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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知道点-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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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欧洲失望而归，但爱默生却逐渐清晰地认识到，他到底要寻找什么了。
在他的眼里，美、快乐、勇气、自由、进取，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生活。在美国这样一个没有传统重负、而又需要拓荒者们积极进取才能生存的国家，自由而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能力是很有必要的。这种朝气蓬勃的生活态度，就像爱默生所宣称的那样：“人的眼睛长在前面，而不是长在后面。”他说，我们美国人不要再模仿旧大陆的兄长了，不要再当追随者和学徒，而要成为开拓者和教师，创造美国式的思想和生活。
那么，什么叫美国式的呢？爱默生的回答是，承认每个人的价值，承认每个人工作的价值。比如说，铁匠写不出诗歌，但诗人也打不出马掌。相对于欧洲而言，这片没有经历过等级制的新大陆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室，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为自己的梦想底气十足地享受奋斗，享受失败。爱默生的哲学就是要为他们每个人的平等和伟大作出注解。拓荒者的坚强和勇敢，振奋和骄傲，成了爱默生写作的一条主线。
爱默生说，美国需要一种新的哲学，一种属于新大陆的哲学；美国需要一种新的道德，一种有血有肉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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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有用的就是真理？
1946年，伯兰特·罗素的名著《西方哲学史》出版，其中只有一章写了在世的哲学家，这位哲学家就是约翰·杜威。杜威教授著作等身，我们很难说哪一本就能代表他的思想。比如说，《逻辑：探究理论》一书也许最集中地体现了他的核心思想，但流传最广的著作却是《哲学的改造》，而影响最大的著作或许得算是《学校与社会》了。
同大多数哲学家相比，杜威是一位实干家。他在1896年建立自己的实验学校。20世纪20年代，他还来到东亚，在东京、北京和南京都作过演讲。1933年，他又在美国参与建立了流亡大学，帮助世界上来自其他国家的流亡学者。
作为一位教育家，杜威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口号——“通过做来认识！”
在杜威看来，教育的过程就是使孩子的自然潜能发挥出来的过程。然而，发挥他们的潜能是为了干什么呢？就是要让他们懂得如何去解决问题。而这只有通过亲身实践才会明白。杜威说，几百年来，人类在科学的探索中取得了最大的成功。比起其他领域的知识来，科学知识更为可靠，也更有用，因为它使我们的生活更丰富、更方便。所以，我们有必要让所有的活动都像科学的活动那样进行。因此，他觉得教育孩子，就应该让他们学会观察，亲自动手，善于判断，并检验自己的看法。在行动的过程中获得知识。
多做少说，注重实际的效用，这大概是美国现代思想家们的一种主要的态度。它被称为“实用主义”。欧洲人常常笑话美国没有哲学，但是当“实用主义”出现以后，局面改观了许多。而对“实用主义”作出更多理论论述的人，叫威廉·詹姆士。
詹姆士的祖父是一位注重实际的爱尔兰移民，他的父亲则是一位思想自由的人。把祖父的实际精神和父亲的自由意识结合起来，再加上一点爱尔兰人的幽默和美国人的直率，这就是威廉·詹姆士的脾气。
这种脾气一直影响到他的学说。比如他认为，真理是相对的，我们中间谁也没有权利说他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因为我们都只能看到真理的一部分。当然，只要这一部分真理能够帮助我们很好地处理好日常中的问题，那么这就很好了。
于是就有人批评詹姆士了，质问他：“难道有用的就是真理吗？”詹姆士回答说，实用主义只和生活打交道，不讨论这些抽象的问题。实用主义无非是要人们在各种学说当中保持中立，不那么绝对罢了。这就像一个旅馆的走廊，它通向一百个房间。在一个房间里你可以看见一个人跪着祈求他的信仰；在另一个房间有个人坐在桌旁想要消灭一切形而上学；而第三个房间是一个实验室，一个科学家正在讨求自然的奥秘。实用主义者说，这些都是生活允许的，只不过你得先从这条走廊开始你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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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现代逻辑之父：弗雷格
一直到19世纪，人们一谈起“逻辑”，还是指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体系。而且对“逻辑是什么”的看法，也没有出现实质性的改变。那个时代的人们认为，逻辑是思维的规则。正如叔本华所言，没有关节就不能弯曲臂膀；同样，没有逻辑作为规则，思维就不可能连贯地进行。然而，19世纪后半叶，一个名叫戈特罗伯·弗雷格（1848—1925年）的德国人提出的看法，却足以推翻这一逻辑观，带来革命性的变革。后人称他为“现代逻辑之父”。
弗雷格首先是一位数学家。他在1873年从哥廷根大学拿到博士学位以后，返回耶拿大学的数学系。1879年，他成为一名数学教授，直到退休。但是，非常重要的是，弗雷格是第一个把数学和逻辑紧密结合起来的哲学家。他用哲学的眼光去看待数学。简单地说他的数学哲学思想，有这么三条原则——
第一，数学不是来自经验活动，而是先天的真理。因为在任何时间地点，一个智力正常的人不用理会经验活动，就完全可以掌握数学的运算规则。这就说明了第二点，数学真理又是普遍的、客观的。你说一就是一，我也不能把一说成是二，那样是“没道理”。还有一点就是，所有的数学最终可以划归为逻辑，数学是逻辑的一部分。
弗雷格为什么敢这么说呢？
因为他发现，任何一个数学证明，都是从不证自明的前提出发的，按照设定的规则，推论出结论。然而问题是，这些前提真的是不证自明的吗？那些规则真的是有效的吗？没有人告诉我们是这样的，因此，整座数学大厦似乎是在半空中飘荡，没有确定的基础可言。于是，弗雷格想证明，构成数学大厦的那些假设和方法，都是可以从基本的逻辑原理中推导出来的。有纯粹逻辑作为保证，数学就有了稳固的基础。
然而，逻辑怎么就能够充当这么重要的角色呢？这同弗雷格对“逻辑”的理解有关。
他说，逻辑根本不是“思维的规则”，事实上也与思维无关。逻辑关系独立于人的思维而存在。诚然，人类可以认识它们、学习它们、忽视它们、误解它们等等，但所有这些行为都不依赖于人而存在。这就意味着，逻辑命题是客观真理。我们有可能把握它们，也可能把握不了，但其存在与人的思维无关。所以，“逻辑”和“做出逻辑的判断”是两码事。“逻辑”是客观的东西，而“做出逻辑的判断”则是主观的活动，我们根据客观的“逻辑”才能够做出主观上的“逻辑判断”。
弗雷格的逻辑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他区分了“意义”（含义）和“意谓”（所指）。我们都认为，一个词指代一件东西（意谓），这就是这个词的功能。但是弗雷格说这还不够，一个词除了能指代一件东西（意谓），它还有自己特定的含义（意义）。比如说，在“水星是离太阳最近的行星”这句话里，“水星”和“离太阳最近的行星”两种说法指的是同一件东西，但它们毕竟是两种说法。说“水星”也许更多地让人联想起一些人文知识，而说“离太阳最近的行星”，则是一种科学知识的表达。
身为数学家，弗雷格一生都在耶拿大学数学系工作。其著作发表后，并未引起大家所注意，因为人们依然坚信，数学和逻辑是人类心灵的产物。直到多年以后，英国人伯特兰·罗素“发现”了他，才将他展现给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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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长寿的罗素勋爵
有人说，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有名的哲学家至少得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你要活得长，另一个是你要不断地发出声音。英国人伯兰特·罗素就同时做到了这两点。他活到了97岁，而且他一辈子都在满世界宣讲他的各种思想。就在逝世的前几天，他还发表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声明，谴责以色列袭击埃及和巴勒斯坦的难民营……
罗素无疑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虽然英国人也注意到还有一个叫维特根斯坦的奥地利哲学家也很伟大，但是有着特别自豪感的英国人可能会对此不以为然。英国哲学家艾耶尔在一本讨论维特根斯坦的书中这样赞叹道：维特根斯坦如此伟大，以至于成为仅次于罗素的哲学家。
罗素似乎总是精力充沛，在他的一生中，在许多领域中都是积极的活跃分子。用现在的教育体制来看，罗素要文科能文科，要理科能理科。不过严格说来，作为数学家和逻辑学家的罗素，要比作为哲学家和文学家的罗素要重要得多。他在数学和逻辑上的成就几乎是划时代的，是数学中“逻辑派”的领袖。而罗素的文字，也是优雅流畅，机智幽默，堪称现代英语写作的典范。后来他在195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据说，罗素迄今为止是不靠文学作品（小说和诗）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个是柏格森）。
罗素在自己的自传中写道：“有三个简单而强烈的热情决定了我的一生：对爱的需求，对知识的渴求和对人类苦难难以承受的同情。”这种说法还真得十分贴切。他一生结过4次婚，其中第4次婚姻时，罗素已年届八旬。而他同时是伟大的数学家、逻辑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
此外，罗素还爱发表自己对于社会的看法，在敏感的时期，他总会出现在敏感的场合说一通敏感的话，做一些敏感的事。1915年，罗素因参加反战活动，被政府宣判为有罪，并被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解除了教职。他甚至因批评政府而蹲了半年监狱。但是这一点也没有影响罗素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情。1955年，罗素争取到爱因斯坦的支持，发表了著名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号召东西方科学家召开一次世界性会议，共同讨论采取什么实际行动，以应付人类面临的核武器危机；1961年，89岁高龄的罗素因组织群众在空军总部和国防部门前静坐示威而被法庭判处一周的监禁……
在学问上，罗素是语言分析学派的主要成员。他讨厌那些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形而上学的思考，而愿意讨论数学或逻辑这些比较确定的东西，在他看来，逻辑属于“那个能被思想理解，却不能被思想所创造的独立的世界”。玩数学或者玩逻辑当然需要足够聪明和清晰的大脑。而罗素活到90多岁还有清楚的头脑和不老的热情。据说，罗素在80多岁时说他的已经90多岁的老师怀特海“真是老糊涂了”，而怀特海先生反过来说罗素“还是不成熟”。怀特海是个天才，他非常年轻时就成了剑桥的教授。由于他是天才，所以很快就看出罗素也是天才。罗素在剑桥上大学时，怀特海对罗素说：“你不用学了，你都会了。”不久后他们由师生变成合作者，共同写作了划时代的著作《数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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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有一个人叫维特根斯坦
有一人叫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家，但这个维特根斯坦却是个怪物。
他一辈子有过很多职业：士兵、机师、建筑师、小学老师、大学教授。用“多才多艺”来形容他一点都不过分。他10岁时就自己做了一台缝纫机，后来又造过飞机的发动机。艺术造诣也很高，他的单簧管水平是专业级的。他还为他的姐姐设计过一栋楼房。维特根斯坦虽然有个亿万富翁的父亲，但他却把所继承的遗产全部送给了别人。此外，维特根斯坦还是个勇敢的士兵，参加过“一战”，他的战友回忆说，有一次对方的炮火打得大家东躲西藏，只有维特根斯坦在继续干活。
但是，历史记住的维特根斯坦，仍是一位哲学家。与其说他是一位“分析哲学家”，不如说他是一位“哲学的哲学家”。他生活得特立独行，哲学的创造性，在哲学史上难以找到第二个和他一样的人。
据说有一天他跑到罗素那里，问：“你看我是不是一个十足的白痴？”罗素不知他为什么这样问，维特根斯坦说：“如果我是，我就去当一个飞艇驾驶员，但如果我不是，我将成为一个哲学家。”罗素于是要他写一篇论文，只要写他自己感兴趣的题目就行。维特根斯坦不久把论文拿来了。罗素刚读了第一句，就相信他是个天才，于是劝他无论如何用不着去开飞艇。
维特根斯坦的另一个老师摩尔也非常欣赏维特根斯坦，摩尔的理由是“我在讲课时他看上去很困惑，而其他人都不是这样的”。据说维特根斯坦拿他的不朽著作《逻辑哲学论》到剑桥申请博士学位，答辩主持人是罗素和摩尔。罗素问他，你一会说关于哲学没有什么可说的，一会又说能够有绝对真理，这不是矛盾的吗？维特根斯坦拍着他们的肩膀说：“别急，你们永远也搞不懂这一点的。”答辩就这样结束了，罗素和摩尔一致同意通过答辩。
此后，维特根斯坦觉得自己已经从根本上成功地解决了他所关心的所有哲学问题，于是跑到奥地利南部的山村去教小学生。
在那些小学生的眼里，维特根斯坦是另一个人，他不仅敬业尽职，而且对学生们满怀关爱。他用多种方法鼓励孩子们主动投入学习，常常用富有趣味的实例来解释事物的原理。他带着孩子们组装蒸汽机，他用自己的显微镜辅导学生观察小动物的骨骼，他自己花钱领孩子们旅行、参观，在旅行中教孩子们识别各种岩石和植物，在维也纳教孩子们观察各种风格的建筑。对那些禀赋优异的孩子，维特根斯坦更是关怀备至，甚至曾提出收养其中的一个，可是那个孩子的父亲拒绝了这个“疯狂的家伙”。
后来他重返哲学界，但除了一篇小论文，再没发表过任何文著，但他的学生所记的课堂笔记却广为流传，使他成为分析哲学界最有影响的人物。当然，维特根斯坦最后还是辞去了剑桥的教授职位，理由是“不堪忍受教授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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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对不可说保持沉默
维特根斯坦很会给哲学史添麻烦。他在20年代的思想和在30年代的思想居然是截然不同的。于是，一个维特根斯坦就变成了两个维特根斯坦。我们现在一般称作“前期维特根斯坦”和“后期维特根斯坦”。
前期的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典型的分析哲学家。其代表作是《逻辑哲学论》。
这本书是他在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完成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维特根斯坦应征入伍，但还没有打仗就成了意大利人的战俘。据说被俘时，维特根斯坦正骑在炮筒上，用口哨吹着贝多芬的第七交响乐。维特根斯坦后来对自己应征入伍动机的解释是：“因为我有自杀倾向，而没有比战争更好的自杀方式。”
在这本《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说，我们所使用的逻辑语言能够反映出世界的逻辑结构，词和词之间的连接方式反映了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连接方式。所以，逻辑语言的世界是事实世界的投影。我们的日常语言不太规范，所以我们得使用符合逻辑的语言才行，它们才是规范的语言。
但是，不管我们用哪种语言，总有些东西是我们没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我们只能说出一些可以表达的东西。
那么，什么是“可说的”呢？
所有自然科学的命题，都是可说的。它们比较简单，因为我们能够用逻辑语言把它们说清楚。
那么，什么是“不可说的”呢？
生命、激情、情感、伦理、价值、宗教、形而上学的本体，还有一切赋予人生以意义和价值的东西……它们都是不可说的。它们是如此神圣，以至于没法被我们说出来，而只能在沉默中显示。而以前的那些哲学，就是拼命想说清楚这些本来就说不清楚的东西，结果弄得越说越不清楚。
维特根斯坦认为，凡是不可说的、只能在沉默中显示的东西，永远比可说的东西重要。因为“凡可说的，都是可以说清楚的”，而“凡不可说的，应当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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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在生活中说话
美国著名哲学史家考夫曼曾经说过，一个伟大哲学家的标志是：他的出现为哲学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而像这样的事情，维特根斯坦在他的一生中居然做了两次！
后期的维特根斯坦，也就是从奥地利的乡村学校返回英国后的这段时间，他几乎完全抛弃了自己原来的思想。他不再承认逻辑语言的力量和规范性，也不再认为在结构上逻辑语言的世界和日常世界是一样的。相反，他投向了生活世界，开始用日常语言说话了。
比如说，以前他会认为，一个词的意义在于它对应着一个对象。但是现在他发现，有很多词找不到对应的东西，但它们依然有意义，而且在生活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比如：
救命！ 走开！ 好吧！ 啊唷！ 不！
谁能够为这些词找到它们所对应的对象呢？找不到！但它们又确实是“有意义的”。看来，在现实的生活语言中，决定语言意义的东西，倒不是它所对应的那个对象，而是它被运用的那个环境。
于是，语言就像是一场游戏。在游戏中，某个东西是有意义的，这并不是因为它和现实有什么必然联系，而是因为它在这个游戏里面。
语言的游戏是有规则的，叫做“语法”，所以一个词的意义具体是什么，还得由整个语言的语法所决定。这就是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
然而，游戏的规则又是由谁决定的呢？维特根斯坦说，肯定不是上帝啊、理性啊这些东西决定的，而只是玩游戏的人在一起商量来的结果。
于是，不同的人群在一起进行语言游戏，就会导致这场游戏会有多种玩法。甚至同一群人在一起玩，也会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玩法。那么，到底怎么玩才能称得上是“语言游戏”呢？
维特根斯坦说，这没关系，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好了。本来也没有一个恒定的标准或者本质的东西。这些游戏和它们的规则，就像在一个大家族里面的成员一样，大家彼此相似罢了。这就是他所说的“家族相似”。
于是，在这个“后期维特根斯坦”看来，本不该有哲学问题。哲学问题的出现，是哲学家误用了我们的日常语言，说了不该说的话。这是典型的庸人自扰，甚至是一种病态，是哲学家的“神志昏迷”。所以，哲学的任务就是当一个人搞哲学的时候，让他停下来，对他进行“治疗”，让他从语言的误用中回到语言的日常用法上来。这样，哲学问题就消除了，哲学家的病也就治好了。
“不要想，而要看！”维特根斯坦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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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语言遭遇分析
在20世纪，“分析哲学”可谓名声显赫。它20世纪初诞生在英国的剑桥，二战以后主要在美国流传。参与到“分析哲学”圈子里面来的哲学家大多都是说英语的，其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和主要作品，也都是用英语写出来的。所以有人就说，在英语世界里，20世纪就是分析哲学的世纪。“分析哲学”几乎就是20世纪“英美哲学”的同义语。
那么，什么是“分析哲学”呢？
其实，分析哲学不是一个学派，而是一种运动。分析哲学家们虽然有不同的看法和态度，但是他们却具备两个共同特征——
一是以语言为研究对象。他们认为，原来的那些本体论、认识论乃至伦理学等等哲学问题，之所以是“有问题”的，就在于人们没有合理的使用语言。
二是推崇分析方法。既然不合理地使用语言带来了这么多的麻烦，那么当然现代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梳理和澄清一下，看看语言的结构到底是什么，语言在科学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中到底应该怎么用。
对语言问题的关注，是分析学家在哲学史上最显著的“商标”。他们认为，语言符号问题其实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可是，历史上的哲学家们在表达自己的观点，也就是在使用语言的时候，往往是想都不想就说出一大段话。结果误用了“语言”，留下来一大堆谁也看不懂的话。
于是，分析哲学家就不干了。他们说这不行，你们这些老前辈们从古希腊时期开始，先讨论“世界是怎么样的”（本体论）问题，后来从笛卡尔开始又转而研究“人如何认识世界”的（认识论）问题，但是你们从来就没有考虑“人用来认识世界的那个中介物——语言”的问题。
语言问题其实是很重要的，分析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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