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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知道点-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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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基督教却要我们怎么生活呢？尼采问道。
“理想的基督徒的生活饱含爱和谦逊……它坚决反对自卫的权利，反对以征服他人作为自己的胜利。”在尼采眼中，基督教就是要人们甘于贫穷，服从命运，觉得自己是有罪的没用的家伙；它扼杀人的生命力量和原始冲动，扼杀人的个性，扼杀人的激情和自由；基督教不是让人们积极向上，而是要人们去怜悯、同情弱者，使人趋于柔弱、萎靡的境地。尼采说，基督教提倡的东西，其实是一种奴隶的道德，它们用平等、宽恕的道德原则来为自己卑下的地位做辩护。所以，基督教完全有悖于人性的发展。
尼采呼唤着高贵的“超人”能够出现。这种“超人”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生命力、创造性和权力意志。他威武刚强，充满希望。他不再是彼岸的理想，而是在现实世界就能够存在的有些有肉的人。
于是，尼采说，我们要重估一切价值，“上帝已死，我们现在希望超人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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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18世纪，一个名叫弗朗西斯·哈奇逊的苏格兰——爱尔兰哲学家曾说：“最好的行为就是给最大多数的人带来最大的幸福。”数十年后，另一个英国人边沁把这一句格言发展成为“道德和立法的原理”。他说，一种行为的对与错完全应该根据其结果来判断，好的结果给人们带来快乐，坏的结果给人们带来痛苦；因此，正确的行为就应当是，最大限度地产生快乐并最大限度地减少痛苦。“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就是“功利的原理”，像边沁这样的哲学家们就被称作“功利主义者”。
“功利”这个词儿在汉语里的名声是不太光彩的。我们说一个人“挺功利的”，就好像是在贬低这个人的品格。但是，在边沁先生那里，“功利”不仅不是道德的沦丧，反而是道德的伸张。一个人是不是道德的，是要看他的行动是不是赢得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除了个人的道德领域，这句话还成为社会上人们的一种共识。边沁就主张，应当在功利主义的指导下来制定法律和社会政策。它对英国的政治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功利主义有三个原则：
第一，它只根据后果去判别行动的对和错。至于说你是抱着什么动机去做的，这无关紧要。所以，好心办了坏事，那就得谴责；假如本来居心不良，但歪打正着地带来了好结果，那就得表扬。
第二，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呢？边沁说，让人快乐的就是好事，让人痛苦的就是坏事。趋乐避苦，这是人的本性。
第三，一个人幸福了、快乐了，还不行。因为没有谁的幸福会比别人的幸福更有价值，所以，做事情要使得与之利益相关的大多数人都幸福了，才是符合“功利原则”的。
功利主义的产生和流行，是同当时自由、平等的人权观念结合在一起的。边沁的哲学主要是受到了法国大革命前的启蒙思想家的影响。而这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在英语中，成了一句妇孺皆知的流行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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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你挥舞拳头的自由到我的鼻子为界
一位见识独特的学者曾说，地球上有两座群岛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最大，一个是地中海沿岸的爱琴海诸岛，另一个是北大西洋中的英伦三岛。
爱琴海的希腊文明，是古典世界的智慧之峰。黑格尔说：“凡是满足我们的精神生活，使精神生活有价值、有光辉的东西，我们知道都是从希腊直接或间接传来的。”而英伦三岛则是近代工业革命、自由主义与法治的故乡，现代文明的许多东西都可以追溯到一个或几个英国人。在英国悠长的文化传统中，“自由”总没有被英吉利民族所遗忘。其中，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也译作“密尔”）为“自由”注入了现代的意识。
“自由”是西方思想，特别是近现代以来的西方思想的“关键词”。自古以来，各种各样的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层次与方面来阐释自由的含义。英国的阿克顿勋爵说：“自由，从2460年以前在雅典播种以来，就仅次于‘宗教’而成为‘善’的动力和‘罪恶’的常见托词。”古希腊的政治家梭伦、伯里克利也谈论过“自由”，基督教的大神学家奥古斯丁讲过“自由”，康德和黑格尔更是将“自由”当作意志的本性……
让我们通过3个问题，来看看穆勒所说的“自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第一，“自由”是什么的“自由”？
在穆勒这里，“自由”不是意志的自由，也不是形而上学意义的某个概念，而是在人们现代生活中所拥有的权利。所以自由是行动的自由。如果说这种自由依然有一定的哲学意味的话，那么它也是一个政治与法律层面的哲学命题。
第二，“自由”是谁的“自由”？
穆勒说，自由是“我的”自由，也就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的自由”。有了这种自由之后，也就有了一个私人的空间。在这个私人空间里，政府和其他人不能随便干涉别人的生活。穆勒认为，自古以来，自由就是一种对抗政府权威的力量。政府作为一种公共力量，对于维持秩序是不可或缺的，但政府往往热衷于滥用自己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所谓自由，就是在防御统冶者的暴虐。而在这个领域，自己才是最高的主宰者，我乐意怎么行动就怎么行动。
第三，“自由”是多大的“自由”？
“自由”的前提是“平等”。因为你和我是平等的，所以我有自由，你也有自由，而且我们的自由是一般多的。我们不受别人侵害的自由，也是平等的。因此，你尽可以在你的私人空间里面张牙舞爪，拳打脚踢，但是千万不要打着“这是我的自由”的旗号来入侵我的私人空间。请将你的自由停留在我的空间之外，也请你挥舞的拳头到我的鼻子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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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踏踏实实做学问
人类能够进入现代社会，是因为人们把自然科学当作了最主要的认识工具。人们按照自然科学的那一套方法来认识世界。比如说，一切从经验观察出发，注重事实和数据，把得出来的结论拿到实践中去检验等等。它们可以通称为“实证的方法”。而在现代哲学史上，就有一群哲学家，主张用这样的方法来解释社会、探讨哲学。他们被人叫做“实证主义”者。
实证主义的第一代掌门人是法国人孔德（1798—1857年）。他说，原来那些宗教的、神学的、形而上学的东西，虽然表面上说自己是“思辨”的，但这无非是一块遮羞布而已，其实它们都是些不着边际的废话。所以，当代的哲学就没有必要再去讨论世界观、本体论这些东西了，而应该给人们提供实在的、有用的、确定的知识。也就是说，实证的哲学不讨论“世界为什么这样”，而只讨论“世界是个什么样”。哲学在孔德这里是一门科学，是用来发现世界一般性规律的东西。所以哲学不同于具体的自然科学，而是叫做“关于科学的科学”。
自然要用实证的态度去研究，社会也要用实证的态度去研究。孔德创立了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学”。
其实，对社会的研究自古以来就有。但是在孔德之前，人们只知道有不同类型的社会，社会会随时间推移而变迁，社会的各种状况通常被认为是反映了神的意旨……而到了孔德那里，对社会的研究采用的是现代科学的实证方法。他把社会当做一种可以用科学方法研究的现象。关于社会的知识来自于经验观察而不是盲目信仰。
孔德留给后人的最主要著作是厚厚6卷的《实证哲学教程》。就在孔德实证主义系列的第一本书出版后一年，一位英国的自然科学家，搭乘一艘海船开始了他的科学之旅。这位科学家后来写了一部基于实证考察基础上的著作，名叫《物种起源》。这本书改变了人类认识自我和世界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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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一个关于“综合”的梦想
赫尔伯特·斯宾塞是英国19世纪下半期最受人瞩目的人物。他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哲学教育，甚至也没有研究过以前的哲学家的著作，但是他却写出了洋洋洒洒18卷的巨著。其实，斯宾塞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要创造一部“综合哲学”。在这部“综合哲学”中，能够包括所有的知识类型。今天，他留给我们的这些作品中，比较有名的是《第一原理》、《生物学原理》、《心理学原理》、《社会学原理》、《伦理学原理》等。
斯宾塞的父亲和叔父都是教师和社会改革家，他在童年时就从他们那里学了一些粗浅的自然科学、医学、化学等方面的知识。同时，他也从他的父亲那里继承了“综合的倾向”，所以他总喜欢借用理论来构建一个体系。
就拿他这部“综合哲学”来说，他就试图用进化论和实证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所有的事情，从而串起一个无所不包的实证主义体系。不过，他其实有许多方面的知识都不懂，往往借助的是二手材料。他在38岁时草拟了关于“综合哲学”的提纲，然后用了他生命中剩下的43年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
斯宾塞把他的整个思想建立在进化论的基础上，而且丝毫不加反思。这就导致了我们所熟知的，也是名声不好的“社会进化论”。如果说说社会是进化的，倒也罢了。但是，雄心勃勃的斯宾塞先生却要在社会理论中，把进化论进行到底。他把生物学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原理拿来套社会的发展原则。结果就得出这样的结论——
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一直存在着“生存竞争”，优等民族在竞争中获胜，而劣等民族就遭到淘汰。优等民族就是最适于生存规律和生存环境的民族，劣等民族应该受到优等民族的统治。
看，多么冷酷的事实，多么冷静的理论啊！
斯宾塞的确十分冷峻和孤傲。美妙的生活到了他的嘴里，往往被“科学化”了。有一次，当他来到尼亚加拉大瀑布面前，他居然这样描写自然的壮观：“瀑布高160英尺，据测每小时流量为1亿吨，也就是说，每秒流量为2700吨。大瀑布的厚度有20英尺。……瀑布底部的侧面压力为每平方英寸15磅……也就是说，直接承受瀑布冲击的岩石每秒钟要受到2万吨的冲击力，水流以每秒100英尺的速度倾泻而下。”
对于女人，斯宾塞也以冷漠而著称，终身未娶。据说，他年轻时曾遇见一位相貌超群、体态优美的女子，朋友问他感觉如何。他说：“我不喜欢她。因为出于我的颅相学知识，她头颅的模样不好看。”还有一次，他在路上遇到朋友。朋友问他：“你不为你的独身主义后悔吗？”斯宾塞平静地答道：“人们应该满意自己所做出的决定。我为自己的决定感到满意。我常常这样宽慰我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有个女人，因为没有做我的妻子而获得了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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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在颤栗中生存
索伦·克尔凯郭尔（S。Kierkegaard，1813—1855年），生于丹麦哥本哈根一户经营羊毛业的商人家里。他的父亲老克尔凯郭尔抚养他长大。在经商致富后，老克尔凯郭尔过起了赋闲的生活，把时间消磨在读书与研讨哲学等宗教问题上。克尔凯郭尔成年后还赞叹说：父亲把一种全能的想像力与一种不可抵御的辩证法绝妙地结合了起来。在克尔凯郭尔眼里，父亲是一个完美的人。
然而不久，他的生活发生了一件令他感到震撼的事件，他获知了父亲的秘密。父亲在一次酒后的醉话中，透露了自己早年在性生活方面的荒诞之举。要知道，在克尔凯郭尔心目中，父亲是如此的虔诚与圣洁，父亲就是他的上帝。现在他所崇拜的偶像一瞬间突然坍塌，克尔凯郭尔的内心不能不感到恐惧，他的心灵不能不发出绝望的呼喊。从此以后，他荒废了神学研习，开始过起纨绔子弟的浪荡生活。
接着，他又知道了一个更加令人震惊的事实：父亲在小时候曾诅咒过上帝！当他再联想到母亲及兄姐接连死去的事实后，他丝毫不怀疑，这一定是上帝给他们家的惩罚。更要命的是，他进而主观地断定，上帝一定会让他死在父亲前头，死在34岁之前——那是耶稣的有生之年。对于基督教所说的“原罪”，过去他的感受并不深切，不过他现在真正感受到了。存在于世的恐惧、忧郁和颤栗，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他：你还活着！但你将痛苦地生活！
1837年5月，他结识了一个年仅15岁的女学生——列琪娜·奥尔森。不久，他们订婚了，但就在订婚后第3天，不祥的预感又在克尔凯郭尔内心出现，他旧病复发，把想像当成了现实。他想起了主宰命运的“原罪”，于是，昔日的忧郁和烦恼又死死地纠缠着他。他不断向自己提出“有罪？无罪？”的问题。他觉得自己应当给未婚妻以自由，他对自己说：“扮演一个流氓，可能的话，扮做一个十恶不赦的流氓，是给她自由的唯一办法。”终于，他做出了选择，他冷静而坚决地抛弃了她。当然他也非常痛苦——“我整夜整夜地躺在床上哭泣”，“我痛苦异常，每天都想念她”……不过这些伤感和痛苦正是他自己选择的。
与列琪娜关系的破裂，是克尔凯郭尔一生中最大的事件，它又一次给他带来巨大的精神创伤，并影响了他的整个后半生。
在忧伤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克尔凯郭尔，深深体验着生存的重负。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人的存在”这一问题。他成为了一个存在主义的哲学家。他从自身的生活体验中提取人的概念。然而，得出的结论只是——面对世界和自我的陌生感，内心的矛盾，深刻的恐惧和彷徨……
在恐惧中，他发现生活是由一堆可能性组成的，等着人去选择。人只有在恐惧中，才能发现自己还有一点选择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总是有限的，它并不能使我们从痛苦中走出来。在有限的自由中，我们找不到安全宁静的港湾。
于是，克尔凯郭尔最终皈依了上帝。上帝是无限的，当一个人面对上帝时，灵魂才得以安顿，颤栗才得以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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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他就像个诗人
1914年，当欧洲的军队纷纷开赴前线，像野兽一般厮杀的时候，人们感到恐惧和迷惘：难道文明和进步竟是如此脆弱的吗？此时，法兰西学院的一位教授回答说：“你们现在是消沉的，丧失了希望。不用怕！我曾经也这样。但是后来我忽然在一瞬间认识到了生命的意义和力量！”
这位法兰西教授就是亨利·柏格森。在他一生的创作中，言辞优雅，语言敏锐，充满着丰富的想像和似水的诗情。后来他凭借哲学作品《创造的进化》而获得了192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学院评价他的作品说，这是“一篇震憾人心的雄伟诗篇，一个蕴含着不竭之力与驰骋天际之灵感的宇宙论”，“他亲身穿过理性主义的华盖，开辟了一条通路。由此通路，柏格森打开了大门，解放了具有无比效力的创造推进力……向理想主义敞开了广阔无边的空间领域”。
在《创造的进化》中，柏格森阐述了他最著名的一个概念——“生命力”（或译作“生命冲动”）。他说，在人的深处，有一种力量，不断地把我们从低级的形式引向更高级、更复杂的个体。这就是“生命力”。它既是每个人内在的体验，又是创造万物的宇宙意志。“生命力”向上喷发，就会产生精神性的事物，如人的自由意志、灵魂等；而“生命力”向下坠落，则产生无机界和惰性的物理事物。
而我们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的生命体，就是因为我们具有“创造性的才智”。它使得我们能够认识和运用这种“生命力”，使得我们可以体验到“我们在生长，这是一个整体的流变过程”。
这种体验，只可能是一种内在的体验。它是我们的直觉！它是诗人的灵感！柏格森说，我们只有通过直觉，而不是理性，才能把握生命的整体存在，也才能洞察世界的本性——那就是“绵延”。现实不是静止的，它是一种“绵延”状态；而“绵延”是一种流动，是在时间中流动。
现在让我们来想一想，我们是怎样理解时间的？我们是用数字标记时间的，如此才有了年月日；我们还用钟表的指针指示时间，如此就有了时时刻刻、分分秒秒；我们还曾经用滴漏、日晷、晨钟、暮鼓等工具测量和预报过时间，如此就有了时辰昼夜、朝朝暮暮……
但是，它们都不是真正的时间，而只是对时间的记载。而这种记载是必须在空间里面进行的，比如说一滴水的落下，一根秒针“啪嗒”滑过一个角度。所以，这是空间中的时间，是在用空间表示时间，而不是真正的时间！
那么，真正的时间在哪里呢？柏格森说，在人的心里。我们只有通过直觉，才可以内在地体悟到它。于是他提倡“直觉主义”的方法。
他认为，分析哲学是把自己与外部世界分开，用割裂的方法去研究世界；而他们在分析自己时，也是先假定好另外一个自己，然后对这个假定的自己进行拆解。而直觉的方法不是这样，它是进入到事物的内部去，在与事物的同一里体悟事物；在分析自己时，则是在静默中进入到自身，与自身合一，从而直觉到生命那玄妙的本质。
这难道不是诗一般的境界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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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轴心时代
1883年，马克思去世。但在同一年，德国又迎来了另一位哲人的诞生，他就是雅斯贝尔斯。
如果你不是雅斯贝尔斯的至亲好友，那么当你去拜访他的时候，他一定会高高在上地坐在他的沙发椅中，就像一位亲王那样从他的宝座上慈祥地俯视着你。他会听你谈论上帝、世界和人类的知识。但是他会在亲切地赞同或反对之后，继续陈述他自己的观点。有人说，这多少有点仪式化的小把戏中的些许威严，不免让你顿生凉意。
这的确就是卡尔·雅斯贝尔斯的写照。他年幼时得过一种怪病，使他无法进行爬山、骑马、跳舞等激烈的运动。于是，他长期过着单调的生活，显得十分孤独而又很难与别人进行沟通。除了公务，他从没有去过公共场所。而在大学教书期间，他和同事间也从来没有什么亲密的联系，更不用提他对哲学家大会的厌恶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孤独地，但又十分固执地同所有人辩论。他的这种不容分辩的说教口气，被有的人称作“雅斯贝尔斯式的表演”。
雅斯贝尔斯有一个很著名的命题——“轴心时代”。
他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在那个时代，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换句话说，这几个地方的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同时也产生了宗教。它们是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而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今天西方、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
那些没有实现超越突破的古文明，如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虽规模宏大，但都难以摆脱灭绝的命运，成为文化的化石。而这些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每当人类社会面临危机或新的飞跃的时候，我们总是回过头去，看看轴心时代的先哲们是怎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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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新大陆的哲学
1838年7月，在哈佛神学院的一场演讲中，一位学者宣讲着个人解放和普遍宽容。他说新的世界是自由的个人之间相互合作而组成的，人们要在人道主义的原则下去生活，去热情地生活。这个演说后来被有的人看作是美国的道德宣言。“从现在起，”一位听众评论道，“我们青年人在《圣经》中有了一部第五福音书——美国人的福音。”而这篇福音的传播者，不是约翰或马可，而是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美国是一个移民者的国家。在这片新大陆上，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拓荒者。爱默生就出生在一个拓荒者的家族中。母亲希望他能够成为一名传播《圣经》福音的牧师，于是就把他送进哈佛大学。但是他的那种热情积极的气质，总不能和教会的正统思想合拍。最后，他离开讲坛，开始去寻找生命的意义。
爱默生首先来到欧洲，去拜访那些旧大陆上的先生们。一天晚上，他去拜访卡莱尔。卡莱尔递给年轻的美国客人一支雪茄，自己也点上一支。他们默默无言地吞云吐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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