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人录-第19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坏恼啪诱�，却在限制皇帝私欲的同时膨胀自己的私欲，而且占尽了便宜。仅此一项，就该千刀万剐！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海瑞的复出，无疑有着特殊的意义。

万历和申时行对海瑞的再次出山，肯定有所希冀。因为实在地讲，全国上下，像海瑞这样真正清廉的官员，恐怕真的没有几个了。因此他们希望海瑞能够成为一个榜样，一个楷模，至少能成为一个象征，一个点缀。关于这一点，申时行似乎很清醒。他给海瑞写信说：“维公祖久居山林，于圣朝为阙典。”这意思很明显：老兄一直住在乡下，对朝廷和官场的情况并不甚了然。不过既然是政治清明的圣朝，也不能没有老兄这样的清官。潜台词其实也很清楚：做做摆设就好，别惹什么事了！

海瑞对自己的第三次复职也曾有过忧虑。他反复问自己：我出来以后，能做什么，该做什么呢？难道像汉朝的魏恒那样，说些“宫女千数，其可损乎；厩马万匹，其可减乎”之类无关痛痒的话么？多年的阅历，使他对前景已不存乐观。

然而海瑞毕竟是海瑞。尽管不抱太大的希望，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刮起了廉政旋风。除采取种种廉政措施外，他又一次把矛头指向了皇帝。他给万历写信说：如果各省的巡抚都贪污，那贪污还禁得了吗？如果中央各部都勒索，勒索还止得住吗？如果天子脚下的是非对错都辨不明白，反腐倡廉还有希望吗？在这封奏折里，他还提出廉政要从皇帝做起，比如宫内该不该有那么多怨女（指宫女）和旷夫（指太监）。当然，他也没有放过那些贪官污吏。他提出，本朝开国年间之所以比较清廉，就因为用了重刑，贪赃枉法受贿八十贯，就要剥皮实草。如今要想真的肃清贪墨，也非用重典不可。

这封惹是生非的奏折再次掀起了轩然大波，弹劾海瑞的奏折也再一次纷纷飞到御前。只不过这一回的攻击有了新花样：指斥海瑞是伪君子。

表里一致、言行一致的道德楷模海瑞，居然被指控为伪君子，这本身就是一件具有戏剧性的事情。同时它也说明，当时的道德已堕落到何种地步。

幸亏海瑞行得正站得直，一身正气无懈可击，万历皇帝也还不算十分糊涂。在攻击者和捍卫者争辩了一段时间后，万历表态说：“海瑞屡行荐举，故特旨简用。近日条陈重刑之说，有乖政体，且指切朕躬，词多迂戆｜Qī｜shu｜ωang｜，朕已优容。”至于海瑞的工作安排，他也同意吏部的意见：职务应予保留，但不应有所职司。万历批示说：海瑞“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合令本官照旧供职”。这就十分荒唐滑稽了：有着高风亮节的人只能“镇雅俗、励颓风”（说白了就是做摆设），而不能“当局任事”，岂非反过来说只有道德败坏、作风不正的人才能担此重任？看来，皇帝陛下本人对所谓“以德治国”，也已经丧失了信心。

海瑞看到皇帝陛下的朱批，一定是伤心至极。因为这不但意味着他本人已成为帝国的摆设，就连纲常伦理、仁义道德这些从前被当作立国之本的东西，也被看作了帝国的摆设。于是他一连七次向皇上递交了辞呈，但每次都为御批所不准。这就等于不死不活地把他晾在那里了。哀莫大于心死，何况海瑞此时已是七旬老人。没过多久，他就郁郁寡欢地死在任上。

其实海瑞用不着那么伤心。因为他要做的，原本就是难以成就的事。海瑞对此，应该说多少有点感觉。早在十六年前辞去官职时，他就说过：“这等世界做得成甚事业！”既然如此，做他作甚！

海瑞，公元1515年生，1587年卒。

海瑞去世后，南京人民奔走相告，如丧考妣。出丧那天，不少店铺自动停止营业以示哀悼。许多与海瑞素不相识、非亲非故的普通民众也纷纷前往参加送葬。送葬的人们白衣白冠，哀声不绝于道，延绵逶迤的队伍竟长达一百多里。

看来，海瑞是终究得以作为清官和硬汉而名垂史册了。但这并不是他的初衷。他的本愿，是要清除腐败，重振道德。然而腐败滋生、道德堕落的根源既在制度，便是一万个海瑞也无济于事。

易中天《品人录》——品雍正

一、如此父子

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子时，大清世宗宪皇帝爱新觉罗胤，即人们通常所说的雍正皇帝，突然在北京圆明园神秘地死去，终年五十八岁。

雍正的死，十分蹊跷，因为事先并无任何征兆。据《世宗实录》和近臣张廷玉自撰的年谱，雍正只是二十日“偶尔违和”，但“听政如常”。十八日、二十日处理了重要军机大事，二十一日也照常办公。然而二十二日深夜，却突然召见皇子弘历（即乾隆）、弘昼，皇弟允禄、允礼，近臣鄂尔泰、张廷玉等，其时已口不能言。接着便在一两个时辰内骤然去世，连传位密旨放在哪里都来不及交代，难怪张廷玉要表示“惊骇欲绝”了。

中国古代的宫廷总是充满了不可告人的秘密，烛影斧声，扑朔迷离。目击者们早已作古，有关证据也早已销毁，可供考证的蛛丝马迹确乎不多，能够肯定的只有三点：一、雍正以前并无重病；二、雍正死得十分突然；三、雍正死前知道自己危在旦夕。如果是因患急病而死，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急病？为什么所有的史书，对其病因、病情、病状和病名都一字不提？

看来，雍正一定有自己的苦衷。雍正确实有心病。其中之一，就是他的帝位多少有些来历不明。

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一代雄主康熙大帝病逝于畅春园。他留下了一片大好河山，也留下一个严峻的问题：谁来继承？这个问题的答案，他生前没有明说，只是对大臣们说，“朕万年后，必择一坚固可托之人与尔等作主，必令尔等倾心悦服，断不致赔累尔诸臣也。”对此，朝臣们多有猜测，但似乎很少有人想到，这个“坚固可托”的人，竟会是四阿哥雍亲王胤。

可以继承皇位的人原本很多。

按照多子多福的观念，康熙福气不小。他前前后后一共生了三十五个儿子。除掉早夭不叙齿（排行）的十一个，中途夭折的四个，也还有二十个。

当然的下任皇帝原本是允礽。允礽是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的儿子，也是康熙皇帝唯一的嫡子。皇后生下允礽就命丧黄泉，允礽则在出生的第二年即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就按照汉族王朝的传统礼法被立为太子，到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第一次被废，整整当了三十三年太子。时间这么长，当然要出问题。一是他的性格变得乖张、残忍、贪婪、刚愎、骄奢淫逸，暴戾不仁；二是他对没完没了地当太子，已明显地表现出不耐烦，而且对康熙形成了威胁。

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夏，康熙出巡塞外，发现允礽竟每晚都在自己的帐篷外转悠，窥视父皇的动静。康熙终于忍无可忍，下令将其锁拿，并宣布废掉了这个太子。

太子被废，储位空缺，多少有点资格的皇子都红了眼睛。其中，最迫不及待也跳得最高的是大阿哥允眩�。他认为，既然嫡子被废，当然该立长子。所以，他恨不能置废太子于死地。允礽被废，康熙派他看守，他便把允礽看得死死的。允眩�还买通一个蒙古喇嘛名叫巴汉格隆的施行巫术，妄图咒死太子。于是，康熙下令将允眩�革爵，严行圈禁，并称他为“乱臣贼子”，说他为“天理国法，皆所不容者”。允眩�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太子没当上，反倒成了囚徒。

康熙迫不及待地废黜太子，除势在必行外，多少也有杀一儆百的意思在内。没想到鸡杀了，猴子却跳得更高。允眩�自己固然贼心不死，其他皇子的野心更是大大地膨胀。这就让康熙大伤脑筋。

允禩的斗争策略是收买人心。

允禩在皇子中排行第八，爵位却不算高，是个贝勒。清制，皇子、皇孙的封爵凡四等，即亲王、郡王、贝勒、贝子。贝勒只算三等。允禩人品出众，识量不凡，仪表端庄，风度儒雅，他又以仁爱自励，为人谦和有礼，倾心结交士人。于是，朝中大臣交口赞誉，说他“极是好学，极是好王子”。

然而这个好人缘却害苦了他。

康熙在四十七年九月初四废黜太子后，忽然又在十一月下令朝廷满汉大臣各自举荐太子，明令除大阿哥允眩�外，诸皇子均可入选。康熙还表示，大家看中谁，就立谁。结果不出所料，“得票”最多的是允禩。谁知康熙皇帝翻脸不认人，不但没有立允禩为太子，反而下令彻查是谁带头拥立允禩的。群臣开始还互相包庇，但哪里顶得住康熙的凌厉攻势？最后都查出来了：为首的是议政大臣、大学士马齐，次为康熙的舅舅兼岳丈佟国维，此外还有王鸿绪等人。康熙毫不客气，将马齐夺职拘禁，其弟革退，责令王鸿绪退休。保举允禩的人，全都讨了个没趣。

现在看来，康熙此举，是有预谋的，目的则是引蛇出洞。看看允禩到底有多大势力多大能耐。康熙原本是喜欢允禩的，后来逐渐对允禩不满，尤其不满其收买人心。康熙说：“八阿哥到处妄博虚名，凡朕所宽宥及所施恩外，俱归功于己，人皆称之。”这就使得一贯大权独揽唯我独尊的康熙极为恼怒，甚至扬言谁再敢说允禩一个好字，“朕即斩之”，因为“此权岂肯假诸人乎”！

四阿哥胤禛在这次举荐太子的活动中得了多少票，我们已不得而知，但肯定很少，也许没有。他明白自己现在还排不上号，也不愿意去当出头鸟，而其他野心勃勃的弟兄们又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

所以，到诸王谋储时，胤禛便采取了低调的态度，不但不热衷，甚至不掺和。他很明白，自己并不具备特别的优势：论嫡庶，他不如允礽；论长幼，他不如乃眩�；论学识，他不如允祉；论人望，他不如允禩。甚至论才干，他也未必比得上亲弟弟允禎。既然如此，争他做甚，不如坐山观虎斗，说不定可以坐收渔利。即便无利可图，也不会失去什么。因此，当允他们为夺嫡而忙得不可开交时，胤却把自己打扮成“天下第一闲人”，俨然一副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样子。

胤禛的这种姿态很得康熙的欣赏。他表扬胤禛说，先前拘禁允时，没有一个人为他说话，“唯四阿哥性量过人，深知大义”，屡屡保奏。“似此居心行事，洵是伟人。”胤禛听了，却表示诚惶诚恐“不敢仰承”。他心里很明白，太子是保不住的。只不过除太子外，也无人可保，只好死马当活马医。但这事又不能张扬，以免攻击太子的人反感。因此在康熙面前，极力否认自己保过太子。这样一来，他又得了个谦虚的美名。

因此五十一年（1712年）以后，康熙对胤禛越来越信任，差使也越派越多，甚至在登极六十年大庆时派胤禛代替自己到盛京三大陵祭祀。盛京三陵，即爱新觉罗家族远祖的永陵、太祖努尔哈赤的福陵和太宗皇太极的昭陵，是大清王室真正的祖坟。胤禛能代父祭祖，可见其在乃父心目中的地位已很不轻。康熙去世前，他又代父于冬至日到南郊祭天。这是国家大典。可以奉派恭代的皇子，差不多已被暗示为储君了。

二、如此兄弟

在康熙的精心安排下当上了大清帝国的第五任皇帝，是为雍正。但他的悲剧性命运也就由此注定：没有康熙的精心安排，他当不上这个皇帝；正因为康熙的安排如此精心，他这个皇帝当得十分别扭。

雍正即位之始，人们就怀疑他得位不正。因为康熙的这一决定，不是康熙亲口宣布的，而是隆科多宣布的。据雍正自己回忆，康熙病重之际，他因代祀南郊，在斋所斋戒。奉召到畅春园后，康熙也只和他谈了病情，没谈继位一事。直到康熙“龙驭上宾”后，隆科多才向他口述“皇考遗诏”。雍正因为并无思想准备，竟然“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这就奇怪。康熙既已“天心默定”传位雍正，为什么不当面告诉他，非得要借隆科多之口？如果说是为了保密，弥留之际还保什么密？况且，隆科多都知道了，又有何密可保？隆科多又是什么人，有什么资格代天子宣诏？宣诏大臣只安排隆科多一人，万一矫诏怎么办？这都是问题。当然，雍正的回忆说，在他到畅春园之前，康熙已接见了允祉、允、允、允、允、允祥和隆科多，宣布：“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也就是说，知道遗命的并非只有隆科多一人，隆科多也不可能矫诏。但其他人都知道谁当皇帝，唯独当事人自己不知道，就有些奇怪。同样奇怪的是，这一过程只有雍正一人在说。

这就难怪人们要起疑心，而疑心是难免要生暗鬼的。雍正心里清楚，他这个皇位，有些“来历不明”：既非汉家礼法，立嫡以长；又非大清传统，立君以贤。立长，该允祉当；立贤，该允当。即便是立爱，似乎也该允当，怎么也轮不到他胤。难怪他听到隆科多所宣遗命后，要“闻之惊恸，昏仆于地”，也难怪允礼听说之后，会“神色乖张，有类疯狂”了。因为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而雍正自己，也得装作没有思想准备。

雍正当然有准备。但他先前既然一直装作无意于大位（他就靠这个获取信任谋得大位），现在也只好装到底。然而这一下却又引出一个麻烦：大家都没有想到，当事人自己也没想到，康熙皇帝是怎么想到的？结论只有一个：康熙也没有想过，是隆科多矫诏。隆科多这下可浑身是嘴都说不清了。

雍正就更麻烦了。他不但要证明先帝选定的就是他，还得证明先帝选得并不错。唯一的办法，当然是努力工作，把国家治理好。也许，这正是康熙寄希望于雍正的。他当了六十一年皇帝，知道皇帝并不好当，更不希望他亲手打造的江山，会葬送在一个玩忽职守的接班人手里。这就要让他感到江山来之不易，从而不敢松懈，不敢怠慢。康熙的想法，有他的道理。只是他没想到，他的这种安排，却给接班人带来了麻烦：大家不服。很多人都想不通：凭什么让老四当皇帝？就因为他卖力么？

最不服气的是十四阿哥允。

允当了大将军王后，心思就不同以前了。他和允集团的关系，也掉了个个儿：以前是他支持允，现在是允支持他。允集团的干将允公开制造舆论，说允“才德双全，我兄弟内皆不如，将来必大贵”。嘴上说自己不如，其实是抬高允，贬低胤。允也和允频频联络，说“皇父年高，好好歹歹，你须时常给我信儿”。表面上关心父皇健康，实则是怕一旦父皇病重，自己来不及赶回京城抢储位。他在军中，一面指挥战事，希望能以战功积累政治资本；一面招贤纳士，为自己今后登基做组织准备和舆论准备。所以，允与雍正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

允这个人，是很有些血气的。雍正说他“气傲心高”，确实不假。当年康熙训斥允，他都要出来打抱不平，现在自己的宝座被老哥抢了，自然更是浑身气都不打一处来。

于是他对雍正便十分无礼。康熙驾崩后，雍正下令允回京哭灵。雍正的用意，是要夺他的兵权，以免他在西北拥兵作乱。但孝子奔丧，天经地义，谁也反对不得。允到京后，先去拜谒大行皇帝（皇帝刚去世而未有谥号时称大行皇帝）梓宫（皇帝的灵柩），雍正也在场。然而允只哭老皇，不拜新君。雍正为了表示大度，也不愿在热丧之中即位之初就兄弟失和，造成不好的影响，便自己走上前去将就他，允毫无反应。站在旁边的蒙古侍卫拉锡出来打圆场，拉他去向皇帝行礼。他竟勃然大怒，责骂拉锡，还向雍正发难，说我是皇上亲弟弟，拉锡是个下贱的奴才。奴才对王爷动手动脚，成何体统！如我有不是处，请皇上处分。如我并无不是，请皇上杀了拉锡，以正国体。

这就是存心寻衅闹事了，雍正当然不能容忍。容忍了允，不但自己体面不存，国家的体统也不存。因此，雍正就毫不客气地取消了允的王爵。

允被削去王爵后，便被派到遵化去为康熙守陵。这一去就是十三年，实际上是被软禁在那里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允是雍正的同母兄弟，又是他的死对头，杀不得也用不得。杀了他，舆论上通不过，太后那里也不好交代；用他吧，他又只会捣乱，决不肯合作的。把他留在京城闲置，也不行。他嗣位的呼声那么高，难免会有人向他靠拢，给他献策，为他奔走，帮他出头，没准真弄出个“在野党”来。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把他打发到景陵（康熙之陵）去，与世隔绝，想闹也闹不起来。

允被打发到遵化，允则被打发到西北。允请求过了父皇百日再走，雍正不准，逼他上路。允到西北后，又被安排在大通（今青海省大通县东南）。孤城一座，兵士若干，名为保护，实则监视。这样熬到二年（公元1724年）二月，允终于被宗人府参了一本，说他“抗违军法，肆行边地”，应予革去贝子爵位。他的处境，其实已和充军无异。

雍正对允也毫不留情。元年（公元1723年），喀尔喀蒙古（即外蒙古）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图到北京拜谒康熙灵堂，不久病死。哲布尊丹巴是黄教（藏传佛教）四大活佛之一，这样一位政教合一的民族领袖病故在京，当然要派一位王爷去送行，雍正便派了允。允不去，说是没钱买马。及至出发，走到张家口就不走了。雍正见此光景，便把这个难题交给总理王大臣允，命其议处。允建议勒令允继续前进，并责罚不行劝阻的长史额尔金。雍正却说，允不想去，何必非要他去？额尔金的话他原本不听，责罚又有什么用？允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奏请革去允王爵。雍正这回当然“照准”。于是允便被革去郡王世爵，调回京师拘禁，又查抄了他的家产，不过此公获罪虽早，却也因祸得福。变成了“死狗”，雍正不再下毒手整他了。

现在，允软禁在遵化，允发配在西北，允囚禁在京城，“八爷党”的骨干分子都已动弹不得，雍正可以对允下手了。

雍正对允的打击，经过了精心的策划。

康熙刚一去世，雍正就任命允为总理事务大臣，和允祥、马齐、隆科多一起组成看守内阁，旋即将其越级从贝勒晋封为亲王，兼管理藩院和工部。允的儿子弘旺被封为贝勒，在诸皇侄中，地位之高，仅次于废太子允之子弘皙（爵位为郡王）。允的母舅噶达浑，也被削去贱籍，升格为旗民，赐世袭佐领职务。允的党羽苏努、佛格、阿尔阿松（阿灵阿之子）、满都护、佟吉图等，也都加官晋爵，弹冠相庆。可以说，允、允、允遭受打击的时候，允及其追随者却青云直上，红得发紫。

这种策略，只要是玩政治的人，没有不懂的。允当然心里明白，而且想得更深。他认为这是欲抑先扬之法：先把你捧得高高的，再狠狠地摔在地上，那才是爬得高跌得痛。允封王，妻族来贺，他的福晋（正妻）乌雅氏说，有什么可喜可贺的，不知道哪一天要掉脑袋呢！允自己也对朝中大臣说：“皇上今日加恩，焉知未伏明日诛戮之意？”阿尔阿松甚至不敢接受刑部尚书的任命。因为刑部是个是非之地，阿尔阿松害怕雍正是想用这个职务来杀害自己。所以，雍正再封官赐爵，他们也不领情。

事实上雍正也一直在找允的茬。比如元年十一月，雍正在讲居丧不用过奢时，便捎带着指责允昔日为母妃出丧时过于奢靡，是“伪孝矫情”。讲丧事从简是对的，但拿一个亲王、总理大臣来做反面教员，就让允在朝臣中很没有面子，实际上是拿他开涮，故意叫他丢脸。更让允感到寒心和伤心的，是在九月份。雍正借口太庙更衣帐房油味煮蒸，竟然罚主管工部的允在太庙前跪了一个昼夜。这种小事，顶多罚到一个科长，何至于体罚王爷？显然是雍正阴毒忌刻的心理在作怪。不难想见，跪在太庙前的允，一定是打落了的牙齿和着眼泪往肚里咽，说不出的酸楚，说不出的委屈，说不出的悲愤交加，说不出的怨天尤人。的确，他没法想通，为什么像他这样众人拥戴的“贤王”不能当皇帝，还非得让他去伺候这么个心胸狭窄的主子？

允当然不能坐以待毙。我们现在已无法确知允都做了些什么动作，搞了些什么名堂，只知道弄得雍正十分紧张。雍正后来曾对人解释说，他之所以不能像父皇那样离京远行，到塞外秋猎，就因为允、允他们“密结匪党，潜畜邪谋，遇事生波，中怀叵测，朕实有防范之心，不便远临边塞”。臣下把皇上吓成这个样子，自己的死期也就不远。

其实雍正很可能是神经过敏。像他这样猜忌心极重，一点风吹草动都要疑心他人别有用心，些许偶然失误也要视为故意的人，总是神经过敏的，何况他的皇位还“来历不明”！实际上，允对雍正的威胁，倒不一定是有暗杀或政变的阴谋（当然也不一定就没有），更主要的还是威望太高。二年（公元1724年）十一月，雍正就曾说他每次申斥允时，“审察众人神色，未尝尽以廉亲王为非”。次年四月，又说“视诸王大臣之意，颇有以允为屈抑者”。

显然，在雍正与允的斗争中，雍正是很孤立的。诸王大臣的心都向着允，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