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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权力:历史上的那些官事儿-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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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向北宋人民学习
“八十一年往事，三千里外无家，孤身骨肉各天涯，遥望神州泪下。
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谩繁华，到此翻成梦话。”这是北宋奸臣兼贪官蔡京“伸手被捉”后写的“我的沉痛反思”的“检讨书”，“检讨书”虽然“很不深刻”，还在那里念念不忘荣华富贵，但是在皇帝那一把手那里，已是过了“思想关”。皇恩浩荡，没判蔡京死刑，只是判了一个类似“死缓”的流刑，发配到岭南韶关去“劳动改造”。
但是蔡京刚走一半的路程，就在长沙被百姓判了“死刑”。王明清《挥尘后录》中记载了蔡京之死：“初，元长之窜也，道中市食饮之物，皆不肯售，至于辱骂，无所不至。遂穷饿而死。”蔡京穷饿而死？不，不是穷死的，是饿死的。
蔡京被流放，开始时还是很讲“高级干部”派头的，身边还带着三个女人。他把平日从百姓那里搜刮来的金银财宝装了满满一大船，在蔡京看来，钱能通神，没有了权，只要有钱，什么事摆不平？贪官们的思想都是“相通的”，在有权之时肆无忌惮地弄钱，为的就是退下来后依然可以过着幸福的日子，有阿堵物做底，判刑也算不上什么！大概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蔡京被流放了，还想过着妻妾成群的生活。但是他想错了，他低估了北宋人民的“反腐觉悟”。北宋人民个个都需要钱，与蔡京相比，北宋人民更需要钱，但是个个都不要那腐败的“臭钱”。都说商人唯利是图，都说商人见利忘义，但是北宋的裔人取义弃利，以其在金钱面前毫不动心的态度树立了可堪一记的形象。听说是蔡京来了，开旅社的不给他“开房”，开饭店的不给他“开餐”，开小商品百货店的也不卖他一块饼干、一听罐头，开再高的价也不卖。从开封到长沙，“三千里外无家”。三千里的路上，蔡京很难买到一口饭、一盘菜、一杯茶。到长沙，无处安歇，只能住到城南的一座破庙里，病困交加，饥寒交迫，饿死了。
到了被“双规”之后，甚至到了被判刑之后，蔡京依然还可船装金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数额是如此巨大，可是居然没有被判死刑。也许北宋的理论家是如此“理论”的：蔡京所贪数额虽然巨大，但他没有造成直接损失，所以情节不算严重。是的是的，腐败亡国，也肯定不是腐败分子直接亡的国。在这些理论家看来，也许蔡京之死，老百姓罪不可赦。他是老百姓害死的，北宋的老百姓不讲“人道”哪！怎么能让人活活饿死？
然而，你也不能把老百姓怎么样，没谁直接把蔡京杀头啊！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力量；人民，也只有人民，才是反腐倡廉的真正力量。北宋人民在反腐败里的表现，或许让我们看到了体制外的反腐败力量，只有全民形成反腐意识，全民形成反腐氛围，才能让腐败分子胆寒，让腐败分子真正忏悔。事实上，蔡京以前对此一直没有“深刻认识”，到了长沙，即将饿死，他才真正自省：“京失人心，何至于此。”如果我们对腐败分子，像北宋人民一样，同仇敌忾，像打过街老鼠一样，那么腐败分子便无法生存，或许当有所收敛。
有人说，人人恨腐败，但能够腐败个个都腐败，腐败有利益啊，所以才有所谓利益共同体。这么说来，是不是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反腐败？北宋人民给我们做了响亮的回答：不！腐败给你分一杯粥，你要不要？我们北宋人民不要。如是，我们应当向北宋人民学习，腐败得来的钱，出价再高给钱再多，我们都不要。
14。非银信时代的贪官会计问题
非银信时代，有钱真的什么都成问题。比如说严嵩吧，一坨一坨的黄金、一堆一堆的白银堆积如山，总不能摆在大街上啊，严嵩在京都、在老家挖的“地下佥库”都有好几处，这无疑增加了“理财成本”。要是现在多好，“数字化处理”一下，化做几张卡，随便往旮旯里一塞，神鬼莫测，谁都寻不到。历史书上，贪官与清官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贪官是九个指头，清官是一个指头，可谓是贪官如云。从技术层面来讲，黄金白银无法“数字化处理”肯定是一大原因。那么多的黄金白银摆在那里，总容易被暴露、被发现。现在能够“数字化”了，所以贪官暴露的几率就少多了。
非银信时代的会计本来不太重要，特别是对于老百姓来说根本就不需要。今天挖了一担红薯，明后天就吃完了，不需要记账的。借地主三斗米，借邻居半升粮，陈芝麻烂谷子就那么几个数字，用脑瓜子记一下就足够了，况且地主家自有记账，邻居家比你记得更牢。但会计问题对于有钱人家特别是贪官们来说，关系到贪污的“安全系数”问题。危险首先来自于“会计问题”。此话怎讲？比如甲送了你黄金百两，你必须记得给予回报，或者给他顶官帽，或者给他办个执照，或者要把他那只踏进牢房的前脚救出来。如果人家给了你黄金，而你不记得，那不干起仗来？这等于到超市，顾客已经付了款，店家却不给货物，要么会发生“治安纠纷”，要么会发生“刑事案件”，总之，人家不会善罢甘休。一拨一拨的人排着队伍送的黄金、白银，送的古董、字画……谁是天才，能够不差分毫都记在脑瓜里？那么多人“送礼”，得一一记着，好给人家“还礼”。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所以必须记好账。
会计是门学问。比如怎么记账就需要动脑筋了，从财政里提了一大笔钱去澳门赌一把，剩下个人空手回来，如何人账？得靠会计“转圜”。甲送来金樽一座，乙送来轿车一辆，丙送来钞票一麻袋，不能就这么记账啊，万一抄了家，这么明叨白白哪行？最少要给办案增加点难度嘛。和钦饷醇堑模杭祝室恢Γ灰遥缓校槐揭辉Ｄ鞘裁矗适鞘裁矗绞鞘裁矗恐挥泻痛笕酥馈Ｕ饽”拾⌒桨。皇俏サ慵停徊簧衔シò桑銮艺馐恰把藕谩保狈⒀锊攀恰Ｋ院痛笕嗽诜甘轮蟾乙还赡园炎约艺瞬境省凹图旒觳臁鄙蠛耍⒆怨┰疲骸芭偶易式鹨撇址畈槌梢圆榈美础Ｖ烈釉加惺颍皇奔遣磺迨俊！卑言颊四恳豢矗肥凳钦庋陌 Ｖ皇钦馐钡暮痛笕舜厦饕皇溃恳皇保噶恕按说匚抟倭健钡拇笊担谧约旱摹白怨┳础焙竺婊咛碜阈戳艘槐剩骸笆滴薷闪揭欢У脑Γ辔薇室恢Α⒛缓械陌岛拧！痹俨椋酱κ潜室恢Α⒛缓邪 ；噬暇臀剩翰痪土犯鍪榉穑睦镆敲炊嗫梢怨┬辞甑谋誓窖猓�
跟嘉庆一样傻问的还有明朝孝宗皇帝。给孝宗皇帝当“生活秘书”的太监李广，此公利用在领导身边的“职务之便”，在“专盐利巨万”的“官倒”之余，还大肆受贿，“四方争纳贿赂”。一个“四方”，一个“争纳”，就迫使李太监不能不建立“会计制度”，那么多人送钱，送那么多的钱，当然不可以是一笔“糊涂账”。李太监是这么记的：A尚书，黄米百石；B御史，白米千石；C巡抚，黄精一千；D断事司，白蜡一方。孝宗皇帝看不懂，扳着指头加减乘除，日进黄米白米千百石，月进黄米白米千万石。于是他就惊呼道：“广食几何，乃受米如许？”在孝宗皇帝看来，黄金万两，日食三餐，广厦千间，夜眠八尺，天天进那么多的“黄米白米”，肚子哪里装得下？看到孝宗皇帝真是不懂，下边的人就给皇上上了一堂“会计课”：“隐语耳，黄者金，白者银，黄精即黄金，白蜡即白银。”“凡有干谒者，云馈一千，即一千之谓；云一方，即一万之谓。”
15。口碑是个风碑
都说众口铄金，口水能够淹死人，但好像再多的口水也淹死不了官场上的伪君子。
老百姓的期望其实不高，对于那些大肆贪污而且人人皆知却没有被查出来的贪官，只是要求他别那样虚伪透顶，别那么让人反胃作呕。下午还在会上通过麦克风大喊特嘁“坚决反对跑官要官”，晚上就收了跑官要官者上百万的钱财。
“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金碑银碑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人活着总要留个好“口风”嘛，但这些贪官污吏横竖不顾，台上反腐报告照念，报上反腐文章照写，而床上腐臭的事情照干，手上铜臭的东西照拿。对此，我原先一直不太理解，名利双收，名在利前，哪里如此不要脸呢？我读了清朝官场大官兼学术大家王鸣盛的高论后才知道，其实这些家伙是利也要，名也要，而且要的是切近的利与千古的名，能够要到这样的名利，其途径就是“台上拍着桌面骂腐败，台下钻人桌底搞腐败”。
王鸣盛，字凤喈，号西庄，江苏嘉定人（今上海），乾隆时期的进士，曾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以光禄寺卿“光荣退休”，没出事，爽。其生而敏慧，四岁的时候，就能够“日识数百字，年十二，为四书文，才气浩瀚，已有名家风度”。天纵了其才，自然就是一方面给了他能够大贪特贪的搞贪污资格，一方面也给了大唱特唱的唱高调资质。
这人贪名与文名齐飞，他在进入“公务员队伍”之前，曾经当过好几年的“民办教师”——个大富之家的家庭塾师。这个大富之家，朱漆红门，富丽无比；楼堂馆所，富贵逼人，让这个王鸣盛羡慕流涎。据说，他每天早晨从自家来到这“豪门”，“必双手作搂物状”，天天如此，几年一贯如此，有人不解，这是为何？王鸣盛也不瞒人，心直口快地说：“欲将其财旺气搂人己怀也。”这个对金钱财气爱得如此肆无忌惮的人，到了官场，会是个什么好货色吗？真个是大钱大贪，小钱小贪，有贪尽贪，无所不贪。但是这个彻头彻尾的贪官，做起“纪检工作”的报告来，做起“廉政方面”的文章来却是义愤填膺、唾沫四飞，比谁都正直．比谁都慷慨，比谁都大义凛然……
对此，有人当面质问他：“先生学问富有，而乃贪吝不已，不畏后世之名节乎？”这个王鸣盛如何回答呢？想起来这个王某也算是个“真流氓”的，他坦荡荡、笑哈哈地说：“贪鄙不过一时之嘲，学问乃千古之业，余自信文章可以传世，至百年后，口碑已没而著作常存，吾之道德文章犹自在也。”所以王某“著书多慷慨激昂语，盖自掩贪陋也”。
孔子是“述而不作”，好像是只讲“口碑”的，但是，如果没人将孔子之“口述”形诸文字，他会成为中国的一座“丰碑”吗？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三立，都得通过立言才能立得起来，其他的“立”可在当时“立”一下，要永“立”不朽，恐怕难。在王鸣盛看来，口碑是个什么碑？
不是丰碑，只是风碑。口碑者，口风而已，将碑勒刻在“风”上，一瞬间也就随风而逝了，到哪儿去“捕风捉影”？没谁能够捕到风，没谁能捉到影！“贪鄙不过一时之嘲”，我口碑很差，无所谓的啦，一者，咱这官五年一届，三年一换，你爱吐口水你就吐吧，袋子装满了我就走人；二者，好话三天，丑话三天，三天过了，则进入历史，历史不能“空口无凭”的啦，历史只看“文物文献”的啦。我把我的“反腐败报告”做得铿锵有力，我把我的“反腐败文章”做得气贯长虹，后来人谁去听“口风”，到哪里去听“口风”？只是翻文字档案嘛，只是读纸上文章嘛。看我的报告，读我的文章：呀，这里有个好官呀。自然是“吾之道德文章犹自在也”。
正因为贪官有这种“不顾一时之物议，要立千秋之伟名”的“理想”，所以，他们搞腐败还是照样搞，反腐败还是照样反，唱高调还是照样要唱。你觉得这样的“分裂人格”太无耻、这样的“两重人格”太恶心，那你耻笑吧，那你就恶心吧，他那头是：揪出来固然成为笑柄，没揪出来则永远成为丰碑。而且他觉得他成为丰碑的几率肯定是大大大于成为笑柄的几率的，所以他就厚一时脸皮，谋千秋“英名”。
16。纪检封口费
权力，只要是权力，不管是什么权力，只要敢于运用、善于运用，就都可成为权利，也就是说，权力都可以变现为权利。过去诶书的时候，该用权利的时候我写成了权力，该用权力的时候，我弄成了权利，老师给我打了一把红叉，那红叉很大。那时，我是很服老师的，但现在，如果老师还这样给我打叉的话，我就会给他打一个反叉。权力与权利可以通假嘛。
有正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有正大红叉，就有反大红叉；有正权力，就有反权力。世界总是这样，阴阳从不两隔，阴阳总是两通。比如说吧，用人权、人事权、财政权、行政权等等，这些都是正权力，但必须设计一种反权力，这就是纪律检查权、作风监察权、民主监督权等等，这些都是反权力。专与权力作对，想来死路一条，确实也多是死路，死在这条路上的人，也是漂起了历史之橹的。青史册上，隔一页两页，就有反权力者的骸骨触目惊心地、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
世界是辩证的，正权力是权力，反权力也是权力，只要是权力，都可以在脖子上绾结一条“金利来”，正反权力都是一条“金项链”或者“银项链”。
1909年的《神州日报》上有一幅漫画，画的是一员御史大人，只见他老人家左手一只笔，右手一只笔，左手写的是价格：“收到规元5000两”，右手写的是弹章：“弹劾某某书”。这漫画的意思是，这份弹劾书价值五千两银子，如果被弹劾者对这位御史大人的钱给足了，那么这份奏章就不是上了，要上也是上天言好事去；如果不给，或者不给足，那么，你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据说，这幅漫画跟袁世凯同志有点瓜葛。袁氏那时候还没当皇帝，不但没当皇帝，相反，还受皇帝的管制。那年他50大寿，风头正旺，大大地操办了一场大宴席，没想到御史赵春霖给他参了一本。慈禧太后把他喊到金銮殿里臭骂了一顿，老袁吓了一大跳，他谢罪出官时还摔了一跤，老袁于是觉得反权力也不可小觑。如何把反权力再策反过来呢？老袁想我们煤矿老板百把年想出封口费这一招。御吏不就是言官么，言官不就是嘴巴官么？把这些官的嘴巴封上，一般有三种办法：一种是如皇帝，一把刀架脖子上，连脑袋带嘴巴一并割下，“找狗吃了”，这办法解决得最为彻底，但这时候的袁世凯还不是皇帝，他还没资格运用这法子；二是如风辣子，往焦大嘴巴里塞一团马粪，但袁世凯这招也用不上，凤辣子这招是对付自家奴才的，御史显然不是老袁的家仆；三是如煤矿老板，给一笔银子，则万事大吉。袁世凯运用的是第三种办法，效果还真不错。
其实，封口费的首创权，既不是煤矿老板，也不是袁世凯，到底是谁？估计难考，但至少在道光年间，就已经风行天下了。当时不叫封口费，而是叫做卖奏费，大凡官员犯了渎职罪、贪腐案以及作风问题，侦知御史言官等纪检委员监察委员准备给他整理材料了，就赶紧到银行里取出一笔或者匿名或者化名或者以亲属名义而存下的存款，送到御史与言官家里去，买下他们的沉默权。沉默真的是金啊！沉默值多少金？这不能一概而论，一看言官的嘴巴与胃口，嘴巴一直大的，胃口渐渐大的，那就多值几金；二看犯案轻重，轻者自然低一些，重者肯定高许多，但大体上还是有个范围的。法律处以罚金，都有1万到10万不等的空间，卖奏费自然也有个自由裁量，大致区域是数十金到数千金。几十金看来比较低，但再低，新闻封口费与比新闻发表而得到的稿费绝对要高许多倍的。
言官与御史耍的是嘴皮子与笔杆子，历来都是比较尴尬的，称得上是个危险工种（这还得区分体制外与体制内，体制外耍嘴皮子与笔杆子，危险系数几近九成九，体制内的，危险程度要低）。朱元璋是特别重视体制内这一工种的，虽然给这一工作的级别安排远不如当下，在中央那一级，老朱一般都是给做七品官安排，多么打击他们的积极性啊！但老朱很聪明，聪明就聪明在，一者给其低级别，使他们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干得好，干三五几年，老朱大都是给他们升一级，空降地方去做要员，所以他们的劲头就十足。要是级别本来很高，他们哪有干劲？二是给丁他们特殊的权力，言官不加诛，言官直接对皇上负责，不受其他人监督，有这两条，那权力也相当了得了。
看来，监察与监督历来都是有些法外特权的。体制内的监督虽然有时有虚设之讥，但如果他要做棍子来使的时候，打起人来也是伤筋动骨的。
特别是这种权力设置，几乎都是只有他监督别人，而没人可以监督他。在清代，被查出的贪污、渎职、行贿受贿等案子也常有所闻，但几乎都是正权力惹的祸，而那些封口费与卖奏费等纪检监察等反权力的腐败案，虽然已经成为一种现象，但被处理的几无所闻。所以，卖奏费就大行其道，这样，正权力与反权力狼狈成奸，形成了腐败与反腐败的“双赢”局面。腐败与反腐败都“奋斗”在同一条腐败的战壕里，成为生死相依、利益均沾的战友，结伙奋挖大清王朝的墙脚。
正因真记者可以轻松获得封口费，所以催生了许多假记者也去弄封口费，也正因体制内监督不受监督而可以比较安全地获取卖奏费，所以也催生了许多体制外的监督去弄取卖奏费。士大夫最是忧谗畏讥，太监恰恰在领导身边，最善谗讥，所以许多官员还得给编外纪检的太监封口费。这里且说个侧面封口费的逸事吧。
清朝太监有个开骂权，常常骂进殿官员是“混账王八蛋”。当领导的却挨太监骂，耻辱啊！为了不挨骂，那得给太监封口费，价格是一字一百两，清末翰林刘廷荣将挨骂了，赶紧取款，但款不够，只筹集了300两，结果被挨骂了两个字——“混账”，后面“王八蛋”三个字，太监没骂出口，因为被那300两给“封”了。这情形，跟罪级打折、跟弹劾打折是相同的：给足了买罪费，有罪就没罪。买罪费打了折，那么刑罪也打折，实刑给判缓刑。给足了封口费，应该弹劾就不弹劾了。封口费打了折，那么应重弹劾的，轻描淡写、敷衍着弹劾算了。
17。无雅只有贿
晚清的端方根正苗红，是满洲正白旗人，得益于出身好、血统纯，其位爬得高，升得快，由工部主事官至陆军部尚书、直隶总督，再任南北洋大臣。这个人从政简历无甚可奇，官里为官，学里为学，没啥稀奇的。可奇的是他还是个学者型领导，在宫界他是学者，在学界他是官人，人物辞典里称他：“精金石学，收藏甚富，有缃斋金石记》。”端方收藏确实甚富，有佳话流传：他那京城里的侯门深院，墙头四壁都竖满了奇石异碑，有唐石，有汉碑，清朝的文物可能有一小半堆在他家里头了。“人其中者，阴森欲绝”。其中有宋代一块巨石，立于中庭，“黝黑，高与檐齐，颇类屏风”。有位太史曾经造访，献言说，“不揣谫陋，愿留一额”。端方以为这位太史准备来拍马屁了，“甚喜”，马上准备纸笔叫太史题词，太史说了，可以题四字“邱墓之间”。
家里藏着那么多的汉碑唐石，其实是满屋子的检举信。赝品也好，真品也好，这么多的石头都是烧钱的货，靠工资单上那几个钱，哪能把如许金石搬到家来？但端方把这些东西搬到家来了，不但没成为检举信，反而成了他的贴金箔，时人与后人给他送了一顶学者的帽子、儒雅的领带，虽然胸脯以下是满身的铜臭，而其大头像确是蛮像样的了。不仅他自己“好滑稽，自称名士”，他人也称其是什么什么家了。
雅官与俗官，有甚区别？区别是有的。望文生义，一雅一俗嘛，字面区别之下面，其实还有更大的区别，那就是受贿的方式大不同，受贿时刻的脸色大不同。向俗官行贿，干脆得很，一手掏钱，一手交钱，则贸易成功；向雅官行贿，可不能这么实打实、现对现。人家很讲清誉的，他那里是有牌坊的，“你这是干什么？你把我当什么人？”含愠带怒，让你显得无比低下，从而把他衬托得无比高尚。端方对走夜路到他家的人，就特别喜欢来这一句，算是口头禅。端方初任江苏巡抚，来拜码头的，如鱼贯如虾列，如蚂蚁搬家成线，如老鼠出洞成排。这其实没什么稀奇的，领导初到一地，谁不想在领导面前争取到第一排露脸，争取当第一个心腹？可是初到端方家来行贿着，一开始被他那满堂正气镇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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