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人录-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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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之意，颇有以允为屈抑者”。

显然，在雍正与允的斗争中，雍正是很孤立的。诸王大臣的心都向着允，只不过敢怒不敢言。敏感的雍正哪能感觉不出来？二年四月，登基才一年半的雍正满腹委屈地下了一道圣旨：“尔诸大臣内，但有一人或明奏，或密奏，谓允贤于朕躬，为人足重，能有益于社稷国家，朕即让以此位，不少迟疑！”不难想见，如果不是被逼无奈，雍正不会说出这样赌气的话。他的威望人缘远不如允，已是不争之事实。

于是雍正只好祭起手中唯一的法宝———专制特权。四年（公元1726年）正月初五，雍正发出上谕，历数允种种罪恶，声称“廉亲王允狂逆已极，朕若再为隐忍，有实不可以仰对圣祖仁皇帝在天之灵者”。至于罪恶的具体内容，则很空洞。二月，降允为民王，圈禁高墙。三月，下令允改名阿其那，意思是狗。五月，下令允改名为塞思黑，意思是猪。同时，向内外臣工、八旗军民人等宣布允、允、允、允的罪状。允被从西北押至保定，雍正命直隶总督李绂就地“圈住”。李绂给允的待遇真正做到了“猪狗不如”，以致允常常在酷暑中晕死。八月二十四日，允死在看守所。九月初一，允也死于禁所。兄弟俩的死亡，相距不过六天。

允和允死得都不明白。当时就有人怀疑李绂秉承君意谋杀了允，因为雍正曾要李绂“便宜行事”。雍正则指责李绂没把允的病情讲清楚，害得他背黑锅。李绂有口难辩，里外不是人，只好自认倒霉。

平心而论，雍正和允都够格当皇帝。

他们都有理想、有抱负、有能力。雍正的能力，有他执政十三年的政绩可以为证。这些政绩证明，他至少是一个有才干有作为的皇帝，这才使康熙创造的盛世得以延续，以后又在他儿子乾隆手上延续了六十年。允的能力，则可以在雍正那里得到证明。雍正即位以后，曾多次说过：“允较诸弟颇有办事之材，朕甚爱惜之”；“论其才具操守，诸大臣无出其右者”（没有比得上的）。其实不用听他说，只要看看他为了整垮允费了多大的劲，就知道允不是等闲人物。

可惜皇帝只能有一个，也不能轮班。所以他俩的关系，只能是四个字：你死我活。

但我们还是要同情允，因为他实在太冤。

允究竟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该受康熙、雍正父子两代皇帝的一再打击和压制？杀人放火？贪污受贿？谋财害命？弑君篡权？都没有。他唯一的罪过，是德才兼备，以致老王夸赞，群臣拥戴，诸多阿哥爱护，成了皇子中出头的椽子，这才被康熙视为肉中刺，雍正视为眼中钉。因此，允的罪，无妨叫做“有才有德罪”，或曰“德才出众罪”。

这并不稀奇。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只是这风来自父兄，便不免让人伤心；而这一父一兄又都是皇帝，就不但让人寒心，更让人惊心了。实际上，无论在康熙晚年，还是在雍正早期，允做人都很难，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是也不是，不是也不是，动辄得咎。

雍正和允并非天生是敌。直到康熙第一次废太子时，他们的关系还算不错。允得伤寒病时，雍正颇为关切，还因此受到康熙责罚，认为他“亦似党庇允”。显然，如果不争夺皇位，这哥儿俩也不会反目为仇。一旦反目，也就不复再有手足骨肉之情了。剩下的，便只有必欲置对方于死地的仇恨和斗争。历史上所有的宫廷斗争莫不如此，雍正和允当然也不例外。

三、如此君臣

年羹尧是雍正即位之初的一大宠臣，而且宠得不像样子。年羹尧在西北大营花钱如流水，雍正一一照付；年羹尧直接插手官员的任命，雍正一一照准。他实际上是没有相位的宰相，没有王爵的西北王。元年（公元1723年）十二月，雍正赐给他团龙补服等物件，年羹尧受宠若惊，表示惶恐不安，以为“非臣下之所敢用”。雍正却批示说：“只管用！当年圣祖皇帝有例的。”青海军事告捷，雍正兴奋异常，竟然称年羹尧为“恩人”。雍正还说：“你此番心行，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他还要求“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都和他一起倾心感悦年羹尧，并说：“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稍有负心，便非我朝臣民也。”雍正对年羹尧的恩宠，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另一个得到殊宠异荣的宠臣是隆科多。隆科多不是雍正的藩邸旧人，原先地位也不高，只是个尚书。只因为宣诏有功，便一夜之间，平步青云，被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与廉亲王允禩、怡亲王允祥、大学士马齐平起平坐。允禩和马齐是利用对象，允祥和隆科多才是依靠对象。所以，康熙去世九天后，雍正即赐他公爵衔，两天后又下令称他“舅舅”。从亲戚关系讲，雍正与隆科多确实分属甥舅（隆科多是康熙皇后佟佳氏娘家兄弟）。但皇家不同于民间，甥舅关系要皇帝承认才算数。所以这个头衔，也算是封的，不是当然的。雍正还给隆科多戴了三顶高帽子：“圣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还说他是“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隆科多在康熙朝并无突出贡献，怎么会是“圣祖忠臣”？“国家良臣”也没太多根据，誉为“稀有大臣”更不知从何说起。说到底，还是因为顾命拥立有功，因此只有“朕之功臣”一句是实。一个皇帝，为了酬劳功臣，竟不惜把话说得那么绝，那么肉麻，雍正倒真是古今第一“稀有皇帝”。

然而年、隆二人的下场也很稀有。三年（公元1725年）四月，年羹尧无缘无故被免去川陕总督和抚远大将军职务，调任杭州将军。七月，被革去将军职衔。九月，被捕下狱。十二月，以大逆、欺罔、僭越、狂悖、专擅、贪婪、侵蚀、忌刻八大罪行共九十二款，勒令自尽。隆科多则在官职一降再降后，于五年（公元1727年）六月被捕。十月，以大不敬、欺罔、紊乱朝政、奸党、不法、贪婪六大罪行共四十一款，被判处终身圈禁，并于次年六月死于禁所。这两个显赫一时炙手可热的权臣宠臣，几乎在顷刻之间便家破人亡身败名裂，就连旁观者，也都看得惊心动魄目瞪口呆。

年羹尧、隆科多之罪，说白了就是“辜恩”。

雍正确实曾寄大希望于年、隆。他的希望，不仅是要年、隆二人尽力辅佐他，更是要树立一种君臣关系的楷模。他很看重君臣之间的互相信任和互相体谅。有一次，在给年羹尧的信中，他特别提到，西宁军事危急时，年羹尧担心皇上看了奏折，会“心烦惊骇”，便“委曲设法”，在报告战况时“间以闲字”，既冲淡了火药味，又不隐瞒军情。雍正对他的这份小心极为感激，说“尔此等用心爱我处，朕皆体到”，每次向怡亲王允祥和舅舅隆科多提起，“朕皆落泪告之，种种亦难书述”。他还说，“你此一番心，感邀上苍”，“方知我君臣非泛泛无因而来者也”。显然，他是把年羹尧当作忠君模范来看待和培养的。

因此，当年羹尧被赐团龙补服而上表致谢时，雍正批示说：“我君臣分中不必言此些小。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应朕之知遇。唯将口勉，在念做千古榜样人物也。”二年三月，年羹尧为被赐自鸣表一事上表谢恩，雍正又批示说：“从来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耳。”他又说：“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足矣。”

不能说雍正讲的都是假话。他确实是想当一个好皇帝的。好皇帝当然要有好臣僚，也要有好的君臣关系。雍正这个人，是比较孤独的。做皇子时，他是“孤臣”；当了皇帝，则是“独夫”。他生性刚毅、急躁、猜忌、刻薄、冷峻挑剔，易暴易怒，因此在诸王大臣中很没有人缘，几乎和谁都搞不来。康熙晚年，又特别痛恨阿哥结党。雍正为讨父皇喜欢，更是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结果是自己更加孤独，性格也更加孤僻。因此，当了皇帝后，就很想能有人尽力支持他，以便建立自己的统治系统。然而当是时也，诸王不服，而群臣观望，信得过且可以依赖的，除十三弟允祥外，就只有隆科多和年羹尧。这时的年、隆二人，对于雍正，真可谓久旱之甘霖，撑天之支桩，所以雍正对他们的褒奖吹捧，甚至到了巴结的地步，可能连他自己事后也觉有失君王体统。不难想见，当他发现年、隆二人竟是那样的有负圣恩时，心里是何等地恼羞成怒、怒不可遏。

但他哪里知道，他说的那种君臣关系，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在专制政治的前提下，君臣关系天然是不平等的，而相互支持、相互信任、相互关心、相互激励等等，只能存在于平等的人之间。因此雍正对年羹尧等人的要求，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年羹尧本人也不知检点。据揭发，年在西北军营，十分地作威作福，飞扬跋扈。给他送礼要叫“恭进”，他给人东西叫“赏赐”；属员道谢要说“谢恩”，新官报到要称“引见”。给将军、督抚的函件，也不用咨文而用令谕，简直就是视同僚为下属。他班师回朝时，雍正命王公大臣郊迎。官员们跪在地上向他致敬，他端坐马上，看都不看一眼。王公们下马问候，他居然也只点点头。年羹尧甚至在雍正面前也不知收敛。雍正找他谈话，他叉开双腿坐在凳子上，指手画脚，唾沫横飞。更为严重的是，当时社会上盛传，说雍正做某某事整某某人都是听了年羹尧的话。这就大大地刺伤了雍正的自尊心。雍正一贯以乾纲独断、洞察幽微自居的，哪里受得了这个？

雍正也不是没有提醒过年羹尧。二年（公元1724年）十二月十一日，年羹尧正在从北京返回西北的路上，雍正在他的奏折上批示说：“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去声，适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倚功造过，必至返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然后他讲了功臣得以保全的三个条件，即一靠人主防微杜渐，不让功臣们陷于危地；二靠功臣相时见机，自己不至于蹈其险辙；三靠大小臣工避嫌远疑，不把功臣们推上绝路。雍正这话，说得已很明白：作为一个功臣，是很危险的。一不小心，就会进入危地，踏上险辙，走进绝路，由功臣变为罪人。所以他说：“我君臣期勉之，慎之。”可惜，年羹尧把这些话全当成了耳边风，在回西北的路上，照样趾高气扬，作威作福。因此雍正报复心起一发而不可收拾。

这就是雍正的“君臣观”：任何臣子，都不能欺骗他，糊弄他，不能和他耍心眼，更不能背叛他。

四、如此朋友

雍正也会和人交朋友？会的。他最欣赏的君臣关系，是“义固君臣，情同契友”。只不过，他这个“朋友”不好交。谁要是辜负了他这一番“好意”，那么，翻起脸来，就要比一般的朋友反目厉害得多。

雍正这个人，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颇受误解。他乾纲独断，刚毅刻薄，雷厉风行，不讲情面，出了名的“冷面王爷”和“铁血皇帝”。加上他没日没夜地处理政务，没有什么个人嗜好和娱乐，因此不少人都把他想象成一个古板寡味的老头，心理变态的暴君，甚或一架冷冰冰的杀人机器。其实不是这样。他刻薄是真刻薄，但不寡恩；冷酷是真冷酷，但非无情。岂止有情，甚至感情用事。而且，正因为感情用事又尖酸刻薄，因此，他损起人来，就特别让人受不了。

其实雍正也有温存的一面。他常常会在臣下请安的折子上批上一句：“朕躬甚安好，卿好么？”或“朕安，你好么？”话虽不多，但语气中透着亲切，不是一般的官样文章。他也会和臣下说闲话，拉家常，絮絮叨叨，拉拉杂杂。兴起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比如：“好事好事！读此奏书之后而不高兴嘉奖的，除非不是皇帝。”或“李枝英真不是个人！大笑话！真笑话！”“传口谕给他，朕笑得了不得，真武夫也！”他还会在奏折上连批四个该字：“该！该！该！该！”真是爱憎好恶溢于言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完全不摆皇帝架子，故作圣人状。难怪史家公认，读雍正御批，尤有趣味，可以读出一个真实的雍正来。

有时雍正甚至还会向臣下发牢骚。比如“朕之苦衷何待言喻”，或“朕之愤懑气郁，其苦亦不可言语形容也，奈何”。最严重的一次，是在得知了曾静的“诽谤”之后。他对鄂尔泰说：“卿看竟有如此可笑之事，如此可恨之人。虽系匪类逆言，览其言语不为无因。似此大清国皇帝做不得矣！还要教朕怎么样？”一副满肚子委屈无处诉说的样子。皇帝发起牢骚来本来就不得了，而把话说到“皇帝做不得”的程度，则大约要算作历史上最大的牢骚。这样的牢骚也能向臣僚发，可见是朋友。

雍正也能体谅宽容臣下。台湾总兵蓝廷珍因自己名字中“珍”字与胤的“”字同音，请求改名避讳，雍正说不必，还说“你的名字朕甚喜欢”。石文焯受命审理程如丝贪污案，因前次没把事办好，这回牵扯的人事又复杂，因此心存顾虑，惶恐不安，雍正也说不必，“朕谅汝彼时原有许多不得已之处”。两广总督孔毓曾为年羹尧代买代运紫檀木，年倒台后，孔上折请罪。雍正说：“此等小过，朕岂有不谅之理？朕不怪尔也。”而且，雍正还进一步说：年羹尧的得势和跋扈，“皆朕识人不明，误宠匪人。朕自引咎不暇，何颜累及无辜也？”竟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同样令人感动的是解脱陕西兴汉总兵刘世明。刘世明因亲弟弟刘锡瑗通匪被捕，上折请罪，说：“不能正己，岂能正人，面对属员，愧报极矣。”雍正宽慰他说，朕也有阿其那、塞思黑那样的弟弟么，哪能让你刘世明保证没有刘锡瑗这样的弟弟？

雍正对于臣下，确实不乏关怀爱护之处，真正是循循善诱，体贴入微。元年八月，他特批福建布政使黄叔琬有密折专奏权（关于这一特权，详后）。黄上折谢恩，雍正便叮嘱他说：特权是你的了，但不能乱用。第一不要拿这个挟制上司，第二不能向人声张，第三不可频频上奏。奏得多了，上司会对你起疑心，对你没有好处（于尔无益）。田文镜被破格提拔为河南巡抚，感恩戴德至极。雍正便叮嘱他说：“天下事过犹不及，适中为贵。”不要因为报恩心切，把事情做过头，就不好了。后来，田文镜因推行雍正的改革，弄得四面楚歌，雍正又安慰他说：“小人之流言何妨也，不必气量狭小了。”皇帝提拔大臣，没有一个不希望臣下感恩图报的，雍正也一样。但雍正在田文镜报效心切时能戒其骄躁，可谓知人；在他遭受攻击时能宽其心怀，亦可谓善用。

雍正不但酬劳能臣，也重奖谏臣，而且并不计较他们是否犯颜抗上，或者所言是与不是。雍正即位之初，一个名叫孙嘉淦的翰林院检讨便上书言事，要求雍正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如果说停捐纳（停止卖官）尚可讨论，其余两件事则没有一件是雍正爱听的。翰林院官员原本是文学侍从之臣，不该来管闲事；孙嘉淦的官位又很低，只有七品。七品的检讨居然跳出来找皇上的茬，议论的又都是国家的大政方针，简直无异于找死。因此雍正龙颜大怒，责问翰林院的掌院学士（院长）是干什么吃的，居然容此狂生！太子太傅朱轼在旁边说，这个人虽然狂妄，但臣很佩服他的胆量。雍正瞪着眼睛看朱轼，想了一下，扑哧一笑说：便是朕，也不能不佩服他的胆量。于是立即提升孙嘉淦为国子监司业。以后，孙嘉淦又不断提意见。意见虽不被采纳，他的官却步步高升。

不过，谁要是不把国家制度、君臣礼仪当回事，雍正对他也不客气。二年四月，雍正因平定青海一事受百官朝贺。刑部员外郎李建勋、罗植二人君前失礼，被言官弹劾，属大不敬，依律应该斩首。雍正说，大喜的日子，先寄下这两人的脑袋。后面的仪式，再有人出错，就杀了他们。那时候，可别说是朕要杀人，而是不守规矩的人要杀他们。也就是说，这两个人死不死，取决于别人犯不犯错误，而犯错误的人不但自己要受处分，还要承担害死别人的责任。如此“出奇料理”，也是只有雍正才想得出来的。

一方面是细语温存循循善诱，另方面是尖刀剜心狗血喷头；一方面是小不如意便课以大罪名，另方面是大触霉头却备受赏识，许多人将其归于雍正的“喜怒无常”，鄂尔泰却深知其中的奥秘。鄂尔泰也是摸过雍正老虎屁股的。鄂尔泰，字毅庵，姓西林觉罗，满洲镶蓝旗人，世袭贵族。他很有才，二十岁就中了举人，二十一岁就当了御前侍卫，但因为人刚直，不肯趋炎附势，所以到四十岁才是个内务府员外郎。他写诗自况说：“看来四十还如此，虽至百年亦枉然。”这时，还是亲王的雍正让人给他捎话，托他办事，其意当然是拉他入伙，不料却被鄂尔泰严词拒绝。鄂尔泰说：“皇子宜毓德春华，不可交结外臣”，意思是说要雍亲王放尊重点，自尊自律。雍正碰了这个软钉子，不但不忌恨鄂尔泰，反倒十分欣赏敬佩这个竟敢以郎官之卑对抗亲王之尊的直臣和汉子。即位之后，立即委以重任。一年升藩司，三年升总督，十年后升首辅，成了仅次于允祥而被雍正高度信任的人。

如此君臣际遇，谁不羡慕，因此大家都想知道他得宠的诀窍。鄂尔泰也不隐瞒。他曾对人说，当今皇上用人行政，“无甚神奇”，无非两个字而已；至诚。也就是说，皇上待臣下以至诚，臣下待皇上也要至诚。其实就连鄂尔泰心里也明白，他对雍正，也是不能把所有的真话都讲出去的。

雍正这个人，是颇为自信而自视甚高的。有人批评他是“性高傲而又猜忌，自以为天下事无不知无不能者”，有一定道理。雍正一生，有三条颇为自得，也颇为自许。一是自以为一心为公，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国家社稷；二是自以为洞察幽微，没有什么事什么人瞒得过他；三是自以为一身清白，眼里揉不进一点沙子，心里存不得一点尘埃。有这三条，加上自己又是皇帝，对臣僚们当然没有半点客气好讲。谁要敢在他面前耍点小心眼儿，或被他认为是耍小心眼，那就别怪他不给你面子。

杨名时倒霉就倒在这上头。杨名时建议修浚洱海河道，本来是好事，但雍正认为他心术不正。第一，这样的好事，为什么早不做晚不做，早不讲晚不讲，偏偏要在自己即将离任又尚未离任的时候提出来？第二，为什么不用保密的折本先请示皇上，而用不保密的题本上奏，故意要弄得满朝上下都知道？第三，为什么不等新官接任以后再由新官上奏，或联名上奏？显然，他是在沽名钓誉。事情明摆着的嘛！修浚洱海河道是何等工程，岂是他离任之前完成得了的？当然只能由后任来做。既然只能由后任来做，为什么要抢在自己卸任之前发表意见？还不是想着把工作留给别人，名声留给自己！为了保证天下人都知道自己爱民，竟然和皇帝动起心眼来，不用折本而用题本，什么意思？怕皇帝不告诉天下是他杨某人的好主意嘛！因此雍正愤怒地斥责他：像你这样心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甚至没有君父的人，还好意思厚着脸皮自命为读书人吗？所以雍正要罚他自己掏钱去修洱海，修不完子孙接着修。雍正说，自己这样处分，就是要“使天下之人知沽名钓誉之徒不但己身获罪，而且遗累子孙也。”

雍正如此苛求于人，他自己又做得怎样？雍正认为做得很好。他说：“朕之心可以对上天，可以对皇考，可以共白于天下之亿万臣民。”雍正这个人，确实是“一心为公”，诚心诚意地想把国家天下治理好。他朝乾夕惕，宵衣旰食，十三年如一日。乾即乾乾，自强不息的意思。惕即惕若，戒备谨慎的意思。宵即凌晨，旰即深夜。朝乾夕惕，宵衣旰食，就是终日勤勉谨慎，不敢懈怠，清早便穿衣服起床，很晚才吃点东西。这两个词，原本是旧时颂扬帝王勤政的套话，雍正却很认真地做到了。别的不说，光是他批的公文就印行了《上谕内阁》一百五十九卷，《朱批谕旨》三百六十卷，均成巨帙，未刊者还不知几何。此外，还有大量的其他工作。他的这种敬业精神和勤政精神，几乎所有历史学家都不否认。

雍正的个人生活也很简单，没什么嗜好和娱乐，不爱游猎，也不算好色。他也喜欢一些小玩艺，但不玩物丧志。有些东西为他所喜爱，还是因为有用，比如眼镜。雍正因为眼力不好，特别喜欢眼镜。他曾命令工匠制作了多副眼镜，各处安放，以便他办公时随时取用。他还赐给王公大臣眼镜，目的是要他们勤劳公事。他甚至下令给扬灰处的工人发放眼镜，以为劳保用品。在“以天下为己任”方面，雍正确实做到了以身作则。

雍正也不是糊涂皇帝。他曾对群臣说：朕在藩邸四十余年，于人情物理熟悉周知，不是那种没有阅历的娃娃皇帝，也不是那种只知享乐的纨绔阿哥。所以他自认为有资格也有能力严格要求臣下。而且，他认为，只要君臣双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