩父子皆狗彘：“大学士嵩，贪婪之性疾人膏肓，愚鄙之心顽如铁石，忠谋则多方沮之，谀谗则曲意引之。”他那独眼一龙儿子严世藩呢，尤其卑恶，其“熟谙中外官吏饶瘠险要，责贿多寡，毫发不能匿”。过的是奢侈无比的混账生活，比如每要吐痰，必叫丫鬟张口接之，谓为“肉唾盂”，便器马桶都制作为女性形态，解大便以女口承之，解小便以女阴接之；对待忠良，则“妒贤嫉能，一忤其意，必致之死”。
如时人所言：“嵩位极人臣，贪渎无厌，世藩狡鸷，擅执父政。天下之人，视严嵩父子如鬼如蜮。”可谓是恶贯满盈，坏事做尽。然而，这样的坏蛋把持朝政三四十年，即使从严嵩当上首藕算，也有二十来年，过得那么逍遥自在，没有被人搞倒，所凭者何？单单只有皇帝老儿给他撑腰吗？
所谓天怨人怒，人神共愤者，天怨或有之，神愤或有之，而人怒人愤则要区分来看了。百姓可能怒，一二忠臣可能愤，其他非良臣者呢，则可能是拥之护之，爱之戴之，希望他俩“九千岁”呢。
这是为何？很简单，严嵩父子为人无道德，但为官是有些“道德”的，是比较遵守权力场上的“游戏规则”的。
权力场的第一大事是升官，官场人莫不视其为身家性命。但官场是一个金字塔结构，越往上职位越少，这永远都是卖方市场。走捷径一下子升上去，是谁都做着的美梦。最好是一锤子买卖，用一笔钱砸去，帽子就买上，好像到超市买东西，钱迄货交割，多简单啊！但官场毕竟不是超市，钱花去了，帽子能否买上，没谁说得准，而且超市里都是明码标价。官场里头是什么价位，往往是高深莫测。拿少了；鸡飞蛋打，血本无归，拿多了，觉得物无所值，深感冤枉。而掌握官帽者往往贪得无厌，比无良商家还无良，送少了不退不办事的不少，送多了给个小职位塞你嘴巴让哑巴吃黄连的也有很多。这是真正的官场无道德。严嵩父子则不同，他俩给每个官帽都是定价的，都是摆上柜台的。明代于慎行的《臣品》中言：“官无大小，皆有定价：州判三百两，通判五百两；指挥三百两，都指挥七百两；御史五百两，给事中八百两，吏部掌握人事任免生黜大权，价格最高，吏部郎中、主事三千两。”其中有些位置竞争者太多，严嵩父子也趁机哄抬物价，但不像我们现在的房地产商搞“惜售”，他们还是依靠“市场”来调节“供需关系”。比如吏部很“俏”，就抬高到一万二三千两。在钱面前，公平竞争，有钱你就来买，没钱你先筹集好再说，可谓童叟无欺，亲疏无别。
作为生意人，货真价实是一种称碍上优良的好品质。严嵩父子买卖官帽，货是真的，不是那种虚无爵位，而是可以增值的实位。这个官帽戴下去，是可以翻N倍钱的，不说万利，一本十利百利绝对是可打包票的。货是这么真，价也是这么实，你不赶快来买？特别让买家放心的是，你一提钱，他马上发货，“择官选地，取如探囊，朝求暮获，捷若应响”。早上把钱送去，晚上帽子就到手，好快捷好利落，多省心多放心。要是钱送了去，三五个月还没消息，一年两载还叫等待，不把人急死了？夜长担心梦多，那辗转反侧的滋味是要短寿的。严嵩父子做生意是那么痛快，痛快？
对，痛快。钱送去那一下，很痛，但帽子马上就到手，那不快活死了？一痛就快，虽痛尤快，试问官场中人谁不喜欢？谁不道“严哥”讲义气讲感情？能够如此店大不欺客，诚信经营，这就是“声誉”啊！在当时，不要以为反对严嵩的声浪有多大，反对的有，但其实没几个，大多数官吏是天天出入严家门槛的。据说拜严嵩父子为“义父”的不下数百，其他虽然没喊严嵩父子做爹，但也绝对是他俩的拥趸与粉丝。
实际上，在当时，弹劾严嵩父子的少而又少，为其说好话的多而又多。想想也是，哪里来找这样的好“店家”啊。而且通过他俩买上官的很多，这些人会来挖他俩的墙脚吗？那岂不是把自己的财路堵死了？把自己的仕途也堵死了？严嵩贪钱是真的，但他贪我也贪，有什么稀奇的，有必要与他俩过不去？如果严嵩父子倒了，一、自己投进的成本怎么收回？二、今后怎么往上爬？弄出政绩是一条路，但这条路既累人又耗时，没有三年五载甚至十年八载，谁出得了政绩？年龄是官场一大宝啊，送钱还可以说是额外买了年龄！还是钱来得快，“朝求暮获，捷若应响”，真爽啊。
“有一种诚信叫做奸诈”，在我们局外人看来，严嵩父子的做派无疑是一种奸诈。他俩明码标价，并不是多么诚信，而只是为了自己能够长期做这笔买卖。严嵩父子知道，尽管自己居于高位，但如果人家给了钱却不给办事，那是会坏事的，谁都会狗急跳墙，而严嵩父子“恪守职业道德”，为的是不激发买家的“激动情绪”，不激起“官变”。保持稳定是多么重耍的事情！千万官人要是造反起来，那严嵩那位置肯定是坐不稳的，这点道理严嵩这个官场老油条是懂的，不但懂，而且运用得得心应手。所以局外人看来是奸诈，但在官场中人看来，严嵩父子的所作所为是很讲官场道德的。不用花一分钱能升官，那是道德高尚。但花钱准能买到官，这算是道德人。这道德叫官场次道德，这是很受官场中人欢迎拥护的。为什么这个大贪官能够长期霸占高位？你看，有那么多人支持，严嵩当然难得倒下去。
6．家仇变国恨
晚清两位重量级人物李鸿章与翁同稣结下梁子，始于李鸿章曾以文字“杀”过翁氏家人。上溯三代是农民，但到翁同稣走上政治舞台，从他爹翁心存开始，翁家就开始当宰相，当帝王师，子孙个个了得。翁同稣不用说了，其长兄翁同书，也官高至巡抚。所谓是“两朝宰相，再世帝师，三子公卿，四世翰院”。翁氏与李鸿章结怨，正是因为其兄翁同书。
翁同书在安徽巡抚任上奉命剿杀捻军，因为不能妥善处置境内叛将苗沛霖，搞得整个形势十分难堪。在另一条战线上英勇杀敌的曾国藩说“攘外必先安内”，他也想“搞倒一个算一个”。于是他打算打小报告了，可是投鼠忌器，翁氏偌大一个权力家族，若扳不倒，岂不自伤其身？曾国藩磨砚搦笔，搔首弄姿，良久都不能下语。在曾府当秘书的李鸿章见状，连忙接过笔头：“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别小看这几个字，可以说是暗含机锋，绵里藏针。所谓“例应纠参”，是说搞倒翁同书是你皇上分派给我的工作，不搞，那是我的失职；所谓“不敢因翁同书门第鼎盛，瞻顾迁就”，那就是说，皇上，你会不会因其门第鼎盛而瞻顾迁就呢？如此下笔，曾国藩特别激赏，也因此报到皇上那里。皇上觉得不办不行，于是立刻立案．经众大臣组成的“合议庭”审判，一审被判处“死刑”，后来因翁上诉到“最高院”皇上那里，皇上“念旧”，讲点“老感情”，改判为流放新疆。
官场里，有一个“搞路子”之说，就是说，如果你在官场，他也在官场，那么，不管你是什么原因，你出于什么动机，只要你去参劾他、检举他，那一定是你带着政治斗争的丑陋心思去搞人家的路子。比如，某官告倒了某贪官，大家首先问的不是贪官之贪了多少银子，而是他与人结下了什么梁子。翁家看到曾李“例应纠参”，首先想到的不是翁家有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的事，而是觉得曾、李二人在搞他的路子。因此，翁、李从此开始了到死也没罢休的互相倾轧。或许有人会问，虽然翁家倒了一个翁同书，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家族权力仍可盖帽，为什么又让李鸿章爬上来呢？当时李鸿章不过是个“小秘书”啊。这里也是十分复杂的，李鸿章有曾国藩这棵大树遮凉，茁壮成长了，后来组织淮军，也功劳甚大，难以压制；更重要的是皇上也不压，皇上素来的御臣术是斗鸡术，他让两只鸡相斗，既便于观瞻，又便于掌控。
翁、李二人几乎是无时无刻不在你咬我一口，我捅你一把，上面手握手，下面脚踢脚。一般的小事且不提，单说一件大事。李鸿章组建北洋水军，这是大清命运之所系，军强则国安，军弱则国危，这是一条验了数千年至今依然无比正确的铁律。但养军可不是闹着玩的事，是特别烧钱的。
李鸿章时为水军司令，翁同稣则主管户部。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军马需要钱做马，可是，翁同稣则一味卡李鸿章的脖子，李鸿章多次打报告向“财政部”要钱，而翁同稣则每次都说没钱，致使北洋水军从光绪十四年以后，没再买过一艘军舰。“丁汝昌及其将领屡求添购新式快船”，而“近年部议停购船械”。光绪十七年，离甲午海战只有三年了，“海军战斗力远逊日本，瀑船换炮不容稍缓”，海军再次打要钱的报告，但翁同稣批示：“饷力极绌，仍遵旨照议暂停。”次年，李鸿章亲自“打报告”，提出向德国购买克虏伯厂生产的大开花弹，翁同稣则称这是无用浪费，一把把报告退了回去。等到正式开战，被誉为北洋铁堡的定远与镇远两船，前者只有炮弹一枚，后者只有两发。自然，水军里的腐败也是罪不可赦，水军经费再紧张，也不至于只有三颗炮弹，很多钱被他们拿去买烟土买小妾去了。他们是这么想的，再给我批点钱，我就再给办点事，从中割一块蛋糕自己玩；不批钱，我就什么事情都不办，也要从原来的那块割点自己玩。
天塌下来，关我何事？
有人说，这主要是因为慈禧挪用海军军费搞六十大寿庆典去了，这当然也是事实。领导要钱，首先保证领导，这是搞财政工作的干部常常遵守的“第一原则”，但国家可以花千万给领导办喜酒，却无一万十万买一炮吗？“翁文恭以帝师而兼枢密，预闻军国，实隐操大权……光初朝局，系翁一言。”既然翁同稣一言九鼎，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那么，即使慈禧太后要用军费做“喜酒”，翁氏为什么不进一言？不进言也罢，不可从其他渠道解决一点？政府财政常常是孕妇之奶，挤一挤，多少是有一点的。翁氏可以给其他人奶，但就是不给李鸿章。山河破，社稷碎，黎民悲，源自翁、李两家族的个怨私恨。
一方面，翁同稣不给钱，另一方面，他又死力主张开战。李鸿章是主和派，他知道其水军有几斤几两，所以坚决主张求和，而翁同稣则以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大旗为号，非要主战，“甲午之战，由翁同稣一人主之”。
在翁氏心里，水军一败，就是李鸿章之败，就是彻底把李鸿章搞垮的天赐良机。他的理由又是多么堂皇，我爱国，你呢？你不打，就是卖国。翁氏的这一招比曹操还狠，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人多有不服者，而翁氏挟国家以令诸侯，理由更正当，谁敢调皮？莫说李鸿章，就是慈禧太后也忌惮得很。这里，翁氏的爱国不是愤青式爱国。愤青爱国，心地单纯，“无私”愤怒；而翁氏这种爱国，是政客式爱国，他心里的小九九是借此机会把其政敌摘垮，而且还要搞臭。
翁氏与李氏都有着超能量，因为他们不是挟持的一根棍子、一块泥巴去打，而是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去打人的。用棍子去打人、用泥巴去打素人，不过是棍子折断，不过是泥巴碰碎，而用国家、用民族呢，常常是国罂家衰败了、民族遭殃了。压垮清朝，不单是某一根稻草。翁李之斗，却是最其中一根稻草。把李鸿章搞得狼狈不堪，国家也更难收场了。但百足之壹虫，死而不僵，清朝还没完，翁、李之间的折腾依然没完。吴永的绞子冀西狩》记载着这样一件事：甲午海战后，李鸿章四面楚歌，成为众矢之各的，但因为有慈禧保着，倒也虎半死而威未全去。虽然被摘掉了直隶总督寻一职，但仍然占据着大学士的头衔，也就是军职没了，行政职别还在。翁怕氏想一并给夺去。翁氏一直有块心病，他虽然为帝王师，但没有当过“首｛相”。如果使李鸿章把位置腾了出来，那么，他就可以过足官瘾，所以，他多方使劲，想叫李鸿章引咎辞职。李鸿章呢，偏要素餐尸位：“要我乞休开缺，为翁叔平作成一个协办大学士，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师的（艇经》，正用得着。”这里的“我老师”，就是曾国藩。李鸿章不辞职，目的是什么？是为大清？是为慈禧？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不是，一半是因为权力还在手，可把令来行；另一半呢，就是为了与翁同稣“继续战斗”到底。
李鸿章一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司对外交涉。甲午战败，还是得通过外交来收拾残局。弱国哪里有外交？既已是斗败了的公鸡，那清朝就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儿了。日本漫天要价，要清政府割地，李鸿章知道日本那狼子之心，除了割地，几无他法，所以主张“割地求和”。既然这是李鸿章的意见，那我翁同稣就不能同意。割地求和，或者是再次开战，如果都站在真正爱国的起点上，那只是“主义之争”，谈不上谁对谁错。求和虽非长久之计，倒也可以“以空间换得时间”；求战打赢了，自然是好事，但若是再输，那地要丢许多了，民也要亡许多。谁好谁孬，谁可行谁不可行，都可以“争议”，都可以“权衡”，而翁李之争，是什么呢？你说要上山，他偏说要下水；你说要下水，他偏说要上山。李鸿章说，既然如此，那么请您翁老人家去日本谈判吧。翁氏就以“未曾办过洋务”，得请“洋务专家”亲自出马，把李鸿章置于火山口，他站在干地，享受清凉。
李鸿章当然也不是吃素的，他也常常到慈禧太后那里去告翁同稣的阴状，翁同稣说要改革，李鸿章说老祖宗的法度改不得。于是也就形成了清朝的“两党制”，一个后党，当主席的是慈禧，副手是李鸿章；一个是帝党，当主席的是光绪，副主席是翁同稣。两人斗了军事，再斗内政，然后斗到外交：你翁同稣站在于地看把戏，那我也让你来火海里玩一玩。李鸿章经过运作，果然把翁同稣弄到“总理各国事物衙门”任上来了，什么感觉呢？
“日伍犬羊，殆非人境”。天天跟不讲理的畜生打交道，实在不是人待的地方！
以国家作棍子，以社稷作棍子，以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作为政敌间的倾轧工具，并非翁、李二人始，也绝非翁、李两人终。翁同稣占据了财政位置，那么李鸿章的军事部门就莫想出气。以人而废一项事业，何止相闻于翁与李？我的政敌搞教育，那么教育休想发展；我的政敌主管科技，那么科技就别想进步……这事情多普遍啊，只是如翁李之斗，国防事业、国家安危，也能够如此么？
不该如此，而竞如此，可知这官场里的官人是什么东西了！这里也可以套得上“好制度可以把人变好，坏制度可以把人变坏”这一句话：官场是有个“官对子”铁则的，只要是个官，那么他就对应着占有公共资源。
财政部门管钱，人事部门管人，两部门之一把手相好，则我帮你弄钱，你帮我进入。如果交恶呢？则你卡我部门的人，我卡你部门的钱。这就是说，如果两人是“对联”，人好事业也会好，你帮衬我，我帮衬你，你帮我部门，我帮你部门；如果两人是“对头”，那就我孬你也得孬，你坏我的事业，我也坏你的事业。政敌间的私恩私怨常常演绎为公共事件，原由就在这里。
前面已经说过，官场有个“搞路子”铁则，单有这个铁则还是解读不了官场文化的，得与“官对子”铁则对照着读，才能略入堂奥，才是完整的官场文化。“搞路予”铁则与“官对子”铁则互为因果，互为巴掌。
翁、李互相搞对方的路子，都是运用“官对子”规则的，也就是说，都是运用公共利益作棍子的。于是，一个人的私仇被无限放大为公恨，官小一点的放大为部门与地方之恨，官大如翁李则成为民族与国家之恨。他们是没有什么怕的，倒是越斗越起劲。遭罪的、用鲜血用脑壳来替其埋单的呢？则全是百姓了。
7．接跪才接轨
细节决定成败，这可能是真的，至少外交问题就没小事。一个马掌钉坏了一个国家的事情，实在是挺多的。比方说，百多年前，美国要与咱们太平天国来搞民主对接，兹体何其事大？却因为在一只膝盖上没有达成协议，这次国际接轨硬是没接成。
不知道是属于爱国还是属于卖国，洪秀全闹革命的时候，与外国是挺友好的。有一回，有只大船在长江上使劲向南京划来，太平军举炮将轰，忽然看到船头升起一面白旗，那头传了话来：我们是美国船只呢，不是清兵。太平军以此告洪秀全，洪秀全指示说：不要打，咱们不但容许他们过境，而且更要与他们通商：“彼此通商，理所当然，今我驱苛暴异族之满虏，救人民于苦难之中，将来事定，只有洋烟，再勿来中国，其余自由贸易，无所禁止。”将来革命胜利了，除了鸦片烟不准卖到中国，其他什么都可以搞自由贸易。洪秀全不但把外国船只一律放行，而且派遣懂洋务的洪仁歼去上海，去与英、法、美等国领事交通友好。
其时，美国也正在闹革命，林肯为了解放黑奴，他们也在打南北战争，惺惺相惜，思想就容易沟通。天国既与美国引为同志，美国也愿与天国结为同调。美国领事对洪仁歼说：“敝国正以解放黑奴，有南北州之战。天王为人民争自由，实东方太革命也。天王曷遣使敝国，一通交好？”这话，有点给洪秀全戴高帽，“天王为人民争自由”，这是谈不上的，他在南京当皇帝，给人民争了什么自由？只是给自己争了想干啥就干啥的绝对自由。所以，对美国领事这话是不必当真的，他只是懂得顺应中国国情，给领导戴顶高帽罢了。重要的是，美国领事这里明确透露了政治信息，他们愿与天国建立外交关系。
洪仁歼把这个绝佳消息带回到南京政府。很幸运，洪秀全脑子还没进水，或者说进水还不太多，他特别高兴，立刻草拟国书：“太平天国告美国大总统，前上海贵国领事，以贵民主意上书，书达金陵，经东王阅过并呈朕览，以贵民主，远居海外，音问不通，翻然肯来，实洽朕意。特遣朕弟仁歼，远使贵国。朕闻贵国人民，事皆平等，以自由为主，男女交际，无所轩轾，甚与我朝立国相合，朕甚嘉许。一切交涉事宜，可以朕弟仁开往返。凡贵国人民，来我国者，皆上帝子孙，必以兄弟间相待。以后两国，永久和好，朕有厚望焉。”我们先且别说事实如何。在太平天国政府里，事皆平等吗？在太平天国政府里，男女皆自由吗？在太平天国政府里，国家以民主立国吗？也别说洪秀全能够闹得那么大，从这里看出了，他是蛮有政治智慧的，是懂得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的。见子民，他讲集中，见美国，他讲民主。但是，如果我们不就事论事，而是就话论话，洪秀全这段话，除了一口一个“朕”读着别扭之外，其他的话倒也顺眼，称得上是讲人话，其中关键词有“平等”，有“自由”，有“民主”，理念先进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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