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位子决定脑子-第3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袁凯之所以敢把心之慈与法之正相提并论，自有缘由。在传统中国，一直有法外施仁这一说法。仁者，人也。换句话说，仁，就是人情。心之慈，亦人之常情。这一切，无疑都应归入礼的范畴。
《礼记》上说，“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的核心就是区别对待。按照礼的定义，官僚们在决讼时，首先该考虑的照顾因素便有八大项，即传统所谓的八议：一是议亲，二是议故，三是议功，四是议贤，五是议能，六是议勤，七是议贵，八是议宾。
试问，经过这一议再议，还有什么罪行得不到宽宥？当然，一个待决之人，最终是否能平安无事，事后证实可能与所谓的八议全然无关，但八议毕竟是他获得宽宥的最堂堂正正、最见得光、最具说服力的理由。
法的核心同所谓的礼完全不一样，法律执行的保障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刑国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见《韩非子？备内》）的绝对公平。
违法必究的原因可以有千万条，法外施仁的理由同样也可以有千万条，依律定谳是严正典刑，不依律定谳，则是法外施仁。不管怎样都能在法理和伦理上找到相应的依据，都站得住脚，都可以把个人因素撇得干干净净。
试想，有礼法两执互为犄角，官吏想在某一事上徇私，舍公义而就私情，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还不就是轻而易举的事。
第11节：皇帝与贪官的权力博弈
皇帝与贪官的权力博弈
宋朝立国之初，太祖皇帝同权臣石守信等有一番很有趣的对白。
太祖皇帝道：“没有大家我坐不上今天的位子。可是我虽贵为天子，却不如当初作节度使时快乐，每天晚上我都睡不安枕。”
石守信等诧异道：“如今名分已定，谁敢再有异心。陛下为何要这么说？”
太祖反问道：“哪一个人不企求大富大贵？一旦有人要把黄袍披到你们身上，你们虽然不干，可形势允许吗？”
“对啊，那该什么办？”石守信等便纷纷向太祖讨主意。
太祖皇帝就开导大家道：“人生如白驹过隙，快得很呢。不如多捞些金帛田宅，传给子孙，多搞些歌妓舞女，享受人生。君臣之间无所猜疑，不是很好吗？”
当时宋政权立国未久，北有辽、汉，南有唐、荆、闽、吴越、南汉，西有后蜀，国家形势，可说是危如累卵。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太祖把石守信等召集在一起，但他召集亲信部下，居然劝导大家多多捞钱、多多享福。人生在世不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吗？要过上好的日子，自然得有钱。当官、当大官，还不是为了捞钱、捞大钱？
石守信等人茅塞顿开，无不拜谢太祖皇帝的点拨。第二天便集体交权，从此一心一意搂钱去了。
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事见《宋史？石守信传》）
太祖皇帝没有喊口号，也不用唱高调，靠的就是这么一番近乎庸俗的体己话，教老部下们折服，让大家乖乖交权。
史书上说，石守信交出军权后，便热烈响应领袖的号召，“专务聚敛”，很快就“集财巨万”。石家盖寺庙，还强迫百姓为他运瓦、运木，把百姓当牛马一样使唤，却不给一点佣金。“民多苦之”，却都拿这位奉旨聚敛的贪官没办法。
从理论上说，皇帝是无可争辩的国家主人，国家之于皇帝，犹如土地之于地主一样。有那么一个时期，官家或国家，还是皇帝的直接称谓。（西汉称皇帝为县家、大家；东汉人称皇帝为国家，三国时诸葛亮称后主刘禅为朝廷；魏晋时称皇帝为官或官家，唐代称皇帝为大家或天家；宋代称皇帝为官家或官里。）更何况，皇帝的产权证是天老爷颁发的，财产所有者的身份异常明晰，按说是容不得旁人的破坏才对。而在现实生活中，皇帝老儿对某些人的明显侵权，不但不见阻止，反而百般鼓励。这就让人费解了。
唯一说得通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他的产权本身就问题多多，或者本就是贼赃。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意思是盗窃钩的人要被杀头，篡夺政权的人却可以南面称尊。另一句话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国家的所有权能跟盗寇连在一起，不是赃物又是什么？果真如此，所谓的侵权，就只能是见者有份的分赃，是一方默许下的利益均沾。只是这里头，没有考虑小百姓的份额罢了。
梁武帝有一个弟弟叫萧宏，是个有名的害民贼和守财奴，他在荆州太守任上，搂钱无数。史书上说，他家有库房百来间，在内堂的后面，守卫甚是严密。有人怀疑他私藏兵甲，便密告武帝。
这可是“谋大逆”的罪名，一旦罪名坐实，是要族诛的。查还是不查？是暗地里查还是明里查？武帝对这个兄弟一贯宠信，此事实足让他踌躇了一番。
很快武帝便想出办法。萧宏有一宠妾江氏，武帝派人送给她不少吃食，然后让人带话给她说：“我要来和你一起欢宴。”
布置妥当之后，他就带上布衣之交射声校尉丘佗卿一块去萧府，和萧宏、江氏大饮。酒至半酣，武帝假借酒劲对自己的弟弟说：“我想到你家后房走走。”
不等萧宏反应过来，内侍们便用轿抬起武帝直趋内堂。萧宏恐怕聚敛的财宝曝光，吓得面如土色。这么一来，武帝更不能掉以轻心了。于是一间库房也不放过，仔仔细细都搜了个遍。
萧宏特别爱钱，凑钱百万，便用黄牌一块以做标识，积到千万一库，则以紫牌标之。这样的库房，统共有三十余间。武帝与丘佗卿两人边看边扳着指头数，单是这些现金，便有三亿多。此外其他屋内还有布、绢、丝、绵、漆、蜜、苎麻、蜡、朱砂、黄屑等货物，只见一间又一间，塞得满满当当，也不知数量有多少。
武帝没有找到萧宏谋反的证据，却找到无数的财物。正在萧宏冷汗直冒，战战兢兢之际，武帝却哈哈大笑，还打趣道：“阿六，你真会过日子。”（事见《南史？梁临川靖惠王萧宏传》）
皇帝老儿以为自己的弟弟私藏兵甲，意图不轨。经过一番折腾，却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于是皇帝老儿如释重负，大贪官萧宏也如释重负，误会一经澄清，便又敞开怀抱，接着喝酒吃肉。
只要不是反朝廷，贪污受贿便全在宽宥之列。至于阿六到底给小百姓们造成了怎样的危害，皇帝老儿才懒得理呢。史书最后说，经过这一次，“兄弟俩的情分更加深重了”。
第12节：做官与做贼（1）
做官与做贼
我的家乡有一句流布很广的谚语，叫“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谚语的无理而妙是明显的。我以为，这实在是很见智慧的一种人生态度。试想，贫瘠的土地，纵是再努力耕耘，收成也是寥寥无几。贫穷之家，纵是再克勤克俭，积累终究有限。所以说，唯有穷人，才会有十年寒窗的破釜沉舟，而富人绝少能耐得住如此之长时间的寂寞。所以说愈是贫贱，便愈能忍耐；愈是能忍耐，便愈是渴望富贵。而当官就成了最有效、最彻底的解决办法。
让我困惑的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之下，要指望能出个一心为民毫不为己的清官肯定不现实。我这么说，并非要反对穷人当官，而是要反对那些把做官当成脱贫致富、光宗耀祖的唯一途径的人。
既然有那么多的人愿意削尖了脑袋往官场钻，聪明的执政当局，在国家财政匮乏或个人腰包空乏时把官位市场化，也就变得顺理成章。
据《清史稿？食货志》记载，乾隆三十一年政府的部分岁入情况为：地丁二千九百九十一万两有奇，耗羡为三百万两有奇，盐课为五百七十四万两有奇，关税为五百四十余万两有奇，落地、杂税为八十五万两有奇，契税为十九万两有奇，牙、当等税为十六万两有奇，矿课有定额者八万两有奇，常例捐输三百余万两。
地丁即农业税和人头税，耗羡为损耗附加税，盐课即官营和政府专卖收入，关税是物品跨区域流通的通关税，落地税和杂税等同于现在的特产税，契税古今事同，牙、当等税为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费，矿课为矿山开采费，除此之外的常例捐输，就是政府为弥补财政的不足而强征的税，大多是卖官鬻爵所得。这部分收入，约占当年度总岁入四千多万两的十三分之一，比例不可谓不高。
在我泱泱中华，卖官鬻爵的历史可谓久之又久，自《史记》始，即有“纳粟千石，拜爵一级”（事见《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这是最早出现的鬻爵。
汉文帝时，匈奴屡次犯边，在边疆戍守屯田的军队日增，政府却连最起码的粮食供给都无法保证，文帝用晁错的建议，招募有能力捐输或转运官粮到边疆的人，可以授爵，所授的爵位，最高可以到大庶长这样的级别。（事见《史记？平准书》）
晁错在《论贵粟疏》中说：“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意思是，爵位这东西，是皇上所专有的，只要皇上开口，就可以无穷无尽地拿来封赐给人们。所谓的爵位，不过是一种身份的象征罢了，这样的买卖对朝廷来说不啻是一笔无本的生意。
爵位在民间的自由交易也是汉文帝时的事。《史记？孝文本纪》中说到文帝在位时，天下一度旱、蝗连年，于是文帝特别加惠，其中就有允许民间自由买卖爵位一项。（《史记索隐》引崔浩的解释说：有钱人希望得到爵位，穷苦人希望得到实惠，朝廷只好就放任这样的交易发生。）
景帝时，上郡以西常发生旱灾，政府又一次颁布卖爵令，并把价格降得很低，以广招徕。
由此可见，秦汉时的鬻爵其实是指用爵位来换取粮食，目的是援助军粮或救灾，政府并无现金收入。可以说鬻爵是国家在财政匮乏时，所采取的应急措施。
卖官则始于汉武帝时期，《史记？平准书》记载：元朔五年，主管官员征得武帝同意，宣布设置赏官，定名为武功爵，如有买武功爵到第五级“官首”者，可以试用为候补官吏，遇有职位出缺即可补任。
这是由鬻爵到卖官的偷偷转换。可是，当时的政府碍于视听，还不敢公开卖官，然而，事情发展到东汉桓、灵二帝时，便大不一样了。
《后汉书？桓帝纪》有这么一段话：延熹四年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占，根据《辞源》的解释，意为估计上报，如《史记？平准书》有“各以其物自占”的话，自占，意即自我报价）占卖，即出价竞买，形式完全等同于今天的竞标，这不能不说是前无古人的创举。大概是桓帝时官爵太滥，到他儿子灵帝当政时，卖官的行情便大不如前，史料上说，当时有钱人买官可以先交钱，无钱的可以赊欠。不过到任后得双倍奉还。
有一次，灵帝把三公之一的司徒贱卖了，过后，还心痛了好多天。《后汉书？崔烈传》说，崔烈靠了灵帝保姆的推荐，只交500万钱，就当上了司徒。按照当时标的价码，要当司徒至少得1000万钱，如此看来，这显然是让崔烈捡了个大便宜。这事弄得灵帝闷闷不乐，可是君无戏言，又不能反悔不卖。到崔烈拜官那天，灵帝还念念不忘地对左右亲近的人说：“我若稍微吝惜一点，1000万钱就可以到手了。”（帝顾谓亲幸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万。”）
还有一个卖官的活宝，是南朝刘宋时的大贪官邓琬。邓琬因拥立晋安王刘子勋称帝有功，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在权力到手后，为尽快敛财，他干脆命令自家的奴仆，把官位直接拿到市场上去卖。（事见《宋书？邓琬传》）
第13节：做官与做贼（2）
官位可以竞标，可以赊欠，可以钱滚钱，还可以直接到集市上去卖，你要说这官位不是产业还真说不过去。
官位既然是一种产业，投资的方法自可因人而异：
有些人可以靠苦读当官，就是马二先生所说的，在举业上下功夫。苦读既费时又费力，时间和精力同样是一种成本和投入，时间属于机会成本，精力则是直接成本，这中间还得再加上未必考得中的风险成本，所以说苦读的代价最大，这是穷人的方法，有钱人不会这么干。
穷人的另一个常见的仕进之法，是给当官的做幕僚，付出的同样是时间和精力，可是因为近水楼台的缘故，风险成本会大大减少，这是改守株待兔为主动出击，成功的机会自然就多一些。
有钱人的唯一优势是有钱，有钱人要想当官，除了直接投资之外，一般都会独资干。这当然是首选之法，也是最为大众所熟悉的方法。所以先赚钱后当官风险最小。
无钱的要当官，可以借债，旧时北京城里有的是放京债的，通常的利息是二分，当然也有高到“倍息称贷”的。
借不来钱又想当官的，还可以大家凑份子，合伙来干。
我说的合伙当官，绝非笑话，更不是无的放矢。明人冯梦龙在《醒世恒言》卷三十六“蔡瑞虹忍辱报仇”中，还专门说到这法儿，为免生误会，我把原文抄录如下：
还有独自无力，四五个合做伙计，一人出名做官，其余坐地分赃。
我原以为这是小说家言，当不得真的。可是，偏偏在现实中，就有这样的咄咄怪事。
有一则清代轶闻说，浙江山阴人蒋渊如看到买官可以一本万利，却苦于资金短缺，就与其友唐文卿、陈柏生、王平斋、吕少川四人合计。五人集资捐了个马上就可以补任实缺的知县。并在神前歃血立盟，互道永不相背，并议定具体的分工办法：蒋任县令，唐为刑名师爷，陈为钱谷师爷，王为钱漕吏目，吕为转递公事的快手，如此，合五人之力，管一县事务，无论具细，悉在掌握中。得赃，则按出资比例分肥。上任之后，按议定的分工，蒋以县令之尊高坐大堂，待唐、陈二人以幕友，视王、吕如奴仆，各无怨言。五人通力合作，上下其手，一年收入便达白银二十万两。三朝任满察考蒋虽以贪墨丢了乌纱，五人却如愿以偿，挣了个盘盈钵满。（事见徐珂《清稗类钞？爵秩类》之五人公捐知县条，当时的人不愿看到坏人逍遥法外，就编造了一个合乎情理的结局，书上说，五人在归途上碰上瘟疫，唐文卿、吕少川二人染疾身亡，蒋渊如、陈柏生返乡不久，陈去拜谒蒋，二人对饮，掌勺的大师傅不小心，将火遗于积薪，引起火灾，当时蒋、陈二人已喝得烂醉，来不及逃命，双双烧死在屋里。王平齐归去后，因为怀疑自己的老婆与人私奸，每日打骂，有一天，终于忍不住一刀子杀了老婆，最后，自己也自杀了。法不罚天罚之，如此一来，公捐知县的五个人，算是无一漏网。）
要说蒋渊如等人，是受了冯梦龙的启发，似乎不大可能，冯的小说在清代是禁书，一个生意人，断没理由冒着屁股挨揍的危险去接触黄色读物。那么，可能的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蒋渊如等人聪明透顶，无师自通，干的跟前人书里说的一模一样。再就是所谓的集资买官，原本就是个普遍现象，有如生意中的合伙，纯属正常。
明人笔记《天水冰山录》，便是这样的账册。这部一百四十多页的小册子，分行排列，既精当又明了，记的都是一些被没入官的官员财产，其中有明代中兴名臣张居正的，还有大贪官严嵩的。以下是大贪官严嵩抄家时被没入官的一份酒器清单，我把它转录于此：
金酒盅九个（共重二十四两八钱）
大金酒盅十个（共重三十六两二钱）
中金酒盅十个（共重二十九两三钱）
小金酒盅一十一个（共重三十二两）
金酒盅三个（共重一十两零八钱）
金双鱼耳龙字酒杯二个（共重三两二钱）
金字日月耳大圆酒杯二个（共重五两九钱五分）
第14节：做官与做贼（3）
金寿字双耳圆酒杯六个（共重一十两零五钱五分）
金毕吏酒缸一个（共重五两八钱）
金嵌宝螭耳酒杯三个（共重八两三钱）
金嵌宝菊花酒杯三个（共重四两一钱）
金嵌宝葵花酒杯一十九个（共重三十六两三钱）
金嵌宝六耳葵花酒杯九个（共重一十一两二钱）
金嵌宝莲花酒杯二个（共重三两二钱）
金嵌宝圆酒杯二十八个（共重五十六两五钱四分）
金嵌宝八角酒杯二个（共重四两四钱）
金嵌宝石酒杯二十七个（共重四十一两五钱）
金酒壶四把（共重三十七两）
金酒盘一个（重一十一两）
金酒杯二个（共重一两九钱）
这批酒器共计一百五十四个，总重三百七十四两四分，再加上镶嵌的各类宝石的价值，时人估价约值黄金一万七千余两。
我们再来算算严嵩的薪俸收入。按洪武二十五年修订的明代官员年俸是：正一品，一千四十四石。从一品，八百八十八石。正二品，七百三十二石。从二品，五百七十六石。正五品，一百九十二石。正七品的县太爷，年俸仅有九十石。
嘉靖二十三年严嵩走向一生的权力顶峰，当时他的本、兼各职有：少傅（从一品）、太子太师（从一品）、谨身殿大学士（正五品）、吏部尚书（正二品），合起来严嵩的品秩为从一品，年俸是八百八十八石。《汉书？律历志》载：“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因此，当时的一石大约为120斤。刚才算过，明代的1钱为3。74克，1斤相当于现在的589克，1石即约为现在的142斤，按现在的米价每斤1。5元折算，我们约略可以算出严嵩的年薪大概是人民币19万元。
单这一笔超过9500万元的赃款，就算严嵩一家人，不吃不喝不花一毛钱，也得攒上五百年才够数。
做官的回报既然可以一本万利，仕进之途自然就人满为患。
据南宋史家洪迈考证：南宋开国初年，仅有京朝官三四千名，选人七八千名。绍熙二年，在籍的官吏即有：京官四千一百五十九名，大使臣五千一百七十三名，选人一万二千八百六十九名，小使臣一万一千三百一十五名，官吏总数为三万三千五百十六名，是国初的三倍。到庆元二年四月，除京官人数未变外，选人净增八百零一名，大使臣净增一千三百四十八名，小使臣净增七千四百名，尚不计算当年科举入仕的名额，短短四年时间，官吏人数已激增近万名，增幅为30％以上。（见《容斋四笔》卷四，今日官冗条。）
明末的南明小朝廷因为财政吃紧，便狠命地卖官，弄得大街上全是穿官服的，当时有民谣曰：
中书随地有，
都督满街跑。
监纪多如羊，
职方贱如狗。
日本学者宫琦市定在《清代的胥吏和幕友》里说，清代的典吏或称经承，作为县衙各房的负责人，他们承包了县衙的一个部门，拥有私人雇佣的几十个徒弟（即“白役”或“白书”、“贴写”、“挂名”等），将处理公务必需的文件当作私有财产垄断起来。
县官虽有监督经承的责任，但既然是承包制度，经承对徒弟的人事安排，县官就不能干涉。而经承往往收有亲戚关系的子弟为徒，在引退时把其职位让给这些子弟，于是就形成了胥吏职位的世袭化。
接着就引起了职位的买卖，称为缺底买卖。经承在职位不传给子弟而让给他人时，要索取出让金。而且这种权利出让不是完全出让，只是允许在一定期限内使用权利。这种家族传承的权利，称为世缺，所有者称为缺主。世缺或缺主的说法，始见于雍正元年的上谕。
官吏的职位可以像私有财产一样，拥有产权的一方，有处置权、使用权、继承权和获得收益的权利，这大概是我国历史上所特有的官场怪现状。
以上说的是官府公开的卖官行为，还有一类是私下相授受的跑官。
明朝天启年间，大宦官魏忠贤把持朝政，百官中的一些宵小，纷纷拜在魏的门下，充当他的干儿子，礼部尚书魏秉谦因年纪太大，实在放不下脸面，不好明着拜魏忠贤为父，就让自己的儿子给魏忠贤当孙子，又怕魏误会自己不够忠诚，便捋着白胡子对魏忠贤解释说：“本想给你当干儿子，可惜我的胡须都白了。只好让我的儿子给你当孙子。”（事见明末复社诸生吴应箕的《剥复录》）这真是欲盖弥彰，让自己的儿子给人家当孙子，自己不是人家的儿子又是什么？
第15节：做官与做贼（4）
官位的私相授受的始作俑者依旧是汉灵帝刘宏。
《后汉书？灵帝纪》载：“光和元年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由此可见，灵帝卖官，一公一私，公者交易地在西园，出榜公布，明码实价，这部分收入归少府所有。私底下的那部分收入，则成了灵帝的私房钱。灵帝还没当上皇帝时，本是解渎亭侯，据说待遇不怎么好，大概经常缺钱用，当了皇帝，便拼命地攒私房钱，这些钱有的拿回了灵帝的老家河间府置办田产和房产，有的托付给小黄门和常侍代为保管。（事见《后汉书？张让传》）
明代吏科给事中韩一良给崇祯皇帝的奏疏中说：皇上平台召�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