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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子决定脑子-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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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副败家的高强本领，经过几番折腾，整个国势又开始式微了。
第六代、第七代通常都会有回光返照式的中兴，出来几个君主挽狂澜于既倒，如周的宣王中兴，汉的宣帝中兴，唐的宣宗中兴，明的弘治中兴，清的同治中兴。这是王朝的自我调适能力使然。
八九代之后就又不可避免的要故态复萌，这一回终于无药可救了。
如此折腾了一大圈，终点又成了起点，小百姓们又将迎来有天无日的日子。
二千六百年前，齐国的大政治家管仲针对当时的社会状况说：君求焉而无止，民无以待之，走亡而栖山林。意思是皇帝老儿索取无度，小百姓没得活了，只得躲进深山老林。（参见《管子？地数篇》）
这便是亡命之徒的由来。亡命的本意并非后来的不要命。《史记？索隐》引崔浩的话说，“亡”是无的意思，“命”通名，“亡命”即无名，“亡命之徒”指的是那些因逃匿而被削除名籍的人。
历史上有名的亡命之徒是战国末年的魏国人张耳。《史记？张耳列传》说：张耳尝亡命游外黄。后来张耳投奔陈胜，又佐刘邦鼎定天下，终于成为大汉朝的开国元勋。
继亡命之后，出现的是亡户。亡命是及身而逃，亡户则是合家逃亡。
《晋书？毛璩传》说，海陵县的四面都是湖泽，湖泽之中又遍生芦苇，逃亡的人家全都藏匿于此，这里成了朝廷威令不及的空白地带。
当时任镇北将军、谯王怡司马的毛璩，建议率兵千人前去讨伐。那一年正好赶上久旱无雨，毛璩命人放火，已成枯槁的芦苇一下就着火燃烧起来，亡户们无处藏身，只得出来自首。
史书上说，单是这一次征讨，朝廷便接收了近万户人家，这几乎就是当时一个郡的人口，可见逃亡者之众。
时间过去了一千多年，到明朝的嘉靖年间，当时的大清官海瑞在他的《兴国八议》中还是这么说：赋役日增，民多逃窜。
王朝换了一个又一个，羊的命运一点没变，为了活命，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沦为野羊。
为了适应自然环境的变化，野羊的角磨尖了，腿练长了，善跑又能斗，其适应环境的能力自然要比驯顺的羊更强，于是也就有了更多的生存机会。结果，原本该由逃亡的羊来承担的税赋就完全转嫁到未曾逃亡的羊的身上，未逃的羊因为不堪重负，又会加快逃亡的速度，于是野羊的队伍终于日渐庞大。
狼们一旦发现野羊的存在已经危及其正常的吃羊秩序，便会毫不容情地予以干涉乃至剿杀。《晋书？王戎传》载：王戎的从弟王澄当荆州刺史时，因为巴蜀流民杀了他手下一个县令，王澄便命令成都内史王机出兵围剿，“袭之于宠洲，以其妻子为赏，沉八千余人于江中。”
第6节：王朝的循环规律（2）
王澄的残暴不仁，换来的结果是，“于是益、梁流人四五万家一时俱反。”野羊们一旦发现天下竟无一容身之地，亦即成了野羊，仍然逃脱不了被吃的命运，为了生存，他们就只有铤而走险，揭竿而起。
狼吃羊，羊亦能吃狼。南宋的洪迈考据道：陈胜义兵一起，每个郡县不堪暴政压迫的百姓便争相起事，砍杀他们的领导来响应陈胜。晋安帝时，孙恩在东方造反，把抓获的县长一个个煮熟了，让他们的妻子儿女来吃，不肯吃的便要被大卸八块。隋大业末，群雄蜂起，抓到当官的和他们的家属一律斩杀。黄巢攻陷长安时，对当官的，也是抓到一个杀一个。宣和年间，方腊造反，抓到当官的，一律将其四肢斩断，再将挖其肺腑，或者用膏油熬了，再乱箭射杀。杭州士卒陈通造反，抓到当官的，马上枭首示众。（洪迈《容斋续笔》卷五，盗贼怨官吏条）
这便是流民的造反，最后，良民们也加入到这一行列，终于天下鼎沸，于是一个王朝便走向了终结。
我们再来考察流民亦即羊历次起事的结果：
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引出刘汉帝国；西汉末年绿林、赤眉起义引出光武中兴；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引出三国鼎立；隋末十八路烽烟引出李唐王朝；唐末黄巢、王仙芝起义引出五代割据；北宋末年的方腊起义引来金兵南下；元末红巾起义引出朱明三百年江山；明末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引来清兵入关；清末洪秀全起义则是半途而废。
这中间除了建立汉朝的刘邦和建立明朝的朱元璋为起义元勋外，其他的流民运动要么半途而废，如太平天国运动；要么引来异族的统治，如金兵的南下和满清的入关；要么从旧堡垒中引出新的统治者，如光武中兴、三国鼎立、李唐王朝的建立和五代十国的纷立割据。
我们再来看看刘邦和朱元璋又是如何成功的：帮助刘邦鼎定帝业的大功臣张良、韩信均为六国旧人，张良为韩相张平之子，韩信为韩国王族之后。其他如萧何为沛县主吏掾，曹参、任敖皆为狱吏，夏侯婴为厩司御，张苍为秦御史，周昌为秦泗水卒吏，佐刘邦定朝仪的叔孙通则为故秦博士。另外，成为朱元璋参赞军机的大功臣刘基本是前元进士，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一战略规划的朱升曾当过前元的池州学正，其他如宋濂、叶琛、章溢、陶安、詹同、崔亮、陶凯、任昂等人也均为前元官吏。
一句话，新兴的王朝若能得到旧官僚的支持，便能稳坐江山，否则纵使得了天下，也会被人撵下台去。篡汉自立的王莽，当上皇帝后干了两件对小百姓来说意义非凡的大事：一是平均地权，收天下田为国有；二是人人平等，废除奴婢制度。结果王莽及身而亡。
任命王安石变法的神宗皇帝同样遭到大臣文彦博的警告：陛下，你是代表读书人治理天下，并非代表天下人治理天下。（《宋史？文彦博传》）
康熙皇帝说：昔项羽起兵攻秦，后天下卒归于汉；其初，汉高祖一泗上亭长耳。元末陈友谅等并起，后天下卒归于明；其初，明太祖一皇觉寺僧耳。“我朝承席先烈，应天顺人，抚有区宇，以此见乱臣贼子，无非为真主驱除耳。”（见《圣祖仁皇帝圣训圣治》）
所谓乱臣贼子，指的当然是些不堪命运安排、揭竿而起，最后惨遭屠戮的流民领袖。所谓真主，就是那些识得时务，能见风使舵，最后登上帝位的窃国大盗。
折腾了一通，羊还是羊，狼还是狼。所谓“江山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数十年”。（见于右任作于1924年的《读史三首》，本诗前两句是：风虎云龙亦偶然，欺人青史话连篇。）代前朝而起的新王朝一切又从头再来。
封建的政治发展史同人类的进化史正好背道而驰，人类的发展史是不断进步的历史，封建的政治史则不断退化。每一个朝代的开国君主，都会从前朝的覆亡中吸取教训，治人者食于人的专制本质既然不可更易，那么唯一可做的也就是在制度上下工夫去努力修缺补漏，这便造成君权专制的一代又一代地加剧。
三代时，制衡君权的是民权，刘师培说：观《尚书》一书，可以觇君权专制之进化。上古之时，一国之政悉操于民，故民为邦本之言，载于《禹训》，夏殷之后，一国之权为君民所分有，故君民之间有直接关系，所谓“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也，降及周初，民权益弱，欲伸民权，不得不取以天统君之说，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者也。（见刘师培《中国民约精义》按语）
三代之后，能对君权构成有效抗衡的，唯有相权。秦汉时，皇帝虽然成了“朕一人”，却得丞相为百僚之长，皇帝是国家元首，丞相是政府首长，皇帝有皇帝的办事机构——六尚，丞相有丞相的办事机构——十三曹，皇室有皇室的财政来源——少府，政府有政府的财政体系——大司农，皇室与政府互为权力之二轨，相权能对君权形成有效的补充和遏制。故赵高能杀二世皇帝，王莽能篡汉自立。魏晋南北朝直到隋朝，丞相仍为政府之行政首长，故曹丕能篡汉建魏，司马炎能篡魏建晋，刘裕能篡晋建宋，萧道成能篡宋建齐，萧衍能篡齐建梁，陈霸先能篡梁建陈，杨坚能篡周建隋。
唐宋时，丞相已由秦汉的首长制改为委员制，中书、尚书、门下三省的长官都是丞相，这三省，原本只是内廷的官职，有如皇帝的秘书，政府的首长们便成了承旨办事的应声虫，相权于是成了皇权的附庸，再也无力与皇权抗衡了。
明清时，国家又公开废相，皇帝开始以秘书为丞相，至此皇权彻底完成了对相权的吞并。唐宋时，皇帝以丞相为秘书，丞相的体统仍在，明清时皇帝以秘书为丞相，相权便荡然无存了。明清两朝近六百年时间，再未出现一例权臣篡政杀君的事。从此，皇帝真正成了“朕一人”了。
所以说，旧时中国的政治史是唐宋不如秦汉开明，明清又不如唐宋开明，王朝循环的结果不是向上递嬗，而是向下萎缩，是一代不如一代。
第7节：公义与人情（1）
公义与人情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有一副名联，叫做：“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世事虽纷繁如棋，究其根本，不外乎黑、白两色，也即孔夫子所谓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义利两端。
义是以天下为己任、匡时救弊的责任，是普天下共倡之、共守之的最大社会公约。利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的物质因素。游刃于公义与私利间的种种必要和诀窍，便是世故人情，也即曹雪芹所谓的做人的学问。
做人的学问无疑是我们特有的国粹。我们若说某人尚欠老练，听者一定明白，这绝不是说某人业务上不够精进，而是说他在人情方面尚欠圆通，不够世故。作为教育的一大组成部分，人们打从孩提时起，便被灌输以种种做人的规矩与方法。
在现实生活中，做人的学问往往比做事的学问更具有实用价值，更重要也更难掌握。做事仅靠技术就能臻于佳境，做人则是一门弹性极强的艺术，讲求的是无法量化和复制的分寸感，做事学一次即有毕业的可能，做人却要活到老学到老，要一辈子下工夫。
做人的着力点又全在一个“礼”字上，礼貌之礼、礼节之礼以及礼物之礼，唯有礼，才是调和公义与私利的最为有效的武器。
在我们并不贫乏的词汇中，礼貌之礼或礼节之礼以及礼物之礼，偏偏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对应字。无礼之礼，指的是礼貌；拘礼之礼，指的是礼节；送礼之礼，指的是礼物。
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道理之理和礼物之礼，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也能互通不悖。有一则笑话说，某官最贪，一日拘两告对审，原告馈之以五十金，被告闻知，加倍请托，及审时，不问情由，抽签竟打原告。原告将手作五数曰：“小的有理。”官也以手覆曰：“奴才，你虽有理。”又以手一仰曰，“他比你更有礼。”（事见《笑林广记》）
送礼者通常都会小心翼翼地把财物之类的东西喻为自己的心意，受礼者接受的明明是财物，说的却是领情之类的遁词。似乎送礼者的心意比礼物更重要，而他之所以接受对方的馈赠，也是出于不违拗对方心意的良苦用心。也就是说，他注重的仅是送礼者的一番心意，而非礼物本身。
第8节：公义与人情（2）
礼一旦成为表现真诚的一种心意流露，便具备了无坚不摧的行为力量。
正因为如此，拒绝一个人的礼物在注重和谐和默契的社会里无异于当面毁约，这在人际关系中是极为忌讳的，其行为足以使一个原本有理的人从此处于劣势，并且让你蒙受不通人情的骂名。而人情又是你安身立命须臾不可或缺的通行证。
因此，在巨大的人情攻势面前，公义仅仅只是双方交易的一个筹码。讲价条件往往与对公义的损害程度相对应，对公义的损害越大，就意味着你所握有的讲价条件也在相应增大。
河南内乡县旧县衙的门楣上有一幅很不一般的横匾，匾上是这么六个字：“天理国法人情”。这比印象中的明镜高悬之类的高调现实多了。
要想看透我们祖先的行政与决讼，单看这六个被高高挂起的大字就足够了。
西汉末年，大名士卓茂被任命为密县的县令，有一个百姓慕名上控，告发其所在村的“村干部”（亭长）接受了他的米和肉等贿赂，要求上级领导依法惩处。
告状者明显是冲着卓茂的名气来的，案子不好不接。卓茂又是如何摆平这件事的呢？史书上说：卓茂先是屏退左右，然后问那位告状的：是亭长向你索要的呢？还是你有事求他？抑或是你们关系原本就不错，你才送他？
那人说：是平时关系不错的缘故。
卓茂又问：既然如此，为何又要告他？
那人说：我听说贤明的亭长，能使百姓不畏惧他，他也就不会从百姓那里得到东西。我因为畏惧，不得不巴结他。他既然接受了我的贿赂，我就有权告他。
看来那人所在村的村干部可没少吃他的米、肉，要知道，一个小百姓要走上控告父母官的道路，就是放在今天，也是需要十二分的勇气的。那人的言下之意，也有碰上了好领导的扬眉吐气。
可是，他高兴得太早了。
卓茂说：你做人太差了，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是因为懂得友爱，懂得相互敬重。现在邻里之间尚且相互馈赠，这是人之常情，也是相互联络感情的方法嘛，何况官民关系！当官的是不能凭借权势强行索要，可是，人活一世，群居杂处，就会有礼尚往来。你不想这么做，难道你能远走高飞、从人间蒸发了不成？再说，那位亭长的政绩很不错，逢年过节迎来送往，这很正常嘛。
卓茂的谆谆教诲不但没把不识趣的小百姓说明白，反倒把他弄得更加糊涂了。
那人说：既是这样，为什么要禁止官吏受贿呢？
卓茂的回答是：法律是强调大的道理，礼节却要顺乎人情世故啊！就像现在这样，我礼貌地接待你，你肯定不会怨恨我。如果我跟你打起官腔，你必定手足无措。你回去好好想想。（事见《后汉书？卓茂传》）
话说到这份上，就没什么不好明白的了。所谓的正式规定，不过是一纸空文，是当不得真的，除非你能从人间蒸发，否则你便不能不注重人情世故。
卓茂的话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公义与人情之一体双面的关系图谱，所谓的公义，体现的仅仅是普遍的价值或普世的理想罢了，而人情顾及的才是最具体最现实的利害关系。
公义与人情，一虚一实，犹如铁道之有二轨，虚者予人以信心和希冀，实者教会你基本的生存方法与规矩，此虚实二轨，兼及公理与私意、正义与陋俗、制度与权变、面子与实质等看似对立实能并行不悖的问题，人们在进行个体利益的公式换算时，往往要与普世的公义相抵触，如何调和这其间的尴尬，就足以考验一个人的人生智慧。所以大才如曹雪芹，也不得不把人情世故当学问和文章。
故事里的小百姓状没告成，反倒接受了一回思想上的再教育，这回总算明白了，也服气了，史书上就是这么说的，“于是人纳其训”，说明接受教育的并不止一个人，而是一大批。
第9节：官字两个口（1）
官字两个口
汉语言的最大特征是：动词没有明确的时态变化，名词又没有单数、复数之分，动词、名词亦可打破疆界，互用不悖，文法上还可以省略主语。所有的这一切，自然就赋予了我们的语言无比的灵活性。我们可以以主谓宾为干，定状补为叶，让一句话成为一篇奇文。我们也可以随意添加上一个语气助词，让原本信誓旦旦的一句话，变得截然相反。所以在我们的传统里，一直有着“一字师”的说法，意即一个字的改动，便会产生超乎寻常的效果。
光绪年间，粤中有一人，在老婆随人跑了两年后，才得到他们的踪迹，那人于是潜踪过去，把奸夫淫妇一并杀了。依照当时的律例，捉奸须在床，方可行使格杀权。否则，便算防卫过当，仍然要吃官司。当地的官吏有心要开释他，公文报上去，却被部里的办事人员驳回，有一个幕友便重新撰写判词道：
窃负而逃，到处皆为奸所。
久觅不获，乍见即系登时。
部里的办事见了大加称赞，立即允许了当地官吏的请求。（事见近人刘体智的《异辞录》卷二）
另一则奸案说：
一女子在楼上，见到墙外有人小便，那人用手指着小便的家伙调戏她，那个女的羞愤自尽。
当地的官员把那个男人抓了，因为他既无言语调戏，也无手足勾引，所以无法给他定罪。这时，一个老吏提笔批道：
调戏虽无言语，
勾引甚于手足。
于是，那人的罪名成立。
两个案件，一是官吏们想为其脱罪，一是官吏们要将其定罪，同样的事实经过，经过幕友的一番陈述，马上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一是罪名立除，一是罪名立就。前后之判，别在天壤。
因为官吏手中的笔杆子可以活人，也可以杀人，小百姓们对其更是敬畏有加，故在民间，一直有以笔喻刀的说法。
我们一直有着轻实证、重案牍的决讼传统，因为官僚的出身多为文人，而非技术官，他们在办案时往往又有着先入之见，这种时候，一旦有人说出他胸中所有、口中所无的话，他便激赏不已，甚至引为知己。这样的决讼，有如文学创作。
事实既然仅是官吏们形成判词的素材，那么如何把握官吏们创作时的天马行空，就变得至关重要。这种时候，唯一能够影响官吏们思绪的，便只能是人情上的投入了。
汉语言的另一个特点是模糊而富有象征性，可以言在意外，说了，等于什么都没说；不说，也能等于什么都说了。或是明里看是说甲，暗地里说的却可能是乙；明里看是说乙，暗地里说的却可能是甲。
这样的语言不但适于艺术题材的作品，在现实生活中，也给了官吏们充分的活动空间。官僚们之乐此不疲也就不难理解。
所以，就连非常严肃的司法文书，也无需精确的细节描述，整个案情，仅靠意会，便能定谳。至于那些要人命的判决书，有时竟也只是一首打油诗或是一首词，抑或是一篇对仗工整的骈体文。
灵隐寺有一个和尚，名叫了然，他常在花街柳巷勾连，迷上一个叫秀奴的妓女，最后钱财散尽，弄得衣衫褴褛，秀奴却不再见他。一夜，他喝醉酒后又去找秀奴，吃了闭门羹，他竟闯进去把秀奴杀了。和尚被捕后，负责审案的官吏在他的胳膊上发现了一幅刺青：但愿同生极乐国，免如今世苦相思。适逢苏东坡做杭州通判，案子上报到他手里，我们这位大文豪提笔判道：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空持戒，只因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毒手伤心，花容粉碎，色空空色今安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事见冯梦龙编撰的《情史？僧了然》）
伴随杀人者人头落地的，居然是一阕朗朗上口的词，这样的司法文书往往因其独特的审美价值而大受欢迎，至于事实真相，则不会有多少人去认真探究。
不但是判决书可以做成一篇文学作品。就连答辩状，也可照此依样画葫芦。
宋代的律法规定，“阃帅、郡守等官，虽得以官妓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见《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娼妓部》引《委巷丛谈》）也就是说官办的营妓，只能三陪，不得出台，更不得与官员发生性关系。台州营妓严蕊因为同知州唐仲友的私情被人揭发，下在狱中，岳霖任浙东提点刑狱公事时，严蕊便写了一首词来替自己辩护。（事见周密的《齐东野语》卷二十）词曰：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第10节：官字两个口（2）
单从字意来看，我们实在不能说她提出了什么强有力的脱罪理由，可是，最终她还是被无罪开释了，说明这么一阕词还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为有些问题实在不是放在桌面上能说明白的，而我们的文字，恰恰充满了暗示性。严蕊的高明就在于此，用这样蕴藉含蓄的文字作此欲说还休的词，可谓再恰当不过了。
除了有巧辞妙句可资行私之外，官吏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另一伎俩，便是以礼法的两执对立来为自己取便。
有一次，朱元璋打算处决一批朝臣，叫御史袁凯把卷宗送给太子复讯，太子却主张从宽处理，朱元璋便问他：“朕要严惩，太子却要宽减，你看谁对？”袁凯不好说谁对谁不对，便打了个马虎眼，回答道：“陛下要杀，法之正也。太子要赦，心之慈也。”朱元璋以为袁凯耍滑头，首鼠两端，两面讨好，狠狠训了他一顿，吓得他只好回家装疯。（事见《明史？袁凯传》）
袁凯之所以敢把心之慈与法之正相提并论，自有缘由。在传统中国，一直有法外施仁这一说法。仁者，人也。换句话说，仁，就是人情。心之慈，亦人之常情。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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