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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权力:历史上的那些官事儿-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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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把人给镇住了，把礼品礼物都摆放在公堂里，行贿者不尴尬死了？一传十，十传百，清官之声誉日炽。以后的人呢，往他家里“汇报工作”都不带东西了，可是很多人发现，只带一副空脚板与一张空嘴巴到端方家去的情形更难堪，“凡不纳包苴者，对之有怒色”。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往别人家里去，第一桩事情是看主人的脸色，主人看你进门就满脸怒气，好受么？那些带包苴入屋者，虽然挨骂，挨的是“你这个小鬼啊”似的骂，骂里头全是爱怜；包苴被送到公堂（这包苴只是祭神的牺牲，祭了之后全可由祭者受用了的）也很难堪，但通过你的受辱给领导长了脸，也算是物质与精神双行贿了。没带包苴者挨骂，那可不是似嗔模样了，是发真脾气了。从箱里拿贿款难，向领导去行贿更难，向端方这种学者型兼儒雅型的领导行贿难上加难。可是办法总比困难多，官吏都是人精，都非常聪明的，想出个好法子，“于是属吏皆具两分门包”，带两份礼品去，一份扁瘪瘪的，去给领导长脸色，由端方送到公堂里去；一份胀鼓鼓的，去给领导充宦囊。
给这些雅官行贿，比给俗官行贿得多转一道弯，也就是说不但要有票子，而且得有脑子，这是就行贿的方式而言的。其实，在行贿的内容上，也与俗官不同，给俗官行贿非常简单溶事，一个红包搞定。给雅官呢？不同了，要送书法，要送陶罐，要送唐砖汉瓦，要送《清明上河图》……端方是金石学家，所以要多送金石之类的古董。《清朝野史大观·清人逸事（卷七）》云：“晚清各疆场贪墨之法，有直接与间接两种，直接纯以白银交易差缺，间接则以书画古玩珠宝交易，端方在两江即纯用间接手段，攫取赃物也。”端方看到下属家有存物，就要“借去一览”，那借是什么借呢？老虎借猪。端方接见下面来汇报工作的官吏，末了，，总要问一句，你那有甚好文物否？带我去欣赏欣赏？下属欣然会意；碰到那些来批办项目的老板，他总要带老板来参观他的博物馆，让这些人精们心领神会……
你以为端方真的懂什么金石么？“其实，端于此道盲人瞎马，唯二三幕宾之言而听”，这些幕宾懂么？“而幕友中如沈幼彦、王孝禹辈亦非于此中三昧”。所以端方家里所垂挂的书画、所堆放的金石，“砂石并下，赝鼎鱼目”，书画品虽多，“端知慕名而已，而某家如何落笔，成何派头……均属茫然”。
官家啥都不懂，却要装出一副行家的模样，而且要著书立说，所为者何？机关在这里，“又于藩署旁开一古玩店，中所列皆端家私物。某价若干，标明物上”。这样呢，买者豪气冲天，一分价也不还，买下，送往端家。然后，端家又把这文物放到古玩店里去再由人买。再放再买，再买再放，循环往复，无限循环。这种买卖，要甚文物？石头就可以了。
端方常对人说其谋贿避罪之道，“差可卖，缺不可卖，则朝廷不能察其罪而加罪于我”。夫子自道，一语破了机关。时人做了一副嵌名联，戳穿了这位学者型领导行为既不端人品更不方的真面目，上联是：卖差卖缺卖厘金，端人不若是也；下联是：买书买画买古董，方子何其多乎。
18。吕主事的贪道
贪官的钱好比牌桌的数，财产总是不明焉。牌桌上，输的说输了蛮多，赢的说赢得很少，都是对不起数的；行贿的说行了很多，受贿的说没得那么多，也是对不起数的。赌与贪都是一个样么？也不一定。赌输的，把数字夸大，博得可怜；赌赢的，将数目缩小，轻招妒恨；行贿的，确实是那么多，受贿的也常常只是实得那个数，那么其他钱哪儿去了？打点去了也。
明朝小说僻醒石》里有个人物叫吕主事，本是个乡绅。他当乡绅那地痞地霸时节用的是恶贪法，“拿着强盗，是他生意到了，遇到土豪，是他诈钱桩儿，替他追债负，不顾百姓遭殃”。总之是贪得很，贪得不吐骨头。这等贪法实不得法，招致人人恨，个个骂。后来“用了千金，讨得个仪真知县”，在官场里一经历练，解放了贪思，更新了贪念，运用的是善第贪之法，变得会贪，能贪。虽然还是不顾百娃遭殃，但在百姓之外的人群辑层面，已是博得好人缘，上级对他频颔首，同僚对他笑嘻嘻，下属对他敬喜如爹。其实，他也没什么高招，说白了也无甚可奇，无非是：个人吃了烂落肚肠，大家吃了喷喷香。他的特别之处就在于，贪有个定例，那就是七三喜开，自己得七，其他三份，与人分成。“三分结识人，七分收入己。上台盔礼仪不缺，京中书帕不少”。贪来的钱，很多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行贿官与受贿，只是送者与受者之间点对点，这样的钱本来可以一兜兜了，用不着分成的，但吕主事却不全得，都与人分一杯羹。那些房地产开发、楼堂馆所建设、高速公路项目等等重点工程，一个人贪污不了，得团结合作，更要注意见者有份。
这个七三开，吕主事也是有比较科学的分配方案的，这方案的主要原则是：大官大得，同级小得，小吏也有得。大体上是，上面占1。5个点，同僚占1个点，下面书吏、会计、出纳、在办公室专门守电话的，也占0。5。
“捞得两只肥鸡，母的宰了，公的送爷报晓”。既打点直接领导，管他的那一级，又打点京中大官，管他上级的上级。在处理这三分上，吕主事用的方式是不同的，上级与同僚用的是现金，用书帕包了直接送去。对那些书吏之类不是官的官，他不用票子，而是时不时请一回客，不去馆子请，不公款签单，而是把大家喊到家里来吃一顿，联络联络感情，加深加深友谊，还时不时每人给包烟给瓶酒给袋土特产什么的带回去。这么一操作，自己得了最大一头，虽然上上下下合起来还没他一半的一半，但是，赢得了满堂喝彩。上级赞他会办事，主政有方；同僚称他工作有魄力，没有比与吕县长合作共事更愉快的了；下面的人尤其感恩戴德，歌颂他是天下第一好领导。
出干部，有三种出法，一是领导出干部，上面领导喜欢你，你自然就可以出干都了；二是团结出干部，同僚间不扯皮、不拆台，你自然也就可以出干部了；三是群众基础出干部，群众（这里的所谓群众是狭义上的群众，从目前来讲，专指有投票权的、上面来考察时要找他谈话的那群人）
反映好，不切齿骂，你自然也就可以出干部了。这三种出干部法里，其法力是依次递减的，递减幅度是直线下降的。领导出干部，这法子法力无边，到群众出于部，已是法力若有若无。吕主事的三分分配法是三种方法都运用，三管齐下，一路高飙。三管虽然齐下，他当然得讲究轻重主次，谁多送谁少送，他是完全依照这种法力递减规律来安排的，所以是最科学、最经济，也是最有效果的。所以这个吕主事从一个连公务员资格都没有的乡绅一跃为县长，再一跃当上了京官，解决职级待遇后，到了最有油水的税务局当大官去了。
盗有道，贪亦有道。做贼，是下三烂的勾当，但什么可盗，什么不可盗；盗到了手，踩点侦探的，通风报信的，站岗放哨的，指挥挂帅的，执行操作的，如何分配？这都是有规矩、有规则的。而做贪，是上层建筑的高智力活动，当然更有理论，更得有道与术。
贪腐是一个长链条，贪前、贪中、贪后，哪一环节都不能出问题。许多贪官给自己约法三章：事情办不成的不要，嘴风不紧的不要；现金的不要，要古董；在职时不要，退休后要当顾问。他们给自己定下规矩，或者是三要三不要，或者是四收四不收，或者是五贪五不贪，有章法有原则，很讲道义的。这些原则与道义在贪前与贪中这两个链条里遵守着。吕主事贪前贪中怎么搞的，不清楚，他给我们提供的道术，是贪腐后的善后工作原则。有些初事贪腐者，往往懂得贪前贪中之规则，贪后呢，穷吃恶吃，悉数通吃，吃到自己肚子里，一分钱也不再吐出。所以上面要抓，同僚要拱，下面要举报，自己还没怎么贪出味道来就已被揪了出来。那叫傻贪、蠢贪，这样的贪法，贪了一回，难得二回。吕主事的贪道，贪口大的，吐口小的，与人方便，才是自己方便。如此贪法，才有可能一贪二贪，三贪四贪，才可以贪到“以公家的钱买公家的权，再以公家的权弄公家的钱”之高境畀里去。
为什么会边腐边升？为什么能够小贪会变大贪？因为他懂贪术，有贪道也，所以才如此贪滚贪、利滚利、官滚官、权滚权，一路圆圆地快滚。
这么一路滚，为什么又不滚蛋呢？很简单，他已经滚成了钢球铁蛋，滚成了官场琉璃蛋也。
19。一个鸡蛋叹三叹
政府采购价也许都是贵的，从古到今好像莫不如此。譬如一个鸡蛋，光绪年间的市场价格是，一文钱可买三四个鸡蛋；而政府采购呢，却是价达30两一个。有好事者按照购买力计算了，光绪年间一两银子相当于现在170元人民币，也就是6000元才能买个鸡蛋，这不吓死人吗？但是，东西再贵皇帝也要吃啊，也吃得起，这好比说，五六十元一包的烟，某些领导一天也要抽两三包的，五六百元一瓶的酒，某些领导一餐也要喝半瓶一瓶的。只要是政府埋单，没有什么吃不起的。
光绪皇帝消费观念也许挺先进，他是只买贵的，不买对的，这才有派嘛。鸡蛋当然也有营养，但胆固醇挺高，多吃有害健康，但因为鸡蛋贵，所以再有害也要吃。光绪皇帝“日必食鸡子四枚”。四枚鸡蛋的政府采购价是多少呢？“御膳房开价至三十四两”。这价格当然是单价。每天单是吃鸡蛋，光绪皇帝耗费纳税人的税收就是20000来元。这么贵，光绪皇帝心里就喜滋滋的，这样高消费的，天下有几？就他一个嘛。所以，他有一次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手里高举一只鸡蛋问他的老师翁同稣：“此种贵物，师傅亦尝食否？”让领导永远保持一种自以为是的优越感是臣子的天职，所以这个翁同稣就回答说：“臣家中或遇祭祀大典，偶一用之，否则不敢也。”（《南亭笔记》卷11）鸡蛋一入政府采购，何其贵也；天下都知道谷贱麦贱鸡蛋贱，凡是农产品都贱，何以领导不知也？战圄时期的邹忌就已经懂得了“王之蔽甚矣”，历经数千年依然如此，政治之疾何其久也。
一个鸡蛋可以引发无数叹惋，鄙人不才，只有三叹。
一叹者，欺君之罪，素为死罪，然而欺君者何多也，他们活得多么欢蹦乱跳！把欺君定罪，一定则定为死罪，想起来也不单是维护皇帝的“僧面佛面”吧。
街头牛二都不容许有人骗他，何况皇帝？你骗起皇帝来了？杀！皇帝的面子自然也是要紧，但，这里还有国策大问题的。皇帝是常常要出国策来治国的，所有的国策出台，都必须源自真实，下面若是把情况乱报一气，那不害死人吗？亩产百来斤，放出卫星是百万斤，天下就会遭殃啊。
所以，把欺君定为死罪，既关皇帝那块脸皮，更关百姓生死大事，自有其合理之处的。然而，历朝都把欺君定为不可赦免的死罪，可是文武百官常常犯此大罪，却是一点事情也没有。一个鸡蛋，不足一文，却大家都齐心协力欺骗皇帝老子，不是什么罪也没有么？村骗乡，乡骗县……这骗不是没有法律管，统计都是立了法的，可是，谁以骗而定过罪，入过狱，吃过子弹？
二叹者，万千愚氓群众，千万社会精英，却无一个说真话的么？皇帝赤身裸体，穿行于街市，无数人都捧，可是终究有一个小孩说皇帝没有穿衣服。光绪吃的明明是“臭鸡蛋”，却人人都说他是吃“高丽参”，没一人给个真话。光绪问翁同稣吃不吃鸡蛋的时候，旁边还有许多人的，那些人都捏着一把汗，生怕翁同稣说出了鸡蛋的真实价格。而翁同稣对着皇帝说假话后，这些以国家栋梁社会精英自命者个个都竖起大拇指，向老翁同志夸奖：“闻者咸服其善于辞令。”翁同稣是个“软骨头”，《凌霄一士随笔·卷六》中说他是天天在家里练三跪六拜九叩头的功夫的。他把跪拜之礼当体操锻炼身体，但他是帝王师，职业使他很有“傲骨”的，一般人不跪，跪的不是一般人，男儿膝下有黄金，要跪只跪一把手。“光初朝局，系翁一言，同僚议事，偶有不合，翁则拂然，常人报帝。”（《四朝佚闻》）
你跟我闹别扭，敢与我持“不同意觅”，我到皇帝那里告状去，看你吃不了兜着走。从这里看这个翁同稣是不怕得罪同志们的，可是一个鸡蛋干吗让他如此显示出一副“奴才相”呢？摆在翁同稣面前的不是一个鸡蛋，而是一块泰山磐石，那就是官场生态。一个“鸡蛋”怎么能够去碰“石头”呢？如果把“政府采购”中的腐败捅了出来，你就是潜规则的死敌，你就是众矢之的，你就没法在官场里混下去了。
三叹者，这改革、那改革，“虽千万人，吾往矣”，然而牵系到官场利益格局，有谁来改革修理？翁同稣比起那个“老不死”的慈禧太后来，算得上是个改革派。他当的是光绪“中心组”讲师团首席讲师，天天在旁边向光绪搞“一家讲坛”，向他灌输改革理论。他引荐了激进改革派的康有为给光绪，配合老康拿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起意再弄个大盛世，总之是信心满满，特想依靠改革来“中兴”一番的。然则，这个翁同稣对官场痼疾却根本就没想到也来改革一下。御膳房采购鸡蛋，把价格弄得惊人的高，翁同稣不知道这里的猫腻么？不知道这里的腐败么？可是这事情事关领导的“切身利益”。“领导利益无小事”，谁敢触犯？掀开这块遮羞布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容易是因为只要翁同稣说一句话，光绪成立专案组什么的，这腐败也许一查就查出来；说难当然也难，因为这里牵涉到既得利益集团。历来的改革都是：造别人的反容易，造自己的反挺难；推进民间利益的改革容易，推进官间利益的改革特难。翁同稣看到了鸡蛋里的大腐败，但他想都没想从这里给清朝末世动手术刀，他之所谓“善于辞令”者，就是善于维护既得利益集团，善于在官场里混身自保，善于替腐败、替官场游戏规则打掩护也。
一个鸡蛋里的腐败都铲除不了，没谁想去铲除，清朝岂能不灭亡？
除腐之难，难于上青天吗？唉！唉！唉！读书人唯有废书，三声长叹。
20。依腐治臣多砸脚
袁世凯称孤道寡，其实，他既不孤也不寡。我们骂袁世凯为独夫民贼，民贼是真的，独夫却未必。他从“落第秀才”高攀到“登天天子”，他也有他的死党，一个篱笆三个桩，他也是有很多“桩”的。老袁的“桩”足怎么打的呢？我们且从一个小故事来看老袁“励志成功”的“心灵鸡汤”吧。
甲午之战，给中国带来了耻辱，却给袁世凯奠定了飞黄腾达的基石。
清朝政府决定组建一支现代化的陆军，李鸿章选中了袁世凯。老袁在曾国藩的湘军与李鸿章的淮军那里获悉了一个不二秘诀：要想自己的地位永固，就要有自己的“私家军”。军队说是国家军队，那只是要国家财政供养，其实是要建成自家的家丁军。这亦公亦私的标准是怎样的呢？就是花国家钱，听自己话。换句话说，’这支军队除了老袁，谁也无法指挥，这里的关键是必须培养死心塌地跟定他的部下。有人讲，清末张之洞本来不在袁世凯之下，但后来的风头远逊，原因就是张氏高傲，从不培养“自己人”，而袁世凯却借“国家财政”与“组织授权”提携“忠诚者”。钱又不要你发，人又归你用，花国家的钱养自己的狗，这等好事不做，真是傻瓜！老袁在这方面是十分精明的。如何培养？老袁自然手段多多，这里且说一件小事：
阮忠枢是李鸿章推荐给袁世凯来训练陆军的，当然是李鸿章的人。此人文章了得，但爱点女色，整日间寻花问柳，在天津勾上了一位名小玉的妓女。老袁听到这事，怒形于色，把阮某喊到办公室来进行“诫勉谈话”：
过去军队只知吃喝玩乐，所以毫无战斗力。我们新军就是要一扫过去士风，振我精神。你倒好，到处嫖，这样的军队还能打什么仗？说的句句是真理，让阮某好不自在，觉得在老袁这里是混不好了，对老袁敬而畏之，畏且远之。但出乎意料的是，诫勉谈话后仅两天，袁世凯叫阮忠枢跟他一起去天津，东走西绕，来到了一所大院中，只见院中彩灯高挂，喜气冲人，到处贴着红双喜。阮某十分奇怪．问是谁家办喜事，老袁把他推进去，说进去就知道了。进去真的知道了，原来是袁世凯给他办喜事，里头罩红绸子的正是阮某的“二奶”小玉。此时的阮某感动得五体投地，跪地便拜，向袁世凯发誓言说生是袁的人死是袁的鬼了。老袁就彻底收买了一第个奴才。原来袁世凯前使大棒后用胡萝卜的诫勉谈话并非出尔反尔、举止辑失措，而是敲敲打打的权术。贪官也许这不算什么。在以往，把女子随便送人，不算了不得的事，甚至落还是一件可供人津津乐道的风流韵事。但是袁世凯既然想组建一支与过去喜截然不同的新军，他口口声声要以“新作风、新道德、新纪律”建设军盔队，那么阮某嫖妓的行为是有伤风化的，也是一种腐败。袁世凯把反腐败官的调子唱得老高，最后却是亲自操办腐败之事，这其中颇值得玩味。袁世凯把这方式作为笼络与控制人心的手段，不止这一桩事，更典型的是他对付梁士诒。
梁氏自袁世凯当上民国大总统之后，一直担任他的秘书长。但梁不是一个弱角色，他也是什么权力都想抓到手的人，在“总统府”被人呼为“二总统”。两人因为权力而交恶，后来梁被袁赶走。等到老袁要当皇帝了，感到人手不够，再次想到了梁，然而梁却开始拿大了，不肯与他合作。老袁于是用上他的御人手腕，指使人揭发交通系统的腐败问题，让人把材料送达他那里，于是他“批示严查”。交通系统是梁氏的老窝，他经营多年，老袁一直对梁氏放任自流。他之所以对梁士诒放任自流，有其老谋深算的考虑。这不，现在就派上用场了，他选派了精干人员，深挖梁之老底，交通系统的许多头面人物都牵连到腐败案子里去了，查办的查办，撤职的撤职。一时间交通系统黑云压城、风雨如晦，案子已经查到梁氏头上了，再进一步，梁某就岌岌乎殆哉。到得此时，老袁见好就收手，把梁氏请来，说：这个案子牵连到了你，我已作批示，不再查了。听到这话，梁氏自然是个明白人，从此，他除了老老实实当袁世凯的走狗之外，别无他途。
腐败于野，是臭粪蛋，但于朝，却往往是香饽饽。这里有一个臭味相投的问题，我腐败你不腐败，众人皆注而你独清，你就是异类，你就难容于官场。你不想靠当官发财，你就会坏了人家的好事，人家当然忌恨你，这是腐败潜规则之一；而腐败之所以大流行，其实还有另一个很好玩的潜规则，那就是依靠腐败来治理人。在很多官僚那里，不怕你腐败，就怕你不腐败。腐败是小辫子，是大把柄，是一条用彩虹织就的长绞索。小辫子不抓时，挂在后脑上摇啊摇、甩啊甩，很潇洒的；把柄不用时，握在手里，想舞就舞，想弄就弄，很惬意的；当彩虹似的长绞索高挂长空，既很美丽又有威力，给人的感觉也实在美好。如果你不腐败，你无把柄与辫子握在人家手里，你就会天不怕地不怕，夜半敲门鬼也不怕。你什么都不怕了，自然也不怕领导，领导的话你敢顶，领导的事你敢说，而且你可能仗着民意，对领导的所作所为胡作非为，你敢揭发乃至斗争，哪个领导会用你？廉洁的人，对于长官有时真是一粒“蒸不烂煮不熟的铜豌豆”。海瑞敢于抬一口棺材上金銮殿，连皇帝都怕。皇帝不敢把他放在京城就职，而是把他外放，但放到哪里，哪里的上司都不想接。一者怕他坏了当官发财的好事；二者呢，海瑞只服法管，不服官管，这官还当得有什么味？
曾经当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蒋介石私人秘书的吴国桢说：“我们都认为，蒋介石本人从不腐败，但他对下属的腐败是乐意的。”吴先生的这话与我们过去的历史书是大有出入的。在我们过去的历史书里，国民党“蒋宋孔陈”四大腐败家族，蒋家是居首位的，怎么不腐败了呢？也许到蒋介石这么一级领导了，腐败不叫做腐败，而叫做腐朽了，谁说过皇帝老子是腐败分子？不过，仔细一想，吴先生说的也许有一定的根据，比如从蒋介石不包“二奶”，只与宋美龄相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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